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幸福的层次就是需要的层次。资本统摄的欲望逻辑借助消费社会中需要精细化的趋势实现自身，利用各类消费符号消解主体，在这类无限制扩张的欲望逻辑中，幸福问题虚幻为欲望的满足问题，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差。剖析资本增殖的欲望逻辑探寻当代幸福问题之根源，不论是揭露虚假主体还是欲望逻辑，实质上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对幸福追寻的片面化导向的批判。通过对幸福需要与欲望之辨析中确立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自我实现逻辑，从而在确证自由与共同体联合中克服资本主义欲望逻辑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最终为科学追求幸福指明方向。新时代是奋进幸福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需要脱离传统西方模式，就要从人民主体、劳动创造、自我实现三方面明确幸福生活的价值主体、物质基础与价值指向，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幸福生活提供深层动力。
Abstract: The level of happiness is the level of need. The logic of desire dominated by capital realizes itself through the trend of need refinement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uses all kinds of consumption symbols to dissolve the subject. In this kind of unlimitedly expanding logic of desire, the problem of happiness is illusory as the problem of desire fulfillment, an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seriously deviates. To analyze the logic of desire for capital proliferation to find out the root of the contemporary happiness problem, no matter whether exposing the false subject or the logic of desire, is essentially a critique of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one-sided orientation of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 is only by establishing the logic of self-realization under the viewpoint of materialist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 and desire for happiness that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logic of desire of capitalism can be overcome in confirming the union of freedom and community, and that this can ultimately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scientific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new era is the era of striving for a happy life, and the happy life of socialism needs to be detached from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model, and the value subject, material basis and value direction of happy life should be clarifi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eople’s main body, labor cre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deeper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ized and happy life of Chinese style.
1. 引言
幸福是自古以来人们共同追寻的目标，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愿景在新时代的表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社会上一定程度出现了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物质消费主义幸福观念，这类错误观念将幸福的形成机制归置在欲望的无限满足之上，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存在诸多享乐主义诱因。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遵循自我实现逻辑还是欲望逻辑，这是关系到能否拆穿欲望满足作为幸福生活实现的假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美好生活需要”等话语体系逐渐盛行，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1]。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幸福生活会“自主”实现。尤其是在价值观念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错误幸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严重影响到社会意志的凝聚和共同思想基础的形成，进而影响到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实现。为此，本文试图摆脱从抽象概念层面探讨的路径，从逻辑背后的运转机制为出发点，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时代幸福生活的基本内涵，也为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提供价值导向。
2. 虚幻与控制：资本增殖的欲望逻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在资本增殖的欲望逻辑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引导劳动者“自愿”以非平等的交换方式进行物质生产劳作，以换取资本的现实载体(货币)，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如何进行市场交换、商品交换的需要如何符合社会的物质消费需求、商品交换如何实现价值增殖等物的实现问题，均由欲望逻辑操控。物由人生产出来，又反过来奴役人，在这场酣畅淋漓的资本自我运转过程中，一切人都处于物欲支配状态下。
与资本的支配路径相反，阿罗诺维奇强调人的实现路径。他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视为人的自我实现思想，他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路径划分为“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阿罗诺维奇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若我不具备自由自觉改造环境和自由发展自身的能力，那么一切关于我的目标就是非真实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借助阿罗诺维奇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两条路径再审视欲望逻辑的虚幻与控制，不失为解读欲望逻辑的全新进路。
首先，欲望逻辑周转循环的过程中首先丧失的是主体“自我决定”的自由。“自我决定”体现在主体具备意志自由与个人自由两个方面，在欲望逻辑中，主体既不具备对自身意志与愿望的决定权，同时也不具备脱离外在目的性的个人自由，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幸福发展中欲望逻辑的假象。
一方面，欲望逻辑使个人意志自由丧失，物质欲望物欲引导人们将支配他人的能力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允许劳动者获得形式上的自由，面对劳动力非等价交换，工人看似有权决定是否出卖劳动力，实际上是由于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实质上，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换尽管是不等价的，但仍然表现为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实施的“善行”，即工人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资本家的资本(货币)以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工人们总是抱有这样的幻想：通过越来越多的劳动，尽管这些劳动是异化的，就能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从而为幸福生活的实现积攒足够的物质条件，因此工人们互相占有彼此仅存的劳动力，他们相互斗争只为了拿到这场交换的入场券。实质上“善行”之下蕴藏的，是资本家通过剥夺和支配他人的劳动扩大资本积累，然而，“试图通过对他人的支配统治的方式来扩大他对环境从而对他的生活的控制注定是脆弱的”[3]。不仅工人，资本家同样丧失了对自身意志与愿望的决定自由。
另一方面，由资本家创造的物质欲望需求代替真实的主体需求，需要趋向野蛮化。在商品生产过程完成之后，为实现资本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资本家需要将商品带入市场流通中实现商品交换。“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4]。这体现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交换过程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有用性”为起点，第二个阶段以“被创造需要”为起点。在第一阶段，通过商品交换，生产者获得了价值，购买者获得了使用价值，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不断扩大的，消费者对商品的自然需求是有限且趋向饱和的。此时，市场上现有需求之外的商品便难以流通，无法实现从商品到消费的实现，资本的再生产便无法顺利进行，为了避免类似现象产生，资本家通过创造新的需要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这就来到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是满足被创造的新需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需要遭遇了异化危机，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他人“产生新的需要，以便使他作出新的牺牲”([5], p. 223)，这一阶段是陷入欲望满足的阶段。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到：“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的自身”([5], p. 225)。20世纪后半叶，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继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精髓，他看到人的需求被由资本逻辑操控的欲望掩盖，消费行为本身遵循的是资本主导的欲望逻辑，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狡计”中，主体实质上是被操控的虚假主体。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并未带来应有的幸福，而是带来了不幸，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物的依赖性仍占据主导地位时，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幸福主体就还是虚假的抽象主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幸福逻辑也是在资本增殖主导下的欲望逻辑。在欲望逻辑的驱使下，需要转化为欲望，以欠缺的形态存在的欲望具有自我生产的特质，在这种欲望循环往复的畸形幸福观下，幸福是不可实现的。
紧接着，主体“自我实现”的自由同样被剥夺，如果说剥夺“自我决定”的自由使人迷失了追寻自我实现的方向路径，欲望逻辑对“自我实现”的剥夺则是从主体层面根本颠倒了自我实现的出发点。追求幸福的过程就是在主客体范式下进行的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范式颠倒，主体作为生产活动目的的存在样态被财富增长欲望取代，“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幸福问题的根源在于幸福主体的虚假性，他关于虚假主体的认识是对黑格尔有关劳动抽象化及需要抽象化论证的吸收与超越。黑格尔认识到了需要及其满足手段的细分，将这一现象称为需要的殊多化，在《法哲学原理》中，他看到这一趋势实质上是那些企图通过生产新需要而从中获利的人所创造的。黑格尔看到劳动的抽象化、机械化趋势将淡化劳动中人的主体性。在《实在哲学》中，黑格尔将主体性的缺失称为缺乏教养，“由于劳动的抽象化，他们(工人)会变成更加机械、更加呆板和缺乏灵活性。精神的、充实的、自我意识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动作。自我的力量本应包含在丰富的、广阔的兴趣中；而这却失掉了”[7]。同满足手段一同抽象化的是人的需要，“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越出这种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8]。欲望逻辑的首要手段是对人的需要进行拆解，具体的需要不断被区分为不同部分和方面，这种特殊化导致了各种抽象需要，又进一步导致了需要主体的抽象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主体的批判逻辑是对黑格尔的抽象需要批判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他没有停留于需要的殊多化阐述层面，而是在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异化需要颠倒主体的逻辑进路。从人的需要来看，一方面具有客观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个人什么也不能创造”([5], p. 158)，另一方面具有主体性，人能够自主选择作用对象，并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身需要。在欲望逻辑中，当欲望的满足成为实现本质力量的路径时，本应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成了工具，主体变成痴迷物质消费的经济动物，这类被消解的主体在资本价值增殖本性的催促下，其需要已经被欲望所统摄，只有欲望所及的地方，才是幸福能够得到满足的地方，而欲望不仅指向他人，同时也指向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对满足自身欲望的追求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主体虚幻的欲望的满足也就是现代资本主导的欲望逻辑。
3. 自由与联合：自我实现逻辑的幸福进路
在考察幸福主体的存在状态时，马克思关注主体是否通过劳动实现本质力量，也即关注人的自我实现状况，这不仅指向经济层面上生产活动中自我实现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更是人类学意义上、作为人的自由而有意识的劳动是否发展了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不是专属未来社会的存在状态，“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9]，自我实现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历史的必然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 pp. 78-79)。人类生存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过程是在人化自然中直观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的不断发展最终指向自我实现这一最高层次的需要。“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11]，对幸福问题的自我实现逻辑研究，其首要立论点便是自由自觉的劳动。
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有意识的劳动活动，在劳动中人们能够将“应在”变成客观“实在”。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认为“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12]。在劳动中，人不仅在有意识地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证自身，也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中展现本质力量，通过本质力量实现自身的过程，就是在劳动中“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地世界中直观自身”[13]的过程。《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再次论及劳动同自我实现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4]。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首先意味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自由时间的充裕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少量的劳动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段的劳动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是自我实现的极大推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关，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15], pp. 615-616)。作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不受外在目的驱使，是打破一切外在必然性的，其依托的劳动是失掉了外在目的的自由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展自由自觉的劳动，尝试以自主活动概念进行理论阐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自主活动的状态有所不同，在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中，人类的自主活动是以集体的形式面对自然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作为维持物质生活的手段存在，自主活动在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成了物质生产生活的手段。异化无法带来幸福，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使得劳动变成了外在于劳动者的东西。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劳动者才能真正进行自主活动，即“人的现实地改造外部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的创造活动”([15], pp. 615-616)，从而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肯定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活动作为一种人类在大工业发展中可窥见的自我实现之现实可能性，证实了唯物史观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即人的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自我实现的基始，也是最终呼应。
马克思认为同人的自我实现手段之现实性相适应的，应当是作为历史产物的人民主体，即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现实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前提，指出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 pp. 152-153)。人民主体首先体现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精神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其中最基本的属性是社会性，个人与社会并非以抽象的形式对立存在，任何“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5], p. 188)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的统一建立在克服物化逻辑的基础上”[17]，物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主导下的欲望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状态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畸形幸福主体样态的根源，“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18]。不仅是劳动结果的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同样呈现异化状态，在劳动中工人并非得到幸福，而是不幸，并非得到肯定，而是否定，“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6], p. 54)。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进一步深入社会消费领域，以货币为代表的价值符号能够占有一切现存物品，如此市场的趋利性导致社会范围内不良竞争、社会形态异化等问题，使得个体与社会走向对立。由此，马克思构想通过超越物化逻辑、克服劳动异化的副作用，实现人民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真正统一，实现人向自身的真正复归。“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0], pp. 67-68)，自我实现逻辑以人民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其本质，这不仅意味着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必要性，也提示人们幸福并非消极享乐，而是积极的劳动创造中实现的。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之外是无法谈论现实性的，哲学史上多数思想家都脱离劳动空谈幸福，尽管黑格尔看到劳动对主体性的塑造作用，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但他所指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看到生产劳动与现实生活是内在一致的，二者统一是人民主体的重要内涵。
近代西方，资本增殖的欲望逻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借助主导意识的身份合理化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比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将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包装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将资本扩张建立起来的分工体系美化为为无家可归的工人提供生存机会的善举，并以虚假的幸福允诺普遍的幸福。资本主义内部标榜自由的市场竞争下，物的统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9]。对此，马克思指出要对社会整体进行调节，通过一切人的联合，“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6], p. 202)，从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获得自我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社会全部生产力，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料基础上，个人才得以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联合是一个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其中的核心是无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的联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超越，首先，“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5], p. 537)，劳动与分工的差别被消除，分工趋向自由，社会中的个人可以随兴趣选择活动领域。其次，一切社会财富、生产工具及劳动资料均由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获得自由个性发展的机会，联合体不再是经济或政治目的的，联合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社会中的个人获得自我实现的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同时这种联合消灭阶级剥削，废除一切的不平等，使得全体成员得以“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20]。在自我实现逻辑中，人真正作为主体存在，一方面通过摆脱异化劳动，意识到作为人类学意义上最高层次需要的自我实现需要，另一方面基于自由自觉的劳动进行联合，人们开始真正感知到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存在。
4. 超越欲望逻辑：幸福生活的可能构建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央视一档采访节目走到大街小巷询问大家“你幸福吗”，抛去各类神回复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追问，能够发现我们在生活中得到部分满足，却又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比如财富不够多、权力不够大、消费层次不够高……各类无法完满的幸福需要使得我们对幸福问题的回答显得底气不足。历史进入新时代，考察幸福问题需要借鉴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马克思幸福观的自我实现逻辑历久弥新，从确立价值主体、夯实物质基础及明确价值指向三方面精准发力，为新时代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提供理论指引。
首先，人民群众既是幸福生活的价值主体也是幸福生活的创造主体。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成，不仅来自于人民群众对政治发展、生活模式变更、物质资料充分发展的直接体验，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对发展需求做出的历史性转变，也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说到底就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在现阶段的需求变化进行共时性抽象，即生产力发展引起一系列变化，生产力是基本决定因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所有制的变革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虚幻共同体)及共产主义社会(真实共同体)三阶段，并以此表征不同共同体中人们的存在样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人类全部劳动用以维持生命，除此之外少有享受性活动。随着分工的精细化与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社会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更新未能带来幸福感的显著提升，反之，异化、奴役、剥削等现象消弭了幸福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消极存在方式背后的根源则是社会化的生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由这一矛盾所引发的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还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也将推动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是主体的生存样态超越了“占有”的“存在”阶段，“存在”表明主体已经摆脱了过往依赖的关系，得以个性自由地主导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变化、生活便捷度提升、享受休闲的门槛降低，随着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变得即时后，人们获得幸福的难度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未来社会生活样态有了新的理解，对社会中的人及其生存状态有了更高的追求，这反映到社会变迁机理中，便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历史的发展已经呈现了答案，要通过劳动这一根本途径，依靠各行各业群众的劳动创造，凝聚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要求作为主体的人认识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向度，即中国人精神境界的提升、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生活的和谐、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21]，将人民群众的团结力量和实践智慧融入到幸福生活的建设中来。
其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 p. 56)，自我实现要以充足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经由劳动生成的劳动史，以劳动史为角度，能够从不同历史时期劳动性质的变革中窥见美好生活理想状态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时期劳动与不幸画上等号，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赶不上需要的增速，工人得到的享受同社会一般发展水平相比不增反降，美好生活并没有随之而来。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具备实现普遍幸福的制度保障，资本增殖的本性更使其不可能为人民提供获得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单向度的人、异化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时期人民不幸的现实表征。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民群众重新确立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身就是幸福的展开过程，就人的本质力量而言，劳动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的过程。因而，要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其前提无疑是人民群众得以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唯有如此，幸福才能摆脱形式的范畴，真正具备具体内容与实在性。在摆脱纯粹以生存为导向的劳动后，劳动活动不仅足以作用于美好生活需求，更是升华美好生活理念，个人在劳动中得到价值确证，又将其对于幸福生活的需求映射在劳动再生产过程中，恰如列宁所言：“这种幸福或圣物，不是人的发现，也不是神的启示，它是从历史上积累的劳动中产生的”[22]。
最后，现实的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也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宿，人的自我实现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价值导向。自我实现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同一序列的范畴，二者都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之终极追求，自我实现即非片面、非异化、非不自由的状态，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我实现并不等于马克思所说的幸福，一切人的自我实现才是幸福生活中人的理想状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勤劳奋斗的中国人民需要在变换的局势中葆有初心，劳动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创造丰厚的物质产品，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们同时，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劳动作为生命活动的乐趣指引我们不断回到劳动最初的旨趣，即人的自我实现。现实的人在劳动创造中得到尊重与赞赏，主体通过劳动融入社会、改变生存条件并作用于自身，这就是自我实现逻辑在新时代的重要表征。
创造幸福生活就是自我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能够不限制于劳动与闲暇的矛盾。马克思看到未来社会自由时间的充裕为自由全面发展腾出了空间和手段，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最终实现自由个性这一发展规律。幸福生活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并非建立在多数人的牺牲之基础上，而是基于马克思幸福观的自我实现逻辑，确证对象性活动中的人民主体，通过联合使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解放与自由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一基础上，幸福才获得充分且全面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