1. 引言
海男作为云南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诗歌和小说的创新性已得到学界重视，但散文中的地域文化价值仍需深入挖掘。云南作为多民族共居的西南边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造就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海男基于原生性创作主体身份，以持续书写构建起云南高原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海男以诗意的语言，从时空维度记录云南的草木生态、民间信仰和社会历史等，在作家个体与地域文化的深度互动中，建构了作家主体精神与地域文化特质交融的审美范式。
2. 对地域文化的记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作家都有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底基，我写的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云南。”[1]云南影响了海男的性情和人格，也为海男的散文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灵感。遥远的边地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民族色彩，云南的历史也呈现出标新立异的风貌，为海男的散文提供了一望无际的疆域。
2.1. 云南的行走者
《我的魔法之旅》是一本散文笔记，其素材来源于海男在云南大地的行走。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旅行，海男选择的不是热闹非凡的风景名胜地，而是以心理视角来选择那些能够与自己心灵产生碰撞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如2002年在云龙所写的《一个牧马人和他的马厩》、于1993年写泸西的《墙上手推车的影子》、2000年对福贡《竹篱笆墙壁上的肖像》的描述等等。2004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散文集，其副标题是《解开我身体之谜的云南高原》，形象地表现了一个诗人与大地、故乡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她用身体行走，以思想为带领，用文字分享她内心世界的秘密。
“多年以前我开始写作时，我总是设法往外跑，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自己插上翅膀飞出云贵高原。几十年过去了，我环顾四周，这是一块被人们称为边疆的地方，在一次又一次地旅途之中，我突然真正喜欢上了云南。于是，我穿着蓝色的牛仔背带裤出发了。”[2]这次旅行她投奔了赐予她生命灵动的故乡——永胜，于是她写下了长篇文化散文《边疆灵魂书》。这既是一次出发，又是一场回归。全书由松坪、他留人、三川坝、羊坪四个部分构成，分别展现了海男对故乡最深的印象，带有突出的原乡情结。土地上生长的羊群、牧羊人、松球、农庄等的描绘具有真实感，多角度地展现边疆土地上的生命形态。在海男心中，寻觅边疆灵魂的旅程，也是为生命点灯、自我找寻的过程。
在专注故乡和儿时回忆的同时，海男的脚步也并没有停下。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腾冲、红河流域都留有海男的身影。《香格里拉王国》《独克宗古城》《国有殇》《世界的庆典》相继出版。海男不是对这些地方进行客观的描绘，而是以诗人的眼光和心灵去重新书写他们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具有突出的主体性。
接踵而至的是海男在云南大地对事物发现的成果：《普洱茶传》《香烟传》《新昆明传》《滇池传》等一系列描写云南默默无闻的物品的作品出版，这是海男个人的视角，是个人独特的美学风格。《普洱茶传》不仅书写普洱茶色香味的历史和普洱茶的传说，也书写普洱茶的现在和将来，注入普洱茶的灵魂。在海男眼中，香烟，除了触抚、呼吸到之外，还能与大地和自然产生密切关系，于是书写了《香烟传》。《新昆明传》用诗意地笔法，展现了昆明的发展历史，对昆明城的形成、美食、风物等都有详细的书写。《滇池传》是目前中国第一部为一个湖泊立传的文化散文。海男从历史文化的高度，感悟滇池，诠释滇池，用温婉而敏锐的视觉抒发对这个美丽湖泊的感情和愿望。
在独特地理环境的浸润下，云南形成的事物风貌、自然物种，共同组成了海男散文集，这是自然对人的馈赠。对于海男而言，未曾忘记云南对她心灵的滋养，将个人的主体精神和审美感知放入这篇大地上的生命个体，散发出勃勃生机和令人感动的力量。
2.2. 云南文化的记录者
“特定的地域书写，就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地表达。”[3]海男以云南地域文化为创作基础，通过系统记录当地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构建其独特的精神原乡。在具体的实践中，海南对云南风物的艺术再现呈现出自然的审美特征，这种诗化表达既植根于云南地域文化特点，又形成了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空间。
2.2.1. 民族文化
在作为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云南，其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地域性知识谱系的重要构成，更具备独特的民族研究价值。海男在其散文创作中，系统呈现了民族文化符号。这种将文化具象转化为文学意象的实践，体现出了浓厚的云南文化特色，这是独属于“云南文学”的标记。
首先，为了体现浓郁的民族文化，海男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房屋交通进行描写。《边疆灵魂书》中对“青春棚”的描写：“当一个撒坝子的女孩长到十四五岁时，撒坝子的所有父亲和母亲都要寻找到上好的木料为这个少女在门外搭一所小房子，这就叫‘青春棚’。”[2]而汉族不会有这样的习俗；生活在它尔波忍峰山下的彝族居住在黄板房里，海男说“彝人繁荣黄板房是世界上我所看见的最简易的木房子”[2]“彝人的木板房每天面对太阳的照耀，原本的色泽已经变换，仿佛是被太阳的火焰熏烤过，那种金黄色中诞生了一个姓氏和一个家族。”[2]彝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房屋建设以诗意的方式被呈现在读者面前；关于撒坝子的路，海男这样写到：“撒坝子的路是土路，每一条到松坪区域的路都还没铺上柏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没有被柏油所覆盖的历史也就是一种纯粹的关于泥路的重叠史，这些弯曲的泥路来源于上帝创造人类的镜子中。”[2]这些对居住环境巧妙的揭示出不同的云南少数民族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和习惯。
其次，海男散文中对海男美食的描写，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在《新昆明传》中，这样描述官渡古老的风俗——过年舂饵块：“官渡饵块充满了一种十分诱人的美味，隔得老远，你就会闻到那香味，它洁白细腻，清香软糯，滑润爽口，饵块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了昆明美食，进入了所有凡俗者的生活。”[4]既写出了饵块的颜色和味道，写出了昆明人离不开饵块，更让读者对昆明有向往。《边疆灵魂书》中的一篇散文《三川火腿的岁月》描述了三川火腿的腌制过程：“用厚厚的盐渗透进猪肉里去，包上几层白棉纸然后埋在灶灰里面去。这是岁月的需要，因为岁月会从冬天进入春夏之中去，为了让农事活动之中的一头年猪在冬天不会腐烂，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那只有灶灰的土炕里，从此以后有了喷香四溢的三川火腿。”[2]滇西火腿名产——三川火腿的做法就这样形象地展现出来。海男没有直接采用语言来描述三川火腿的美味，而是采用侧面描写的方式，即赶马人为了品尝一块三川火腿住进客栈、丽江与大理都有用三川火腿来命名的饭店、每户人家都有自己腌制的三川火腿，来凸显人们对三川火腿的喜爱。
2.2.2. 自然文化
隔离城市现代化、远离喧嚣的农村，是中国特有的风景，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海男在滇西的乡村漫游，为我们展现了最真实的自然。《乡村传》第七章“风水记”展现了海男以敬畏的心态描写乡村自然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神秘力量，有风雨、冰雹、山洪等不可控的灾难，也有油菜花香、谷穗、预知天气的蚂蚁等乡村质朴的生命。
云南特有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给海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灵感。海男对云南自然景观的描写极具艺术魅力，意象叠加与通感修辞建构出超验性的艺术世界。《新昆明传》中对云南彩云的描写：“很多时候，昆明人驱着车环着滇池游玩着，每到彩云变幻处便滞留下来，彩云很忠实地环行在滇池的上空：在变幻中，好运中，不断地给人间制造美景并且以自己的姿态变幻出一个吉祥的预兆。”[4]海男不仅写出了彩云的温柔、灵动，更是以主体精神写出了彩云的祥瑞。《边城耿马》中对三尖山的薄雾的描写:“三尖山露出的微光拂过一阵山顶之薄雾，那些雾帐带来了失踪的野鹿，黑色而忧伤的一群麋鹿，正沿着海拔以下的河流，缓缓的流露出对于光明的期待。”[5]普通简单的自然景观——薄雾，被海男用诗一般的语言赋予了形态，雾的朦胧具象化，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海男散文中关于云南自然文化的描写，是以独特的角度书写，字里行间既能够感受云南大自然的神奇和壮丽，也能领悟海男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感悟力，从而上升到艺术欣赏的境界。也就是说，海男以诗性的语言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美学空间，使客观物象承载着作家主体的哲思，最终实现从自然观察到审美境界的形而上升华。
3. 地域文化的诗意语言
“海男曾经说过：‘我首先是一位诗人。’她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天才诗人的眼光，对每一个词、每一个危险而普通的词的篡改。”[6]过硬的文学素养和长期坚持诗歌的写作训练，以至她轻而易举的把诗的精神带入其他文本的写作，将诗歌的结构、语言、排列转化成散文的要素，从而使书写云南这一系列的散文中体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学者黄玲指出“诗歌的诗意是指诗歌在表达中体现在词句上的流畅舒缓，节奏感和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的美感以及诗中的意象和主体情绪之间的融合，而呈现出的意境”[7]，然而海男在散文的写作中，在叙写的过程中坚持以诗歌的理念表达，也体现出了某种诗意。
首先，海男散文的叙述方式与传统散文刻意描写事物的历史或加入儿时回忆的方式完全不同。普普通通的词语，平凡简单的语言，经过海男的排列和组合，充分运用语言的意象，以曲折的方式暗示，化合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尤其以《我的魔法之旅》为代表。海男不直接描述罗平的油菜花或者罗平人，而是以“穿针引线”开始描写，充满时空感——“世俗史包括穿针引线，我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光中。”[8]随即讲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之后再谈罗平见到的那位穿针引线的妇女及其当下的感受。
“如果去除叙述的枝节，增强节奏感，扩大词与词之间，句子与自己之间的空间，那么散文或小说也就变成了诗。”[6]在阅读这一系列书写边疆生活的作品时，很容易融入文本流淌的诗意、文字转换的优雅。海男的发散性思维和想象使文本的叙写与哲理性的思辨相结合，创造出带有诗的独特韵味，比如云南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洱茶、香烟、土豆、松坪，它们一直以自然属性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中，并且和人们的基本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然而，海男却以诗人的眼光对它们的存在方式进行诗意地挖掘，揭示出事物表象后面隐藏着的诸多秘密，探寻着事物的内部状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对云南高原事物意象从空间和时间的发现和提炼，是海男创造诗意的方式。《普洱茶》中的七子饼茶变成了能够驾驭人们梦想的圆月，不仅在于它的形状像月亮，更是象征圆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喻——普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边疆灵魂书》开始写留他人时，海男的视角首先是去留他山的路上的时间，在这段路程中，她已经开始建构留他山的意识，“留他山有过古城堡存在的历史，也有过古城堡消失的历史”[2]，然后是对出现在眼前的第一个他人的描述。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在海男心中，如有“魔法”一般，能够从过去穿越到现在，有着十分灵活的跳跃性。
云南边疆风物以其恒久艺术生命力与多元文化特质，构成了海男文学创作的核心母题。《边疆灵魂书》《普洱茶传》《边城耿马》等作品相继问世，通过对事物和历史的深度书写，实现了观察与诗性话语的有机融汇。同时，这些文本不仅建构起西南边疆的文化诗学，更折射出海男对云南文化的人文思考。
4. 地域文化书写的影响
海男说：“如果你想了解云南，只需沿着一座山脉的河谷往上走，这是从海拨开始的行走。……我想说的是，在这三个海拔的地带上，我发现了峡谷、丘陵、盆地……它们相互存在并分离，却在相互挤压和撞击中亘古如斯的存在着，这是最永恒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系，也是培植我思想和情感的摇篮。从地理山脉的波纹、雄峻、流速中，我同时发现了生命的苦役和漫长的搏斗。”[9]于是她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云南，而在这个过程中海男也十分关注自己心灵在其中的收获，展示出一种强烈的对云南文化的追寻。
4.1. 发现和书写云南的新视角
云南近二十年来的散文创作亦呈现空前繁荣之态，晓雪、于坚、汤世杰、雷平阳等散文作家和他们的散文集《苍山洱海》《殉情之都》《那方山水》等力作，显示着当代云南散文创作的兴盛。这些作家及其散文集，融入了他们各自对社会人生、自然历史的体会，带有浓郁的云南色彩。这些云南色彩体现在对云南的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民族精神与人文关怀、生存状态与作家忧思的书写。雷平阳从茶中探寻精神归路，于是写下了《普洱茶记》《天上攸乐》等关于茶的文章；于坚散文的写作写作对象几乎是云南，聚焦于云南的细节和生活的点滴，如《昆明记》《幸存之城——丽江大研镇记》。
然而，海男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手法，都在为云南散文的写作创造新的突破。黄玲指出：“和那些客观介绍云南风光和民俗风情的传统散文相比较，海男这些以云南事物为写作对象的散文，是以她所习惯的方式对古老的存在进行‘熔炼’，从中提炼出被岁月遮蔽的真相。它们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也体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文字中弥散着主观制约下的诗意和哲理。”[7]对于海男而言，云南是她的故乡，也是她灵魂的依靠之地。海男书写云南地域，创作了《边城耿马》《边疆灵魂书》等著作。《边城耿马》由八个部分组成，分别展示了耿马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历史变迁、各民族民风民俗等，是海男在云南漫游的收获。海男独创性地将普洱茶、红河香烟等边缘性物象纳入城市传记书写体系，其《普洱茶传》《新昆明传》等作品通过“为物立传”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传统地域文学范式的突破。海男通过物质文化重构地域经验，既实现了意义上的“云南在场”，更以非虚构与诗性话语的互文性，为当代边疆书写开辟出兼具地理诗学与文学主体性的创作路径。
4.2. 西部散文写作的新面貌
在大多数作家眼中，西部散文是承载多元文化的载体，从文字到精神，都散发着浓厚的农耕文化，如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现当代文学中不乏大量表现、赞美云南的优秀作品，但多数以现实主义文学方法侧重于对自然景观、民族风情这些显在事物的表现。
海男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西部民间生命意识的重视与展望。有学者指出：“民间生活的内容承载着普通百姓对生活的理想和希望，它是有温度的存在。而海男的生命就曾经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她熟悉这些带有牛羊气味的生活，这使她现在的进入多了一种亲切的情感视角。她是以喜悦、热爱的心态把自己的身心融入民间生活的。”[7]海男的视野不在于单一事物，而在于大地上万物的表象，以此为起点，带着自己的生命和意识向着广度和深度开始思索。大地上的万事万物经历过历史岁月的洗涤，如同经典著作一样，不但能够经得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且经得住各种视角的解读，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细致的存在意义。海男的写作一般是通过冥想进入事物的哲理层面，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事物特有的内涵。
综上所述，作为云南地域文化的观察者、诗意的书写者，海男实现了从个体经验向意象哲学的转化与升华，以诗性的语言重构精神原乡和云南文化记忆。海男的散文通过对边疆文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描绘，深度挖掘了云南文化蕴藏的集体记忆，为边疆书写提供了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