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教育家精神，将优秀教师品质上升到教育家精神，对新时代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教育家精神生成于近代教育救国实践中[1]，因此研究近代教育家精神对于理解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有重要意义。
陈鹤琴(1892~1982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是开创我国现代儿童心理研究的核心人物。他创办的鼓楼幼稚园被称为“中国福禄贝尔幼稚园”[2]。他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为其教育思想的根基，以自己所秉持的哲学和价值观为依托，并继承了杜威教育思想中强调实践的方法，创造出独属于中国儿童教育的理论——“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创办鼓楼幼稚园，开始中国化幼稚园实验才得以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等著作。纵观陈鹤琴先生的一生，“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精简地概括了他的办学精神，凡是有利于儿童的他都会去做。在此过程中所贯彻的“将本国国情与西方先进的经验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为“幼儿教育中国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2.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的内涵
2.1. 热爱儿童的赤诚情怀
陈鹤琴一生中大半时间都献给了幼儿教育事业，他的办学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他日积月累的实验、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精神更离不开他怀揣着一颗热爱儿童、热爱教育的诚心。他的朋友曾形容他，服务精神有坚强的毅力，和气里有一贯的主张，为儿童尽瘁，从不灰心[2]。
1914年，陈鹤琴去美国游学(原定是去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但他想学医学，便告知校长，去了霍普金斯大学。后又重新选择了教育学，但学校已经无法更改)，他在船上思考许久，陷入了学医、学教育的两难境地，经过几日的自我检讨，他确定了自己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他说：“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3]正因发自内心对儿童的喜爱，他才会在游学期间认真汲取国外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多地学到有用的知识，以期更加科学地对儿童进行研究。他才能克服重重险阻，毅然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儿童尽瘁，创办出适合中国儿童的幼稚园。他曾多次在公开演讲或是文件中提到，合格的幼师首先要热爱儿童。他自己也将此原则贯彻一生，在陈鹤琴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儿童的称呼十分亲切，如：亲爱的小孩子、亲爱的青年、亲爱的少年等，由此可见陈鹤琴对儿童的喜爱。在信件的落款处，总是会将自己称作“你的朋友鹤琴”；他曾写道：“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4]除了称呼外，还可以发现他在信件的结尾处会对儿童表达自己真挚的祝福，像“祝你健康”“愿你知足常乐”等。其中“祝你健康”正是陈鹤琴对儿童最真挚的祝愿，因为他说“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4]。无论办学条件多么艰苦、办学之路困难重重，他也始终将儿童的健康看作是幼稚园教育中首要的事。这些小细节无不表达着他对儿童的爱。他在晓庄师范幼师班上的讲话，告诫学生要热爱儿童，热爱幼教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陈鹤琴认为幼儿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刊物。1926年陈鹤琴便和东南大学的一些人组织了“中华儿童教育社”。该社以研究儿童教育，推动儿童福利事业为主要任务。后来。国内召开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大会，陈鹤琴被选为大会主席，对于儿童教育社的未来，陈鹤琴表示：“本社是纯粹研究学术的机关，完全是为儿童谋幸福”[5]；为了使中国儿童得到适合自身的教育，陈鹤琴创办了幼稚师范学校以培养中国式幼儿教师。他在幼专开学时说：“为了中国儿童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将来的强盛，必须培养自己的师资，你们就是中国第一批高等幼稚教育师资和研究人才。”[6]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童。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时，写下“愿竭志尽忠为人民服务，为儿童尽瘁，以底于成”[3]。有人评价他是“爱的化身”，他为幼儿教育奉献一生，甚至九旬高龄不能行走时，每逢佳节也要和儿童欢聚。因为他说：“同小孩子们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3]可见，陈鹤琴一生的办学经历，试验研究都是以“热爱儿童”为出发点的，并将这种观念普及给每一个中国人，告诫人们遇到危险，首先保护儿童。
2.2. 幼儿教育中国化的崇高理想
陈鹤琴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开篇就阐述了我国幼儿教育的弊端，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中国本身是没有的，办幼稚园是否要像中国初办教育那样，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7]。之后并直接提出：“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如此则幼稚园的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了。”[7] 1927年，陈鹤琴提出幼稚园要适应中国国情等十五条主张。在创办鼓楼幼稚园时陈鹤琴立下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2]三大计划句句在提中国化。可以说创办鼓楼幼稚园的目的就在于研究中国化和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创造属于中国儿童的本土教育。幼稚园中的设备是陈鹤琴根据对儿童的观察，一遍又一遍试验出最适合儿童的设备，包括桌椅、摇马、滑板等一切与儿童有关的；幼稚园的课程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生活和季节变化来编制的；幼稚园的教学方法是根据我国儿童的心理特点来选择的；幼稚园中习惯表的制定也是因为我国国民素质较低需要有标准去约束[8]。之后在抗战期间，陈鹤琴为儿童编写了中国化的教材——《中国历史故事》，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书中的故事使儿童了解民族过去的生活、文化制度以及失败的原因以此激发学生的救国意识、奋斗精神。包括江西实验幼师的创办也与创造中国化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是“活教育”理论的发源地，“活教育”的目的论恰恰说明了此理论是中国独有的。它并不是杜威的翻版，而是吸纳杜威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陈鹤琴所组织的中华儿童教育社是通过儿童教育实验研究，努力建构充满本土化元素的儿童教育机构[9]，为中国儿童教育本土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尊重儿童的身心特点，强调从儿童自身出发来教育儿童。陶行知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写的社歌中有这样一句话：“来到小孩的队伍里，变成一个小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变成一个小孩。”可见，要使幼儿教育成功，便要切身去体验我国儿童的生活，办属于中国儿童的教育。三十年代所颁布的幼稚园暂行课程标准，就是根据鼓楼幼稚园以及陶行知创办的燕子矶幼稚园实验的结果而定的，从这时起，我国的幼儿教育便不再是照搬国外，而是适合我国实际的教育。
2.3 知行合一的实验热情
陈鹤琴回国后开展了许多教育实验。1923年，在鼓楼自己住宅的客厅和院子里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实验。1940年夏，筹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确立实施活教育的三大目标。是年9月，筹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继续活教育实验与实施。
舒新城曾说：“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0]不仅要改造国外的教育理论，更要学习他们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陈鹤琴在进行扫盲教育时便运用教育统计法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表——《语体文应用字汇》。而在儿童教育研究方面，陈鹤琴可谓是我国第一位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儿童心理、进行教育实验的教育家[6]。
1923年，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开启了中国化和科学化的幼稚园教育实验。并对长子陈一鸣运用追踪研究、个案观察等多个研究方法，“首创了中国儿童心理的个案研究、追踪研究和长期观察研究”[11]。为了更好地研究儿童心理，陈鹤琴深入研究了国外的儿童研究成果。五四运动后，全国要求婚姻解放，婚姻与教育关联紧密，陈鹤琴便开创性地采用了问卷和统计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测验运动兴起，通过测验学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己，帮助老师了解学生。陈鹤琴在南高师任教时，便倡导了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但当时的测验量表并不适用于我国儿童，于是，他提出将西方测验与测量理论和方法引入我国，最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定出常模。可见，凡是对儿童有实际作用的事他都会去研究。
儿童心理学家潘菽评价陈鹤琴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是把研究、实践或发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12]。他通过办学来研究儿童，通过办学来做实验并将研究结果公开发表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陈鹤琴依靠实验所得出的教育理论更加地科学化，依靠实践对教育做出的改变使儿童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3.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办学精神的形成原因
3.1. 国内教育经历的初步体会
陈鹤琴从小接受的便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私塾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私塾使用传统的课本，像三字经、百家姓等，它们自身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但这些活的书被私塾先生教死了，只求学生背诵却不讲其中蕴含的道理。陈鹤琴写道：“完全不明白书中意思，好象是小和尚念经，随口乱念，一点也不懂。这种教育实在是害人呢！”[3]六年的私塾学习最终却只认得三四千个字，这样浪费光阴使陈鹤琴变“死”教育为“活”教育的理想，在他早年经验中无声地孕育[9]。
15岁的陈鹤琴本要到外边学做生意，但因迟迟未有好的生意可学，便被送入了学堂。童年时期二哥的变故使陈鹤琴深刻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进入学校后，他发奋图强，考入了蕙兰中学。私塾所学的四五千字并没有为他打下良好的基础，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但他仍只用了四年半完成了五年的课程，每日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坚持早起，不肯虚度一刻光阴。在刻苦读书之下，他仍旧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视力良好，脊背也是笔直的，自身的经验告诉他，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性。因此在之后的幼稚园实验中，他也将幼稚园中桌椅调整成了适合该年龄段儿童的高度，并设计了习惯表进行引导，以免儿童驼背。“若是椅桌的高低不相称，大小不合适，年幼儿童的姿势哪里能够发展得很优美呢！势必至于驼背，曲其腰，耸其肩了。”[13]
中学毕业后，陈鹤琴立志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他考入了圣约翰大学但这所学校却对国人并不公平，中国教员的待遇在各方面都不如外国教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激发了陈鹤琴心中的爱国情怀。是年6月，清华学校招生，陈鹤琴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学堂，在清华读书的三年，陈鹤琴不仅学到了有用的知识还在心中播下了爱国爱人的种子。他说：“我的清华时代，好象万象更新的新年，好象朝气蓬勃的春天。”[3]在清华读书期间，陈鹤琴开了补习夜校，办了义务小学，这可称为其办学的开端。尽管是义务学校，他对待学生也是十分负责。赴美离校前，一名学生对他说：“陈先生，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觉得很难过，你待我们实在好，我们不能忘记你。”[3]可见，无论何时何地，陈鹤琴对待学生都是满怀热爱，具有服务精神的。
中学时代的陈鹤琴将济世救人作为人生目标，在清华学习后，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救人，更是上升到了救国。秉持着救民、救国的信念，陈鹤琴所创办的学校、所提倡的教育，都是为了使人民脱离苦海，使国家繁荣富强。
3.2. 美国游学期间的深刻感悟
1914年7月，陈鹤琴预备赴美游学。游美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普通学科，另一时期则是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和心理学。在霍普金斯求学期间，陈鹤琴秉持着“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都要彻底知道”[3]的原则。他学习了三种语言，了解了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以及生物学。在研究生物学上，他发现显微镜下的世界非常有趣。这里的教师、学生每日都沉浸在研究中，这种研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霍普金斯研究真理的那种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以后我回国做点研究工作，未始不是受霍普金斯之所赐呢！”[3]在霍普金斯的三年，陈鹤琴意识到游学的意义并不在学到知识，而在于获得研究精神。正是此感悟使陈鹤琴在创办幼稚园时，进行了反复的试验，“科学实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幼稚园课程的试验也不例外”[3]。
1917年，陈鹤琴来到了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潜心钻研教育和心理学。此阶段的他不再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知识，而是深入研究教育学，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对他影响最深的一门课，应属孟禄的教育史。孟禄将自己组织的黑人考察团作为教育素材，让学生亲身参观黑人创办的学院，黑人的办学精神使陈鹤琴认识到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深刻地感受到教育对民族进步和实现人生理想有着关键作用[9]。20世纪初欧洲新教育运动兴起，美国也逐渐出现了教育革新的思潮。此后，进步教育思想席卷美国。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时陈鹤琴就深受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论的影响，实践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同样得益于此。陈鹤琴回国后，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进步主义教育的精神做了详细的阐释，并邀请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专家到沪演讲。陈鹤琴将进步主义教育所提倡的原则与中国儿童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融入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之中。“以儿童的兴趣为基点，将儿童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始终是陈鹤琴最为关注的。
3.3. 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理想
留美的五年中，陈鹤琴虽身在外地，但对国内的形势从未少一分关注。1919年8月，陈鹤琴回国后毅然投身于新文化和新教育运动之中。将其在美国所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主的精神带到改革教育的运动中。在平民教育运动期间，为了更好地进行扫盲教育，陈鹤琴便对“语体文应用字汇”做了研究，并作为工具书出版，为教育测验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著名的“活教育”理论的初步主张就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出的，这也正体现了他急于将国家、将儿童从战火纷争中救出，想通过活教育唤醒人民心中渴望民族独立的火苗。1937年，陈鹤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对课程、教材、教学法等方面提出新的标准以期教育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不仅如此，他还一边从事难民教育，一边积极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也因此被日伪特务跟踪，不得不离开上海。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创立幼稚师范学校，标志着“活教育”的开始。“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国人”则体现了此理论的民族性，他写道：“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苦，有如水深火热，但亦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担负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14]
1956年，陈鹤琴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5]可见，陈鹤琴作为一名教育家，不仅仅将改革教育作为己任更将拯救人民、振兴中华民族及文化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只有整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了，社会才会更加的重视儿童，为儿童工作，为儿童尽瘁。
4. “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办学精神的实践
陈鹤琴的教育生涯中，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最能体现其办学精神的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和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鼓楼幼稚园开启了陈鹤琴对儿童心理探究的大门，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则是“活教育”理论的诞生地。
4.1. 鼓楼幼稚园
1919年，陈鹤琴回国，他一边在高校任教，一边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研究中，他认为理论是要从实践中来的[16]。于是，1923年，为了更好地研究儿童心理，他创办了家庭幼稚园。幼稚园中的设备、教具、教材、教法都是他亲自研究、创制出来的。起初，幼稚园中只有十二个儿童，陈鹤琴便对他们和自己的长子陈一鸣进行观察，实验，对幼稚园进行不停的改造。一年后，幼儿教育得到社会的关注，儿童也随之增多，通过募捐，园舍逐渐扩增，设施也逐渐完善，著名的南京鼓楼幼稚园也就诞生了。幼稚园的成功创建离不开陈鹤琴日复一日的实验和行动。在1923~1952年期间南京鼓楼幼稚园做过三次课程改革的试验。陈鹤琴说：“编制教学大纲，不能凭主观地、脱离实际地凭空臆造一套教学大纲和计划，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地科学实验而产生。”[3]在“设置教育研究室说明书草案”中，提到：“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问题要从实际产生，幼儿园的教材或玩具也要经过不停地试验加以修改再进行试用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3]。而陈鹤琴所做的一切实验、实践都是为了儿童。1927年，陈鹤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他认为，在幼稚园中，凡是儿童能够学的、应该学的都要教给他们。并且将儿童的健康放在首位。为了使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的发展，他还制作了许多适合儿童的教具，出版了儿童读物，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紧密结合的。在鼓楼幼稚园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儿童服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玩具、设备、老师皆是如此。鼓楼幼稚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从模仿、抄袭走向了实践、探索之路，是中国化幼稚园的典范。
4.2. 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鼓楼幼稚园的创办在于建立中国化幼稚园，而幼儿教育却面临着师资问题。当时的幼师大多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缺少中国化的训练。因此，陈鹤琴提出“要建立真正的中国化的幼稚园，必须要同时建立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训练机构”[17]。1940年，江西幼师在陈鹤琴的规划下建成了。幼师的课程并没有严格的阶段划分，而是采取自由的方式。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等课程是直接对儿童进行观察，观察结果便可作为今后从教的实际经验，儿童始终是陈鹤琴办学的研究主体。
1944年，日寇入侵江西，陈鹤琴带领江西实验幼师进行迁校，在此过程中，当局下令各校就地解散，但陈鹤琴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3]迁校途中，历经艰险，陈鹤琴也从未想过解散幼师，这种坚强的服务精神正是源于他对儿童的热爱，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爱。
5. 结语
陈鹤琴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而他所做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挽救国家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实现读书时种下的爱国爱人的理想。他在1981年为《幼儿教育》创刊号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3]这句话也很好地阐释了当代教育者的教学精神，作为教育者要发自内心地喜爱学生，细心观察了解学生，耐心地研究学生，如此一来，我们教育出的学生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而言，陈鹤琴“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的办学精神告诉我们要始终将学生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关注他们的兴趣、身心健康。并要鼓励儿童亲身实践，学校要多组织课外活动，使学生与自然多接触，以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