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康德美学体系中，崇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却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学界对于崇高在康德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认为崇高理论的重要性远不及美，甚至将其视为一个过渡性概念，缺乏独立价值，如郭宾等学者认为崇高不如美重要，对康德哲学关键问题的助益有限。而周黄正蜜、乔利丽、宫睿等学者则强调崇高在连接自然与自由、美与道德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崇高在康德美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其在连接自然与自由、美与道德方面的重要作用。孙雅欣在《康德审美理论“两步走”——〈判断力批判〉美与道德二元辨析》[1]中指出，崇高是美和道德之间的重要联结；乔利丽在《崇高：沟通美与道德的哲学尝试——康德崇高理论研究》[2]中提到，康德将美学的崇高直接提升为道德的崇高，最终指向人的崇高；宫睿在《论“崇高”在康德哲学中的位置和作用》[3]中指出，崇高能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促使人们对道德理念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联结作用的深入剖析，对康德美学中的崇高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再审视。基于王维嘉在《优美与崇高：康德的感性判断力批判》([4], p. 253) (后文统称“嘉著”)对康德崇高论的再分类，本文将从新的视角对崇高进行逻辑分析和重要性验证，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康德美学中崇高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2. 康德美学中崇高的传统认识与问题提出
(一) 学界对康德美学中崇高的传统认识
在西方美学史上，崇高的概念历经演变。从最初作为修辞学概念，到成为与美相对立的美学范畴，不同学者对其有着各异的理解。从朗加努斯将其概括为一种雄浑之美，到柏克将崇高与美作为一对审美范畴进行根源式探究，认为二者形成“一种显著的对比”，又彼此相连([5], p. 34)。拜利在伟大性中见其本质，休谟在巍峨与距离中见其本质，杰拉尔德在宏大的向量以及那些类似宏大的向量作用于心灵的事物中见其本质。不同的美学家对崇高有着不同的理解。康德则从美学角度对崇高展开论述，并随着思维从自然过渡到道德，从整个道德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统摄。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崇高被分为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崇高在联结道德和理性方面的作用。
对于《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概念，学界对其研究成果丰硕且角度多元。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对康德崇高理论本身的解读，如对《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崇高论述的文本分析，试图精准把握康德对崇高的定义、分类及其与美的区别。传统上对康德美学中崇高的认识，主要基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阐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6], p. 65)。数学的崇高涉及对象在数量上的无限大，譬如无垠的沙漠，其特点是对象的体积或数量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把握能力，从而唤起理性对绝对总体性的追求。力学的崇高则侧重于自然对象的强大力量，譬如汹涌的大海，其特点是自然力量的威力使人类感到自身的渺小，但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内心超越自然的道德力量。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将康德的崇高理论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联系，探讨崇高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二元分类为康德崇高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学界对其也进行了补充。郭宾指出，康德的崇高理论在回答“历史”和“时间”问题上的作用有限，其重要性远不及对美的解释。然而，也有学者如乔利丽强调，康德的崇高理论实现了从美学崇高向道德崇高的过渡，沟通了自然美与伦理美，确立了人的崇高生存的可能。
(二) 基于“嘉著”崇高再分类的研究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结合王维嘉的四元分类，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探讨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通过对比审美实践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异同，揭示康德传统二元分类的局限性，并验证崇高再分类对美和道德两者的重要作用。
“康德的崇高论很不成熟——尤其是没能辨别我所指出的四种崇高”([4], p. 322)，“嘉著”指出，康德的崇高判断不能简单套用“美的分析论”的架构，康德将两种崇高判断与四类形式混合分析，导致逻辑混乱。数学崇高感中的愉悦是认识性的，而非实践性的。康德将数学崇高的愉悦归于实践理性，但王维嘉认为这种愉悦仅来自想象力与理论理性的和谐。康德未明确力学崇高判断的基础是想象力的反思还是感官兴趣的阻抗。他强调反思性，但又提到畏惧情感，这与无兴趣性相矛盾。
王维嘉对康德崇高论的再分类突破了传统的二元框架，提出了数学崇高、物理崇高、自由崇高和自然崇高四种类型。一为数学崇高。基于对无限量的感性统摄，带来认识性的愉悦；二为物理崇高。基于对自然力量的感性统摄，带来认识性的消极愉悦；三为自由崇高。基于对感官冲动的阻抗，带来实践性的愉悦；四为自然崇高。基于对自然冲动的感性表象，带来实践性的不快。这一分类不仅更细致地刻画了崇高的多样性，还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四类崇高以及其分类标准能够更好地契合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目的，即沟通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作用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和重要性验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揭示崇高如何在康德美学体系中实现美与道德的联结，以及这种联结对于理解康德哲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我们将探讨崇高如何通过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使人们在审美体验中不仅获得美的享受，还能实现道德的提升；以及崇高如何在美与道德之间搭建桥梁，促进两者的相互转化和融合。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康德美学中崇高概念的理解，也为进一步探讨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的来说，本部分回顾了康德美学中崇高的传统认识，指出了康德二元分类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引入了王维嘉的四元分类。这一分类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3. 崇高对美和道德的联结作用
(一) 审美实践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的异同
要明确崇高对美和道德的联结作用，首先要厘清审美实践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存在的诸多异同之处。从相同点来看，两者都与人的内心体验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在审美实践中，人们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欣赏和感受，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满足，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和精神的享受。道德实践则是人们在遵循自律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它们都涉及到对某种超越物质层面的价值的追求。
它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差异。审美实践活动主要关注对象的形式和感性特征，通过对美的形式的直观感受引发情感共鸣。例如，当我们欣赏一幅美丽的绘画时，我们被其形式所吸引，从而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这种愉悦是无功利的，不涉及对象的实际用途或经济价值。相比之下，道德实践活动是基于理性的。当一个人在实践道德时，其行为的动机是关键，其结果并不重要。
审美实践活动中的愉悦和道德实践中的满足感都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内心体验。这种内在联系为崇高在两者之间发挥联结作用提供了基础。尽管两者一定程度上有其相同点，都涉及主体的内心体验和价值判断，但是美是知性和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道德则与理性相关，两者如何才能合理地联系起来，这是在康德哲学体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康德二元分类的局限性与王维嘉的四元分类
康德将崇高二元分类，使得在理解崇高与美、道德的关系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情况下，“嘉著”中提出的四元分类(数学崇高、物理崇高、自由崇高、自然崇高)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康德将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数学崇高将想象力联系于认识能力，力学崇高则将其联系于欲求能力。康德主张：两种判断都涉及想象力的失败。这一失败带来认识性的不快，又间接或直接地揭示实践理性的优越性，从而通过道德情感带来实践性的愉快。数学崇高主要涉及对象的无限性，而力学崇高侧重于自然力量的威力。然而，这种分类未能充分涵盖崇高的多样性，尤其是在自由与自然、知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王维嘉提出的四元分类(数学崇高、物理崇高、自由崇高、自然崇高)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简单来说(见表1)。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ublime in Wang Weijia’s work
表1. “嘉著”对崇高的分类
数学崇高 |
认识性不快
认识性愉快(想象力和理论理性的自由和谐) |
物理崇高 |
自由崇高 |
不适意
实践性愉快(想象力和实践理性的自由和谐) |
自然崇高 |
不适意
实践性不快(想象力和实践理性的自由不和谐) |
数学崇高涉及对象的无限性。这种崇高通过对象的无限性唤起理性对绝对总体性的追求，从而引发一种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愉悦。物理崇高关注自然力量的威力。这种崇高通过自然力量的强大力量使人类感到自身的渺小，但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内心超越自然的道德力量。以上两种崇高判断被统称为“想象力崇高判断”：它们都建基于想象力在感性统摄中的最大值，并表象想象力与理论理性的自由和谐([4], p. 322)。
自由崇高强调主体的道德力量，与道德实践紧密相关。这种崇高通过主体对道德法则的反思，唤起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从而实现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自然崇高涉及自然对象对主体的感性冲击，与审美实践密切相关。这种崇高通过自然对象的感性特征引发主体的情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从对美的形式的欣赏转向对人类精神和生命意义的反思。
总之，数学崇高通过对象的无限性唤起理性对绝对总体性的追求；物理崇高通过自然力量的强大力量引发主体的情感共鸣；自由崇高通过主体对道德法则的反思唤起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自然崇高通过自然对象的感性特征引发主体的情感共鸣。这种分类不仅丰富了崇高的内涵，还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 崇高对美和道德联结作用的重要性
崇高对美和道德的联结作用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美和道德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崇高的存在却能够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类型的崇高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使人们在审美体验中感受到道德的力量，从而实现美与道德的融合(见表2)。
Table 2. Four types of the sublime and their correspondence with beauty and morality
表2. 四类崇高与美、道德的对应关系
崇高类型 |
与美的关系 |
与道德的关系 |
举例说明 |
数学崇高 |
通过对象的无限性唤起理性对绝对总体性的追求，超越美的形式，引导从感性欣赏转向理性思考。 |
唤起主体的道德力量，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道德使命，更加坚定地追求道德善。 |
面对浩瀚的星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引发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进而激发对道德法则的敬畏。 |
物理崇高 |
通过自然力量的强大力量引发情感共鸣，超越美的形式，引导从感性欣赏转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
唤起主体的道德力量，使人们意识到自身超越自然的能力，更加坚定地追求道德善。 |
面对汹涌的大海，感受到大海的美及其强大力量对人类的震撼，反思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激发对道德法则的敬畏。 |
自由崇高 |
通过主体对道德法则的反思，唤起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使审美实践中感受到超越感性的愉悦。 |
唤起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使道德实践中更加坚定地追求道德善。 |
面对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被其崇高精神触动，激发对美的深刻理解，同时在道德实践中更加坚定。 |
自然崇高 |
通过自然对象的感性特征引发情感共鸣，使审美实践中感受到超越感性的愉悦。 |
通过自然对象的感性特征唤起道德力量，使道德实践中更加坚定地追求道德善。 |
面对壮丽的自然景观，感受到自然的美及其对人类精神的震撼，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激发对道德法则的敬畏。 |
总之，本部分通过对比审美实践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异同，揭示了康德传统二元分类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较为具体地引入了王维嘉的四元分类，“嘉著”中对崇高的再分类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4. 崇高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潜在价值重探
(一) 判断力批判目的的多元解读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旨在通过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弥合自然与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在审美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通过分析美和崇高，揭示审美判断基于主体内心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的自由和谐，而非对象的客观属性。美依赖于对象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崇高则通过对象的无形式和无限性，引发想象力与理性的冲突与和谐，产生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分析为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理性基础。
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强调自然的合目的性，认为自然不仅是机械因果律的产物，还是一个有机整体。崇高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的过渡作用，它使人们在面对无限和超越的自然对象时，引发对自然背后目的和意义的思考，从而实现从自然领域到自由领域的过渡。通过崇高体验，人们意识到自身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使命和价值，将自然的合目的性与人类的道德目的联系起来。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旨在沟通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鸿沟。崇高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激发主体内心的情感和理性力量，实现了从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到对自由的理性思考的过渡。王维嘉的四元分类为理解这一过渡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崇高和自然崇高能够更好地契合《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自由崇高强调主体的道德力量，与道德实践紧密相关；自然崇高则涉及自然对象对主体的感性冲击，与审美实践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分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崇高在自然与自由之间的过渡作用。
(二) 美与崇高在愉悦层面的再比较
柏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认为崇高源于人们对危险和痛苦的感受，而美则源于对愉悦和爱的体验([6], p. 129)。康德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观点，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美与崇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康德指出，美与崇高同属于审美判断，二者都不只是感官的满足，不涉及明确的目的和逻辑概念，且都能表现出主观的合目的性，从而引起必然的、可普遍传达的快感([5], p. 62)。
然而，康德也明确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就对象而言，美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崇高却涉及对象的无形式，崇高对象的特点在于“无限制”或“无限大”([7], p. 343)；从主观心理来说，美感是单纯的快感，崇高却是由痛感转化成快感。崇高和美都带来无利害的愉悦，具有普遍性，但美基于对象的形式，崇高源于对象的无形式。美是直接愉悦，崇高是通过克服不愉悦产生的间接愉悦。两者的必然性分别基于共通感和道德情感的先天素质。这些差异表明，美与崇高虽然都能带来愉悦，但它们的愉悦方式和心理机制是不同的。美更侧重于感性的愉悦和形式的和谐，而崇高则更强调理性的提升和精神的超越。
美与崇高在愉悦层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崇高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独特价值。美带来的愉悦是直接的、积极的，源于对象的形式与主体认知能力的和谐一致。而崇高带来的愉悦则是间接的、复杂的，包含痛感与快感的交织。王维嘉的四元分类进一步揭示了崇高愉悦的多样性。数学崇高和物理崇高主要涉及感性层面的冲击，而自由崇高和自然崇高则更强调理性层面的反思。这种分类不仅丰富了崇高的内涵，还为理解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结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 重新评估崇高地位对康德美学体系的影响
重新评估崇高的地位，对康德美学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崇高的存在丰富了康德美学的内涵，使美学体系更加完整和全面。它拓展了美的范畴，将那些具有宏大、壮观、力量等特质的对象纳入到美学的研究范围中，使美学不仅仅局限于对形式美的研究，还包括对崇高的探讨。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美和崇高被很多学者视作连接美和道德的中间联结，但二者在级别、重要程度上存在差异。例如郭宾在《崇高为何没有美重要——辨析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美与崇高》中认为，康德将美学引入先验哲学体系主要是为了回答人能否按照自己的终极目的在自然界产生效果，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连接了真与善，使得“至善在自然界可以造成效果”这一命题得到有力确信([8], p. 153)。而崇高的自然对象虽然也能激发出人的精神，但它除了变相地表达出人对道德律的敬重之情外，并没有象征出真与善的统一。这表明在康德的体系中，美在联结自然与自由、实现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方面，被认为比崇高更具重要性和价值。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倾向于将美置于比崇高更高的地位，认为美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作用更为核心和关键。
对崇高的再审视、再强调使得康德美学体系在哲学层面上更加连贯和统一。它在自然与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促进了康德哲学体系的整体融合。通过崇高的体验，人们能够从对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理性理念的领悟，实现从自然领域到自由领域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在美学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哲学层面上为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整性提供了有力支持。重新评估崇高地位还能够为当代美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提醒我们在研究美学时，不能仅仅关注形式美和感性愉悦，还要重视崇高美和理性精神的超越。
本部分通过多元解读《判断力批判》的目的，重新比较了美与崇高在愉悦层面的差异，并重新评估了崇高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地位。王维嘉的四元分类为理解崇高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潜在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凸显了崇高在康德美学中的重要性。
5. 结语
通过对康德美学中崇高的再审视，本文深入探讨了崇高对美和道德的联结作用，以及其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潜在价值。我们回顾了学界对康德美学中崇高的研究历史，从纵向上明确了传统上对崇高的认识，并基于“嘉著”对康德崇高论的再分类，提出了对崇高在美和道德之间作用进行逻辑分析和重要性验证的创新点。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审美实践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的异同，阐述了崇高对美和道德联结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崇高与道德的深层关系。最后本文还从判断力批判目的的多元解读、美与崇高在愉悦层面的再比较等方面，重新审视了崇高地位对康德美学体系的影响。
然而，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对康德崇高理论的研究中，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对其理论的影响，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将康德的崇高理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深入探讨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适应性和变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多学科的角度深入剖析崇高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功能，为康德美学中崇高的研究提供更全面、深入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