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与生态文明建设日趋深化的背景下，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的契合性成为重要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主张通过制度变革消除资本逻辑对生态的异化；儒家则以“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为核心，通过伦理教化倡导“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二者共同指向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对生态整体性的尊重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研究旨在从哲学基础、实践智慧与伦理价值三个层面讨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的契合性，并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二者的差异与互补之处，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eternal theme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dual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and deep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vestigating the corresponding nature between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and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academic pursuit. The Marxist framework, groun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natural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dvocating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o eliminate ecological alienation caused by capitalist logic. Meanwhile, Confucian philosophy, centered on the concepts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towards people and care for all beings”,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ethical cultivation, epitomized by the principle of “seasonal harvesting and moderate utilization”. Both systems demonstrate shared commitments to revering natural laws, respecting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critiquing anthropocentrism. This study conducts a tripartite analysis encompassing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practical wisdom, and ethical values to elucidate their corresponding nature. Methodologically, it examines both divergenc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se paradigm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bstantiation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China’s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1. 引言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儒家学派以其完整的思想体系，系统构建了涵盖自然资源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保护观和生态消费观等多维度的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批判性吸收西方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解剖，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规律。近代以来，这两种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持续互动交融，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智慧。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赖以生长的文化根系，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则赋予其现代性品格。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探寻二者的契合点，挖掘互补之处，实现现代化与中国化。
2. 理论概述
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生态恶化现象的深刻剖析，逐步建构起涵盖生态自然观、生态实践观及生态理想观的系统性生态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既作为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剥削本质的理论武器，又科学预见了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在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中勾勒出生态文明的历史图景。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可以总结为三部分内容。首先，在本体论层面，马克思以“自然优先性”为逻辑起点，揭示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的本质属性，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生存，反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相互对立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构成动态的辩证统一体。这一本体论包含双重内涵：其一，自然界具有客观先在性，人类生存受制于自然规律；其二，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形成“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的动态统一。其次，在实践论层面，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构，揭露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资本逻辑导致“物质变换的断裂”，使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免费馈赠”，这种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区别于西方生态主义的革命性特质。最后，在价值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将生态解放纳入人类解放的总体进程，提出“人与自然和解”的共产主义愿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社会生产与生态规律的自觉协调，构建生态文明新形态。这一构想包含三重实践原则：其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终结“自然资本化”的剥削机制；其二，通过计划经济实现资源按需分配与循环利用，如当代中国的“无废城市”试点；其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解放”的同步实现。
2) 儒家生态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文化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提出的生态理念，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主张用“仁爱”对待自然万物。他们认为，人类应当像关爱亲人一样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资源，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把自然纳入传统伦理体系，让保护环境成为道德责任，为古代生态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
具体而言，儒家生态思想可以总结为三部分内容。首先在本体论领域，儒家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自然观。儒家以“天”为最高本体，将宇宙视为“一气流行”的有机整体，主张“天地以生物为心”，强调自然界的创生性与内在价值。这一本体论包含三重逻辑：天道运行规律，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天人感应机制，董仲舒构建“天人相类”体系，认为人类活动会引发自然现象反馈；万物一体境界，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识仁篇》)，将生态伦理提升至心性修养层面。这种整体性思维打破主客二元对立，为生态伦理奠定了哲学基础。其次在实践观上，儒家主张仁民爱物，以“仁”为核心，主张伦理关怀从“亲亲”扩展至“仁民”“爱物”，将道德共同体边界延伸至非人存在，此外“取物有节”成为根本准则，将资源利用纳入伦理约束。儒家构建“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序生态责任体系，如节制取用，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梁惠王上》)，要求资源利用符合生态承载力；制度约束，《周礼》设“山虞”“泽衡”官职专司资源管理，形成世界上最早的生态职官体系；道德教化，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应用于生态领域，反对过度开发(《朱子语类》卷十二)。最后，在理想观上，儒家追求建立一个社会和谐、生态和美的大同社会。儒家生态思想以整体性、节制性、责任性为特质，儒家生态智慧为构建中国式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注入文化基因。
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的契合性
1) 哲学基础的契合：整体性思维与自然辩证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在哲学基础上呈现出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集中体现在两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认知及对自然辩证规律的把握上，二者均以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思维模式构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哲学框架。
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基，强调人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是处于永恒流动与循环中的有机系统。马克思主义主张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在自然界中完成生命的全部历程，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人与自然彼此对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然界的属人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的统一性，此观点即为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这一观点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形成呼应。“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核心，虽并不为儒家所独占，但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最完整的阐述。儒家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系辞上》)，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自然与人类是相通、相类和相依的。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的“天人合一”命题，更将天道与人伦、自然法则与社会伦理统一于“气”的宇宙本体论，强调“民胞物与”的生态整体观。概言之，二者共同打破了主客二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构建了“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认知框架，达成了在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的认识上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既承认自然界存在自身的客观规律，又强调自然界的各领域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儒家生态思想也有相似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绘的世界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的永恒运动图景，与儒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中体现的生态系统的协同性形成跨时空对话。马克思提出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自然代谢失衡，而《礼记·月令》记载的“孟春之月，禁止伐木”等时令禁忌，正是通过制度设计维持生态循环的东方智慧。在规律认知层面，二者均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恩格斯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掠夺都将招致自然的报复；《荀子·王制》中提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均强调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此外，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历史性，儒家思想通过坚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伦理，共同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2) 实践智慧的契合：规律约束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儒家生态思想在实践伦理层面的契合性，集中体现为二者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刻共识。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实践原则上，更通过历史实践与当代政策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
在对自然规律敬畏层面，儒家生态实践以“天命”为伦理根基，主张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均以时令禁忌约束资源开发，荀子进一步将自然规律上升为“天行有常”的客观法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性实践。这种伦理约束与马克思主义“按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科学论断形成呼应。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断裂”，引发生态危机。恩格斯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3]。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共同强调，人类改造自然必须以遵循规律为前提，任何僭越自然法则的实践都将导致生态系统的不可逆伤害，要在生态阈值内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共生。
在可持续发展实践层面，儒家将节俭伦理纳入治国方略，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主张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礼记·王制》规定“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月令》按月令安排农事活动，形成中国古代最早的生态法制雏形。例如：《月令》中指出：“孟春之月……毋覆巢，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礼记·曲礼下》强调：“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这种“取用有节”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念不谋而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线性经济模式，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割裂自然循环链，他提到：“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并提出应当使：“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5]。即生产废弃物循环再利用主张，强调要以对自然界最小破坏为准则实现物质变换。当代中国的“无废城市”建设与垃圾分类政策，正是二者融合的产物，既继承儒家“物尽其用”的传统智慧，又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指导资源高效利用。
3) 伦理价值的契合：生态关怀与责任伦理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儒家生态伦理在伦理价值层面的契合性，集中体现为二者对生态系统的道德关怀以及对人类责任的深刻认知。这种契合性不仅跨越了时空与文化差异，更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展现出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儒家生态伦理以“仁”为核心，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际领域延伸至自然万物。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识仁篇》)，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将自然生命纳入道德共同体，形成“泛爱众”的生态伦理观。这种“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感，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解放是人的解放前提”的论断形成深刻呼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界对人的疏离与敌视”，而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使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二者共同揭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本质上是人类摆脱异化、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在实践层面，儒家通过“礼制”规范资源利用，如《礼记·月令》规定孟春之月，禁伐木，体现了对生命节律的敬畏；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制度批判角度，揭露资本逻辑对生态系统的掠夺性破坏，主张通过消除私有制实现“人与自然和解”。这种伦理关怀的共时性表达，既包含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也强调人类作为道德主体的责任担当。
儒家生态责任观以“天命敬畏”为伦理约束。孔子提出“知命”“畏天命”，将生态保护上升为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程颢主张将生态责任纳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这种责任伦理不仅关注当代人的行为规范，更通过“为子孙计”的可持续发展观，暗含代际公平的现代意蕴。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警示，与恩格斯“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3]的论断，共同强调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代际托管责任。马克思主义则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化责任伦理的内涵。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工业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危机，指出“人的解放”必须包含“对自然规律的自觉运用”。这种责任观在当代演化为生态正义理论，既要求当代人承担修复生态的历史责任，也强调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儒家“天下大同”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结合的产物，将生态责任从民族国家拓展至全球维度。
4.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的互补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儒家生态思想在实践路径上展现出显著的互补性，前者以制度变革和科学方法论为根基，后者以伦理教化和德性修养为内核，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治理的双重驱动机制。这种互补性既体现在治理手段的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结合中，也反映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治理的辩证统一上。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儒家生态思想是制度变革与伦理教化的双向耦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矛盾分析出发，强调通过制度重构解决生态异化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物质变换断裂”，唯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如《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法治手段的推行，通过生态红线、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设计，形成刚性约束力，即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实践。儒家则通过礼制规范和道德内化培育生态自觉。如《礼记·月令》规定孟春之月，禁伐木，儒家“时禁”思想以伦理教化约束行为，将生态保护内化为“君子人格”的修养。这种德性教化在当代实践中演化为“生态公民”培育，例如浙江“千万工程”通过村规民约恢复传统“护林公约”，上海市以“光盘行动”重塑节俭消费观，曲阜示范区将“祭孔大典”改造为生态教育场景，使“取物以仁”的伦理准则深入人心。正如王阳明所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儒家通过道德感通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制度执行提供文化认同基础。这种“法治约束”与“道德感召”的协同，既强化了制度执行力，又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二者的互补性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刚柔相济的合力。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儒家生态思想是全球化治理视野与本土化智慧传承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从世界历史观出发，揭示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市场，这种扩张必然导致生态剥削的跨国转移。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光伏、风电技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实践呼应了恩格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6]的终极目标。儒家生态智慧则为全球治理注入本土化伦理资源。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主张将万物视为“同胞”，这一思想被转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东方话语。例如云南亚洲象北迁事件中，中国通过“象群家园”叙事成功重构国际话语，将事件从“人兽冲突”的危机叙事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机遇叙事，并实质性推动栖息地修复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在COP28气候大会上，中国在气候治理中融合传统文化智慧，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在碳中和路径中的关键作用，获得联合国环境署认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生态治理中“制度与伦理”“全球与本土”的双重互补性，揭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
5. 启示：转化与融合
1) 儒家生态思想的现代化
儒家生态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本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对其传统内核进行批判性扬弃，使其从基于直觉的伦理规训升华为系统化的治理智慧。传统儒家生态观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主张“取物以节”“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但其理论存在实践局限性，其一，生态伦理依附于等级化的“礼制”框架，如《礼记·月令》的“时禁”制度仅约束平民而放任贵族特权；其二，实践路径依赖道德教化，缺乏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知与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为儒家思想注入现代性基因，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解构儒家伦理的等级性，将“仁民爱物”改造为全民平等的生态正义观。另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重构“天人关系”，将“参赞化育”的直觉伦理转化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系统工程。这种转化不仅克服了儒家思想的泛道德化倾向，更使其成为现代生态治理的文化根基。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土化进程，是通过吸收儒家文化资源实现其理论形态的中国化再造，从而构建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生态治理范式。经典马克思主义聚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批判，指出“物质变换断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其理论在非西方语境下面临文化适配性挑战。中国通过“两个结合”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深植于儒家文化土壤。在理论层面，以“天人合一”重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将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发展观；在实践层面，以“仁政”思想充实“社会主义生态正义”内涵，使制度设计兼具刚性约束与文化温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由此实现从“制度批判工具”向“文明重构方案”的跃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