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历史悠久，在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时代，人们口口相传，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逐渐积累成《旧约》，记录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历史和中东各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的人文历史。《新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记录了耶稣的生平、言行和早期教会的发展。《圣经》是宗教经典，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也是研究犹太民族历史和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作为西方文明的缩影，《圣经》在西方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翻译《圣经》故事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推动本国文化的发展。《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也是西方文明的瑰宝。它的出版成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树立了文学的新典范。本文从目的论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圣经》与吕振中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以1919年上海传教会议指派的三个委员会翻译和注释的《圣经》和吕振中于1946年出版的版本《新译新约全书》为蓝本，在翻译目的论的基础上，以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为指导，对这两个译本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目的论是本文的指导思想。目的论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是由译文的语气目的或功能决定的。本文围绕目的论理论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分析了和合本和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技巧。最后，本文结合实例，从词句层面分析总结了和合本的翻译技巧。目的论是本文的指导思想。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方法和策略由译文的语气目的或功能决定。最后，本文结合实例，从词句两个层面分析总结了和和合本和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技巧。本研究的结论是，吕振中翻译的《圣经》多用直译，保持了原文的结构，因此对深入研究《圣经》的意义很有帮助，尤其是对不懂外语的人来说。然而，正因为是直译，该译本中《圣经》的语言和语句相对生硬枯燥，没有什么文学韵味，甚至有时会让人觉得别扭；相比之下，广为接受的《圣经》和合本则非常直白，用词生动，读起来非常轻松。因此，对照这两种译本阅读《圣经》是有益的。吕振中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忠实于圣经原文的直译。直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是通译无法达到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汇集了自百年前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第一部中文《圣经》出版以来的翻译经验。这个版本博采众长，吸收了中西学者的智慧，成为“最具文献价值的版本”。那么，作为最早的白话圣经版本之一。中大是无数创造和实验的结晶，有利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开展。中国著名文学家朱维之曾评价《中庸》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1]。19世纪，全中国90%的地区使用朝廷和官员的语言，即官话或普通话。为了传播福音，迫切需要翻译成普通话的圣经版本。因此，中文普通话联合版本(又称中文联合版本，简称CUV)被许多人视为中文《圣经》翻译的里程碑，为《圣经》翻译揭开了新的一页。毫无疑问，教会和信徒需要一个标准的版本。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为《圣经》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为《圣经》翻译实践提供一个指南，为《圣经》翻译评判提供一个参考。
2. 目的论与圣经的翻译
2.1. 目的论
目的论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手段服务于目的”的实践哲学，弗米尔将其创新性应用于翻译研究，打破传统“等值论”桎梏，提出“翻译行为以目的为导向”的核心命题。相较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强调“读者反应一致性”，目的论更注重翻译活动的社会语境与行为主体意图，赋予译者根据特定目的选择策略的自由度。20世纪70年代，功能翻译学派开始在德国发展。克里斯蒂安·赖斯在她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书中提出了目的论理论的理论思想雏形。
后来，在此基础上，赖斯与她的学生弗米尔一起出版了《翻译理论的一般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该理论有三个主要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该书认为，翻译受控于原文的“Skopos”(目的、功能、意图)，译文必须连贯；而“连贯”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他们还建议，“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参考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或多种预期交际功能，而不是对等原则。[2]”
目的论涉及两个基本原则：不同翻译术语之间的互动是由翻译的目的(Skopos)决定的；目的随接受者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两个原则，译者可以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技巧来实现翻译目的。简而言之，目的就是手段[3]。
2.1.1. 目的原则与圣经翻译
“Skopos”是希腊语，意为“目标”或“目的”。弗米尔首次将“Skopos”这一概念应用于翻译。目的原则是任何翻译的首要规则。这意味着“翻译的目的决定其作用”[4]。弗米尔这样解释目的性原则：每个文本都是为特定目的而产生的，并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目的性如下：翻译/解释/说话/写作的方式要能使你的文本/译文/在使用它的人使用它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并准确地按照他们希望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发挥作用。目的原则旨在解决外部困境。它揭示了特定翻译任务的斯科波斯规则可能要求自由或忠实的翻译，或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任何翻译，这取决于需要翻译的目的。翻译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基本规则是目的原则。弗米尔用以下方式解释了目的原则：每个文本都是为特定目的而产生的，并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目的原则可被理解为：“翻译/解释/说话/写作的方式应使您的译文在使用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并与想要使用它的人一起使用，而且精确地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发挥作用”。
“Skopos”有三种解释：1. 译者的目的；2. 译文的交际目的；3. 通过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Skopos”指的是交际性目的。出于某种需要，发起者会提供一些信息，包括译文在理想情况下的用途、信息接收者、环境、功能和细节。所有这些都被归结为“翻译简介，它说明需要什么样的译文”。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参与决定翻译目的。当发起者在特殊知识方面遇到困难或对翻译目的感到困惑时，他可以与译者协商并提出翻译目的。译者应具备足够的能力，根据翻译情况区分特定的翻译目的。目的原则能够区分直译和意译、动态翻译和对等翻译等。换句话说，源文本是直译还是意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翻译目的。同时，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有目的的翻译应该服从目标文化的行为。这种误解可能源于以下规则，即目的可被描述为接受者的变量。这说明接受者是确保目标文本翻译目的的主要因素，并不排除忠实的翻译。
对于《圣经》这类兼具神圣性与传播性的文本，翻译目的呈现层级性：宏观目的：基督教教义的跨文化传播(如和合本为“本土化传教”[5]，传递神启真理，维持经文的权威性与不可篡改性)或学术研究的文本准确性(如吕译本的“原典还原”，适应目标文化语境，实现教义传播)；中观目的：译文在特定群体中的功能(教会礼拜用典需朗朗上口，而学术解经需语义精准)；微观目的：具体词句的处理策略。在《圣经》翻译中，和合本的翻译由传教士群体主导，核心是使中国人听懂福音；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则隐含学术机构的需求，强调为神学研究提供可靠文本。
2.1.2. 连贯性原则与圣经翻译
连贯性原则符合文本内部的连贯性，即目标文本的解释必须与目标文本接收者的情况相一致。所有文本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译者根据目的从中撷取自己最感兴趣的信息。在信息转换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符合文本内部的连贯性。既然翻译通过加工向译文读者提供信息，那么译文就应该忠实于源文本。这样，译者就遵守了连贯性原则。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在目标语境中具有可读性，符合接收者的认知习惯与文化背景。对于《圣经》这类需频繁诵读、讲道的文本，连贯性直接影响宗教体验的有效性，如礼拜时的听众理解、信徒个人灵修的代入感。连贯性原则在宗教翻译中可能引发“神圣陌生感”与“世俗亲切感”的张力。例如，和合本将“amen”译为“阿们”，而非意译为“诚心所愿”，虽牺牲部分连贯性，却通过语音保留强化了祷告场景的神圣氛围，体现宗教仪式连贯性优先于语言理解连贯性。
2.1.3. 忠实性原则与圣经翻译
忠实规则指的是源文本和译文之间的文本间一致性。这相当于其他理论中的忠实于源文本。但是，忠实度和形式是由译文的翻译目的和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决定的。诺德对这一规则进行了改进。第一，由于文化模式的差异，不同背景的人对译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其次，如果交际的目的与作者的目的相矛盾，那么可以说我们遵循了目的原则，却打破了忠实原则。因此，诺德认为忠实原则是解决文化差异和翻译与参与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忠实性原则要求译文与原文存在“文本间连贯性”，但在《圣经》翻译中，“忠实对象”存在多层性：文字忠实：对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原文字词的准确传递；神学忠实：对基督教教义(如因信称义、救赎论)的准确表达；文化忠实：对原文所处犹太与希腊文化背景的还原。伦理困境：当三者无法兼得时，译者需根据翻译目的排序忠实层级。此外，译者还要对译文负责，并解释自己如何以及为何以某种方式翻译。以及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翻译。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完善了这一理论。在宗教翻译中，忠实性原则常与目的原则产生张力：当原文的“神圣不可译性”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冲突时，译者需在“文本忠诚”(对原文作者意图的忠实)与“功能忠诚”(对译文受众期待的忠实)间权衡。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为此提供解决方案：译者需明示翻译决策的伦理依据，例如吕振中译本保留“雅威”而非通用“耶和华”，既是对希伯来原文的语音忠实，也是对“译名考据”学术目的的功能忠诚。
2.1.4. 目的论三原则之间与圣经翻译的关系
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忠实性原则服从连贯性原则，而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服从目的原则。如果目的规则要求改变目的，那么文际一致就不再是翻译文本的翻译文本的原则，而是适应翻译的目的规则。如何使用忠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规则，因为忠实服从目的规则。因此，译者会尽量再现源文本的内容和风格。但是，如果原文和译文的目的存在差异，译者会不会过于激进而忽视原文和译文的差异？诺德对功能主义翻译进行了修正，创立了功能加忠诚原则。他认为译文在译文语境中发挥预期的作用，这与弗米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原则要求译者对译文负责。原则要求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负责，以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三大原则间冲突时，宗教翻译的优先序为：神圣目的(神学忠实)、传播目的(连贯性)、文字忠实。如和合本将“Gehenna”译为“地狱”，而非直译为“欣嫩子谷”，虽偏离原文地名，却借用佛教“地狱”概念快速传递“永罚之地”的神学意涵，体现出了神圣目的优于文字忠实；吕振中译本将“登山宝训”译为“山上教训”，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但若目标读者对“山”的象征意义(如西奈山赐律法)缺乏认知，则可能牺牲连贯性，此时需通过注释补充(如“指加利利的某山，耶稣在此向门徒教导天国伦理”)，这样就体现出了文字忠实与连贯性的动态平衡。
2.2. 圣经翻译的有关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历史跨越千年，经历了景教文献、明清天主教译介、清末新教译经等阶段。和合本(1919)与吕振中译本(1970)是中文《圣经》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版本，分别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和翻译理念的差异。和合本的翻译实践受到清末白话文运动与传教需求的双重影响。和合本的诞生标志着传教士译经时代的结束，其翻译原则明确要求“译文须简单易懂，适合各阶层诵读”[6]。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翻译策略的历时性分析，“和合本以‘字句切合’原则为核心，采用通俗白话文，旨在服务传教目的，其语言风格既保留源语结构，又兼顾汉语表达习惯，通过采用四字格、对仗等汉语修辞手段，形成独特的欧化白话文体”[7]。而吕振中译本则更注重学术性，以“直译原文”为目标，试图弥补和合本在文本精确性上的不足[8]。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圣经译本群的形成不仅源于语言适应需求(如深文理、浅文理、官话及方言译本的分化)，更受制于传教策略与权力博弈”。[5]
现有文献多从历时语言学或宗教学角度分析两译本的差异，但缺乏系统性理论框架下的对比。本文拟以目的论为理论指导，系统对比两译本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下进行的翻译策略选择，揭示其背后翻译目的的深层影响。
3. 《圣经》两个中文版本的对比研究
3.1. 目的原则下的对比研究
例1
NIV: When they heard this sound, a crowd came together in bewilderment, because each one heard them speaking in his own language. (Acts 2:6)
CUV：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9]
吕译本：一听到这响声，民众都聚拢来，纷纷乱乱，不知所措，因为每一个人都听见使徒们用听者自己的土话堑讲论。[10]
在此例中，和合本采用口语化叙事(如“乡谈”“纳闷”)，服务于传教场景中的即时理解需求。20世纪初，传教士需通过布道口头传播福音，简洁易懂的表达可降低听众认知门槛，符合目的原则的要求；吕振中译本使用四字短语“纷纷乱乱，不知所措”，体现其学术翻译定位：力求再现原文“bewilderment”的文学性，为神学研究者提供文本细读的语言样本，符合诺德“功能加忠诚”理论中对“原文形式忠诚”的要求。同时此例也反映了文化符号的选择差异：“门徒”与“使徒”的称谓差异折射神学立场：和合本用“门徒”强调跟随者身份，贴近普通信徒认知；吕译本用“使徒”凸显其“受差遣者”的神圣使命，服务于学术解经对术语精确性的需求。
例2
NIV: As for you,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Acts 2:1)
CUV：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9]
吕译本：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10]
此例中，和合本采用增译，添加“他叫你们活过来”，虽偏离原文，却强化基督教救赎论(“他”指向耶稣基督)，符合传教目的对“福音完整性”的需求。此处理印证目的论“目的优先”原则：当原文隐含的神学逻辑需显化时，译者可突破文字限制。直译的解经空间：而吕译本保留“死”的隐喻，未明确“复活者”身份，为跨教派解经(如强调“圣灵使人重生”的灵恩派)预留空间。这种“语义留白”体现学术翻译对“原文多义性”的忠实，呼应“忠实性从属于翻译目的”的原则。
例3
NIV: But now in Christ Jesus you who once were far away have been brought near through the blood of Christ. (Acts 2:13)
CUV：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9]
吕译本：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10]
此例，和合本添加了“神”字，将“far away”明确为“远离神”，消解原文“疏远”的模糊性，确保教义阐释的唯一性。这反映20世纪初教会对“异端防止”的需求：通过精准神学表述巩固信徒认知，符合目的论“译文功能由目标语境决定”的原则。而吕译本未译“神”，体现其“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理念。省略“神”字可兼容犹太教对“选民疏远”的解读(如《以赛亚书》59:2)，为跨宗教对话保留空间，符合现代学术翻译“多元阐释”的目的导向。
例4
NIV: These men are not drunk, as you suppose. It's only nine in the morning! (Acts 2: 15)
CUV：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巳初。[9]
吕译本：这些人并不是照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这时候只是白天九点。[10]
此例中，和合本用“巳初”(中国传统计时)，契合1919年读者的历法认知，“翻译规范受时代文化制约，和合本本土化符合晚清传教需求”(傅敬民，2013:118)，且“巳”对应地支属“火”，隐含“圣灵如火焰降临时辰”的象征联想(《使徒行传》2:3)，实现语言连贯性与神学隐喻的统一。吕译本用“白天九点”，符合现代读者时间观念，却剥离了犹太文化“第三时辰”(the third hour)的仪式意义(对应犹太晨祷时刻，强化圣灵降临的神圣定时)。此对比凸显连贯性原则的时代性差异：翻译目的随受众变迁而调整。同时本句语气词的功能差异：
此外，和合本“其实”的省译(原文“as you suppose”)，通过反问句式“你们想……？”增强口语对话感，适配礼拜讲道的即时互动需求；吕译本“照你们所想”的直译，虽忠实原文结构，却在书面语中稍显冗余，体现学术译本对文字对应性的优先考量。
例5
NIV: They all joined together constantly in prayer, along with the women and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with his brothers. (Acts 1:14)
CUV：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9]
吕译本：这些人同妇人们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同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心专务于祷告。[10]
在本例中，两个版本都使用了四个字的短语，而吕译本使用了两个。成语的使用再现了《圣经》原文的文采。
例6
NIV: After he said this, he was taken up before their very eyes, and a cloud hid him from their sight. (Acts 1: 5)
CUV：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9]
吕译本：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举起；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了上去，使他们看不见。[10]
在这个例子中，CUV选用了“便”，这使得文本更加通顺。同时，和合本将“taken”译为“接去”，而吕译本译为“接了上去”。显然，和合本更容易读懂，也更简洁。
3.2. 连贯原则下的对比研究
例7
NIV: For John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in a few days you wi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cts 1: 5)
CUV：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9]
吕译本：因为约翰是用水施洗，而你们迥了不多几日、却要在圣灵里受洗了。[10]
在此例中，吕译本的译文增加了连词“因为”、“而”和“却”，使文章更加流畅，符合连贯原则。
例8
NIV: Then they returned to Jerusalem from the hill called the Mount of Olives, a Sabbath day's walk from the city. (Acts 1:12)
CUV：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9]
吕译本：当下他们从那叫橄榄园的山回耶路撒冷去；那山近耶路撒冷，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10]
此例中，和合本将原文长句拆分为三个短句，符合汉语“意合”语法特点，降低普通读者的阅读压力。这种“化整为零”的策略与和合本“普及福音”的目的一致，印证连贯性原则对“读者接受度”的优先考量。吕译本保留原文“山、城、路程”的线性结构，在汉语中形成“流水句”节奏，更适合学术研究者对“原文叙事顺序”的追踪。此差异体现翻译目的对文本功能的塑造——前者服务于听觉传播，后者服务于视觉研读。
同时本例地名“橄榄山”以及“橄榄园”反映出了译者的文化联想：和合本用“山”强化地理标志性(对应《撒迦利亚书》14: 4的末世预言)，吕译本用“园”指向耶稣祷告的具体场景(《马太福音》26: 36)。二者分别侧重神学象征性与历史真实性，反映不同翻译目的对“连贯性”的不同定义：和合本注重宏观叙事连贯以及吕译本强调细节事实连贯。
3.3. 忠实原则下的对比研究
例9
NIV: and said, Brothers, the Scripture had to be fulfilled which the Holy Spirit spoke long ago through the mouth of David concerning Judas, who served as guide for those who arrested Jesus (Acts 1: 16)
CUV：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9]
吕译本：同人弟兄们，圣灵藉着大卫的口豫先说到犹大的那一段经、必须得应验。这犹大是捉拿耶稣的人的领路者。[10]
此例中，吕译本“豫先说到犹大的那一段经”直译“the word”，保留“道成肉身”的神学隐喻(《约翰福音》1:1)，虽显生硬，却为研究“圣灵默示”这一教义提供文本证据。此处理践行忠实性原则对“原文神学符号”的忠诚，呼应诺德“功能加忠诚”中“对原文作者意图的责任”；和合本“在圣经上预言”的增译，将“Scripture”与“圣经”直接等同，强化基督教“圣经无误论”，符合20世纪初教会对圣典权威性的强调。这种“神学驯化”策略虽牺牲原文“经文”(Scripture)与“圣灵言说”的动态关联，却通过连贯性原则实现教义传播的高效性。
例10
NIV: he was one of our number and shared in this ministry. (Acts 1: 17)
CUV：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9]
吕译本：他本是被数列在我们中间的；他曾得了这执事职任的一分。[10]
此例中，吕译本被动语态的翻译存在文化误读风险：吕译本“被数列在”保留被动语态，但汉语被动句常含“被迫”“受动”语义(如“被欺骗”)，可能误导读者认为犹大“非自愿”参与使徒职任，违背其“主动背叛”的神学定性。此案例凸显忠实性原则的文化局限性：语言形式的忠实可能导致神学意义的扭曲。而和合本的译文体现了语态转换与伦理修正：“列在我们数中”为主动语态，隐含犹大“自愿加入”的主体性，符合“人需为罪负责”的基督教教义。这种“功能优先”的调整印证目的论原则：当忠实性与神学伦理冲突时，译者需以“神圣目的”为导向重构译文。
例11
NIV: Then they prayed, Lord, you know everyone’s heart. Show us which of these two you have chosen. (Acts 1: 24)
CUV：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9]
吕译本：就祷告说：主阿，你是知道万人之心的，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那位。[10]
此例，和合本“万人的心”契合儒家“心即理”的哲学传统(如孟子“心之官则思”)，便于士大夫阶层将“神知人心”与“天鉴察人”观念对接；吕振中译本“万人之心”采用“名词 + 之 + 名词”的文言结构，保留原文的语法特征，为研究《圣经》提供语言层面的原文参照。
4. 结论
笔者从目的论及其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原则)的视角出发，对《圣经》的和合本译本和吕振中译本这两个中文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与目的论的比较研究，笔者发现两个版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具体来说，吕译本在翻译时更多地采用直译，而和合本则更多地采用直译、增译、转换等翻译技巧。在吕译本的译文中，原文的意思和形式几乎没有变化。根据目的论，翻译技巧的不同运用来自译者的不同目的。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吕译本倾向于使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而和合本则旨在助读者理解原文的含义。
本研究揭示，《圣经》汉译的本质是“神圣性传递”与“文化可及性”的博弈：和合本以目的优先原则完成基督教义的本土化转译，成为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奠基性文本；吕振中译本以忠实优先策略构建原典研读的学术桥梁，成为文本批评的珍贵参照。二者共同印证：在宗教翻译中，目的论的应用需建立双层阐释框架：既要考量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即时传播效果，亦要尊重原文作为神圣符号系统的不可消解性。此发现为处理宗教经典翻译提供方法论启示：翻译目的应成为连接“文本神圣性”与“文化流动性”的动态枢纽，而非单一的策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