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促进了更广范围的人群搭上数字快车，同时推动了数字就业机会下沉。县域作为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县域范围内的数字就业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新就业机会，更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源动力”。近年来，数字就业基地在县域的纷纷落地为女性提供了全新的就业机遇，帮助县域女性实现了在地就业与经济独立。
2. 问题的提出
县域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既是家庭的守护者，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传统观念常常将女性局限于家庭角色，使其在职业选择与发展上受到压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逐渐参与到数字就业中，但她们在进入这一新领域时，往往会遭遇角色的困惑与身份的焦虑。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的角色，成为她们面临的重要问题。而A公益项目是一项旨在通过引入数字就业机会、提供数字技能培训等，帮助县域女性获得就业机会的社会实践。调查发现，该公益项目自2019年启动以来，项目覆盖下的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从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到对自我身份与群体身份的觉察，再到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即“从身到心”都发生了积极转变，同样也说明这些县域女性完成了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项目落地仅短短3年多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女性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适应客观外在的结果？还是该公益项目的赋能与效果强化的结果？抑或是是内外部互构、主客观紧密耦合的结果？回答好这一问题，不仅为更多县域女性跳出身份桎梏提供经验，而且为探究数字时代这一宏大议题下的女性身份重塑提供了现实意义。
3. 文献回顾
3.1. 女性数字就业
数字职业不是某个具体职业称谓，而是以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为表征、体现数字经济业态的一个职业范畴[1]。针对女性数字就业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宏观视角或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了数字职业为女性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宋月萍指出数字经济增强了女性就业的灵活性，可以突破地区、家庭、工作地之间的物理限制，拓宽其工作生活场景。但数字性别鸿沟的存在使得女性在新领域、新职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阻碍女性在数字信息领域的发展和女性就业渠道的拓展[2]。李建奇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激发女性社交技能优势、削弱男性体力技能优势等体现出就业促进的女性偏向。也有部分研究针对女性的特有身份或女性特点指出了女性数字就业的好处[3]，王军等发现数字经济更偏向提升已婚女子劳动参与，利于缓解已婚已育女性的“母职惩罚”[4]。刘翠花等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女性凸显其独特优势，有助于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的细腻、耐心、善于沟通等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所重视的沟通、分享、连接等特点吻合[5]，加速“她时代”到来。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拓宽了女性的就业选择面，尤其是增加低学历女性的就业规模。对于农村年轻女性而言，班涛等人认为通过参与数字劳动这一非正式的劳动形式，能够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6]。
3.2. 女性身份认同研究
关于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内容较为集中，现有文献聚焦于剖析文学或影视作品的女性身份认同、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与市民文化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打工妹”身份认同问题、女性外卖员在新媒体实践中的身份建构与职业认同等。不少研究还从女性的性别角度出发，认为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会努力追求和男性相同的地位，但在权力和社会角色的期待下，仍然跳不出性别角色的桎梏，在追求平等和社会角色之间形成矛盾的自我[7]。刘昕怡等发现女性身份建构过程再现了现实社会规范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反映了父权话语体系与现代女权意识间的博弈[8]。
身份建构“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9]。身份建构的研究发端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孙来勤指出人们身份的形成其实就是被社会建构的过程。身份构建问题并非隔离而孤立，既可以从各种社会思潮研究某类群体的身份构建过程，如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种族意识等，又可以从社会生活，如就业政策、教育培训等事件中探究身份被建构的过程。林晓兰等指出身份具有先赋性身份与后致性身份的区别，也就是说，身份会随着自身经历与所处场域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变化，但是认同是否能随着身份的变化产生同样的变化，则要关注个体是否从心理层面去接纳和认可、直至从身到心完全确认身份的转变，这是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10]。如果先赋身份在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巨大冲击，他们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发生认同困惑与危机，而如果人处在社会思潮冲击剧烈、社会生活转变大的环境中，身份认同就容易发生剧烈变动，从而出现身份认同困境，这是身份进行解构与再建构的前提。张丽敏等从符号互动论视角出发，指出可以通过自我内部互动与外部互动完成身份构建[11]。葛彬超等从青年的角度出发，认为其身份认同是一个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是“认异–求同–聚类”，而这三个步骤是自我、群体、文化认同的统一[12]。薛松远认为认同建构是一系列自我定义和身份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并且身份建构包括主观与客观二重性[13]。
3.3. 县域公益慈善
县域公益生态尚未健全成为普遍共识。现阶段，公益类社会组织和公益行业中的其他主体对县域公益生态认识不够，缺乏公益生态的意识，同时县域公益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设施和要素不够充足[14]。
有学者认为对后发地区的脱贫与发展帮扶视为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程[15]。有学者提出对县域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工作可以发挥“第三方”帮扶功能，即通过以企业、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16]。相比政府的输血式帮扶，企业等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对县域等欠发达地区进行造血式帮扶，更具可持续发展意义[17]。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8]。
3.4. 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在三个维度存在不足。其一，数字就业研究多聚焦宏观效应，虽肯定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规模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女性就业的灵活性赋能，却缺乏对县域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微观身份重构的考察；其二，虽然对女性的研究范围宽泛，但针对县域女性这一群体，尤其对在数字就业背景下的县域女性群体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此外，现有文献对身份建构部分的研究，大多热衷于运用符号互动论等身份认同理论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或解释，建构本身就应是连续性的一个过程，而文献对建构的过程性或阶段性突出不多。此外，现有研究尤其强调通过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完成了身份的构建和转变，诚然，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客观外在环境的改变力量或赋能力量也不可小觑。也有部分文献提及到了客观外在的影响与作用，但是将客观外在仅仅作为一个静态的、宏观的、背景性的要素，几乎没有文献提到客观外在对个体身份建构的主动性力量，比如在充足的公益慈善元素的介入下，外在对个体的身份改变的帮助作用。内外部进行实质性的互动、动静态实现要素互补、主客观真正实现耦合才能顺利实现身份转变和建构；其三，县域公益研究多停留于生态缺陷描述或“第三方帮扶”功能论证，尚未与数字时代身份建构议题产生对话。
因此，本文以公益项目为观察棱镜，揭示数字就业中县域女性如何通过技术实践、符号互动、公益价值内化等突破传统身份桎梏，实现从“边缘依附者”到“数字创造者”的身份跃迁，这不仅是丰富了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了研究视角，更是为数字时代女性身份重塑提供现实意义。
4.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4.1. 理论框架
身份建构的理论渊源大多来自身份认同的理论。身份认同一词源起于拉丁词“idem”，有“同一、相同”之意，随后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身份、本身”，是对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认清“我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的事物的认知，即在群体或社会层面的认知，回答的是“我属于哪个阶层”或是“我们是谁”的问题。故而学界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基本都从这两个维度展开。在自我身份认同这一维度，有三大主要理论，一是奥尔波特的自我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的人其自我状态经历了生理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心理的自我的三个阶段；二是Mead的符号互动论，该理论基本观点是，事物在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被赋予意义，还说明了“符号”是基本概念，能代表关于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包括语言、动作、文字，甚至是某些特定的社会情景等；三是Marcia的自我同一性理论，以“探索”和“承诺”为变量对自我同一性进行定义，“探索”展示了身份个体在同一性形成过程中，对诸如职业抉择、社会角色选择等问题产生迷思，而“承诺”是对面临的选择做了回答，并对其赋予时间和精力[19]。在社会身份认同层面，Henri Tajfel指出了个体因为归属于某个群体知识或因其群体成员身份会感受到价值和意义，并认为人们会通过社会类化(将自己划归为某一群体)、社会比较(对比自己认同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积极区分(所属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地方)这三个方面实现社会认同。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具有社会属性，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在社会中得以建构和完善[9]。
本研究通过整合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论，并援引我国学者张淑华关于身份认同具有层次性的理论，构建解释县域女性身份建构的递进框架。奥尔波特的自我发展三阶段(生理–社会–心理自我)提供纵向解构基础，揭示女性从身份束缚到价值迷茫的断裂过程；Mead的符号互动论构成横向调试，阐释数字职业符号重塑认知的意义网络；Marcia的探索与承诺机制形成动态重构路径，解释女性通过技术实践实现职业锚定；Tajfel的社会认同三过程(类化–比较–区分)构建群体动能转化机制，推动个体困境升维为集体身份优势。四重理论层层嵌套，既呈现身份解构的危机根源，又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下边缘群体突破传统身份枷锁、实现公私领域身份交融的内在逻辑。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以下理论框架(如图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1. 理论框架
4.2. 项目介绍
为了让更多乡村人口搭上数字快车，让更多数字就业机会实现下沉，由浙江某集团、浙江某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发起的A数字就业公益项目应运而生，A项目秉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核心理念，为欠发达的县域引入数字新产业，着重吸纳乡村女性、返乡青年、残障人士等群体，并培育其数字技能，带动就地就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A项目已在中西部县域落地17个数字就业基地，帮助数千名县域女性实现了在地就业与经济独立，持续推动欠发达县域实现乡村振兴。
特别的是，项目及项目发起方孵化县域企业出于为其“造血”和“赋能”的目的，为县域企业链接项目资源、引入业务订单、提供培训补贴，帮助企业拥有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能力。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一家由项目公益平台孵化的县域企业的数字就业女性，本文提到的A企业也正是该公益项目孵化产物。
4.3.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范式，深入被访者工作场域和具体情景之中，通过倾听她们所述故事与经历来理解其内心世界。笔者于2024年6月至8月之间，对7位参与A公益项目的县域女性(同时也是A项目的孵化企业的员工)进行了访谈(如表1)，收集了她们的第一手口述资料。此外，笔者还收集了相关文档资料，如项目报告、培训手册、项目相关的数字就业调研材料、公众号推文等，以此作为补充材料来丰富研究视角。
在分析阶段，对转录文本进行反复阅读与编码，此过程注重发掘受访者的主观体验，并力求客观地反映A公益项目对其身份认同建构的影响。研究严格遵守伦理准则，确保所有受访者的信息保密，并获得了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以保障研究的合法性和伦理性。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respondents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姓名 |
年龄 |
学历 |
是否本地人 |
入职时长 |
业务/职位 |
备注 |
ZYJ |
29 |
本科 |
是 |
三年半 |
论文标注 |
/ |
ZCJ |
33 |
初中 |
是 |
9个月 |
高德标注 |
残障宝妈 |
LYE |
30 |
本科 |
是 |
两年 |
高德标注 |
宝妈 |
MY |
29 |
本科 |
是 |
两年 |
大模型 |
/ |
YZ |
37 |
本科 |
是 |
三年8个月 |
管理层 |
宝妈 |
QJH |
32 |
本科 |
否(邻县) |
一年 |
业务讲师 |
/ |
ZWT |
35 |
大专 |
是 |
半年 |
高德标注 |
残障人士 |
5. 身份认同建构过程
身份认同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微观层面诸如身边的朋友、亲人、同学等，中观层面的社会项目、公益组织等，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就业政策、福利政策、社会文化等。除了客观外在的影响，女性个体也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身份建构。主客观的耦合之间让女性产成了从身到心的巨大变化，完成了解构到再建构的全流程。
5.1. 返乡归县：社会规则与角色冲突的双重压力下的选择
5.1.1. 社会的隐形规则与排斥
女性在劳动市场处于劣势地位，表现为就业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不对等[20]。被访女性大多都是曾经在大城市有过工作经历，但是因为难以承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工作压力等选择了回到县城。“我之前在西安的一家小公司做UI设计，因为是小公司，它的职位划分不那么明确，我除了做UI设计外，还要做文案宣传之类的，但工资就那么多，额外给我很大压力。(MY)”职场规则中往往会去性别化，宣扬男女平等意识，忽视男女差异，让女性承担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强度和压力，甚至还会承受更多细碎的事务，导致职责含糊，而所获报酬和实际付出不匹配。
女性往往会从事一些辅助性，甚至是边缘性的工作，“我8年前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安的一个证券公司，做行政。那时候一个月2000，除去房租和吃饭钱，剩不了啥了。(LYE)”一位工商管理专业出身的受访者提到，这样没有“技术和手艺”的专业，出来就只能干行政这类工作。女性天然比男性更细致耐心的特点让女性囿于“行政”这类辅佐性的、简单重复的工作里面，而男性似乎更容易与一些技术含量高、薪资高的工作挂钩。
基于生理机能和性别的双重弱势之下的残障女性在就业市场更是面临更多的限制、歧视和排斥。一位残疾人宝妈反映，“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食堂后厨给人家洗碗，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不高，干了三个月，手都洗破了特别痛，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没干了。后来又去西安私人厂里上班，在里面做那个水晶象棋，环境很差，住宿条件也很不好，身体本来又不好，干了半年又没干了。(ZCJ)”由于学历不高、宝妈身份、残疾的生理条件，种种不利条件汇集，导致就业低层化、边缘化。
这些受访女性大多都是本县人，她们毕业后基本都会留在大城市寻找出路，陌生的环境、不稳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隐形规则，形成一股排斥外推力量，使其处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状态，让她们迷茫且没有归属感，甚至产生飘零之感，不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陷入“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内耗，难以形成自我认同和所在圈层的认同。
5.1.2. 角色冲突与身份焦虑
当人拥有多重身份，而在同一情境中同时被激活两个或两个以上时，有可能会产生身份认同失败或身份挣扎[21]。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例如女儿、员工、妻子或母亲等。社会或家庭对某一特定角色呈现期待时，可能会引发期待角色与现有角色之间的冲突，比如当女性即将成为或已经肩负起“母亲”这一角色时，她们通常会因为生育或照顾孩子而选择回归家庭。有受访者表示，“我老公要外出打工，而他的母亲有智力残疾，没有办法，我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ZCJ)”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与工作往往难以兼顾，此时母亲角色也往往会替代工作角色，女性心里的天平会偏向孩子。“我妈妈身体不好，我之前在深圳工作，离家很远，我担心妈妈如果有什么状况不能及时赶回来。(MY)”“我因为要结婚，我就从西安回来县城了，2022年我在这边生的孩子，自己又带孩子。(LYE)”可见，作为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等家庭角色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工作角色。这种角色冲突不仅体现在个体选择上，还深植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之中。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当优先承担家庭责任，这种预期无形中加剧了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抉择难度，同时也容易导致女性身份认同难以协调和整合。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根深蒂固，虽然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平等意识，不会刻意强调“相夫教子”，但是传统观念会让女性顶着扮演好双重角色的压力。而且随着教育的越来越“卷”，关注孩子的教育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孩子后来上学，我们就到县城里来，要租房子，全家就靠老公一个人挣钱，那段时间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点抑郁了。(ZCJ)”经负责人反映，项目所在县城的普遍情况是，许多女性在农村生完孩子后的几年会搬到县城来，因为县城教育条件会优于农村，这也导致县城有许多陪读宝妈。经济压力逐渐变大、生活单调、社交圈窄等一系列困难也是这个群体常常需要面对的，是继续当个全职宝妈？还是找份工作？找工作又该找什么工作？这些问题加剧着这一群体的心理负担，这一过程也是她们身份割裂且难以统合的阶段。
5.2. 身份迷思与调试：数字职业的初识与适应
5.2.1. 身份迷思：初识家门口的数字职业
出于各种原因从大城市回到县城的女性，回到家的女性有时间做好母亲、女儿、妻子的角色，但是如何实现职业角色是她们面临的问题。数字就业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区别于传统行业的职业特征让许多女性可能产生陌生或不安全感。
迁移行为可以由推拉理论解释，即女性去往大城市还是回到县城的迁移行为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影响的结果。女性原先工作的大城市虽然具有更多就业机会、更优越的生活设施，但是受到生活成本大、社会压力重、存在歧视与压迫等负面影响，而县城拥有更亲和的社会关系网、更低的社会成本、更一致的地域文化，但工作机会少、基础设施短板多等多种不利条件，推力与拉力形成博弈，两种不同场域的冲突与矛盾让这些女性产生认同的模糊与不稳定状态，女性不由得生出“我是谁？我该何去何从？”的对自我和社会身份的困惑与迷思。
博弈之下，有些女性选择回到了县城，回到县城虽然满足了女性对熟悉地域的认同，但是同时也会面临社会关系网的更新，“我在外地上学的，之前工作也是在大城市，回到县里其实没什么朋友和同学。(MY)”社会关系网实际属于资源配置的一条路径，由大城市回到县城，大概率会面临旧有社交圈的疏离和新社交圈的更新，意味着之前所积攒的亲密关系或人脉资源可能也会付之东流。而社会关系网络关乎群体认同，告别旧的社交圈就是告别旧的身份，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形象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示人，可能成为新的身份困惑。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县城，寻找自我与更新自我认同成了新的议题。
A公益项目孵化的企业正是在充分考察当地就业状况的基础上，出于为县域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目的而成立，让县域女性能够实现家门口的数字就业，大多数女性受亲朋介绍或者通过招聘网站了解并进入到这个数字职业队伍中，但数字融入并非易事。数字就业的女性员工初上手时面临着不熟练的问题。多位女员工提到“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啥也不懂”、“练习业务常常出错”、“刚做的时候速度很慢”、“我怕自己做不好”等。告别旧职位或旧身份，迎接新职业和新身份，这阶段是解构原有身份又探索新身份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身份认同的混乱与迷失。构建新身份是回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一系列体验，当这种连续性被外部困难、挫折打断时，其解构后的身份认同就难以继续重构，进而产生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感、割裂感和游离感[22]，形成一种身份危机。
A项目所具有的数字性质，在为部分女性带来困惑的同时，也让部分女性重新审视一虚一实的二重世界里的自我[23]。“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2020年公司派我去参加人工智能世界大会，我见识到了科大讯飞的一个实时翻译，翻的很牛，要是让我来翻应该翻得浅显。(ZYJ)”不同于传统就业，数字职业让她们告别了之前的行政职员、私人厂打工妹、代课老师等身份，看到了人在数字时代的全新定位以及数字技术赋予的新身份。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囿于传统身份和传统角色，而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和自我建构性，通过数字劳动实践铸造更具内在张力的自我身份，在数字场景中为社会创造价值。
在这一阶段，身份危机与对新身份的憧憬并存，这一阶段充满迷思、摇摆和不确定，同时也孕育着重塑自我认知的契机，是被数字浪潮裹挟而去，还是在数字化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并构建富有弹性和创造力的新身份呢？这是个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对自我身份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的重要历程。
5.2.2. 身份调试：内外互构与交融
在女性身份反思与重构的重要历程中，要经历身份的不断调试，这一阶段是女性向内自我探索与A项目紧密扣合女性成长需求的共同过程。
目标感和使命感引导女性身份变化。A企业根据员工的总体特征和知识能力结构，结合科学的晋升渠道设计了清晰晋升路径。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一职位而言，职业层次由低到高包括标注员、质检员/组长/培训讲师、项目经理、基地主管，职业层级清晰，能否得到晋升大多依管理能力与业务水平而定，除了有管理岗晋升路径，平台还会不定时给予优秀员工参加国际会议、集体总部会议等机会，就像受访者提到“可以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清晰的上升通道与激励机制引导女性在职业上有目标感和上进心，此外，诞生于慈善项目、嵌入县域社会的A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强调更强烈的价值导向，在更大范围传递公益价值。公益慈善是A企业的基因，流淌在企业血液与文化之中，企业的慈善文化与社会使命也会影响每一位女性员工，推动她们重构“我是谁”、愿意成为何种角色、达到何种地位、想要何种生活方式。
数字劳动的实践也会促进身份改变。认同和参与的循环互构不断强化认同并促进认同持续性。对于数字就业员工而言，数字技能与素养状况至关重要，是影响其职业过程与工作晋升的关键因素。A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数字技能及素养培养，部分女性由于长期待在乡镇，信息闭塞，专业有限，让她们容易丧失信心，一次次练习失败挫伤积极性。针对大部分女性“感觉自己做不好这份工作”的不自信，面对她们刚上手状况百出的困难境遇与角色认知模糊，A公司配备讲师并针对不同数字技能素养的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很耐心教我”、“学习python做一些高级数据筛选”、“我还被推荐为大模型项目组的组长，虽然一开始也有压力，但是他们很耐心培养我，我很快就能胜任。(MY)”员工们通过反复练习，在一次次失败中被鼓励，并在每一次成就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一过程表现为非线性的进步模式，其特征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在此过程，员工不断提升自我效能感，即“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24]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不仅促进个人能力发展，也强化着她们的自我认同感。
由于A企业的招募对象是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所以大部分员工之间具有相似经历和共同话语，企业为这些受益对象提供了一个“镜像”环境，让他们能在“镜像自我”中探寻自我身份。A企业的一位残障女职工提到公司对残疾人会放开学历限制，本县的许多残障女性被公司残障员工推荐招入，“我当时是被xxx推荐来应聘的，她比我身体残疾还严重，但是特别阳光开朗，她工作完成的很好，还经常鼓励我，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和她一样。(ZCJ)”在这里，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平等劳动来重新审视生活，重新认识身份价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找到自身的归属感。个人在进行自我身份探寻和构建过程时，会受周围或他者的影响，就像一个“镜像自我”，残疾人同事的鼓励和“以身作则”让这位女性被访者看到自身可能性，不断修正自我认知，加速自我认同。
5.3. 巩固：身份认同的唤醒与重塑
5.3.1. 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
在项目的引导和帮助下，女性渐渐完成了身份的调试，自我身份不断清晰起来，形塑起新的自我身份认同。女性不再是只为谋求一个职位，而是发展出对事业的追求和自我的超越，“你看我们这里的姚总，从一个小组长到业务板块负责人，现在已经是咱们公司合伙人了(QJH)”。除了事业的追求，积极身份的重塑也可能体现在外显的外貌变化上。身体是女性的一种外显符号，穿着打扮的变化也反映了某种心理的变化，“残疾人宝妈第一次在年会上穿很漂亮的小裙子”、“生完孩子一年多没买化妆品护肤品，上班了就开始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外在形象的变化突破了以往刻板身份，也代表着身份形象的重塑，对美好外在形象的追求也会提升她们的幸福感。此外，有访谈者提到自己下班会让老公开车来接自己时，开着玩笑说“俺是赚钱的，敢不接我”，对家庭地位的自信以及外部对自身价值感的肯定，进一步更新她们的身份认同，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平等对话的机会。
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的世界[25]。被访女性提到“之前有段时间我的全部社交都是家庭，加上经济压力和身体不好，都要抑郁了(ZCJ)”，被家庭桎梏约束的女性所能感知到的世界范围只有小小一方家庭，当她们走进新的一方天地时，让之前不可替代的生物性母职身份转向一种新的社会性母职身份，“之前马路上到处都是留守儿童，现在许多女性回来不仅担当起母亲角色，还能做好咱们的工作(ZWT)”、“父母孩子有个啥头疼脑热的，我们还能及时赶到。(LYE)”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或母职身份实现一种平衡与相融，让她们在做好母职或家庭身份的同时，也能“做我自己”、“追求我的事业和理想”。从家庭领域延伸出来，并非意味着她们失去了与家庭“私领域”紧密联结的“情感”，她们还是不可或缺的母职或家庭身份，只是将这份情感延伸到了公共领域，从原有身份中解构，溶解后整合为一个具有更多意义的身份，实现了身份交融。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女性的数字劳动实践在数字世界的可视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我们团队做出来的产品上线了xxx大平台，我偶然一次在那个平台上刷到，发现是我们做的，很有成就感。(QJH)”这份成就感也会加速实现群体认同，强化了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的群体认知”，唤醒了群体共同体意识，而群体类化与认同也会维系和巩固自我身份认同。
此外，项目还会推荐优秀的员工去更好的平台，并且对员工寻求更佳职业机会持开放态度。负责人提到“有些离职的员工有在我们这工作的基础，现在大城市完全融入白领工作，这是我们孵化学员的一个成果。”项目就像一个跳板连接着女性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使女性的身份得以扩展，促进她们身份多元化发展。项目的初衷绝非拴住女性，在为部分女性提供“回家”的避风港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能“离家”高飞的翅膀。不管是留在县域实现身份价值，还是出去实现身份扩展并探索更多可能性，其核心都在于帮助女性建立对自我的清晰、稳固、夯实的认知和信心，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5.3.2. 集体归属感的建立：情感流通与公私领域的交融
“去年年初，公司招人，我把我老公也叫回来干这个(LYE)”、“这是我近几年来最稳定的一个工作，工资也不错，希望更多像我这样身体残疾的朋友来这里工作。(ZWT)”推荐更多朋友或亲戚加入无疑是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佐证，也是一种群体归属感的体现，而这种群体归属感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接纳、认可与拥抱。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中提到，符号是基本的概念，能代表被赋予某种意义的事物，比如语言、口号、文字、举动、场景等。项目的公司名和“Idol”发音相似，寓意每位女性都能做自己人生的idol。这反映了公司最深层的价值取向与情感期待，是女性实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共同符号，对于群体的凝聚和延续有着重要作用。公司名及其代表的情感期许流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并加强了集体记忆的力量。
场景也是符号的一种，而外部空间场景对个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自我认同的空间来源，要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有对应认知、理解和建构的外部空间。A项目在具体的场景设计中富含女性特色的“私域”元素，建造了女性专属房间和孩童玩乐场所，设有“女性之角”为女性提供姜茶、卫生巾等基本福利，满足其哺乳期需求等。办公场所设有“儿童活动室”，里面配有孩童阅读绘本、玩具，以及负责照看小孩的幼师等，女性可以带着孩子来上班，减少女性抚育的后顾之忧。调查发现，“宝妈”群体组成了数字就业中最稳定、最具职业性的中坚力量，这与充满母子关怀的场景设计、长期的需求供给离不开。
A项目这一系列的场景设计，还将公领域与私领域连接，将家庭元素设计在工作领域，创建环境熟悉感，也创建了情感流通的场域，女性可以在工作之余谈心、话家常。被访女性大多数都提到“这里有着大城市欠缺的松弛感，待久了人也松弛舒服了(QJH)”，县城的松弛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情怀、一方水土的文化一致性、生活方式、社交范围等这些共同的情感体验构成了情感共鸣，公司同事们之间建立了新的友好社交圈，同事们一起过生日、表演节目、分享零食等，“同事不再像大城市里的过客，在这里大家都是朋友。(MY)”身份建构本就是情感互通互动的过程，而情感在此场域里流通，那些相似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被吸纳和绑定在一起，划清了一个“集体”的界限，这就由原先的“群体”进化成了“集体”，而内部的沟通交流、情感磁吸等一系列情感交融形成了“凝聚力”，不断加深着“集体”的概念，强化着“我们所属”的边界感。
可以说，县域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遵循解构–调试–重构的动态逻辑。解构源于生理性(身体束缚)、结构性(城乡资源失衡)与文化性(性别规范偏见)压力的叠加，如残障宝妈因身体限制与母职捆绑陷入价值虚无；调试通过符号系统重构实现转化，比如数字职业头衔消解性别标签、重塑母职意义、集体叙事赋予劳动社会价值，在这其中，公益介入发挥杠杆作用，空间设计缓解公私对立，公益使命的价值传递塑造利他认同，与外界资源链接打开上升通道；重构依托技术赋能、公益共同体与制度创新的螺旋互构，最终突破传统身份枷锁。这一机制揭示，身份转型是技术实践、符号互动与制度变革交织的非线性过程。
6. 结语
身份认同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完成身份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不仅会发生显而易见的行为变化，还会从内心深处改变、接纳与认可，清晰认知到“我是谁”与“我们所属”，愉快拥抱新身份，实现人生新价值。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体探寻内在需求与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外在客观主动耦合个体、实现内外部要素互动的典范。
女性身份的重塑与建构过程，从性别层面来看，是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呐喊，从社会层面上看，是跳出了“贤妻良母”和“私域守护者”桎梏的新社会角色，从人权意义上看，是对女性独立意识和人格的充分演绎。一方面，A项目让女性走出原先的狭小一方空间，重新认识并发掘她们的女性力量，让她们去更广阔的领域中充分发挥其美、善的特质，帮助提升自信和价值，扩展视野和精神高度，帮助她们将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扩展到更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女性在探索并重构身份时展现出主动性与自觉性，她们不仅是社会变化中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塑造自身命运的主体，她们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实践，寻找与自己内在需求和外部现实相契合的新身份定位，在个人成长的同时也为数字时代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