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彝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语言、风俗与文学传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多元色彩。《阿诗玛》是中国彝族撒尼人的一部传统民间叙事长诗，它以独特的叙事和艺术手法，对撒尼叙事诗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彝族文化瑰宝。《阿诗玛》不仅体现了彝族人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还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作为彝族文化的代表，其英译研究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尽管目前已有不少有关《阿诗玛》的研究，但对其系统性的英译研究仍然不足。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以“阿诗玛英译”和“阿诗玛翻译”为关键词，检索相关研究的期刊、硕博论文，在检索出的论文中剔除与英译研究无关的文章后，截止至2025年5月1日，共获得相关学术论文39篇，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样本。本文旨在梳理《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2. 《阿诗玛》英译本概述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民族文学的挖掘整理工作，这一时期是《阿诗玛》从口头传唱转变为书写文字的重要阶段。1950年，杨放先生的译本首次在《诗歌与散文》上发表，并于同年11月被《新华月报》转载，这可以看作是《阿诗玛》汉译本早期的文献。1957年，英籍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将《阿诗玛》翻译成英文，名为“Ashima”，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这是《阿诗玛》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1981年，戴乃迭根据《阿诗玛》国内整理、修订情况，重新修订了英译本。这个新版本在语言和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求。2007年杨德安编写、潘智丹英译、汪榕培审校的《阿诗玛》汉英对照版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是“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中的一本，也是由汉语转译。总体来说，由于《阿诗玛》作为口头文化的特殊性，其英译版本皆为汉语转译，与原本的彝文仍有差别，且译本数量十分有限，与其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符。
3. 《阿诗玛》英译研究现状
3.1. 《阿诗玛》研究演进脉络
《阿诗玛》作为彝族撒尼人民的重要口头叙事诗，自上世纪被整理出版以来，研究起初多聚焦于文本层面的文学价值与民族文化内涵。早期学者主要从民俗学、叙事学或传统文学批评角度切入，关注其爱情主题、象征意象及民族精神表达。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单一学科视角为主，虽为《阿诗玛》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基础，却相对忽略了其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实践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战略的推进，《阿诗玛》研究逐步实现从单一视角向多维拓展的转型。学界开始重视其英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译者身份、文化传播效果等问题，研究范式也从传统文本分析延伸至跨学科融合。尤其是在后殖民翻译理论、文化传播学、多模态传播、接受美学等视域下，研究者开始探索《阿诗玛》在全球语境中的再语境化与异质传播路径，展现出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传播场景的多元化趋势。
笔者在对《阿诗玛》英译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国内对《阿诗玛》英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学者王宏印和崔晓霞从诗学翻译和民族典籍翻译的角度探讨了戴乃迭英译本的特点[1]。国内对《阿诗玛》英译研究起步较晚，2011年的这篇文章标志着《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开始。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典籍文化翻译工作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阿诗玛》的英译研究迎来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学术支持。与此同时，学者们对《阿诗玛》英译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2014年后，《阿诗玛》英译的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并于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研究论文达到每年11篇，相关的文章主要聚焦于译本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
3.2. 《阿诗玛》译本研究
译本研究是《阿诗玛》英译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视角。由于《阿诗玛》英译版本较少，绝大多数研究皆以戴乃迭译本为参考对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归结为从不同理论视角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的研究，总结起来包括：生态翻译学视角、翻译伦理视角、评价理论视角等。另一类是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中所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比如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等。
中西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常被用于具体考察译本英译情况，学者们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的多角度研究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应用。例如，朱珠以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巧妙且灵活地运用直译、意译、改译等多种方法，使得原语言所蕴含的生态文化在译文中得以成功保留[2]。2020年，朱珠[3]又从翻译伦理视角对戴乃迭的翻译实践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再现的伦理和交际的伦理。在此过程中，她既保留了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又肩负起对文化再现的责任，同时，译者也通过平衡忠实原文和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程度这两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的有效沟通。2018年，杨芳梅[4]指出，戴乃迭在翻译《阿诗玛》时遵循了“忠实于原文”和“功能对等”这两大翻译原则，彰显出翻译伦理中的责任意识。这不仅尊重了文化差异，同时也提高了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使《阿诗玛》在目标语文化环境中赢得认同感。除此之外，在2019年，杨芳梅和杨红[5] (2019)又依据评价理论中的级差资源概念，对《阿诗玛》的多个英译本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戴乃迭的译本中，语势和聚焦资源大体上保持平衡。在处理级差资源时，有时会严格忠于原文的类别，有时会对级差类别进行替换，也存在不翻译原文级差资源的情况。而在潘智丹的译本中，语势资源有4个，聚焦资源有7个，基本做到了忠实于原文级差类别的翻译。
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聚焦戴乃迭《阿诗玛》译本中运用的策略方法，剖析其文学底蕴、再创造技巧以及对原民间诗歌风格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策略，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探究。2011年，王宏印和崔晓霞[1]从翻译诗学和民族典籍翻译的角度出发，分析出戴乃迭在翻译《阿诗玛》时，选择用英国歌谣体来替代原作的叙事诗体，以再现原作的节奏和音韵。这是因为英国和彝族撒尼叙事诗中都有口头传唱的传统，这种方式能通过调整英国民谣体以适应汉语叙事诗的特点，找到两种诗歌体制之间的对应关系。2016年，黄琼英[6]通过对戴乃迭《阿诗玛》英译本中修辞翻译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比喻修辞的翻译中，戴乃迭主要使用了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法，转译法次之，省略法使用频率最低。黄琰[7]在2018年探讨戴乃迭在翻译时采用四行诗节的格式和抑扬格韵律，实现了英译本在叙事性和音乐性方面的双重效果，同时融合了英国民谣诗的传统风格，包括韵律、节奏及文化意象，以使译作更贴近英语读者。针对于《阿诗玛》中文化负载词，黄琼英和李睿祺[8]于2019年对文中的社会民俗文化、生态民俗文化和物质民俗文化等负载词翻译做出了总结，得知戴乃迭的英译本共使用了八种翻译方法，其中意译法使用频率最高，同时也运用直译、省略、替换等方法，以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和易读性。
3.3. 文化传播研究
此类研究集中探讨了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策略、文化传播效果以及对目标语言文化的适应性，这些研究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递和变异的过程。戴乃迭的英译本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的典范，其翻译策略包括采用英国民谣体、保留原作的民族特色、调整语序和词汇选择以符合英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学者们梳理了在《阿诗玛》戴乃迭英译本中，翻译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在《阿诗玛》英译研究中，文化内涵传递是重要方面，学者们也尤为关注。2011年，王宏印和崔晓霞[1]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戴乃迭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递的过程。她在翻译中保留了原诗中的丰富的象征和比喻手法，还保留了象征的喻体和象征的形象，突显了彝族撒尼的民族色彩。
戴乃迭的特殊文化身份在《阿诗玛》翻译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分别从其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者主体性展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2017年，王振平和姜丽晶[9]探讨了戴乃迭作为译者具有中英双重文化背景对其翻译《阿诗玛》的影响，这种独特身份使她能够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阿诗玛》时，她可以站在两种文化的视角进行考量。例如，她能准确把握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同时又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彝族撒尼文化有深入了解，这使得她的译文既能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能较好地被英语读者所接受。尤其是她熟悉英国歌谣体等文学形式，能将其巧妙地运用到《阿诗玛》的翻译中，为译文赋予了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增加译文对英文读者的吸引力，有助于《阿诗玛》在英语世界的传播。2021年，黄琼英聚焦于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了戴乃迭是如何结合中西语言、文体、文化的差异，利用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跳出单一文化视阈，以文化沟通者的身份进行译介活动的。作者还认为戴乃是将传递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翻译的第一目标，她所采用的灵活、创造性的翻译方法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采取的变通策略。
这些研究揭示了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的，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要如何平衡文化的真实性和目标语言文化的可接受性。此外，也在启示着译者们通过翻译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多文明互动交流。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看，已有学者围绕《阿诗玛》英译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既包括对戴乃迭译本的理论解析，如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评价理论等，也涉及翻译策略与修辞、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法，同时延伸至文化传播层面的研究，如译者身份与文化传递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进程来看，尽管国内起步较晚，自2011年起在政策扶持和学术推动下发展迅速，研究重心逐步由对单一译本的聚焦，拓展为对多维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传播的系统关注。近年来，研究趋于平稳，进入深化与整合的新阶段。
4. 《阿诗玛》英译研究的局限性
在前文对《阿诗玛》英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已在译本细读、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若要推动该领域进一步发展，仍需正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空白。具体而言，主要局限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4.1. 对单译本研究集中度过高
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戴乃迭(Gladys Yang) 1957年翻译的版本，该译本因其历史地位和文学质量成为研究重心。然而，2007年由潘智丹英译、杨德安编写、汪榕培审校的《阿诗玛》汉英对照本，却长期处于学术“边缘”状态。该译本作为面向青少年和对外文化传播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之一，其英译语言风格更具普及性，文化说明更为明显，更贴近当前国际汉学语境。然而，除个别词汇对比研究外，尚缺乏系统的译本文本分析、目标语文化适应性研究与接受效果评估。此种对多译本差异性与适用性的忽视，导致研究无法呈现《阿诗玛》多元翻译实践的全貌。
4.2. 定量研究不足
当前关于《阿诗玛》英译研究多以质性分析为主，如个案研究、文本解读等，缺乏基于语料库技术的量化研究。例如，在戴乃迭译本与潘智丹译本之间，文化负载词、修辞手法、句式结构的处理是否存在系统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影响译文的文化意象再现与目标读者接受？若能借助平行语料库或对比语料库进行词频、句法结构、文化元素呈现频率的统计，结论将更具客观性与可重复性。
4.3. 译本多模态研究缺乏
在传播研究维度上，国内对《阿诗玛》英译的关注仍主要停留在书面文本层面，对多模态传播形式与读者接受状况的研究明显滞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界在《阿诗玛》文化译介方面的多元探索。日本自20世纪末便已将《阿诗玛》改编为图画书、舞台剧、教学视频等形式，并对其在小中高教学场景中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课堂实录分析，系统揭示其文化传播效果与接受障碍。这一实践表明：“文本–媒介–观众”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更能真实反映文化传播实况，也更贴合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播需求。当前中国学界对此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尤其缺乏对英语读者群体接受反应的实证考察，如读者访谈、课堂反馈、社会评价等。
4.4. 对译本的接受研究不足
当前《阿诗玛》英译研究多集中于译文本身，如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处理等，而对目标读者的接受情况缺乏关注。学界尚未系统调查《阿诗玛》英译本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效果，包括读者是否理解文化背景、是否能接受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等。这种缺乏读者视角的研究，使我们难以评估译本是否真正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我们无法得知“阿诗玛”这一人物形象是否能在西方文化中引发情感共鸣以及文化意象是否被有效理解。相比之下，其他中国经典如《红楼梦》已有不少关于教学实践和读者反馈的研究，而《阿诗玛》的接受情况仍属空白。未来应通过问卷、访谈、课堂反馈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深入了解英译本的海外传播效果与文化影响。
5. 结论
总体来看，《阿诗玛》英译研究虽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其研究广度与深度仍难以匹配《阿诗玛》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代表性地位。现有研究数量有限，内容多集中于戴乃迭译本的文本分析，研究视角较为集中，理论运用存在重复，尚未形成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体系。近年来，尽管译本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有所拓展，涵盖翻译策略、文化意象、译者身份等多个层面，但对其他译本的挖掘不足，缺乏多译本对比分析，亦缺少语料驱动的定量研究支撑。同时，针对译本的多模态传播路径及目标语受众接受效果的实证调查也有待加强。
因此，未来应从拓展译本研究对象、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强定量分析与接受研究等方面着手，推动《阿诗玛》英译研究走向系统化、数据化与国际化。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展示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助力中华民族文化在多元世界语境中实现深层次传播与认同建构。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我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编号23YJCZH1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