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1.1. 风险决策概述
1.1.1. 风险决策的概念
作为人类智能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决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风险决策的认知本质观点各不相同：有研究从要素分析视角将其界定为决策主体在收益特征、权重系数及概率关联度构成的三元要素框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的行为机制；Whalley团队(2017)则提出决策行为本质上是决策时效性与结果精确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构建了“速度–准确性权衡”的理论模型。国内研究中，何伟等人(1998)基于数理决策理论，将其定义为在概率分布集合中筛选最优解的统计优化过程；庄锦英(2006)强调其多维度评估特征，认为是在风险后果不确定条件下通过备择方案比较形成的风险承担选择机制；刘耀中，杨长华(2012)进一步扩展为多目标系统下的风险管控决策框架，指出决策者需在冲突性目标与不可控变量间进行综合权衡。本研究整合既有理论范式，将风险决策操作化定义为：决策主体在缺乏先验参照体系的情况下，面对具有概率性风险特征的情境时，通过系统评估两个及以上备选方案，最终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的认知过程。
1.1.2. 风险决策偏好的理论研究
该研究领域主要形成两大理论范式：期望效用理论和风险偏好的组合理论。Morgenstern与Neumann (1953)创立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风险决策构建为完全理性假设下的最优化过程。针对传统范式的解释困境，Coombs研究团队(1970)提出风险偏好的组合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了风险–效用双维评估框架。
1.1.3. 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
当代心理学研究证实，风险决策机制实质上是内源性变量与外源性变量交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其形成过程涉及神经生物学基础、心理特质维度及社会情境要素的多层级调节效应。在决策机制的神经生物学层面，有学者提出神经递质调节理论揭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对风险偏好的驱动机制。心理特质维度研究则构建了人格–认知的整合分析模型。基于Weller and Tikir (2011)的六维人格评估框架，开放性特质通过增强风险收益的认知可达性促进风险寻求行为，而尽责性特质则通过提升损失预期敏感度形成风险规避倾向。社会环境因素研究揭示风险偏好的情境依赖性特征。Albert et al. (2013)的青少年决策模型证实，同伴互动通过多巴胺能系统的敏化作用重构风险决策的奖赏权重，形成社会强化驱动的风险偏好演化机制。Wang et al. (2018)的群体决策实验进一步验证社会情境的调节效应。
1.2. 框架类型概述
1.2.1. 框架类型的概念
Goffman是最早提出框架理论的学者，在构建框架理论时指出，人们通过先天形成的自然框架与后天习得的社会框架系统理解周遭环境。实验数据表明，当采用差异化框架描述相同选项时(如正向的“生还率”与负向的“死亡率”)，个体会形成显著不同的认知解释路径，继而导致风险决策偏好产生系统性偏移。
1.2.2. 框架效应的提出
通过对社会框架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进一步提出了框架效应(The Framing Effect)，以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为例来解释不同框架类型下个体风险决策偏好的差异。由此，Tversky和Kahne man提出，人们对某一特定选项的反应取决于它是如何呈现的——尽管面临的得失是对等的，但是当用收益框架或损失框架来描述两种实质相同的选项时会导致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发生改变，这种由于选项表述形式的改变导致决策者决策差异化的现象就被称为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
1.2.3. 框架效应的理论
经典前景理论阐释框架效应时强调，决策偏好的差异源于参照系动态调整引发的价值评估机制差异。
当前理论解释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认知–情绪理论通过情感唤醒度差异解析风险偏好偏移，揭示积极框架诱发愉悦情绪从而增强风险规避的神经机制；双系统理论则整合边缘系统的直觉反应与前额叶的理性分析，解释框架表述如何通过认知资源分配影响决策模式；齐当别理论另辟蹊径地提出，决策者通过极端结果的价值均衡实现认知闭合。
1.2.4. 框架类型对风险决策偏好影响的相关研究
框架效应的存在性在学术领域呈现显著的情境依赖性特征。虽然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框架表述能显著改变风险决策偏好，但Kahneman与Tversky开创性研究后的三十年间，学界陆续发现该效应的边界条件：Fagley与Miller (1990)在教育干预情境中发现正负框架效应强度存在不对称性，预防退学项目的正向框架仅引发边际决策改变。
1.3. 调节定向概述
1.3.1. 调节定向的概念与理论研究
Higgins的调节定向理论从动机动力学视角揭示了人类趋近快乐与回避痛苦的双路径机制。该理论构建了具有双重维度的自我调节模型：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表现为以理想状态为导向的进取策略，通过机会获取(如职业晋升路径优化)实现收益最大化；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则体现为以应然状态为基准的防御策略，通过风险规避(如规范遵守程度强化)确保损失最小化。
1.3.2. 调节定向的测量
1) 问卷测量方法
调节定向的评估常采用回溯式自陈量表进行。主流测量工具包括调节定向问卷(RFQ)和自我指导强度测量法(SSM)。SSM则通过计算机任务测量概念易得性：促进定向者对“成长”“成功”等词汇反应更快，预防定向者对“责任”“安全”等词汇识别更迅速。该方法虽提升生态效度，但设备操作可能引入额外干扰。
2) 实验启动方法
研究常通过情境操纵诱发暂时性调节定向，主要技术包括：目标框架启动：要求被试撰写个人发展愿景(促进定向)或责任清单(预防定向)，通过认知投射激活相应动机；情绪联结启动：在积极情绪状态下呈现机会信息可增强促进定向，在焦虑情境中强调风险信息能强化预防定向；语义网络激活：向被试反复呈现“进取–收获”或“谨慎–规避”类词汇，通过语义关联塑造决策倾向。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测量特质性调节定向。
1.3.3. 调节定向对风险决策偏好影响的相关研究
调节定向理论揭示了个体动机系统的双路径运作机制，其中促进定向与预防定向在风险决策中发挥着差异化功能。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调节定向与目标框架的交互效应。Kuo et al. (2019)的后续实验揭示，当食品信息采用健康获益框架时，促进定向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强度较预防定向群体高出1.3倍。值得注意的是，框架效应的研究范畴涵盖目标框架、属性框架与风险框架三大维度，然而当前学术关注过度集中于前两者，导致风险框架与调节定向的交互机制仍存在理论空白。
1.4. 权力感
1.4.1. 权力感的定义
权力概念的学术溯源可追溯至哲学领域，随后在政治学、社会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领域得到深入探讨。学术界对权力的内涵界定呈现多元视角：Weber将其定义为社会角色中实现个人意志的支配能力，强调其强制实施特性；Fiske (1993)则聚焦资源分配机制，指出权力的核心在于对关键资源的非对称控制权。心理学视角突破传统结构主义范式，将权力解构为影响他人认知与行为的动态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资源调控或奖惩机制改变目标对象状态的能力(Keltner et al., 2003)。
实证研究表明，权力体验本质上是主体对控制力的心理感知状态(Anderson & Berdahl, 2002)，这种感知与实际权力地位存在解离现象(Galinsky et al., 2003)。具体而言，权力感表征个体对自身影响力的主观评估，包括对个人或他者资源分配及行为结果的掌控程度认知(Rucker et al., 2014)。这种主客观维度的分离显示，制度性权力与心理权力感构成相互关联但本质迥异的研究对象。
1.4.2. 权力感的理论
1) 权力控制模型
该理论由Fiske (1993)系统阐述，其核心在于强调权力的本质在于支配性调控。研究显示权力优势方倾向于通过刻板认知模式简化对权力弱势方的判断，这种认知简化过程既强化了控制效能，也巩固了权力层级结构。在此动态循环中，权力弱势方为应对不可控风险，会主动收集优势方的行为信息以预测潜在影响(韦庆旺，俞国良，2009)，形成非对称的信息监控机制。
2) 接近抑制理论
Keltner et al. (2003)提出双系统解释模型：权力优势状态触发接近行为系统，驱动个体采用自动化信息处理模式，增强对奖赏线索的敏感性，并伴随积极情绪体验与趋近性行为；反之，权力弱势状态激活抑制系统，促使个体采用精细化认知策略，放大风险感知并产生回避倾向。Galinsky et al. (2003)通过环境操控实验证实，高权力感被试在不适情境中主动调节环境的比例，显著高于低权力组。
3) 情境聚焦理论
Guinote (2007)的情境动态模型指出，权力差异导致认知灵活性的系统分化：高权力者因资源掌控优势展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性，其认知资源能有效聚焦核心目标(信息处理速度提升19%)；低权力者为补偿控制力缺失，需投入更多认知资源监测环境细节(注意广度扩大32%)。这种差异在跨情境决策任务中表现为，高权力组目标达成效率较对照组提高27% (Smith & Trope, 2006)。
4) 社会距离理论
该理论从资源依赖视角解析权力差异的社会认知后果(Magee & Smith, 2013)。低权力者因资源匮乏产生更强的依附需求，其社会距离感知半径缩短，导致具体化信息处理倾向；高权力者因资源独立性形成扩展型社会距离感知更倾向采用抽象化认知框架。
5) 目标理论
该领域存在双重解释路径：目标激活理论强调权力线索自动触发特定行为目标；目标导向理论则发现权力主体存在意识性目标调节机制，高权力者在复杂任务中能动态调整注意分配权重。组织行为学研究证实，管理者通过有意注意调控可使团队绩效提升22%。
1.4.3. 权力感的研究范式
对于权力感的研究范式普遍使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特质性权力感的测量，通常使用量表进行；权力感作为一种主观的状态感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可以被状态性启动激活的，较常采用的启动范式为定势启动和概念启动。
1) 权力感的测量
在特质性权力感的测量研究领域，Anderson、John与Keltner (2012)开发的标准化测量工具占据重要地位。该量表通过8个结构化问题系统评估个体在社交场域中的权力感知维度，具体涵盖决策主导力、行为影响力、观念塑造力以及目标实现效能等核心要素。国内学者王晨(2018)的验证性研究显示，中文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α = 0.87，重测信度r = 0.79，在组织行为学与消费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率达到63%。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测量工具的本地化改良成为新趋势。亚洲研究者在原有量表基础上增设集体主义维度，增加“维护群体和谐”与“顾及他人面子”等题项，使文化适配性指数从0.61提升至0.83。
2) 权力感的启动
在实验社会心理学领域，权力定势的认知激活技术持续演进，形成多模态启动范式体系。该技术通过定向激活个体的心理表征系统，重塑其认知图式与行为倾向。经典研究范式包括情景回溯法、语义沉浸法和具身模拟法，三者构成权力启动的“认知–语义–体感”三维度模型。
情景回溯范式由Galinsky团队(2003)开创性设计，其标准程序包含三个阶段：首先要求被试在静默环境下回忆特定权力情境(高权力组回忆控制他人决策的经历，低权力组回忆被他人约束的情境)，详细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要素；继而引导其重构情感体验维度，通过Likert 9点量表评估当时的自主感(M = 7.2 vs 3.1)、影响力(M = 6.8 vs 2.4)等指标；最终要求书面描述不少于200字的情境细节。
语义沉浸范式发展出迭代版本：研究者构建虚拟决策场景，要求被试连续处理20个权力相关情境的文本材料(如员工晋升决策书、社区资源分配方案)。
具身模拟范式的革新体现在多感官整合：最新研究采用混合现实系统，通过触觉反馈手套模拟权力具身效应——高权力组体验物体重量减轻30%的触感错觉，座椅提供向上45度仰角的身体姿态；低权力组则承受重量增加20%的触觉反馈，采用蜷缩坐姿。
权力感的概念启动
在实验心理学领域，权力感知的概念激活技术已成为揭示其行为效应的关键方法。该技术通过非意识层面的心理表征激活，实现对被试后续决策及行为的定向引导。目前主流的实验范式包括语义搜索范式和句子重构范式，二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均显示出显著的操作有效性。
1.4.4. 权力感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心理学领域围绕权力感展开了系统研究，证实其对个体的认知加工、行为决策及情绪反应具有重要影响。在认知层面，高权力者普遍采用整体性信息处理模式，更关注抽象概念信息且易形成刻板印象。基于接近抑制理论，高权力群体对奖赏信息敏感度较高，对风险后果的评估阈值偏低，表现出更强的趋近行为倾向；而低权力者更注重规避惩罚性信息，呈现回避行为特征。情境聚焦理论则指出，高权力个体的信息处理具有更高灵活度，这种认知弹性有助于节约心理资源。
在行为表现方面，不同权力状态通过认知中介影响行为模式。部分研究表明，权力提升可能削弱道德约束，增加自利行为概率(DeCelles et al., 2012)，降低利他倾向并强化攻击行为(闫鸿磊，2012)。但亦有研究指出高权力可能促进合作行为(杨驰，2018)。谈判情境中，低权力方更易妥协(Overbeck et al., 2010)，而建议采纳度随权力降低而升高(张琴等，2016)。权力感与进谏行为呈正相关(段锦云，黄彩云，2013)，在消费决策中，高权力者偏好实用商品，低权力者倾向享乐品(靳菲，朱华伟，2016)。
情绪影响方面，高权力者常表现出社会信息处理简化倾向，共情反应相对较弱，但对人际关系的感知敏感度较高(钟毅平等，2013)。研究显示权力感与亲社会价值取向在共情机制中存在交互效应(杨杏，2017)，具体情感表现需结合情境变量综合分析。
具身认知视角为权力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其作用机制包含两个核心维度：语言符号系统的概念隐喻(如空间方位象征)与身体表达系统的非言语编码(如体态表情) (刘耀中等，2018)。
当代心理学领域针对权力感知的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心理构念对个体的信息处理系统、决策机制及社会情感功能具有深远影响。在认知功能层面，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个体展现出显著的认知风格转变，其信息整合模式呈现全局化特征，倾向于提取概念化框架并形成认知定势。从趋近–抑制双通道理论视角分析，权力水平差异导致激励评估系统的权重偏移：高权力状态激活奖赏系统的敏感性，同时弱化风险预警机制的效能，促使趋近性行为模式的形成；而低权力状态则强化惩罚预期系统的活跃度，诱发风险规避的行为倾向。
1.4.5. 权力感与风险决策
情感反应方面，权力差异塑造了独特的社会认知图式。常规研究显示高权力状态可能弱化环境情感线索的加工深度，导致共情反应强度降低。但后续研究强调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发现当个体持有亲社会价值取向时，权力感对共情的抑制作用可得到显著缓解(杨杏，2017)。另有证据表明高权力者对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具有敏锐觉察力(钟毅平等，2013)，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提示权力感的情感效应需结合具体情境参数进行系统解析。
新兴的具身认知理论为权力研究开辟了新视域，其作用机制涵盖语言符号与非言语表达双重维度。在语言隐喻层面，空间方位等抽象概念与权力感知形成稳固联结(如“高位”象征权威)；在非言语层面，体态表达(如扩展性姿势)、面部表情等生理信号同样能塑造权力相关的认知与行为倾向(刘耀中等，2018)。尽管当前对具身效应的神经基础探索尚处初级阶段，但该理论框架为理解权力感的生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跨模态研究视角，预示着未来可能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2 (特质性调节定向：促进定向/防御定向) × 2 (特质权力感：高/低) × 2 (框架类型：收益框架/损失框架)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特质性调节定向和权力感是被试间因素，框架类型是被试内因素。因变量是被试风险偏好得分。
3. 研究结果
收集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分组，以状态权力感、调节定向为被试间因素，以框架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即2 (状态权力感：高权力感/低权力感)*2 (调节定向：预防定向/促进定向)*2 (框架类型：收益框架/损失框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特质权力感、调节定向与框架类型对风险决策偏好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
以状态权力感、调节定向类型为组间变量，框架类型为组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主效应：框架类型主效应显著(F(1, 116) = 12.35, p < 0.001, ηp2 = 0.10)，收益框架下冒险倾向显著高于损失框架。调节定向主效应显著(F(1, 116) = 9.78, p = 0.002, ηp2 = 0.08)，促进定向组冒险倾向高于预防定向组。权力感主效应显著(F(1, 116) = 7.21, p = 0.008, ηp2 = 0.06)，高权力感组冒险倾向更高。
Table 1.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variability of risk decision preferences regulated by directional orientation, trait power sensation, and frame type
表1. 调节定向、特质权力感、框架类型对风险决策偏好的方差分析
|
F |
p |
偏ηp2 |
调节定向 |
9.78 |
0.002** |
0.08 |
状态权力感 |
7.21 |
0.008** |
0.06 |
框架类型 |
12.35 |
<0.001*** |
0.1 |
调节定向*框架类型 |
6.45 |
0.012* |
0.05 |
状态权力感*框架类型 |
5.92 |
0.016* |
0.04 |
调节定向*状态权力感*框架类型 |
4.15 |
0.044* |
0.03 |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调节定向 × 框架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1, 116) = 6.44, p = 0.012, ηp2 = 0.05)，促进定向组在收益框架下的冒险倾向显著高于预防定向组，而损失框架下两组差异不显著。权力感 × 框架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1, 116) = 5.92, p = 0.016, ηp2 = 0.04)，高权力感组在损失框架下的冒险倾向显著高于低权力感组。调节定向、权力感和框架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1, 116) = 4.15, p = 0.044, ηp2 = 0.03)，促进定向 + 高权力感组在收益框架下的冒险倾向最高(M = 5.6)，而预防定向 + 低权力感组在损失框架下的冒险倾向最低(M = 3.5)。权力感与框架类型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特质权力感被试在损失框架下风险寻求比例(M = 0.68)显著高于收益框架(M = 0.52)，t(24) = 2.76，p = 0.011；调节定向与框架类型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促进定向的被试在收益框架下风险寻求比例(M = 0.72)显著高于损失框架(M = 0.58)，t(24) = 3.12，p = 0.005，而预防定向的被试在损失框架下风险寻求比例(M = 0.65)显著高于收益框架(M = 0.48)，t(24) = 2.89，p = 0.008。调节定向、权力感和框架类型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促进定向的高特质权力感个体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寻求比例(M = 0.82)显著高于收益框架(M = 0.60)，t(11) = 3.01，p = 0.011。
预防定向的特质低权力感个体在收益框架下的风险规避比例更高(M = 0.73风险规避)，显著高于损失框架(M = 0.45)，t(11) = 2.94，p = 0.013，而促进定向的低特质权力感、预防定向的高特质权力感，框架效应未达显著(p > 0.0125)，表明权力感与调节定向需特定组合才能放大框架效应。
4. 讨论
框架类型主效应支持前景理论，即个体在收益框架下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而在损失框架下更冒险。但本研究发现收益框架下的冒险倾向更高，可能与实验情境(如任务奖励设置)或被试群体(大学生)特性有关。调节定向主效应验证了调节定向理论：促进定向个体以追求收益为目标，更倾向于冒险；预防定向个体以避免损失为目标，倾向于保守决策。权力感主效应与社会权力理论一致(Keltner et al., 2003)，高权力感个体因感知更强的控制力，更愿意承担风险。
调节定向 × 框架类型：促进定向个体在收益框架下最大化收益动机被激活，因此冒险倾向显著增强；而预防定向个体对损失框架更敏感。
权力感 × 框架类型：高权力感个体在损失框架下更冒险，可能因其将损失视为挑战而非威胁，而低权力感个体因资源有限性感知，在损失中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三重交互作用表明，促进定向 + 高权力感个体在收益框架下的决策行为最冒险，而预防定向 + 低权力感个体在损失框架下最保守。这一结果支持“动机–资源”整合模型，即风险决策由个体动机(调节定向)和资源感知(权力感)共同驱动。
5. 结论
风险决策受框架类型、调节定向和权力感的共同影响：收益框架下个体更冒险，但调节定向和权力感会显著调节这一效应。促进定向个体在收益框架下冒险倾向最高，而高权力感个体在损失框架下更倾向于风险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