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12月4日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会上，“春节、中国人民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习俗”被列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春节的成功申遗，不仅体现了世界对中国节日文化的认可与接受，更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卓越的艺术成就。其中，代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节日文化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缩影。为了能让更多英语读者体验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文本、读者、文化差异等因素，还要选择科学合理的翻译策略，促进中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已经呈现出跨学科和全球化的特征。语言学派作为传统翻译的研究对象，自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趋于沉寂，目前占据主流的翻译文化学派逐渐超越了与取代了语言学派。而“文化学派”主要的主张就是“文化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文化语境，将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同时认识到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在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本文基于文化翻译理论，结合杨戴译本以及霍译本，对比分析《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及其翻译，同时分析这两个版本的译者在翻译中运用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来实现文本之间的有效交流，从而进一步实现跨文化之间的友好对话。
2. 文化翻译理论概述
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交流活动，更是两种或者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在20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将文化与翻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想更好地打破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障碍，同时有效地传达原文所想要表达的含义，首先就需要理解文化翻译的定义。
2.1. 文化翻译理论
在传统视角下，翻译通常被视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研究在西方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翻译的概念也随之演变。它不再仅局限于文本和语言的静态关系，而是逐渐向文化研究领域拓展。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共同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念，提出了西方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新发展方向[2]。巴斯奈特提出了以下几点观点：首先，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研究的核心，而不仅仅被视为文字的处理；其次，翻译是文化内部交流和不同文化之间互动的活动；第三，翻译的本质在于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等值；最后，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原则和规范有所不同，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文化及其内部不同群体的需求。“文化传真”是文化翻译观的重要原则，强调译语应从文化的角度忠实再现原语的意义、表达方式和风格，也就是说要在译入语中体现原语的文化信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确保译入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的对等，使译文能够产生与源语在其文化读者中相同的效果[3]。文化翻译学派将文化作为研究翻译的框架，认为翻译不仅是文本间语言结构的转换，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交流过程。
在读者的期待方面，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强调译文读者应努力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通过阅读译文来理解不同国家的语言与文化[4]。在翻译的目的方面，“文化翻译观”强调，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应当移植文化，同时保留各自的差异。因此，面对具有强烈民族性的文化元素时，译者应尽量保留并移植这些因素，合理使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同时让英语读者尽可能理解源语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这一理论不仅做到了尊重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也尊重了翻译的主体性，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规律，让译入语读者能够接触到与自己国家不同的文化，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做到了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
2.2. 《红楼梦》中文化翻译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或机械的语言解码，它还涉及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复杂的交际行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思维碰撞也会带来翻译策略的改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文本、译者、读者这几个因素都会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
首先是文本的类型。赖斯(Reiss)认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恰当翻译策略的首要因素，她将文本按功能划分为三个类型：信息型、表达型、以及感召型文本[5]。后来，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此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表达型、信息型、以及呼唤型文本[6]。不同的文本类型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一般来说，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应该以归化翻译为主，而表达型文本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一个文本也许会同时体现多种文本类型。《红楼梦》作为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蕴含的创造性以及美学性价值，让其成为表达型文本；但是这部作品也是作者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也让其成为信息型文本；同时《红楼梦》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向世人提供警醒作用，也属于呼唤型文本。
其次就是译者的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碰撞，译者并不总是保持中立，而是根据自己的环境决定翻译的方向。本文讨论的两个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杨宪益的翻译是受到官方委托的，目标读者包括中国读者、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外语人士以及国内外的文化研究者。这一背景决定了杨戴夫妇的翻译目的是再现原作的艺术性与美学价值，传播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在翻译时主要关注表达和信息功能，追求“忠实性”，倾向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使用音译、直译和注释等方法，以尽可能向外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与此不同，霍克斯的翻译则是由当时知名的企鹅出版公司赞助，其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这种商业目的使得霍克斯的翻译呈现出一定的吸引力功能。霍克斯在翻译时并未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限制，他希望让更多的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他并未强调《红楼梦》的严肃主题，而是将其视为一部通俗小说，采用了归化策略，主要运用意译、套译、替代和省译等方法，旨在让英语读者欣赏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强调文本的吸引力功能，以激发读者主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7]。
最后就是读者的接受程度。《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在翻译时面向的不仅是国内的读者，还有很多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文化读者，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需要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接受程度，选取合适的翻译，做到归化与异化的平衡。
3. 《红楼梦》英译本与节日文化介绍
目前《红楼梦》接受度较广的两个英译本是杨戴译本和霍译本。霍克斯将《红楼梦》翻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他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他的译本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读者展现原作的美学价值，以及展现中国的特色文化，他在翻译时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消除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为英语读者带来更好的中华文化体验。杨戴译本将《红楼梦》翻译成“A Dream of Red Mansions”，在翻译时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强调的是一种异质性，因此，此译本在翻译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不同的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就有很多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描写。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蕴含了独特的中国精神。通过《红楼梦》的节日翻译，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作品中人物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对人物的形象也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吸引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其中描写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腊八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均具有浓厚的文化特色，涉及很多与节日有关的习俗、服饰、饮食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都是展现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
4. 《红楼梦》英译本中的节日文化翻译对比研究
杨戴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时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译本的表达上也存在很多的差异。一方面，这些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存在差异也可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接下来，本文将分别从习俗、食物、服饰文化等方面，对杨戴译本和霍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4.1. 节日习俗文化的翻译对比
谈到节日，首先会涉及的就是与节日有关的习俗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在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习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翻译《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展现中国的节日习俗文化，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做出适当取舍。这两个译本在节日习俗的翻译上也存在不同，但均做到了忠实翻译，减少了理解障碍。
例一：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8]。
杨戴译：By the twenty-ninth of the twelfth month all was ready. Both mansions were resplendent with new door-gods, couplets, tablets and New-Year charms [9].
霍译：Suffice it to say that by the twenty-ninth of the twelfth month they had been completed. In both mansions new door-gods had been pasted up on all the doors, the inscribed boards at the sides and over the tops of gateways had been repainted, and fresh “good luck” slips—auspicious couplets written in the best calligraphy on strips of scarlet paper—had been pasted up at the sides of all the entrances [10].
这里描写的是庆祝春节的场景，除夕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大家都会在这一天进行新年装扮，比如贴门神、贴对联等等。此处出现的“门神，联对，挂牌，桃符”都是中国传统春节庆祝中会用到的物品，但是英语国家读者并无对应的文化语境，也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所代表的含义。杨戴译本是为了保留这种文化特色，在此处选择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传达了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再现了原文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模式，在句子的长度上也与原文做到了统一。但是这种翻译策略，会使得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这些文化特色词所代表的含义。相比于杨戴译本，霍克斯在翻译时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读者产生理解障碍与误解，对“门神，联对，挂牌，桃符”这些文化词进行了意译，虽然在篇幅上比原文更长，但是将其所表达的含义以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还用“good luck”一词来强调这些物品所象征的意义，有效再现了中国人民在春节时的庆祝氛围，加深英语读者对中国春节的印象。
例二：行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8]。
杨戴译：There was a distribution of New-Year money, as well as pouches ingots [9].
霍译：After that the New Year’s Eve wish-penny and gold and silver was distributed to servants and children—gold or silver medallions in little embroidered purses [10]
在过年期间，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长辈会给晚辈钱，这个钱就叫做“压岁钱”。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因为“岁”与“祟”同音，压岁钱寓意着“压制邪祟”，是长辈对晚辈的祝愿。为了保留《红楼梦》中的这种异质文化特色，杨戴夫妇采用异化策略，将“压岁钱”译为“New-Year money”，表明压岁钱是在过年期间才会有的。在中国，不止春节这一场合长辈会给晚辈钱，比如过生日，长辈也会给小孩子钱，金额不在多少，只是对小孩子最美好的祝愿。杨戴译本可以丰富西方读者对中国春节的习俗认知，促进节日文化的传播。相比于杨戴译本，霍克斯采用归化策略，将其译为“wish-penny”。直接点明其用途，增添了一些细节性的描写，也可以让西方读者明白原文所想表达的含义，做到了忠实于原文。
4.2. 节日食物文化的翻译对比
民以食为天，饮食也能代表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而《红楼梦》中各种节日特色饮食就更能代表中国古代丰富的饮食文化，翻译这些饮食名称对于译入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人物性格，欣赏故事情节具有重要作用[11]。而杨戴夫妇和霍克斯对于《红楼梦》中出现的节日食物也有不同的翻译见解。
例一：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8]
杨戴译：The men on the east side, the women on the west, and New-Year wine, “happy-reunion soup,” “lucky fruit” and ‘wish-fulfilment cakes’ were served… [9]
霍译：Table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hall for men and boys, tables on the west side for girls and women. There was herb-flavoured New Year’s Eve wine and love-feast soup, there were lucky-cakes and wish-puddings… [10]
此处的“合欢宴”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吃团圆饭”，是春节中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之一。“屠苏酒”就是晚宴上必不可少的饮品，属于药酒，古人认为饮用屠苏酒可以驱邪避害，保佑家人平安健康。对于“屠苏酒”的翻译，杨戴译本处理为“New-Year wine”，可以让读者明白这个酒的用途和场合，但是只用一个“wine”进行指代，会让读者误以为是普通的酒。而霍克斯用“herb-flavoured”修饰了酒的风味，更利于英语读者理解原文，也可以使读者了解中国丰富的酒文化。对于“合欢汤”这一道菜的翻译，杨戴夫妇进行了异化处理，翻译为“happy-reunion soup”，整体的翻译都是围绕“新年、团圆”，用上义词进行概括，大致让英语读者了解新年庆祝食物的品类。霍译本则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合欢汤”翻译成“love-feast soup”。“love-feast”是一个《圣经》词汇，是指教会初期信徒不分贫富在一起用餐，后面引申为“友好聚餐”之意，霍克斯的译本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语境，便于读者理解。
例二：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8]。
杨戴译：“I’ll get my brother to send us a few crates of the biggest crabs with some vats of good wine from our shop, in addition to which we’ll prepare four or five tables of other refreshments. That’s easily done and we’ll all have a good time” [9].
霍译：“And I shall ask my brother to let us have a few baskets of the biggest, fattest-looking crabs and tell him to get us a few jars of good wine and side-dishes for four or five tables from the shop. That should save a lot of trouble for you and make more of an occasion of it for everybody else” [10].
这里描绘的是贾府过重阳节的情境，宝钗与湘云商议用螃蟹宴请大家，餐后设宴拟题，建立诗社。螃蟹就是重阳节里一项极为重要的当令食品。此处的“四五桌果碟”，杨戴译本处理为“four or five tables of other refreshments”，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节日饮食文化的丰富。霍译本将其翻译为“side-dishes for four or five tables from the shop”，虽是采取英语读者易于接受的方法进行翻译，但是却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是从商店购置的四五桌菜肴，不能通过语境想象到重阳节时众人桌上摆满果盘的画面。
4.3. 节日服饰文化的翻译对比
《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不仅涉及丰富的饮食、习俗、还包括服饰文化。服饰是人类文明的符号之一，《红楼梦》中的服饰也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礼仪制度、人物身份[12]。分析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服饰翻译，也能让外国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中国文化，
例一：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8]。
杨戴译：Before dawn the next day all those with official ranks from the Lady Dowager downwards put on full ceremonial dress [9].
霍译：By five o’clock next morning, when it was still dark night outside, all those in the family from Grandmother Jia downwards who held any sort of rank or title were already dressed in full court rig [10].
“品服”指的是按照官职等级穿着的服装，通常在正式场合中穿着，体现了身份和地位。“大粧”意为盛装打扮，强调了服装的华丽和正式性。杨戴译本采用了“full ceremonial dress”来表达“品服大粧”。“ceremonial dress”准确地传达了正式场合的服装要求，同时用“full”强调了服装的完整性和正式性。虽然“ceremonial dress”没有直接体现出“品”的概念，但“official ranks”一词有效地传达了与官职相关的文化背景，使读者理解到穿着的社会意义，整体表达更为流畅。霍克斯使用“full court rig”来翻译“品服大粧”。“court rig”一词更加强调了服装的正式性和特定场合的性质，暗示了与皇宫或官方场合相关的服装标准，突出了服装与权力、地位的直接联系，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此外，霍克斯的译本在语言上使用“dark night outside”增强了场景的氛围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上下文，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进入故事情境。
例二：说着，一个上来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8]。
杨戴译：Swarming round without so much as a “by your leave”, they stripped him of his scented pouch, fan-sheath and other pendants [9].
霍译：And without a ‘by your leave’ they began to despoil him, beginning with the purse and his fan-case, of all his trinkets, until every one of the objects he carried about him had been taken from him [10].
扇囊就是古人系在腰间、盛装折扇的袋子。也被称为扇套。“扇囊”被翻译为“fan-sheath”，这种处理方式在功能性上是准确的，清楚地表达了扇子的保护套。然而，杨戴夫妇使用的“sheath”一词在英语中更常用于形容刀剑的保护鞘，可能不完全适合形容扇子。虽然这个翻译保留了“扇”的元素，但略微缺乏文化的丰富性。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而言，可能无法完全感受到扇子的传统意义及其在文学中的象征。霍克斯将“扇囊”翻译为“fan-case”。这个词汇比“fan-sheath”更能够让读者更容易地理解这个物品的用途。同时，选择使用“case”也反映了对物品的重视，突出了其作为装饰品的角色。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译者在处理《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翻译时，根据不同的翻译目标，采取了不一样的翻译策略，在细节的处理上也存在自己的考量，但是均做到了中国节日文化的传播。且《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文化。在书中，节日文化的描绘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反映了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着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的挑战，因此，选择科学合理的翻译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文化翻译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以及霍克斯的译本，探讨了他们在节日文化翻译中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并为类似的翻译提供借鉴。通过对《红楼梦》中的节日文化进行有效翻译，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