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面对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与制度性暴力的席卷和激增，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以女性的视角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和解构，指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女性面临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和遭受的暴力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是有紧密联系的，女性被迫从社区化的联系中割裂开来，成为被厌弃的性别化对象，以至于对女性的身份解析和社会地位定位都赋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皆处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的范围内。一旦女性身上出现女巫的特质，就会被社会无情地归于女巫，从而遭受非人的折磨和酷刑，“女巫”的复现和“猎巫”运动的兴起正是“资本”重构女性形象的暴力手段。而“女巫向来都是敢于有勇气的、强势的、聪明的、不循规蹈矩的、好奇的、独立的、性解放的、革命的女性”([1], p. 27)，在资本操控的社会中，不被允许出现这种特质，而被资本重新表达为“女性特质”，这种女性特质是“没有性吸引力、顺从、服从、甘于屈从于男性的世界，理所当然地接受被限制在一个被资本主义贬低的活动领域之中”([1], p. 97)。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血腥暴力地积累起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后，在资本主义疯狂地压榨和剥削无产阶级后，女性被划分为理想的再生产工具而被排除于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为在社会中谋求生存的权利，女性不得不被牢牢禁锢于家庭劳动的方寸之地之中，不得不依靠资本家给予家庭单位的资薪来进行无偿的、任劳任怨的、以婚姻为系带的及以爱为名的家务劳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以工资反对家务劳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无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性冷淡，我们称之为缺勤。每一次流产都是一次工作事故”([1], p. 203)。而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困境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世界工厂体系有序搭建，似乎为女性走出家务劳动提供了一定的契机，也回应着女性参与社会化劳动的需求，但事实上却是更为深重的压迫。参与到社会化的生产中并没有去掉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片面化、刻板化的认知，反而极大地加深了对女性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迫。现实中的女性不仅要承担社会化劳动，还要承担家务劳动，不仅在社会上要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回到家庭中还要被迫接受家庭关系带来的剥削和压迫。压迫与反抗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权运动的兴起无疑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的浪潮，但质疑、误解、讽刺及蔑视甚至妖魔化从未停歇过，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与发展、落实男女平等在现实意义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当代女性如何跳出劳动的双重困境，实现女性解放与发展的进路到底在何处？
2. 家务劳动女性化的源起
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以下简称：《对女性的恐惧》)一书中，费代里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独特的性别化解读，将资本主义为实现全球资本化的野心对女性实施的残酷的压迫和迫害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明晰家务劳动女性化的起源。
对于“女性”一词，外在表现为基于生理结构对性别的明确区分，内在表现为其性别气质的独特体现。在现实意义上，女性是一种处境。对此，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生来就是女性，在去除生理结构差异化的表现时，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因其外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是在制度暴力之下产生的，社会及制度规定和强化女性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以何种样态存在，是对女性在量和质上的暴力性塑造。“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呈现出来，它力图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而将他者构成非本质，构成客体”[2]。女性在暴力化的结构中丧失了对本体自主自觉的认知，而服从于“他者”。以“他者”观己，使女性存在于“他者”之中，使女性思想囿于“他者”思想之中，并为“他者”利，女性彻底沦为了“他者”的附庸。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是最底层的阶级，而无产阶级中的女性则是最底层中的底层，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中的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是最为深重的。基于此，“女性”不再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划分，在社会属性上，女性因其社会关系的结成而被赋予独特的社会语境——一种处境，一种窘迫、羞耻而不可言喻的处境。“女性”一词的社会语境的形成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深度扩张。
圈地运动发端于十五世纪的英国，持续了约五个世纪，其时间之弥久，意义之深远，英国资本家迅速积累起大量的土地资源，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圈地运动的辐射范围并不局限于本国，其影响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方国家。女性在圈地运动中不仅被剥夺了原先已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成为和无产阶级同样一无所有的自由身，但是女性的生存境地因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而变得更加艰难。因女性在自然属性上天然拥有生育权，而“资本”以其物化一切的世界观，不仅将劳动力变为商品在市场上流动形成劳动市场。劳动，这一人本质性的活动，不再具有自主自觉性，而是成为资本操控下的商品。还将女性的“生育权”私有化，同样将其置于商品的地位。资本主义对女性的暴行远不止于此，与圈地运动同时发生的“猎巫”运动，是在实践中彻底限制女性的多维发展，将女性形象彻底禁锢在资本主义的话语结构中。在资本主义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土地所有者在圈地运动中被剥夺了谋生资料，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不得不从农村走向城镇，靠着自己仅剩的劳动力为生。小作坊的生产者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而破产，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封建主义和教会中的精英成为了新兴阶级中的主要力量。而女性却不仅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必要时还得出卖自己的身体。资本主义对女性采取了相较于无产阶级更为残暴的形式，逼迫女性放弃参与社会生产和其他一切权利，而参与到更为隐性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家务劳动。逼迫的有效方式便是强硬规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标准，逼迫的有效手段是将不符合女性形象的女性污名化并称其为“女巫”，由此展开“猎巫”运动。这场“猎巫”运动将被冠以莫须有罪名的女性处以烈火焚烧等各种酷刑。如此一来，女性不得不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由与尊严走向家务劳动的囚牢。整个社会的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到重建，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绝大部分成果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占有极少数的物质成果，贫富差距鸿沟已形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中，无产阶级的男性往往承担着重要的经济支撑，并非女性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而是女性已经被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再生产的唯一承担者。在家庭中进行社会再生产即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的意识已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得以坚定确立。
在东方世界里，资本主义还未波及到中国等东方国家，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早已将女性的地位牢牢地刻在士大夫的“裹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的训诫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里[3]。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家务劳动女性化意识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确立得更早，也更深刻。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家务劳动女性化的源起都标志着女性在世界意义上的失败，沦为了承担繁衍下一代、提供性服务及无偿进行家务劳动的工具。
3. 以“资本”重构女性形象
“资本”使家庭中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这一劳动的性别角色设定更加清晰化和明确化，以“资本”重构女性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固定的生产负责人制度，男性负责社会化的生产，而女性负责社会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也有了特定的标签——家庭主妇。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对女性的恐惧》中指出：“神经官能症、自杀、性冷淡：家庭主妇的职业病”([1], p. 27)。在字面意义上，家务劳动似乎只包括看得见的洗衣、做饭等日常琐事，但事实上的劳动远远比“家务劳动”四个字涵盖更多的内容和意义。在家庭这个从属于社会大单位下的小单位，似乎“家庭劳动”更具有说明意义，在以家庭这个单位为工作地点发生的一系列的劳动，情感劳动、生育、提供性服务及无偿的家务劳动等。
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体现在对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物化之中，劳动并不等同于劳动力，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而资本家只用薪资说明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而掩盖了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部分，事实上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劳动者在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外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为了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本家通过科学技术改革提高生产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等方式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占有剩余价值。这就导致，家庭单位中的男性大多数的时间在工作中，而家庭劳动由女性承担。在此社会分工中，其背后的本质逻辑是资本家提供的薪资看似支撑了一个家庭的生产生活，但事实上远远不够，在家庭单位的劳动部分是被有意识地忽略了，被整个社会隐藏了，而这部分是由女性无偿地提供。女性进行无偿提供的前提则是资本家将女性驱逐出了社会生产的区域。因此，女性看似在为家庭劳动，为家庭付出，在婚姻关系的存续和“爱”的捆绑下进行的，毫无违和的家庭劳动，但却是在同样被资本家压迫和剥削，正如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一样，女性被资本家剥削掉家庭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女性无偿提供的这部分价值不被资本主义社会认同和尊重，也不被男性认同和尊重，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其根据既来自于整个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界定，也来自于针对女性视角编造的情感谎言。
“资本”重构的女性形象，除了深受资本主义的压迫之外，还深受男性的压迫和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越是在底层阶级，大男子主义倾向越严重，集中体现于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女性被资本所规定的形象，就应该是或者就本该是屈服的、顺从的，而非具有鲜明个性的、斗争性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的性别划分定位，让女性在性权利及生育权上步履维艰。男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无力反抗，回到家庭生活中，面对处于天生生理劣势的女性，男性在外的无力反抗不复存在转变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基于对性别劣势的压迫和剥削。在情感劳动中，女性发挥着心理安慰作用提供让男性满足的价值情绪。倘若，男性在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未得到消解，而转移到家庭中，女性成为最为合适的宣泄对象，无论男性以肢体或语言的形式进行宣泄，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不得不单方面承受暴力压迫。在性权利和生育权利上，女性没有拒绝的权利，男性只是把女性当成发泄性欲的工具，所谓“婚内强奸”不外乎如此。女性被社会要求不能有性需求，否则被冠以“荡妇”的辱名，因此往往无性吸引力的女性才能被称之为女性，性冷淡也成为家庭主妇的标签。在家务劳动上，男性被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不管或不顾，并且男性本身也习以为常，女性不得不承担起家务劳动，并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家务劳动上，脚步和视野都困于家庭生活的方寸之地，既走不出去也看不出去，而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也决定了这类思想观念在下一代上的生理性确立。困于家庭生活中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危机时，极易出现卖淫的社会现象，生产生活资料一无所有，劳动力不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接纳，为了生存，女性不得不走上出卖身体的道路，社会经济状况越差，卖淫者越多，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时代的哀泣。在自我认知层面，不少女性以身为女性为羞辱。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遭受到资本主义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处境是否得到改善？答案是否定的，且远比之前更深重，更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
4. 女性形象的再次重构与双重困境的有效生成
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化生产的规模得到前所未有地扩大，资本家由此获得进行再生产的资本。而基于资本家盲目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资本又继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为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强化技术支撑。科技与经济的强大驱动力带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思想的发展，面对资本主义无休止和无节制地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开辟了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利的理论阵地，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转变准备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西方女权主义渐露声势，开启了反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斗争之路。女性的境地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得到改善，如果是以拥有参与社会化生产权利来说，在这个层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女性更为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如此形势之下，女性形象实现了再次重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为对理想女性的生动概括，女性劳动的双重困境也彻底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得全世界出现了世界工厂的雏形，标志着世界资本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一国的社会生产已不能满足资本家的野心，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成型，国际贸易通道充分打通，资本主义开启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压迫，而无产阶级也由一国转向为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全世界的女性也同样如此。不同的是，由于消费市场的扩大化，向来被资本主义排除于社会化生产之外的女性历史性地被破除了家庭劳动藩篱，但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不再承担家务劳动。女性不仅要承担家庭劳动，还要承担社会化生产劳动。在整个劳动动向和路径中，女性要从家庭走向社会，还要从社会走向家庭，女性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这两条路线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对于女性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资本，不仅要剥削女性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剩余价值，还要女性继续无偿地进行家庭劳动，这对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而女性也从此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重困境是由于来自资本和男性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另一重困境是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压之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认知困惑。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女性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员，即使女性无偿地提供家庭劳动，但社会和男性给予女性的依然是贬低和不齿，女性既没有得到平等和尊重，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工作权利的保障。女性处于双重困境之下，内外交织之中，这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并成为女权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5. 女性的压迫与反抗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为了控制女性社区化的发展，八卦的女性被视为洪水猛兽。“资本”敏锐地发现了女性的团结之处在于社区交流，为了避免女性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同样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采取了暴力手段。那些八卦的女性会被戴上一种装置——“gossip bridle”([1], p. 122)，只要她们一说话便会被布满尖刺的辔头刺痛，从而无法开口说话。而“gossip”([1], p. 113)一词的转变则深刻地反应了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对词语释义的影响。“gossip”一词原指女性生产时的陪伴者，不仅指助产师，也指亲密的女性朋友(闺蜜)，并不具有贬义的意思，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八卦的意思，并成为贬低女性的词语。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女性很难在社会中自由地闲聊和交流，也很难成为紧密联系的社交群体。但即使如此，轰轰烈烈的西方女权运动依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深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女性困于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之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迫切需要女性理论的指导和女性话语权的重构。女权运动开始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女权运动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程度是紧密联系的，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女权运动也在逐步地深入推进。西方女权运动在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的斗争。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一阶段以争取女性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为主题，诸如：选举权、监护权、财产权等，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平等地位。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女权主义者通过建立妇女组织、出版报刊、组织集会、签名请愿、召开大会等方式呼吁男女平等，争取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实现在政治、教育、经济、婚姻等方面的男女平权。第二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主要强调了女性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和自由，在生育、家庭等婚姻制度和文化习俗上的自由自主权，抨击了旧时代下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和限制，重申女性的独立、自由和自主，要求摒弃对女性的性别化刻板印象，重新回归到对女性的科学正确认识。广大女性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的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要求改变主流文化价值观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冲破了传统政治概念的狭隘定义，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维护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权利，要求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政体，改变政治的权力关系和关注点。第三阶段在20世纪末至当代，这是在反女权主义运动“刺激”下所产生的，是对反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击，是坚持和捍卫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成果的保卫战，也是超越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新战斗。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旨在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流理论作一定程度的解构，并把关注重点移向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忽略或轻视的问题。具体而言，它强调女性问题涉及多种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习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价值等各种问题；主张跳出原有的女权主义思维框架，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等[4]。
在西方女权运动不断地被镇压与兴起的历史过程中，女性越发坚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合法权利的决心。压迫与反抗的相互作用力在西方女权运动中体现淋漓尽致，但在女权运动中只谈性别化的差异，而不进行对社会制度根源性的推翻，女性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解放与发展。对于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其实质是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男权社会的结构复制，西方女性的自由与解放之路长途漫漫。
6. 当代女性解放与发展的进路
2025年是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周年，当代社会怎样实现女性更大程度地解放与更深层次地发展也已成为全世界女性亟待探讨的问题。联合国妇女暑的报告指出“尽管自1995年以来，妇女在政坛的代表性、女童教育和妇女健康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进展过于缓慢且脆弱不堪”[5]。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而在职场、家庭、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遭遇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社会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社会资源分配特殊化、单一化及性别观念庸俗化的必然结果。。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发起不仅是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的深刻表达，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旨归。性别平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和消除，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推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5]。在宏观角度上，女性的解放与发展离不开国家意识的绝对体现，离不开国家机器的有力保障。女性实现解放与发展需在国家法律层面上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在国家意识上需深刻体现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在中观角度上，整个社会需将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做好，为女性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为促进性别平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创造经济前提。社会需宣扬性别观念的新风尚，立足性别平等的主流舆论阵地，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正向输出，畅通女性“社会人”的身份认同渠道。在微观角度上，在家庭内部树立新时代文明家风，正确看待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身份标识，推动女性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是社会单位的最小单元，是家风家教的重要建设基地。家庭建设离不开任何一位家庭成员，更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位家庭成员的建设。要在家庭内部构建性别平等意识，让家务劳动在家庭关系中流通，摒除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增进女性对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同，为女性在新时代建功立业、贡献巾帼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7. 结语
溯析家务劳动女性化的起源，从女性的视角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压迫与剥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女性的双重困境被充分揭示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女性需要充分认识其困境的根源，目前西方女权运动还只是基于性别议题上的反思，还需要更为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社会是其困境的根源。当代女性依然面临着不少的基于性别刻板印象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需要认识其阶段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广大女性更需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以巾帼力量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