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父母权威合法性(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是指青少年认为其父母的权威是是恰当、合理且公正的程度(Tyler, 2006a, 2006b)。合法性认知包含两个主要成分：个体对权威的信任程度以及其对服从该权威指令的义务感(Sunshine & Tyler, 2003)。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开始通过将更多生活领域界定为不受父母控制和权威管辖的范围来彰显自己的自主性(Smetana, 2002)。因此，父母可能会觉得有时在对孩子进行管教和制定规则方面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们是合法的权威人物对父母教育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合法性是任何权威人物都应具备的重要特质。与非法权威不同，那些被认为具有合法性的权威无须依靠奖惩手段来控制行为(Tyler, 2006a)。虽然这种策略可能有效，但代价高昂且效率低下，因为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确保人们遵守规则并得到恰当地奖惩。相反，权威可以通过在与其相关的人群中树立合法性来施加控制。最终，当社会通过某种价值体系认定某权威有权或理应得到服从时，该权威便获得了合法性。一旦确立，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社会规范和社会化压力得以维持。因此，即使权威不在场，人们也更有可能遵循合法权威制定的规则。这使得权威能够将资源用于其他方面，而不必用于确保规则不被违反。
关于父母权威的大量发展心理学研究往往侧重于青少年在何种情境下以及何时会认为父母的权威是合理的。大多数此类研究表明，青少年对父母权威合理性的认知具有领域特异性(Milnitsky-Sapiro et al., 2006; Smetana & Daddis, 2002)。赋予父母权威合理性的决定取决于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例如，Tisak (1986年)发现，青少年认为父母有关偷窃的规定比有关家务或交友的规定更具合理性。最近，有学者发现，大多数青少年认为父母在道德领域(如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内具有权威性(Darling et al., 2005)；然而，在个人领域(如选择朋友或自由支配时间)内，这种权威性的认知差异更大。与过去关于法律权威的研究类似，当青少年认为父母在特定领域具有权威性，并感到有义务遵守该领域内的父母规定时，他们就越不可能违反这些规定(Darling et al., 2007)。此外，尽管发展研究人员强调青少年在何时何地将父母视为合法权威方面存在个体差异，但对于造成这种个体差异的因素却知之甚少(达林)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Baumrind, 1967, 1971, 1991)可能会对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看法产生潜在的强大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尚未得到实证研究。
通常测量青少年对父母权威合法性认同水平的量表主要包括：父母权威问卷(Endorsement of Parental Authority, EPA)修订版，它基于Fuligni的理论，由程德华和杨治良(2009)修订为中文版。包含4个核心项目，如“周末晚睡”“与朋友外出”等，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愿意，5 = 非常愿意)。通过青少年对父母规则的接受意愿，直接测量其对父母权威的认同程度。亲权问卷(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PAQ)及修订版(PAQ-R)，由Buri (1991)设计，后修订为PAQ-R (Reitman et al., 2002)。PAQ：30个项目，李克特5点计分，区分权威型、专制型、忽视型、放纵型教养方式。PAQ-R：扩展至3~8岁儿童父母，但适用于青少年自我报告。它从子女视角评估父母管教方式的权威性，反映青少年对父母规则合法性的认知。LPAS是Rick Trinkner根据警察合法性量表(Sunshine and Tyler, 2003)创建的衡量父母权威合法性的量表。他选取了十项内容并重新措辞，以反映参与者对其父母的信任(例如，“我的父母可以信任，他们为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以及他们遵守父母规则的义务(例如，“即使我不喜欢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我也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受访者对每项内容的认同程度按四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报告(1：强烈不同意；4：强烈同意)。所有项目的平均值表明父母合法性的高低(平均值为3.05，标准差为0.57，a系数为0.86) (Rick Trinkner et al., 2012)。
综上，父母权威合法性的测量在青少年的青春期的心理健康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国内尚未引入双维度直接测量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为推进父母权威合法性领域的定量研究，本文拟引进LPAS并进行中文版修订。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基础上，本研究对LPAS进行中文修订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旨在为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青少年的父母权威合法性提供可靠的工具。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对湖北省某市的某所高中学生发放并回收1250份问卷，删除不认真作答和漏答题的被试，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154份。在本文的有效问卷中，被试群体的年龄范围在14~17岁，平均年龄为15.47 ± 0.596岁。其中男生有537人，占46.5%，女生有617人，占53.5%。将数据随机分为组1和组2，两组均为577份。其中组1女生有313人，男生有264人；组2女生有311人，男生有266人。使用组1的数据进行问卷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组2的数据进行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最后使用总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并在三个月后，对600名被试进行重测，回收有效问卷525份，其中女生191人，男生334人。此数据用于重测信度检验。
2.2. 工具
2.2.1. 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 Scale, LPAS)
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共有10个项目，采用Likert4级计分(1 = 强烈不同意；2 = 有点不同意；3 = 有点同意；4 = 完全同意)，所有项目的平均值表明父母合法性的高低。
2.2.2. 校标工具
父母情感温暖问卷采用王美芳等(王美芳等，2018)修订的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的儿童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的情感温暖维度进行施测。问卷共包括12个条目，要求被试分别对感知到的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分别进行评定。采用Likert4级计分，从1 (绝不)到4 (总是)构成4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母子情感温暖和父子情感温暖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8和0.947。由于父子和母子的情感温暖得分的相关高(r = 0.623)，借鉴先前研究的方法(柴唤友等，2016；范兴华和范志宇，2020)取二者得分的平均值作为父母情感温暖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条目所描述的行为与父亲或母亲对待自己的方式符合程度越高。
亲子亲密度量表(Parent-Child Closeness Scale, PCCS)采用Buchanan等编制(Buchanan et al., 1991)、张锦涛等(2011)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共9个条目，分别对父子和母子关系的亲密度进行评估。所有问题采用1(完全不)到5(非常)5点计分。本研究使用平均分来反映亲子关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母子和父子关系亲密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9和0.914。由于父子母子关系亲密度的得分为高相关(r = 0.522)，故借鉴先前研究的方法(柴唤友等，2016；范兴华和范志宇，2020)取二者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亲子亲密度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越紧密。
行为自主决策采用Qin等人(2009)编制的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问卷(Decision-Making Autonomy Scales)，用来测量青少年在个人领域的事务上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问卷共计14个项目，例如“怎样度过自己的空闲时间”等，采用5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被试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行为决策自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2。
2.3. 统计工具
本研究采用SPSS 27.0对收取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并通过AMOS 28.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对LAPS组1数据(n1 = 577)的进行题总相关分析，分别计算10个条目得分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10个条目题总相关系数在0.35~0.73之间。根据问卷总分排序，将总分前27%和总分后27%的被试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各个条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t = −16.269~−3.729，P < 0.001)。具体结果见表1。
Table 1. Analysis and test result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PAS project (n1 = 577)
表1. 中文版LPAS项目分析检验结果(n1 = 577)
条目 |
r |
t |
1 |
0.611** |
−16.269 |
2 |
0.663** |
−14.37 |
3 |
0.725** |
−10.415 |
4 |
0.630** |
−9.924 |
5 |
0.572** |
−10.895 |
6 |
0.457** |
−10.493 |
7 |
0.524** |
−10.749 |
8 |
0.466** |
−10.180 |
9 |
0.348** |
−3.729 |
10 |
0.540** |
−6.513 |
3.2. 结构效度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组1数据(n1 = 577)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0.788)和Battlett球形检验结果(Χ2 = 1368.575, df = 45, P < 0.01)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不限定因子数目的情况下，采用主成分与最大方差法提取公因子，遵循项目在单个因素上的载荷低于0.4，以及在多个因素上的载荷均高于0.4的标准，删除2个项目(8, 9)。随后根据旋转后项目内容与所属公因子含义的一致性程度，删除1个项目(3)，最终剩余7个项目。剩余项目载荷在0.693~0.821之间，能解释方差总变异的60.336% (见表2)。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PAS (n1 = 577)
表2. 中文版LPAS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结果(n1 = 577)
条目 |
成分 |
1 |
成分 |
2 |
|
因子负荷 |
共同度 |
因子负荷 |
共同度 |
1 |
0.821 |
0.686 |
|
|
2 |
0.811 |
0.687 |
|
|
6 |
0.694 |
0.507 |
|
|
4 |
0.693 |
0.543 |
|
|
5 |
|
|
0.805 |
0.662 |
7 |
|
|
0.755 |
0.577 |
10 |
|
|
0.748 |
0.561 |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结构基础上，使用组2数据(n2 = 57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双因素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各拟合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模型拟合标准。具体各指数见表3。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PAS (n2 = 577)
表3. 中文版LPAS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结果(n2 = 577)
|
χ²/df |
RMSEA |
CFI |
GFI |
NFI |
IFI |
TLI |
双因素 |
3.077 |
0.060 |
0.970 |
0.981 |
0.956 |
0.970 |
0.951 |
3.3. 效标关联效度
采用父母情感温暖、亲子关系亲密度和行为自主决策作为效标来检验中文版LPAS的效标关联效度。中文版LPAS总分与父母情感温暖、亲子关系亲密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自主决策呈显著负相关。结果见表4。
Table 4. Associated calibration test result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PAS calibration standard (n2 = 577)
表4. 中文版LPAS校标关联校度检验结果(n2 = 577)
|
父母亲感温暖 |
亲子关系亲密度 |
行为自主决策 |
父母权威合法性 |
0.308** |
0.384** |
−0.189** |
注：**P < 0.01。
3.4. 信度
中文版LPAS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4，分半信度为0.713，重测信度为0.705 (P < 0.001)。这表明中文版LPAS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
4.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LPAS)进行了中文修订。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LPAS题总相关在0.35~0.73之间，各条目得分与总分均显著相关，符合测量学标准。各项目均能较好地区分高、低分组，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将原问卷的10个条目缩减为7个条目，删除了条目3、8、9。在数据层面，以项目在单个因素上的载荷低于0.4，以及在多个因素上的载荷均高于0.4的标准，删除2个项目(8、9)。随后根据旋转后项目内容与所属公因子含义的一致性程度，删除1个项目(3)。这可能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三个条目在本研究中被删除。删除后，剩余7个条目的项目载荷在0.693~0.821之间，能解释的方差总变异量为60.336%。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LPAS双因素模型具有较好的数据拟合，这表明中文版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能够有效地反映所要测量的心理特征。
在效标关联效度分析领域，以父母情感温暖、亲子关系亲密度和行为自主决策作为效标工具。结果显示，中文版LPAS总分父母情感温暖、亲子关系亲密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自主决策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先前结果一致，LPAS得分越高的个体，行为自主决策水平越低，父母情感温暖和亲子关系亲密度水平越高。以上表明，中文版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同时，这一结果表明父母权威合法性与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和自主决策行为相关，这些因素可能也是影响父母权威合法性的潜在变量。
信度分析发现，中文版父母权威合法性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4，分半信度为0.713。三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0.705，这表明中文版LPAS具有良好同质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本研究证明了中文版LPAS是测量儿童和青少年父母权威合法性的可靠且有效的工具。LPAS中文修订有利于进一步探究中国青少年父母权威合法性的发展特点，探讨其在心理健康问题预防及干预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中文版LPAS在评估中国青少年父母权威合法性方面展现出优异的信度与效度特征。该工具不仅操作流程简便易行，且测量结果具有高度稳定性。
综上，中文版LPAS可作为我国本土化研究中科学评估父母权威合法性的有效测量工具。
5. 不足与展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校标关联校度分析方面，仅选取了父母情感温暖、亲子关系亲密度和行为自主决策三个校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校标变量的选择范围较为有限，仅聚焦于与父母权威合法性直接相关的传统指标，未能充分纳入青少年发展领域的多维影响因素。例如，青少年阶段常见的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网络成瘾、物质滥用倾向等)作为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外显指标。
因此，未来研究可从拓展校标变量的多维性方向深化探索，在效度验证中纳入更多元化的校标，尤其关注青少年问题行为、家庭功能、同伴关系、社会支持等生态化指标，构建“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以全面揭示问卷构念与现实表现之间的复杂关联。例如，可引入《青少年行为量表》(YSR)或《社会适应量表》等工具，系统考察问题行为与父母权威合法性的预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