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圣经》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根基，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直至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西方国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作为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书籍，《圣经》已被译成2000多种文字，供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和学者研读。与此同时，《圣经》的各种译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还对西方国家语言、文学、信仰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
国内外目前针对《圣经》翻译的研究一直呈现多元化特点。国外关于《圣经》翻译主要集中在术语翻译、翻译策略和翻译历史等领域。例如，Dumdaw D. N. (2024)在“Demonization of Local Terminology in Bible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Nat in the Kachin Bible”中探讨了《圣经》译本中术语的误译，指出其对文本和神学理解造成的影响；Jennifer Dobson (2024)在“Creativity beyond Dynamic Equivalence in Bonnie Lewis’s English Timshel Translation”中指出创造性翻译在圣经翻译中并未受到特别关注，探讨其在《圣经》翻译中的作用。国内关于《圣经》翻译主要集中在译名问题、圣经与佛教翻译对比、圣经汉译本对比、译者主体性以及翻译策略等研究。例如，任东升(2008)在“《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中探讨了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在翻译实践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产生差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井春燕(2018)在“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圣经》汉译版本“语言维”研究”中对比梳理20世纪最普及的《圣经》中文版本—“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尝试探讨两个版本中原语和译语间的语言维转换，探讨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发挥其主动性在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进行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的适应转换。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圣经翻译的研究视角多种多样，但是，在译本研究方面，大多是选取主流译本进行单译本或多译本对比分析，忽略了其他译本的研究价值。
因此，本文从语义交际翻译视角下进行《圣经》汉译本的对比研究，选择《圣经(新译本)》和《圣经(吕振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圣经》集世界性、历史性、文学性、宗教性于一体，研究其汉译本是必要的。并且，汉译本也是《圣经》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与英文、德文和法文翻译相比，《圣经》的中文译介实际上更早一些[1]。因此，通过对这两种汉译本的对比研究，可以探索《圣经》汉译的价值以及两种汉译本的异同。另一方面，《圣经》汉译本多达几十种，从中挑选出具有比较价值的两种译本，有助于对《圣经》的深入研究，了解不同汉译本的风格和特色，探索蕴含其中的内涵，也是意义非凡的。
研究两种不同汉译本的目的主要是分析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在《圣经》汉译本对比研究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在语义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分析汉译本的词汇、句子和篇章探讨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圣经》及其汉译、《圣经》两种汉译本的简要介绍、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及其应用以及结论。主要部分是《圣经》两种汉译本的简要介绍、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结论这三部分的内容。
在语义交际翻译视角下，《圣经》汉译本的对比研究意义深刻，值得思考。
2. 《圣经》及其汉译
2.1. 《圣经》简要介绍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囊括了律法书、历史书和圣著”[2]。《旧约》共计39卷，主要是由古犹太族的希伯来语写成。《新约》一共有27卷，原文以希腊文为主，记载了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3]。《旧约》与《新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西方的文化、宗教和文学影响深远。
《圣经》的翻译对基督教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圣经》的翻译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一方面，基督教热衷于将译本作为传播宗教教义的手段，因此，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纪年方式以耶稣诞生为纪元。另一方面，《圣经》的翻译长达几个世纪，直至今天仍在延续，受到各个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历史中，《圣经》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包括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在这三个时期，恰好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4]。换句话说，《圣经》的翻译贯穿了西方文化史的发展历程。
然而，《圣经》不仅在西方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在中国也传播广泛。
2.2. 《圣经》的汉译
由于《圣经》的广泛传播，基督教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圣经》跟随着传教士的步伐开始传入中国。自唐朝以来，《圣经》的汉译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就《圣经》汉译的历史分期问题而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以下主要以学者庄柔玉的划分方法为主，包括圣经汉译的草创期、拓展期、普及化期及本色化期。
目前，《圣经》的汉译本多达几十种。影响广泛的译本有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吕振中译本和新译本等等。其中马士曼译本是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圣经》。这些汉译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圣经》汉译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传入一直秉承着“开放包容，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吸收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文化，提取其中的优秀部分，为传统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圣经》两种汉译本简介及异同
3.1. 《圣经》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
《圣经》新译本，是由30多位华人圣经学者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其《新约》和《旧约》分别以希腊语和希伯来文翻译而成。第一部分于1976年完成，第二部分于1992年完成。
关于吕振中译本，其作者吕振中先生是一位牧师、神学教师和圣经翻译家，在基督教家庭的成长中，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并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吕振中先生凭借自己的力量翻译了《圣经》，该译本主要以英国牛津大学的亚历山大·苏特所编订的希腊文译本为根据。
总而言之，这两种译本在中国也受到广泛认可，对圣经的汉译作出了重要贡献。
3.2. 《圣经》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的异同
关于两种译本的相同点，一方面，《新约》部分皆以希腊文译本为主进行翻译。新译本中《新约》部分主要以《联合圣经公会希腊语新约》第二版为根据，而吕振中译本中《新约》部分以《新约希腊文圣经翻译》为依据。另一方面，两种译本强调忠实于原文，都部分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
关于两种译本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参考的源语文本、翻译方法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首先，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旧约》部分所依据的版本不同，新译本依照《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美国标准圣经》翻译，而吕振中译本依照《马所拉经文》、《七十字希腊文本》和《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翻译。其次，新译本并未严格的追求直译，而是以直译兼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以便读者更能理解《圣经》的涵义，而吕振中译本以直译为主，忠实地把原文直译为中文，再现原文内容。最后，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在词汇、句子和语气方面皆有所差异。例如，在新译本中，“God”一词被译作“神”，而吕振中译本译作“上帝”，“Lord”一词分别被译作“耶和华”和“上帝”。在语气方面，《旧约》部分中的《创世纪》第一章中，新译本的译文语气更为强烈，而吕振中译本语气平缓。例证如下：
1.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5]
圣经新译本：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6]
吕振中译本：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7]
2.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a vault between the waters to separate water from water.”
新译本：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
吕译本：上帝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和水分开。」
3. And God said, Let the waters be full of living things, and let birds be in flight over the earth under the arch of heaven.
新译本：上帝说∶「水要滋长生物；地上和天空之中，要有雀鸟飞翔！」
吕译本：上帝说∶「水要滋生无数的活物，要有飞鸟飞在地上，天穹之中。」
4. And God gave them his blessing, saying, be fertile and have increase, making all the waters of the seas full, and let the birds be increased in the earth.
新译本：上帝就赐福给它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
吕译本：上帝就给它们祝福说∶「要繁殖增多，充满海中的水；飞鸟也要增多在地上。」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新译本在翻译时注重语气的体现，通过标点符号的使用来传达情绪，而吕译本在翻译中并未体现这一点。
4.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及其应用
4.1.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是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重要翻译理论。在各种文本的分析之中都非常适用。语义翻译旨在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保持原作的风格，使得原文的意义得到准确再现，而交际翻译主要是强调目的语读者和原作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8]，但仍然尊重原文的形式。语义翻译以原作为主，力求达到对原作的贴近和复现；交际翻译则以读者感受为主，需要通过最为贴近的对等语来实现。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在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同样也十分有效。通过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圣经汉译具有更明确的方向。部分圣经汉译本是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的。在此，笔者试图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角下进行《圣经》汉译本的对比研究。通过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来衡量译本所传达的效果。
4.2. 语义交际理论视角下《圣经》汉译本的对比研究
对比《圣经》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在语义交际理论视角下，两个译本都部分符合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原则。但是，新译本圣经整体更符合语际翻译，强调译文对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与对原作对源语读者的效果一致，而吕振中译本整体更倾向于语义翻译，主要还是因为吕振中先生本身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力求对原文内容的再现。以下将从词汇和句子层面进行分析。
4.2.1. 词汇层面
词汇层面，新译本的词汇相对于吕振中译本要更为明白直接、简单易懂，这样更能使读者理解《圣经》的意思。以下还是通过《旧约》部分《创世纪》第一章的译本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例证如下：
5. 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新译本：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吕译本：地还没有定形、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上帝的灵覆煦在水面上。
新译本中将“hovering”译作“运行”，而吕振中译本译作“覆煦”，显然的是，“覆煦”一词相对来说更为生僻，若仅阅读汉译本，还需查阅字典了解其具体含义。而“运行”一词则十分简洁明了，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原文意思。从交际翻译理论来看，新译本追求的是读者的感受，用词方面都较为简明。但是，吕振中译本在语义翻译理论视角下注重的是原作的思想内容的再现。作为深受基督教熏陶的吕振中先生选择“覆煦”一词，部分原因主要是该词更贴近原作所传达的意思和思想。
6.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s in the vault of the sky to separate the day from the night, and let them serve as signs to mark sacred times, and days and years,”
新译本：神说：“在天上穹苍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
吕译本：上帝说∶「天穹要有发光之体来分昼夜；它们要做天象，定节令、日子、年岁；
“signs”一词的翻译差异很大，“记号”一词秉承着新译本简洁直白的风格，而“天象”一词本身具有中国传统色彩，但相比之下，“天象”一词更贴近原作想要传达的意思。《圣经》作为一部宗教经典，许多基督教徒认为其神圣不可侵犯，具有神圣性。因此，在《圣经》翻译中，要求译者不可随意增删改动。然而，若按照交际翻译理论，无法增删改动就会减少其效果。
7. I am a rose of Sharon, a flower of the valleys.
新译本：我是沙崙平原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吕译本：我，我是平原上的番红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
通过对比可见，两种译本对“rose of Sharon”的处理各不相同，新译本将其意译为“水仙花”，从交际翻译的视角来看，“水仙”在目标语文化中更为熟悉，且结合新译本圣经出现的时代背景下，选择“水仙花”更能达到交际翻译所需的效果。而吕译本直译为“番红花”，主要是因为“rose”在希伯来文中对应的意思是“玫瑰花，草地番红花”，忠实了原作内容。
8. Your red lips are like a bright thread, and your mouth is fair of form; the sides of your head are like pomegranate fruit under your veil.
新译本：你的咀唇象一条朱红线，你的小咀美丽；你的两颊在面纱后面，如同切开的石榴。
吕译本：你的咀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口吻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后面如同一片石榴。
通过对比，两种译本对于“sides”的翻译大不相同，新译本的“两颊”与后面的“石榴”相对应，表明脸颊的红色如同石榴的颜色，读者可以明白其意思，但吕译本的“两太阳”是保留了希伯来原文的意思，也并未改译，根据语义翻译准确再现了原意，同时“太阳”与“石榴”两种意象构建体现了神学象征体系的连贯性。
9. And on all the ships of Tarshish, and on all the fair boats.
新译本：攻击所有他施的船只，和所有美丽的船。
吕译本：攻击他施一切的船只，一切可喜爱的华艇。
对于介词“on”，两种译本将其转译为“攻击”，传达了原文的内涵，而对于“fair boats”，新译本译作“美丽的船”通俗简洁，使读者能快速领会原文的意思，但吕译本将其译作“可喜爱的华艇”，在语义上表达赘述。
通过对词汇汉译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吕振中译本在对原文思想内容及其风格的忠实程度更高，新译本的立足点在于读者的感受上，考虑读者能否通过译文了解原作的大致意义。
4.2.2. 句子层面
句子层面，从整体上来看，两种译本的形式与原作差别较小。但是新译本圣经的句子整体通顺流畅，而吕振中译本的句子有些生涩。以下以《新约》部分《马可福音》的内容为例：
10. And in the morning, rising up a great while before day, he went out, and departed into solitary place, and there prayed.
新译本：次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耶稣起身出去，来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
吕译本：清早，远在破晓以前，耶稣就起来，出去，到荒野地方，在那里祷告。
两种译本都在形式上与原文进行了对照。但是，从语际翻译的视角看，新译本采取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使读者清楚理解原文意思，与吕译本相比，增译了“次日”和“来”使得句子更流畅。从语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吕译本虽也能使读者明白，但其中的语言如“破晓”一词相对而言更生涩一点，其句子也相对更凝练。
11.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新译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吕译本：起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之真体。
这两种译本具体来说差别不大，参照原文的形式，两种译本大致相同，只是在措辞方面有细微的差别。两种译本不仅做到了句子的连贯通顺，还十分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能让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的感受相对一致。这正是交际翻译理论要求达到的效果。但是，在翻译“the Word was God”时，新译本将其译为“道就是神”，而吕译本却不同，译为了“道是上帝之真体”，将“道”的含义充分体现，再现了原文的真正含义，符合语义翻译的概念。
12. Happy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go in the company of sinners, or take his place in the way of evildoers, or in the seat of those who do not give honour to the Lord.
新译本：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的人的座位。
吕译本：不依恶人的计谋而行，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这人有福阿！
两种译本对这一句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新译本选择按照原文的句式进行翻译，将“or”进行了省译，而吕译本却将“Happy is the man”调整到句末，使其成为完整的句子，并且对于“or in the seat of those who do not give honour to the Lord”的翻译，新译本选择了直白的语言翻译为“不坐好讥笑的人的座位”，但吕译本将其中一词翻译为“亵慢人”，语言晦涩，因此，新译本更符合语际翻译中对于强调译文对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与对原作对源语读者的效果一致这一点。
13. For fear that he may be angry, causing destruction to come on you, because he is quickly moved to wrath. Happy are all those who put their faith in him.
新译本：你们要用咀亲吻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吕译本：要纯诚诚咀亲拜服，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路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很快就要发作。凡避难于他里面的都有福阿。
针对这一句，新译本和吕译本都在句首进行了增译，但增译的内容却大不相同，深刻理解原文后，可以看出吕译本更加符合原文的内涵，但是，如前文一般，吕译本整体语言偏生涩，有时为了复现原文含义而忽视了语言的流畅性，这也是语义翻译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
语义翻译理论侧重原作的思想内容，交际翻译理论侧重目标语读者的感受是否与原作读者的感受一致。通过这4个例句，可以看出两种译本在读者感受的问题上都加以考虑，部分译文达到了交际翻译所追求的效果。同时，在语义翻译视角下可以看出吕振中译本中部分句子翻译是十分晦涩难懂的，这就需要对原作进行深入了解。综上所述，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分别在这两种译本中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语义翻译视角下的吕译本虽然注重了原作的内容再现，但是忽视了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同样，在交际翻译视角下的新译本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译作与源于文本对于读者和源语读者的同等效果，但是对原文信息的调整或许无法同语义翻译一样充分再现。
5. 结论
总而言之，《圣经》作为一部世界性的宗教经典，影响广泛。在世界范围内的译本高达几千种。《圣经》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使其成为受众广泛的宗教之一。《圣经》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地基督教徒及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是《圣经》本身具有历史性、文学性和宗教性，是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源泉和思想来源。“对于西方人而言，圣经不但是宗教教义的来源和伦理道德的规范，还是一部最重要的历史著作”[9]。
选择两种不同的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对于笔者有十分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重点以语义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分析两种译本在词汇、句子方面的差异。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关注信息发出者的思维，交际翻译关注信息接受的感受[10]。简言之，语义翻译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为主，交际翻译以读者为主[11]。通过对新译本和吕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可知新译本整体偏向于交际翻译，并体现了交际翻译的原则，新译本整体注重目标语读者的感受，并考虑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差异，采取规化的翻译策略，而吕译本更偏向语义翻译，对原作的思想进行再现，在翻译策略上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且，通过案例分析，可知两种译本的语言差异，新译本更为简洁直白，而吕译本力求原文的复现，保留了一些晦涩的表达。在一些译文中，译者还试图靠近目标语读者的需要，考虑了读者的感受。圣经新译本中的译文整体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文主张简洁明了，让读者能快速理解原作。
本文仅选取了部分例句进行对比分析，实际上《圣经》篇幅繁多，其中还有很多值得选取的部分需要笔者斟酌研究。并且，在未来，笔者也会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在不同理论视角下对不同的译本展开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