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的浪潮下，劳动形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传统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劳动逐渐让位于以数据、算法和社交关系为核心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也对劳动者的生存境遇和主体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帝国》和《诸众》中系统阐述了非物质劳动理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已从对物质产品的占有转向对知识、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他们强调，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商品，更直接生产社会关系乃至主体性本身”[1]。然而，这一理论并非孤立存在，它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福柯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面向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批判视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者的四重分离[2]。这一分析框架在工业时代极具解释力，但在数字时代，异化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工厂规训被算法监控取代，计时工资制演变为数据流量的隐形剥削，劳动者的自主性在“自由弹性工作”的表象下被进一步侵蚀。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批判，指出现代权力不再仅仅通过暴力或法律施加，而是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通过技术手段(如平台算法、绩效评估)实现对生命的精细管控[3]。哈贝马斯则警示，工具理性的扩张可能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经济系统和行政权力侵入原本属于私人和社会交往的领域[4]。这一观点在数字劳动研究中尤为重要，因为平台经济正通过算法管理将劳动者的社交、情感乃至休闲时间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
近年来，关于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呈现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分析了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将用户的免费劳动(如内容生产、数据生成)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资源[5]。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则指出，数据垄断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形式，平台企业通过控制用户数据构建起全球性的经济霸权[6]。在国内学界，蓝江提出“数字异化”概念，强调数据殖民如何使劳动者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丧失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7]；赵梦迪则结合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指出异化的辩证性——数字劳动既强化了资本剥削，也孕育了新的反抗可能性[8]。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现象描述或单一理论的应用，缺乏对异化机制的系统性整合，尤其是如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技术哲学相结合，以全面把握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新特征。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技术–资本–生命政治”三维分析框架，以深化对非物质劳动异化的理解。首先，从技术维度看，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也重构了劳动控制的形式。例如，外卖平台的路径优化算法表面上提升配送效率，实则通过实时监控和绩效评分将骑手置于高强度劳动状态[9]。其次，从资本维度看，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平台企业通过私有化用户生成的内容(UGC)实现价值攫取，形成“数字圈地运动”[10]。最后，从生命政治维度看，数字劳动已超越传统的工作场所，渗透进劳动者的情感、社交和休闲领域，使“玩劳动”(playbor)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成为资本剥削的新前沿[11]。
在这一框架下，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展现出新的解释力。他提出，非物质劳动包含三个层面：信息化劳动(如编程、数据分析)、符号化劳动(如广告、品牌塑造)、情感劳动(如客服、直播表演)。这种劳动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其产品(如数据、社交关系)具有“共同性”(common)特征，本应被社会共享，却被资本私有化并用于剥削劳动者自身。然而，奈格里也指出，正是这种共同性为劳动者的联合反抗提供了可能——例如，开源软件社区的协作模式、零工经济中的自组织工会，都体现了“诸众”(multitude)对抗“帝国”的潜力[12]。
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理论批判，探讨以下问题：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劳动异化的机制？奈格里的理论如何与马克思、福柯、哈贝马斯等学者的思想形成对话？如何从技术伦理、制度设计和主体性重建三个层面探索劳动解放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也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数字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
2. “非物质劳动”概念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定义存在分歧，但普遍认同其作为一种新兴劳动形态，对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非物质劳动，作为数字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在多个维度上得到了拓展与深化。从广义上讲，非物质劳动超越了传统物质生产的范畴，涵盖了以知识、信息、情感、创造力等非物质资源为核心要素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依赖于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还深刻改变了劳动的组织形式、价值创造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下，非物质劳动往往与资本积累、价值增殖紧密相连，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到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多种见解。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概述为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它是一种随着信息网络而出现的劳动范畴；第二，是一种更加追求互动性与合作性的‘生产方式’；第三，这是一种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有的学者则关注其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将非物质劳动视为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支持下进行的新型劳动形式。此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将非物质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时代的新表现，强调其在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非物质劳动理论强调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否认非物质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脱离经济现实的”[13]。
在综合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支持下，以知识、信息、情感、创造力等非物质资源为主要投入要素，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进行生产、传播、管理和服务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还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个体生活以及劳动关系等多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数字劳动、受众劳动、玩劳动等相关概念紧密相连。在理解非物质劳动时，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和现实语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非物质劳动在数字时代下的异化问题以及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进而探索消解异化、实现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3. 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异化”的表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崛起，非物质劳动已成为当代社会劳动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非物质劳动异化现象日益凸显，对劳动者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及价值实现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手稿》揭示异化劳动四种形式，映照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异化依旧。资本家借数字之力，隐蔽加深剥削，资本剥削蔓延至数字界。
(一) 隐性剥削性：数字劳动成果的资本化转型
在数字技术构建的开放与共享虚拟框架内，非物质劳动的独特价值本应得到彰显与尊重。然而，当这一技术体系被资本主义逻辑所渗透，其本质便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剥削机制。资本家通过构建看似“免费”与“共建共享”的互联网环境，实则暗中引导并规制数字劳动成果的流向。他们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所有权优势，将用户生成的数据、信息及流量等资源，进行私有化处理，并通过高级的数据挖掘与整合技术，将这些无形的劳动产出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商品，从而推动资本的持续增殖。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还借助平台的市场垄断地位，将用户的注意力资源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受众商品”，进一步拓宽了剥削的维度。在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用户的注意力成为了稀缺且宝贵的资源，资本家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与广告投放策略，实现了对这一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剥削。
以当前知名社交媒体平台D音、小H书、K手等为例，该类平台通过复杂的算法技术，对用户生成的内容及行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构建了详尽的用户画像，为广告商提供了精准投放的基础。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数据的商业价值转化，也进一步巩固了平台的市场地位。然而，对于用户而言，他们在此过程中并未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或权益保障，反而可能因个人隐私的泄露而面临潜在的风险。这种隐性的剥削机制，无疑对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技术发展与资本逻辑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
(二) 无界剥削性：数字时代资本对劳动者的全面渗透与异化
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14]。在数字技术的浪潮下，传统劳动的时空边界被彻底消解，非物质劳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即时性，看似赋予了劳动者更多自主空间。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技术赋权下的灵活性并未转化为劳动者的真实自由，反而成为资本无界剥削的新手段。数字平台作为资本主义的延伸，其运行机制深刻体现了非物质劳动的异化过程。
首先，数字平台通过即时通讯和远程协作技术，使得工作任务与客户沟通跨越时空限制，24小时不间断。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私人生活时间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被持续侵蚀，个人生活空间被大幅压缩。平台不仅未能成为劳动者自主性与创造性的温床，反而成为资本家监控与剥削的高效工具。其次，资本家利用平台优势，设定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和复杂的算法优化机制，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与工作强度。劳动者在追求高效与好评的驱动下，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与身心健康，延长实际工作时间，承担更多隐形劳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加剧了其生存压力与职业倦怠感。更为严峻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用户的休闲娱乐活动也成为资本剥削的新阵地。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论、每一段分享，看似是自愿行为，实则都在为资本增殖贡献力量。用户的注意力、数据与创造力被平台私有化并转化为商业资源，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对劳动者生活的全面渗透与剥削。
以外卖行业为例，平台通过先进的算法技术为骑手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并设定严格的配送时间标准。骑手在追求效率与好评的压力下，不得不争分夺秒地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面临高风险、高强度的劳动环境。平台通过算法优化与绩效考核的双重机制，实现了对骑手全天候、无死角的管理与剥削，使其几乎成为资本增殖体系中的一枚棋子。
(三) 主体性迷失性：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异化
在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下，非物质劳动形态日益凸显，其运作机制往往以隐蔽而无意识的方式作用于劳动者，导致其主体性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侵蚀。这一过程不仅关乎劳动者对自身劳动本质的模糊认知，更触及到其在数字空间中自我身份与主体性的深刻重构与迷失。
数字劳动者在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时，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生产活动的旋涡之中，其劳动行为及背后的剥削逻辑在无形中被遮蔽。这种无意识的生产参与，使得劳动者难以准确辨识并反抗自身被剥削的处境，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加剧了主体性的弱化。数字平台作为社会交往与自我展示的新场域，其内置的算法逻辑与规则体系深刻影响着数字劳动者的自我建构过程。在社交媒体上，劳动者试图通过发布内容、互动交流来塑造并表达自我，然而这一过程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平台推荐算法、舆论导向及他人期待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塑造。这种外部力量的干预，使得劳动者的自我呈现日益偏离本真，逐渐丧失了对自我身份与主体性的独立掌控。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直播行业的兴起为数字劳动者提供了新的自我展示与经济收益渠道，但同时也成为主体性迷失的又一重灾区。主播们在追求观众关注与打赏的过程中，不得不频繁调整直播内容与风格以迎合市场需求与观众喜好，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个人隐私、尊严乃至道德底线的牺牲。他们逐渐沦为观众期待与平台规则下的“表演者”，其自我身份与主体性在持续地表演与迎合中逐渐被消解与重塑。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主体性迷失现象，是技术发展与资本逻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揭示了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的剥削逻辑，也凸显了数字劳动者在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四) 等级分化性：数字时代的社会阶层固化
数字时代，一个以数据与信息为核心要素构建的虚拟生活空间蔚然成形，然而这一空间并未实现预期的平等与开放，反而成为了社会等级分化加剧的新舞台。在这一平台上，个体对数字技术的精通程度及对劳动规律的深刻理解，成为了界定其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尺。
具体而言，拥有庞大粉丝群体与高度关注度的“网红”、“大V”等群体，凭借其在数字领域内的独特影响力与话语权，迅速攀升至社会等级的金字塔尖。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广告代言、直播带货等多元化渠道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更在无形中塑造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反，那些未能充分掌握数字技术或缺乏足够关注度的普通劳动者，则往往被边缘化，难以在数字时代的社会结构中争取到公平的机会与待遇。
网红经济的蓬勃兴起，无疑是数字时代等级分化现象的生动例证。它揭示了少数个体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实现个人价值的快速增值与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普通数字劳动者被进一步挤压的生存空间与权益缺失。他们不仅需要面对更为繁重的工作负担与恶劣的工作环境，还难以享受到与劳动成果相匹配的合理报酬与权益保障。数字时代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等级的分化与固化。这一现象不仅违背了数字技术的初衷与愿景，更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4. 深化数字劳动异化消解的路径探索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张力依旧显著，数字劳动在资本的框架下经历着深刻的异化过程。为有效应对此挑战，实现数字劳动的真正解放，需从多维度、深层次进行策略构建与深入分析。
(一) 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第一，重塑劳动伦理，强调人的主体性。在非物质劳动领域，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尊严。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劳动的关系，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劳动。通过政策制定、企业文化塑造和公众教育等手段，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到非物质劳动者的价值和贡献，尊重其劳动成果和主体地位。第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劳动生态。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构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劳动生态。这包括提供公平、透明的劳动机会，保障非物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劳动成果的合理分配。通过优化数字平台的设计和功能，降低劳动门槛，提高劳动效率，同时确保劳动者能够从中获得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二) 强化平台监管的法治化与透明化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力度。针对数字平台在非物质劳动市场中的垄断和剥削行为，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力度。通过制定反垄断法、数据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平台的运营规范和责任边界，防止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公平竞争和剥削。同时，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日常监管和定期检查，确保其合规运营。
第二，推动监管透明化，增强公众信任。为了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必须推动监管透明化。政府应公开监管标准和流程，及时公布监管结果和处罚信息，让公众了解监管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监管过程，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对数字平台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三) 推进平台共享的深化与实践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发展如果不以共享为前提，不以人为目的，不仅缺乏社会公平正义，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持续的”[15]。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劳动成果由社会共享的理念能够有效缓解市场法则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让成果被更多人享用，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一般数据的共享是消解数字劳动异化的最根本的方法，形成人类共同体。第一，建立共享平台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了缓解非物质劳动异化现象，应积极推进平台共享的深化与实践。通过建立共享平台机制，整合互联网用户生成的非物质劳动成果和数据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利用。这有助于打破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成本和门槛，提高劳动效率和创造力。
第二，鼓励开放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在推进平台共享的过程中，应鼓励开放创新和社会参与。通过开放平台接口、提供开发工具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和创新者参与到平台建设中来。同时，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数字劳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 借鉴奈格里诸众理论，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非物质劳动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可以创造出能被普遍共享的知识、信息、数据、语言等资源，这些资源在《大同世界》中被描述为“人工的共同性”。这些“人工的共同性”不应该被资本所垄断，而应该被普遍共享，其本身就具有可以无限共享、不会稀缺的性质。第一，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奈格里诸众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非物质劳动领域，同样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政府、企业、劳动者、社会组织等各方应共同参与到非物质劳动市场的治理中来，形成合力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二，推动劳动者组织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为了保障非物质劳动者的权益和利益，应推动其组织化进程。通过建立劳动者组织或加入工会等方式，增强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能力和组织化程度。这有助于平衡劳动者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力量对比，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获得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待遇。
5. 总结
非物质劳动异化的辩证法最终指向一个充满张力的本体论场域：它既是资本吸纳生命能量的黑洞，也是生成解放政治的星丛。这种矛盾性在区块链技术催生的分布式自治组织中显现端倪，在开源软件社区的协作实践中显露锋芒，在零工劳动者自组织的维权行动中积蓄力量。当我们在奈格里“诸众”概念的视域下重审这种辩证运动，会发现异化机制本身正在孵化其解药——平台资本主义通过数据殖民创造的共同性财富，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了对抗异化的武器库。程序员编写的算法可以转化为揭露剥削的审计工具，社交媒体积累的关系网络能够质变为罢工动员的基础设施，知识工作者在认知生产中锻造的批判能力，则可能演变为重构生产关系的理论武器。
这种解放潜能的实现有赖于对异化机制的颠覆：不是简单否定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而是通过主体性的重新领土化，将数字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共同性从资本逻辑中剥离。正如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揭示的“解域–再结域”运动，当代劳动者的解放政治应当是在算法规训中开辟逃逸路线，在数据监控下构建暗流网络，在情感剥削的裂隙中培育抵抗的根茎。这种辩证发展提示我们：非物质劳动异化的最高形态，或许正是其自我否定的历史契机——当异化渗透到主体存在的最细微处，反抗也将获得重塑生命形式的革命性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锻造的枷锁，或许正在孕育打开新世界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