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星堆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面貌和发展水平。鸟饰作为三星堆出土的典型器物，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基于学术类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对近30年来三星堆鸟饰的考古学、美学、比较研究的学科视角进行梳理，归纳成果，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2. 从考古学研究三星堆鸟饰
研究出土文物从考古学角度着手最为常见，其偏重于器物断代与性质考证，鸟饰是三星堆最有特色的器物，在三星堆鸟饰研究的初始阶段基本遵循这一路径。三星堆鸟饰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金杖纹饰的考证，二是通过鸟饰探讨三星堆的演进历程。
2.1. 金杖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因其珍稀的材料与独特的纹饰吸引众多学者研究。郑红利《商蜀文化互动交流的考古学观察——兼论蜀国早期历史》(2003) [1]提出三星堆金杖上鸟鱼图案，暗合“鱼凫”之意，推测金杖上的年代正处于鱼凫统治时期，这是最早对金杖进行断代的文章，为研究三星堆时代提供重要参考。一些学者根据原始先民思维，从图腾象征的角度解读金杖纹饰，如邱登成、陈立基、黄剑华，黄剑华《金沙遗址金冠带图案探析》(2004) [2]认为金杖人面、飞鸟、箭分别代表太阳神、族属、神权，而鱼鸟作为图腾显示了两个氏族的联合，从图腾崇拜视角分析金杖纹具有重要意义。白剑《三星堆金杖“鱼鸟图”——华夏古老神奇的“鲲鹏之变”》(2004) [3]独辟蹊径，认为三星堆金杖上图案正是华夏古老的神话“鲲鹏之变”，将鱼鸟与神话鲲鹏结合分析，对解读金杖上的鱼鸟纹饰是一种新视角。蔡运章《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从古蜀金器“鸟、鱼和羽箭”母题图案谈起》(2006) [4]认为三星堆金权上的“人头”代表太阳，而“鸟”代表“日精”与“阳气”，“鱼”象征黑暗与阴气，“羽箭”象征阳光升腾，四者组合表示太阳上升、阴气消退的图景。用传统阴阳哲学观念解读金杖纹饰，对拓宽研究思路是一种尝试。林科吉《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金射鱼纹图像释义》(2023) [5]鞭辟入里，与白剑主张的鲲鹏之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神话信仰与神话思维的角度考察金杖隐喻结构，强调鸟射向鱼，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最终鱼获得了更高的存在。
2.2. 古蜀演进历程
鸟作为古蜀人的崇拜物，在其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许多学者选用鸟饰一窥古蜀演进历程。伏元杰在《崇鸟敬日：古蜀先民的文化特征》(2004) [6]言简意赅，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认为古蜀先民的始祖是伏羲。苏宁《鸟图腾与巴蜀族徽》(2005) [7]提纲挈领，指出三星堆文化经历从自然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转变，为我们厘清古蜀宗教发展脉络。梁娟《从古蜀神话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2012) [8]同意郑红利金杖的断代，进一步认为鸟崇拜观念在古蜀人心中经过了从图腾亲属、图腾祖先、图腾神观念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相互交替、相互融合。勾勒出了古蜀鸟崇拜的发展轨迹，也为探讨鸟饰的演变历史提供了依据。王凯《古蜀的鸟崇拜与演进轨迹》(2015) [9]分析古蜀鸟崇拜的起源、发展和内化的演进轨迹，但是对其主要特点原始信仰、神权统治和世俗化的论述不够充分，较为疏浅。张伦《古蜀鸟崇拜研究》(2019) [10]纲举目张，阐明古蜀鸟图腾与鸟崇拜的族群文化整合与族际文化交流双重功能。田剑波在《试论商时期长江中上游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方式——从三星堆出土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说起》(2021) [11]将三星堆鸟饰与长江中上游秦岭等地的相似性，证明南方与关陕地区交往的文化证据，这为我们研究古代蜀国和中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途径。
在考古学视野下，学术界对古蜀考古的鸟饰图像研究普遍带有一种“史学”的倾向，想要一一找到每个形象的对应外在事物，但是很少结合古蜀语境探析鸟饰图像隐喻结构，以对其作出整体阐释。由于古蜀没有文字，所以学者在论证时，基本以《山海经》《淮南子》《华阳国志》等作为佐证材料，较为系统地探讨古蜀历史以及鸟饰反映出来的宗教观。鸟饰的年代、性质、工艺、演进轨迹是学者们进行考察的重心，虽研究方向较为集中，但又不是简单地延续浅层的描述性研究，而呈现出发散的态势。伏元杰在《崇鸟敬日：古蜀先民的文化特征》(2004) [6]还只是简单论述古蜀先民的起源始祖，但苏宁《鸟图腾与巴蜀族徽》(2005) [7]不仅厘清鸟崇拜的演进轨迹，还分析不同鸟造型所代表的深刻含义。近年来，学者更是选取前沿的文学理论，如人类学、图像学等，拓宽对鸟饰的理论研究视野。
3. 从美学视野研究三星堆鸟饰
三星堆青铜器作为古蜀历史的见证，凝聚了先民的智慧与审美意识，鸟饰更是古蜀人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以来，学者以三星堆考古资料为基础，开始探析鸟饰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李社教《论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人鸟组合图式》(2006) [12]对三星堆人鸟组合模式进行初步分类，并认为三星堆人鸟组合图式最重要的特点是对人性的张扬。注意到了神权、王权下的人，引起学界注意人的存在，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唐晓梅《三星堆小型青铜树之人鸟神化艺术新探》[13] (2012)指出鸟图腾显示古蜀人的主体意识与宗教观念的演化，但是文章对人的主体意识论述较为粗略。张鸶鸶、卓月如《三星堆鸟形器物的造型艺术研究》(2020) [14]认为立体鸟饰整体根据鸟的形态修饰，平面鸟纹体现对称、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但仅仅根据鸟饰表征作简单罗列式表述，缺乏内涵探析，较为疏浅。江寿国、吕卓彦《三星堆青铜羽人造型的文化意象》(2021) [15]条分缕析，探析羽人形象成因及其演变、羽人文化意象，而后通过与殷商鸟饰的对比，凸显三星堆特有的地域美学特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杨彩虹《三星堆文化中鸟图像的解读与流变》(2022) [16]深入浅出，阐明鸟图像“按实肖像、凭虚构像”的特征，并将鸟图像与古蜀人的文化和精神结合阐述，比较全面深入。高于钦、胡昕卓、沙莎《青铜鸟艺术特征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应用》(2023) [17]具有前瞻性，把鸟饰造型刚柔并济，风格神秘肃穆的特征用于现代服装设计，转型为现代工艺品，为跨学科研究拓展了思路。曹逸心《神性与幻象：三星堆鸟图腾的文化内涵》(2023) [18]中提出三星堆鸟图腾的神秘性、象征性和群体图腾之美，认为鸟饰夸张、神秘的艺术形态，是古蜀人精神显化而成的神形。但是其论述重点是三星堆的神权文化，而忽视了在神权统治下的人性之张扬。
三星堆出土的艺术文物均蕴含着古蜀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质，鸟饰造型艺术更是如此。美学视野下的三星堆鸟饰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对鸟饰艺术形态、审美意蕴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讨，并进一步对审美形态及审美感受进行了描述和阐发。三星堆鸟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蜀先民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体现，但现有的研究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简单归纳，多维度的实证与理论融合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4. 从比较视野研究三星堆鸟饰
学者对三星堆鸟饰的研究已经不仅限于对鸟饰本身造型及含义的研究，而是在逐渐扩大其外围，涉及将三星堆鸟饰与周边鸟饰比较，主要集中与金沙、殷商、东夷鸟比较，通过比较追溯古蜀文化渊源。
刘道军《从三星堆青铜神树到金沙太阳神鸟》(2006) [19]、《从“太阳神鸟”看金沙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2006) [20]系列论文比较全面且深入梳理了三星堆与金沙一脉相承的关系。李社教《论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人鸟组合图式》(2006) [12]提纲挈领，认为“天人合一”与“神人交通”的文化大背景下，殷商时期以“玉”、三星堆以“青铜”铸人鸟图式，体现出文化主体意识的不同，即前者更注重“天”“神”层面，而后者则注重“人”层面，可谓精当。邵学海《关于羽人缘起、信仰及传播诸问题》(2008) [21]根据大型青铜神树上的十只金乌，推断小型神树上的鸟人也有十只，认为神树就是扶桑，据此推断出在鸟崇拜问题上，三星堆文化和东夷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王凯《古蜀的鸟崇拜及其与东夷鸟崇拜之比较》(2017) [22]、许莉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探讨——以鸟图像为线索》(2020) [23]、江寿国、吕卓彦《三星堆青铜羽人造型的文化意象》(2021) [15]、沈惟一《图腾融合：三星堆顶尊倒立鸟人像原型探究》(2024) [24]以鸟图腾作为共性，用图像学方法，推断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关系，也看到由于地域、历史和宗教等因素的不同，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孙华、黎婉欣《中国上古太阳鸟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从古蜀文化太阳崇拜相关文物说起》(2022) [25]认为古蜀的太阳神崇拜是独立发展的传统，并进一步将其与古埃及、西亚、欧亚草原和古印度文明比较。但同时也表明，三星堆鸟文化源于长江流域悠久的史前文明，又从黄河流域汲取了相应的文化因子，并在四川盆地形成了系统的传承，对三星堆鸟文化的本土起源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内学者除了将三星堆鸟饰与中原等地鸟饰进行比较溯源，还逐步开始结合人类学、体育学等理论，拓宽视野，探讨鸟饰造型。最早开始将三星堆鸟饰与国外进行比较的是苏宁在《鸟脚人像与维纳斯》(1999) [26]中从外形、起源及年代将鸟脚人像与西方的维纳斯比较，并认为三星堆鸟脚人像是人鸟同一，这与维纳斯不同。他已经注意到鸟在三星堆中的独特地位，但对鸟脚人像分析主要是赏析性的。李新伟《三星堆铜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和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2022) [27]结合三星堆文化和中美古老文明浓重的萨满宗教氛围，推测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可能就是一种类似于“柔术”的真正宗教礼仪的艺术表达。认为其鸟足似鱼形，可能是对鱼鸟转生主题的表现，与白剑鲲鹏之变不谋而合，三星堆人鸟组合所表现的主题，还有探讨的空间。
上述研究成果承接了考古学和美学的研究方法，更广阔更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打开了三星堆鸟饰文化的研究视野，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可见出，比较视野下的三星堆鸟饰文化研究，大多是通过鸟饰印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但是在多元一体中探讨三星堆鸟饰的独特区域审美价值的成果较为缺失，且将三星堆鸟饰文化与人类学知识结合，从而探讨鸟饰造型与功能也还有深入的空间。
5. 结语
纵观20世纪以来学者对三星堆鸟饰所做研究可发现，学界对三星堆鸟饰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对鸟饰的形制、分期断代、源流等方面的研究相比，鸟饰造型艺术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但总体呈现出在继承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的特点。初始阶段只有很少学者注意到鸟饰在三星堆中的重要地位，仅有苏宁将鸟脚人像与西方维纳斯做了一个比较，且主要是赏析性的，较为粗糙。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拓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当前的研究内容也存在一些缺失。目前对鸟饰研究多与考古学及周边文化比较研究联系密切，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对鸟饰内涵挖掘还不够深入。目前，学界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可促进鸟饰文化研究由表层的美学描述向深层的审美观念意识拓展，如符号人类学，其将各种具体文化事象看作特有的符号体系，深描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从而对其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层次解读，鸟饰符号及其意义生成是社群和语境互动的产物，从鸟饰所表现的外在形式与内容为切入点，借助符号人类学，重返三星堆文化生境，探讨三星堆鸟饰之形成与古蜀先民族群之形成、发展、迁融之关系，理论与实证相融合，更有助于阐明鸟饰特有的审美特征。
基金项目
2024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符号学视域下的三星堆和古滇国青铜鸟纹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4Y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