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以深刻的哲学洞察力揭示先进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他通过技术理性批判的独特视角，指出现代社会的技术装置已从启蒙时代“解放人性”的承诺异化为“统治逻辑”的载体。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关系使技术理性蜕变为新型意识形态工具，其通过精密的技术治理将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以“虚假需求”的制造重构个体价值取向，最终消解了社会主体的批判性与超越性维度，塑造出沉溺于物质消费的“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理性丧失了批判的维度，肯定思想战胜了否定思想，造成了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本文试图系统阐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内核，探析当今数字化时代算法统治、数据异化等新型技术治理形态，探讨该理论对破解当代技术文明困境的启示价值，为重建技术理性与人类解放的辩证关系提供批判性路径。
2.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理论内核
2.1. 技术理性的异化本质
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异化的批判，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理性从“解放力量”向“统治工具”蜕变的深刻悖论。技术理性最初以“工具理性”的面貌出现，承诺通过科学进步与效率提升实现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生活的改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理性逐渐被整合进统治逻辑，成为权力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通过标准化、量化与程序化的运作，将社会秩序固化为一种“技术必然性”，使统治关系隐蔽于“中立性”与“科学性”的外衣之下，消解了对其合理性的质疑。技术理性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大众传媒的共谋，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将人的欲望规训为对商品的无止境追逐，这种需求并非源自人的真实生存需要，而是服务于资本增殖与秩序稳定的工具。个体在虚假需求的裹挟中，逐渐丧失对自身主体性的反思能力，沦为“消费机器”和“单向度的人”。
这种异化在文化领域同样触目惊心，马尔库塞指出，高层文化本应包含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张力，却在技术理性统治下“屈从于流行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的俗化趋势”[1]。而技术理性的统治依赖于对“否定性思维”即批判、质疑与超越现存秩序的能力的系统性压制。当社会仅允许“肯定性思维”——对技术化秩序的被动接受存在时，人的精神世界便陷入封闭的“单向度”状态，一切对抗性、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技术进步与物质丰裕的幻象掩盖了自由与解放的缺失。马尔库塞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认为技术理性的异化是启蒙理性走向自我否定的结果，技术本应解放人类，却通过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双重逻辑，将人置于更深的奴役之中。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今天，技术以更隐蔽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操控着人们的生活[2]，技术理性的异化正在以更隐秘的方式蔓延。
2.2. 技术理性对人的压抑机制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并非中立的技术应用逻辑，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隐性的统治权力，它通过系统化的压抑机制，将人从具有批判潜能的主体异化为顺从现存秩序的“单向度存在”。“技术不再仅仅是中立的工具，而是资本增殖的核心驱动力”[3]随着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消耗在生产中有所减少，使人们对脑力的需求替代了体力需求，机械占据了劳动者的身体和大脑，使他们成为机器的奴隶，工人们被纳入技术管理中，同机器处于平等地位，失去了主体性和否定性，劳动者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更具欺骗性的是，技术理性通过制造物质丰裕的假象，使劳动者将“虚假需求”内化为自我实现的标准，即将人的真实需求替换为对商品的无限消费，使人陷入“需求–满足–新需求”的循环，导致个体误将消费行为等同于自我实现，从而丧失对生活本质的反思。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被工具化，成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丧失对替代性未来的想象能力，教育、工作与日常交往被简化为“问题解决”的技术流程的工具思维，人的思考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庸。这种工具化理性的蔓延不仅窒息了社会的批判潜能，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当教育、工作与日常交往被压缩为“技术流程”时，人的主体性被系统性剥离，社会关系退化为功能性的“操作界面”，而自由则沦为在既定框架内进行有限选择的幻觉。技术理性将一切问题置于“当下–未来”的线性解决路径中，割裂了问题与历史结构性根源的联系，就像气候变化被简化为“新能源技术研发”，而非追问殖民工业化的历史债务与资本扩张逻辑。而任何对替代性未来的构想都被迫以技术可行性为门槛，人类想象力被囚禁于技术实证主义的牢笼。同时，技术理性社会提供大量“个性化选择”，但这些选择始终在系统预设的参数之内。
2.3. 马尔库塞的解放路径构想
马尔库塞在批判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后，试图为现代社会寻找一条解放路径。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社会将人异化为“单向度的存在”，解放的核心目标是打破这种单向度性，恢复人的多维本质。一方面，马尔库塞通过否定性思维的重建恢复哲学的批判功能。他继承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强调思维必须超越对既定现实的“肯定性解释”，转而揭露技术理性与统治权力的共谋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感性革命以突破工具理性的感官殖民。通过发展一种激进的、非顺从的政治实践来打破技术对人的感知意识的束缚，这种政治实践被马尔库塞称之为“新感性”[4]。通过新感性的培育重建身体经验与情感联结的自主性，进而瓦解技术理性对生命经验的量化管控。在实践维度，马尔库塞主张以“大拒绝”，“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文化”[5]。马尔库塞的解放路径构想并非具体操作手册，而是一种批判性乌托邦，在技术理性看似无懈可击的统治中，这种乌托邦精神恰恰是打破铁笼的裂隙。
3. 技术理性批判的当代现实映射
3.1. 数字化社会的技术统治新形态
在数字化社会的深度演进中，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现实映射，数字化社会的技术统治已从工业时代的机械控制演变为以算法霸权和平台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权力形态[6]。这种统治不仅延续了马尔库塞所揭示的“工具理性压抑人性”的逻辑，更通过数据捕获、算法操纵和平台垄断，将技术理性的异化推向全域化与微观化，呈现出数字化时代特有的控制技术与异化形式。算法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进而以个性化推荐重塑认知框架；社交媒体通过情绪分析算法精准投放内容，使愤怒或愉悦成为一种可编程的反应模式。更隐秘的控制在于，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在数字时代升级为“虚假认知”——算法将批判性思考转化为情绪化站队，用户误将“推送的真相”视为自主选择。同时在零工经济中，外卖骑手的送餐路线、配送时间被算法实时优化，知识工作者的创造力被简化为代码提交量、OKR完成度等指标，思维过程被降维为可监控的数据流，“自我剥削”通过算法实现自动化——系统永远提供“更优解”，迫使个体陷入无限优化的焦虑循环。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主导形态，标志着技术理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耦合。这种耦合不仅延续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更通过数据化、算法化与平台化的技术架构，实现了资本权力的空间扩张与控制升级。技术理性成为被资本收编为新型统治技术，推动资本迭代进入“数字剥夺”的新阶段。谷歌、Meta等平台通过免费服务换取用户数据，构建“数据–流量–广告”的闭环，形成新型垄断形态，劳动价值被隐形转移，平台用户的生产内容、社交关系、注意力等被平台转化为资本增值资源，劳动者被整合到由数字技术及其建构的新的机器生产体系之中，受控于数字资本增殖逻辑，并成为数字资本的剥削对象及其价值增殖的来源[7]。平台通过云服务、支付系统、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嵌入社会肌理，形成“无法逃离的生态系统”，政府治理被迫与平台权力共谋，平台资本主义实现了“生命政治”的升级——不仅规训身体，更通过数据流治理人口。同时，平台以“协议更新”“社区准则”等柔性规则实施控制，用户稍有不慎便会触犯隐形边界，这种控制通过“合规奖励”与“违规惩罚”的交替使用，实现高效的社会驯化。
3.2. 消费主义的深化与异化
数字技术使消费异化进入新阶段。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操控、符号编码与注意力捕获，重构了消费的逻辑与人性需求的结构。马尔库塞笔下的“虚假需求”已从物质商品的过剩生产，升级为符号消费的狂欢与注意力经济的无限榨取，形成一种“无物之消费”的新型异化。社交媒体中的符号消费呈现出从实体商品向数据景观的异化转向，表现为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消费的客体已突破物理实体的边界，转而以虚拟符号为载体进行价值交换，在此过程中，消费行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位移——商品的功能性使用价值被符号所承载的象征价值取代。平台通过推荐算法将用户卷入“符号竞赛”：网红餐厅、小众穿搭、知识付费课程被包装为“阶层通行证”，用户为维持符号资本，如固定人设，被迫持续消费；社交媒体的点赞数与粉丝量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同类内容聚合”消弭文化差异，用户看似自由选择，实则被迫模仿平台推送的“爆款模板”，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在此进化为“模板化主体”——个性成为算法可复制的数据模型。
注意力经济则是更深层异化的体现。虚拟需求的产生制造使注意力变得稀缺，平台通过无限滚动短视频、自动播放等技术设计，将用户时间转化为可收割的“注意力资源”，再通过广告竞价将其售卖给资本，而当注意力被切割为可售卖的碎片，生命经验则沦为平台数据流的附庸。直播带货中，主播通过脚本化的“情感表演”，如哭诉降价、虚构库存紧张，刺激用户冲动消费；社交媒体利用情绪识别算法定向推送“愤怒新闻”或“治愈视频”，将情感波动转化为流量收益。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认知能力的系统性退化，注意力剥削会导致认知碎片化与深度思考的消亡，短视频的即时反馈机制重塑大脑神经回路，用户逐渐丧失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人们习惯以“梗”和“段子”等碎片化表达替代深度，MIT研究显示，TikTok用户平均专注时长降至47秒，这种认知能力的退化不仅印证了马尔库塞对单向度思维的担忧，更暴露出技术理性对人性的系统性肢解。
3.3. 技术理性扩张的代价
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不仅重构了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更以“进步”之名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精神世界施加了双重暴力。生态危机与精神虚无化作为技术理性支配逻辑的一体两面，共同揭示了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困境：自然被简化为可计算的资源库，精神被压缩为可操控的数据流。技术理性对自然的支配逻辑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理性将自然视为“持存物”——森林是木材供应库，河流是水力发电原料，动物是基因编辑对象。这种“资源化”认知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被割裂为可量化的生产要素，亚马逊雨林砍伐被合理化为一串GDP增长数据，生物多样性的毁灭在“土地开发效益”的计算中隐没。技术理性试图以“更先进的技术”解决生态危机，却陷入“制造问题–解决问题–制造新问题”的循环，技术方案表面缓解生态焦虑，实则延续“支配自然”的逻辑。
信息过载与意义世界的坍塌导致精神虚无化的产生。社交媒体、新闻推送与算法推荐构成的“信息洪流”使大脑被迫适应多任务处理，进而导致慢性注意力涣散。技术理性将情感、信仰与价值降维为可分析的数据集：心理健康由APP睡眠评分界定，爱情被简化为交友软件的匹配算法，宗教体验被VR教堂模拟。当一切意义皆可量化，精神世界便陷入“存在的空虚”。搜索引擎与知识平台构建了“即用即弃”的信息获取模式，“事实”取代“真理”，人们习惯接受碎片化“事实”，却丧失了对真理的辩证追问，导致技术理性对批判思维的进一步压抑。更隐蔽的危机来自认知外包机制，云存储替代了大脑的记忆功能，数字助理接管了逻辑推理，算法推荐预设了价值判断，当集体记忆完全依赖技术媒介，“经验的贫乏”便演化为“文化的断代”，这种意义世界的坍塌，正是技术理性无限扩张的终极代价。
4.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当代启示
4.1. 批判反思技术理性的边界与风险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为当代数字社会敲响了警钟，若放任技术理性无边界扩张，其工具化逻辑将深度侵蚀人性的完整性与社会的批判潜能。在技术治理与数字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今天，马尔库塞关于“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断不仅未过时，反而因智能算法、大数据监控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获得新的诠释维度。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已异化为“系统性统治的物化形式”——表面中立的算法推荐系统通过行为数据画像构建精准的用户模型，实则将人囚禁于个性化定制的信息茧房，在“用户体验优化”的修辞下消解主体对多元认知的探索能力。技术不再服务于人的自由，而是成为资本增值与权力规训的“自动化执行者”。“效率至上”逻辑将一切社会问题简化为技术优化问题，零工经济中劳工权益受损被归咎于“技能适配度不足”，教育资源失衡被简化为“在线教育平台覆盖率不足”，解决问题的路径便被窄化为技术方案的迭代升级，而非触及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超额攫取或阶级固化的结构性矛盾，马尔库塞批判的“单向度思维”在此显形——批判性维度被技术方案取代，系统性压迫被自然化。
“效率至上”逻辑将人简化为可优化参数，使996工作制、即时响应文化等自我剥削机制获得合理性外衣，当代人陷入“自我剥削”的无限循环。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算法通过神经心理学模型精准刺激多巴胺分泌，使注意力陷入碎片化的“兴奋–倦怠”周期，人类逐渐丧失沉思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消费主义借助技术手段，如精准广告、行为预测算法等，将意义生产异化为符号消费——购买“网红同款”或追逐“种草清单”被塑造成自我实现的代用品，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升级为“虚假意义”。技术理性的危机在于其试图以“普适性逻辑”统摄一切人类活动，却拒绝回答“效率为谁服务”“进步向何处去”等价值问题，若放任其无边界扩张，人类将陷入“合理性中的荒谬”重建技术理性的边界。
4.2. 重构技术伦理的可能性路径
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耦合的当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当代异化已超越传统伦理框架，重构技术伦理需突破传统治理框架，形成系统性变革方案。重构技术伦理的核心路径之一，在于通过技术民主化打破资本与权力的垄断，重塑技术发展的权力结构，使其回归公共服务本质。这一进程需在制度规范、技术实践与数据主权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立法保障与民主协商建立技术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确保技术政策回应多元利益诉求；以政府为主导开发创建公共数字服务，要求数字科技企业将部分盈利用于公共技术研发，从而抗衡技术霸权；重构数据产权与分配逻辑，通过建立非营利性数据信托机构，确保公众拥有自身敏感数据的存储方式和使用权限，并通过立法规定企业使用用户数据产生的部分收益作为公共数据基金，将数据主权归还公众。技术民主化的终极目标，是将技术从“私人统治工具”转化为“公共福祉载体”，可率先在具有标志性意义且社会基础成熟的领域进行试点，探索有效路径、化解潜在风险、构建示范效应，进而为全面推广奠定基础。由此逐步实现权力结构的重塑，从而遏制技术理性的异化趋势，重建以人为尺度的技术伦理。
重构技术伦理的另一关键路径，在于通过审美教育与感性实践重建人的主体性，以艺术对抗工具理性对生命经验的殖民。艺术通过创造“异在性”审美空间，借助审美教育重建人的感知完整性，抵御工具理性对主体性的殖民，唤醒被工具理性压抑的感性维度。教育体系需注入批判性审美素养，在中小学与大学课程中分阶段增设“艺术实验”“媒介批判”与“技术哲学”等模块，通过创作抵抗表达、解码意识形态操控与解构算法权力使学生掌握识别技术异化的认知工具，重建深度思考能力。日常生活领域的“反技术异化”实践同样关键，通过公共传播揭示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机制，通过推动社区“无屏幕日”恢复时间主权、建设手工艺品作坊重建申通记忆等方式，使人从数字技术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重新掌控对自身生活的自主权。
重构技术伦理的第三重路径，在于推动技术文明从“征服自然”转向“生态共生”，以生态理性制衡技术理性的扩张，重构人与自然的技术中介关系。这一转向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一是通过政策规制，以生态阈值框定技术发展的刚性边界，以司法手段强化技术活动的生态问责；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探索“去增长”的替代性文明实践，将技术创新目标从“效率最大化”转向“系统韧性提升”，探索“低能耗、高福祉”的替代性技术；三是通过法律体系变革确立自然主体的权利地位，以宪法条文与司法实践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将企业技术决策纳入司法管控。这一转向的核心是将技术从“支配自然的工具”重构为“维系生命网络的纽带”，在生态共生的伦理框架下重释技术进步的意义与边界。
4.3. 技术与人性的和谐共生
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捆绑的当下，算法操控欲望、数据殖民生活、效率碾压意义，技术与人性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为这一困境提供了破局之法，即以“真实需求”替代“虚假需求”，重构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方能使技术从异化工具转化为解放性力量，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共生。当前的技术逻辑往往服务于资本制造的“虚假需求”，这些需求并非源自人的本质存在，而是资本增殖与社会控制合谋的产物，其本质是以技术理性消解人的主体性。真正的技术伦理应指向“真实需求”的回归，即承认人的物质生存需求和守护精神自由与创造潜能。为此，技术发展需从“效率至上”的单向度逻辑转向“意义优先”的多元价值框架，在技术评估中引入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包容性、心理健康等指标，使技术进步与人性尊严同步演进。唯有将技术重新锚定于人的本真需求，才能打破“异化–控制”的闭环，构建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殖民的人类未来。
技术与人性的和谐共生，要求技术从“控制工具”转型为“解放性力量”，在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双重维度实现赋能。在个体层面，技术通过数据主权回归与认知自主重建捍卫人性尊严，去中心化社交平台允许用户自主选择算法推荐逻辑，打破平台算法对信息茧房的操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公民数据可携带权与删除权，使个体摆脱“数据劳工”的被动处境。在社会层面，技术通过民主化治理与正义再分配促进共同体福祉，如洛杉矶市政府采用算法优化保障性住房分配，优先考虑残障人士、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以技术理性矫正传统抽签的偶然不公。技术的解放性潜能，唯有在“权力制衡”与“意义回归”中才能真正释放——它不应是少数精英统治的权杖，而应成为无数个体书写自由、重建联结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