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忧悲多恚，病乃成积。”长期的情绪低落和过度忧虑可能导致疾病积累，进而发展成为抑郁。抑郁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包括抑郁倾向(Depressive Tendency)和抑郁症(Depression) (何振宏，张丹丹，2018)，抑郁倾向指的是存在持续性抑郁情绪和部分抑郁症状，但症状的强度或数量未达到抑郁症的诊断阈值(刘琰等，2014)。根据Tian等人(2025)的研究，我国抑郁症患者数量从1990年的3440万例增长至2021年的5310万例。由此可见，抑郁症发展状况十分严峻。Fogel等人(2006)的纵向研究显示，抑郁倾向个体首次抑郁症发作的风险是对照组的5倍。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抑郁倾向若不及时加以调节与改善，会显著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因此，探究抑郁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不仅仅对抑郁症的早期预防提供理论支持，还可以对临床干预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对抑郁倾向的研究中，家庭因素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阿德勒认为“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相关研究也表明原始家庭幸福程度对子女心理健康起重要作用(赵海燕等，2024)。特别是在家庭影响的诸多因素中，童年期的负面经历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童年期创伤(Childhood Traumatic)是指个体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各种创伤事件，如躯体虐待、情感忽视或性侵害等，可能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社会性发展以及人际信任等方面造成直接或深远的负面影响(Carr et al., 2013)。既往研究中，也表明了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孙琦等人，2022)。与此同时，在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中也表明了，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刘珏等，2018)。此外，在另一项研究中相比于未受创伤的群体而言，伴早年创伤经历人群未来患抑郁症的概率显著提高(Li et al., 2016)。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le)是指在不同的认知任务之间平稳切换的能力(Friedman & Miyake, 2017)。相关研究证明了遭受童年期创伤的个体往往表现出刻板思维倾向，更易产生消极的自动化认知，并难以摆脱负面情绪，而这些因素恰恰是认知灵活性缺乏的表现(Chung et al., 2024)。研究领域的同质化倾向反映了认知灵活性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多重生活时，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压力源和负面情况，从而降低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LeMoult & Gotlib, 2019)。
根据Gross (1998)的定义，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对自身情绪状态的管理，他们何时拥有这些情绪，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这一过程能够在情绪产生的多个阶段，包括情绪生成的起始点乃至其发展的后续阶段，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情绪持久性低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并且伴随着情绪调节困难，这种功能障碍对抑郁的发生与发展有消极的推动作用(Joormann & Quinn, 2014)。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童年期创伤，如父母或照料者长期忽视儿童情感需要，可能会妨碍儿童适应性情绪调节技能的获得(Burns et al., 2010; Shipman et al., 2005)，并提高成年后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失调症状风险(Morris et al., 2007)。
综上所述，探究童年期创伤对抑郁倾向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大学生为被试，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察童年期创伤、认知灵活性、情绪调节对抑郁倾向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的大学生为被试样本，通过脑岛和问卷星平台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回收1209份问卷，删除问卷填答时间过长或过短、规律作答、年龄为零或极端值以及未通过注意力测试等无效问卷后，余下有效问卷1156份，问卷填答有效率为95.62%。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7~31岁，平均年龄为20.64岁(SD = 1.86)。其中，本科生1075人，研究生81人，女生601人，男生555人。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分别为255人、327人、340人和153人。
2.2. 研究假设
H1：童年期创伤对抑郁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2：认知灵活性在童年期创伤和抑郁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H3：情绪调节在认知灵活性和抑郁倾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3. 研究工具
2.3.1. 童年创伤经历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
采用Bernstein等人(2003)编制、傅文青等人(2005)翻译的童年创伤经历问卷(CTQ-SF)。该问卷包含28个条目，用于筛查个体16岁前的童年创伤经历，该问卷涵盖5个维度：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身体忽视。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方式。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2. 认知灵活性问卷(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 CFI)
采用Dennis和Vander Wal (2010)编制、王阳等人(2016)翻译的认知灵活性问卷(CFI)，该问卷包含20个条目，涵盖可选择性和可控性2个维度，采用了likert式5点计分方式，个体得分越高说明其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3.3.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采用Gross和John (2003)编制、王力等人(2007)修订的情绪调节问卷(ERQ)，该问卷用于评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情绪调节方式，包含14个条目，涵盖重评策略和抑制策略2个维度，各因子得分越高则表明被试在日常使用此种策略的倾向性越大。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3.4. 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采用为Radloff (1977)编制、陈祉妍等人(2009)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该量表包括20道题目，分别调查20个症状，其中4道题目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倾向出现的频度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4. 数据处理
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使用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4.3进行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其中95%置信区间的估计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样本。95%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表明效应显著。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6.26%，低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见表1。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倾向呈显著正相关，童年期创伤与认知灵活性、认知灵活性与抑郁倾向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M ± SD |
1 |
2 |
3 |
1 童年期创伤 |
1.36 ± 0.49 |
- |
|
|
2 认知灵活性 |
3.58 ± 0.59 |
−0.41** |
- |
|
3 抑郁倾向 |
1.67 ± 0.52 |
0.68** |
−0.52** |
- |
注：**P < 0.01。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以童年期创伤和认知灵活性为预测变量，抑郁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1.7，表明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对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PROCESS 4.3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认知灵活性、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倾向三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控制了性别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倾向(β = 0.68, t = 31.47,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认知灵活性后，童年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认知灵活性(β = −0.41, t = −15.74, p < 0.001)，认知灵活性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倾向(β = −0.29, t = −12.89, p < 0.001)，并且童年期创伤仍然显著预测抑郁倾向(β = 0.56, t = 25.11, p < 0.001)，因此，认知灵活性在童年期创伤和抑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5%置信区间为[0.10, 0.15]，中介效应值是0.1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6%。认知灵活性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如图1所示。
注：**P < 0.01。
Figure 1. A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role
图1. 中介作用模型图
然后，采用PROCESS 4.3中的模型59检验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性别后，认知灵活性和情绪调节的交互项呈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倾向(β = −0.20, t = −3.98, P < 0.05)，95%置信区间为[−0.08, −0.02]，表明情绪调节在认知灵活性和抑郁倾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判定指数的95%置信区间为[−0.10, −0.16]。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指标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认知灵活性 |
童年期创伤 |
0.48 |
0.23 |
85.57 |
−0.43 |
−15.92*** |
|
情绪调节 |
|
|
|
0.17 |
6.24*** |
抑郁倾向 |
童年期创伤 |
0.74 |
0.54 |
227.75 |
0.53 |
23.40*** |
|
情绪调节 |
|
|
|
0.11 |
5.06*** |
|
认知灵活性 |
|
|
|
−0.31 |
−13.78*** |
|
童年期创伤x情绪调节 |
|
|
|
−0.01 |
−0.33 |
|
认知灵活性x情绪调节 |
|
|
|
−0.04 |
−2.05*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最后，为清晰地呈现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认知灵活性显著负向预测情绪调节能力强的抑郁倾向，对于低情绪调节(M − 1SD)的个体，认知灵活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倾向(Bsimple = −0.27, P < 0.001, 95%CI = [−0.33, −0.21])，对于高情绪调节(M + 1SD)的个体来说，认知灵活性具有更强的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倾向(Bsimple = −0.35, P < 0.001, 95%CI = [−0.41, −0.29])。
4. 讨论
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索童年期创伤和抑郁倾向之间的关系、认知灵活性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调节在认知灵活性和抑郁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系统考察童年期创伤对抑郁倾向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抑郁倾向。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孙琦等，2022)。童年期创伤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创伤类型，抑郁的潜在因素，经历过此类逆境的个体，其抑郁倾向的发生率显著增加。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曾在童年期遭受过至少一次创伤事件(Xie et al., 2018)。与此同时，其他相关研究也表明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性的关联(Teicher & Samson, 2016)。同时，本研究支持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基于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可知(Friedman, 1968)，个体在面对相似环境刺激时，反应及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是早期负性事件和重要经历对个体的塑造作用。上述论述皆证明了本研究的发现，个体在经历童年期创伤后，更容易引发抑郁倾向。
本研究还发现认知灵活性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王湃，刘爱书2017)。也就是说，当经受童年期创伤的个体拥有较高的认知灵活性时，能够显著降低抑郁倾向的产生。认知反应理论指出，个体在接收信息时，会基于自身的认知加工过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反应。例如，当信息与个体的价值观一致时，更容易引发积极态度；反之，则可能导致消极反应。Kovacs and Beck (1978)的抑郁认知模型也指出适应不良的认知代表着认知情绪图式的激活，它是抑郁产生、保持和复发的关键因素。根据上述理论不难理解，认知灵活性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部分，在抑郁倾向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就会降低抑郁的发生率，从而达到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目的。也就是说，个体在童年期经历越多的创伤，就会降低其认知灵活性，从而导致抑郁倾向的发生。
最后，本研究发现，在童年期创伤通过认知灵活性影响大学生抑郁倾向的中介模型中，情绪调节在认知灵活性对抑郁倾向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丰富了这一关系中调节因素的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影响了认知灵活性和抑郁倾向之间的负相关。这说明，在高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中，认知灵活性对抑郁倾向之间的负向相关性显著增强。以往的研究发现，控制自身的愤怒情绪有利于提升个体在工作时的认知灵活性(Cayanus et al., 2005)，并且认知灵活性的水平也可以被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所预测(Silver et al., 2004)。综上所述，基于前人研究并结合本研究可知，当个体面临负性情绪刺激时，对于高情绪调节的个体来说，认知灵活性能够更好的、更快的降低抑郁倾向，从而降低抑郁的患病风险。因此，提高情绪调节水平也有助于降低抑郁倾向的产生。
5. 展望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期创伤对抑郁倾向的影响机制，对延缓甚至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本研究了解到，认知灵活性在童年期创伤和抑郁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情绪调节在认知灵活性对抑郁倾向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面对既往创伤经历，个体可以通过发展自身的各种适应性能力来构建自我保护机制。例如，提高认知灵活性和情绪调节能力都能够对抑郁倾向的产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个体能够通过提高情绪调节的能力，来延缓或改善自身的情绪状态，从而维持长期的心理健康。我们可以通过元认知训练、正念认知疗法、积极自我暗示等方式来提高能力，改善心理状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心理治疗还可以与人工智能相结合，进而更有效、快捷地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虽然本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基于问卷地自报告数据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可通过实验法或纵向设计提升研究的结果效度。其次，除童年期创伤外，其他影响抑郁倾向的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最后，情绪调节仅是调节变量之一，在后续研究中需纳入更多变量以完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