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认知科学领域，理解个体如何处理和理解复杂概念一直是核心问题。垂直空间隐喻在汉语情绪概念中广泛存在，例如，“高兴”通常与“上”相关联，而“沮丧”则与“下”相联系。这种空间隐喻反映了语言、文化和身体感知在情绪概念表征中的作用。
具身认知理论(叶浩生，2010)认为，概念理解不仅是抽象符号的编码，更与个体的感官和运动体验密切相关。该理论强调身体与认知的关系，认为情感体验通过身体感知和行为来实现。具身认知研究者将空间位置信息与身体体验结合，提出隐喻概念。因此，深入研究垂直空间隐喻情境下个体的汉语情绪词表征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语言与情绪的关系，也能为情绪词语使用行为提供有力的解释和预测。
在隐喻概念中，Lakoff & Johnson (1980)提出，抽象概念的理解通过隐喻得以具身化。例如，“时间是金钱”的隐喻将金钱的具体经验应用于时间的理解，展示了隐喻如何通过身体经验将抽象概念具体化(殷融，苏得权，叶浩生，2013)。同样，空间隐喻在情绪词汇的表征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上”常与积极情感相关，“下”常与消极情感相关。
基于具身认知观的知觉符号理论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概念的形成根植于身体经验，尤其是空间经验。知觉符号理论指出，个体根据自身的身体经验来选择知觉符号，从而影响对概念的理解(沈曼琼等，2014)，且概念表征具有个体差异性(殷融，曲方炳，叶浩生，2012)。例如，Stanfield & Zwaan (2001)的研究表明，空间位置信息的匹配会加速概念加工。此外，研究还表明，情绪概念的表征存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沈曼琼等，2014；Boroditsky, Fuhrman & McCormick, 2011)，而汉语情绪概念偏好使用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神经科学的ERP研究表明，当空间隐喻一致时，受试者对情绪词的反应速度会更快(李淑敏, 崔甜，张恩涛，2019)。
本研究还将探索人格特质如何影响个体对情绪词的理解。人格特质被认为是个体稳定的行为模式，能够影响情绪信息的加工方式(陈莉和李文虎，2006)。具备高开放性这一人格特质的个体通常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新信息，他们在处理抽象和复杂信息时更为积极和创新。高神经质的个体可能在面对需要灵活思考和适应新信息的情境时感到更大的压力，表现为更慢的反应速度和较低的接受能力。研究也表明，高神经质个体对负性信息更为敏感，而高外向性个体则对正性信息反应更快(Derryberry & Reed, 1994)。因此，个体的人格特质差异可能是信息选择加工偏向的重要因素，稳定的人格特质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特质相符的概念信息(Mathews & Macleod, 1994)。通过考虑人格特质的影响，本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解释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词语使用行为。
综述所述，在隐喻的概念表征中，个体是否会根据人格特质一致性，倾向于将积极人格特质与积极的抽象概念关联，消极人格特质则与消极的抽象概念关联？此外，个体稳定的行为模式在对抽象概念的表征中如何发挥作用？本研究将通过空间判断任务范式，探讨汉语情绪形容词表征中的垂直空间隐喻，并考察人格特质如何调节个体对情绪词的理解。研究假设：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在情绪概念表征中的空间隐喻反应，积极人格特质有助于个体对积极信息的加工，而消极人格特质则倾向于促进消极信息的加工。在实验中，隐喻一致的情况为：消极情绪形容词与空间刺激点位于下方，积极情绪形容词与空间刺激点位于上方；隐喻不一致的情况为：消极情绪形容词与空间刺激点位于上方，积极情绪形容词与空间刺激点位于下方。
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问卷招募无精神疾病史(无脑损伤史、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焦虑症和失眠史)、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的在校大学生被试共30名，男生6名，女生24名，年龄分布在19~25岁之间，平均22岁。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 (汉语情绪形容词：积极与消极) × 2 (空间隐喻：一致与不一致)的被试内设计。人格特质包括被试的外向性和神经质得分，后续的统计分析将分别探讨这两个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实验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具体包括隐喻一致性判断和情绪词性判断。本研究保证所有问卷与实验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所有被试在参与在线实验前均已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3. 研究材料与程序
本实验从汉语情感词系统(Chinese Affective Words System, CAWS) (王一牛，周立明，罗跃嘉，2008)中，综合愉悦度和熟悉度指标，选择了80个汉语情绪概念词汇作为实验材料，其中包括40个积极情绪词和40个消极情绪词。在实验开始前，针对这80个情绪词的愉悦度和熟悉度进行了二次评定，评定方法采用9级分级量表。愉悦度指被试对情绪词性的判断，1级为愉悦度最低(即消极程度最高)，9级为愉悦度最高(即积极程度最高)；熟悉度指被试对词汇的熟悉程度，1代表非常不常见，9代表非常常见。评定结果通过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选取的积极情绪词与消极情绪词之间愉悦度差异显著(p < 0.001)，积极情绪词的愉悦度(6.94 ± 0.07)显著高于消极情绪词的愉悦度(3.09 ± 0.07)。然而，积极情绪词(5.55 ± 0.11)与消极情绪词(5.61 ± 0.13)之间的熟悉度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Figure 1. Flowchart of experimental trials
图1. 实验试次流程图
实验程序采用Psychopy软件编写，流程参考空间启动范式，具体实验程序如下：
首先，屏幕中央显示一个白色的加号，作为注视点，确保被试集中注意力，注视点呈现时间为500 ms。加号消失后，一个汉语情绪词出现在屏幕中央，呈现时间为1500 ms。随后，情绪词消失后，屏幕中央上下各出现一个大小为0.4 × 0.4的方框，方框总持续时间为2300 ms。在方框出现的250 ms后，两个方框中会随机闪烁一个持续50 ms的白点(大小为0.02)。被试看到白点闪烁时，需要判断其位置(上或下)，并按下对应的↑或↓键。如果被试在2300 ms内没有按下键，方框将消失。接下来，屏幕上会出现问题“刚才出现的词语是积极/消极的吗？(↑是，↓不是)”，消极和积极不会同时显示。此时，被试需尽快判断刚才出现的情绪词是积极还是消极，问题持续时间为4000 ms。若被试未作答，问题将消失。之后，屏幕会呈现1000 ms的空屏，进入下一个情绪词判断的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
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所有被试将进行一个练习程序，练习程序与正式实验流程完全相同，但所使用的情绪词不在80个汉语情绪词的选用范围内。练习过程中，每次被试按键反应后，程序会自动反馈正确或错误的结果，以确保被试能够熟悉并正确执行正式实验流程。
实验结束后，被试将继续完成一份人格测试量表，选用经过国内学者重新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该问卷由5个维度组成，分别为外倾性、神经质、开放性、严谨性和宜人性，共40个条目。简版量表与公认的人格测量工具NEO-PI-R进行对比，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如下：宜人性为0.358，外倾性为0.761，开放性为0.660，神经质为0.736，严谨性为0.846，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简版与原版大五人格问卷的对比中，各因子相关系数均在0.85以上，其中神经质的最小值为0.866，宜人性的最大值为0.922。此外，五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在0.75以上，最低为宜人性的0.76，最高为神经质的0.81，平均值为0.79(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研究表明，可观察性高的特质更易于判断，且与变量匹配的特性具有更好的研究生态效度(赖庭红，陈少华，吴颢，2013)。
因此，本研究仅使用该简式量表中的神经质(如“我常感到害怕”)和外倾性(如“我对人多的聚会感到乏味”)两个维度的问题。根据该问卷的常模，神经质常模得分(女性M = 26.91，男性M = 24.97)，外倾性常模得分(女性M = 30.76，男性M = 31.09)。在结果统计时，高于常模平均分的被试被归为高分组，低于常模平均分的被试则被归为低分组。
2.4. 数据收集与处理
剔除实验结果中情绪形容词词性判断任务中正确率低于80%的2名被试，最终采纳的反应时数据仅包括在空间位置判断和词性判断均正确的样本，同时删除了反应时超出总体反应时平均值正负3个标准差范围的极端数据(占总实验数据的1.7%)。最终有效样本数为28名。数据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与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汉语情绪形容词的具身差异
对于情绪形容词和空间隐喻一致性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形容词的主效应显著[F(1, 27) = 18.150，p < 0.001，η2 = 0.402]，积极情绪形容词的反应时(1085 ± 32 ms)显著低于消极情绪形容词的反应时(1166 ± 31 ms)。空间隐喻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F(1, 27) = 22.541，p < 0.001，η2 = 0.455]，空间隐喻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1080 ± 30 ms)显著低于空间隐喻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1171 ± 33 ms)。此外，情绪形容词主效应与空间隐喻一致性的交互效应显著[F(1, 27) = 20.155，p < 0.001，η2 = 0.42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积极情绪词条件下，空间隐喻一致的反应时(1005 ± 29 ms)显著低于空间隐喻不一致的反应时(1166 ± 39 ms)，t = −6.511，p < 0.001；而在消极情绪词条件下，空间隐喻一致性对反应时的影响不显著(t = −0.779，p = 0.443)。在空间隐喻一致条件下，积极情绪词的反应时(1005 ± 29 ms)显著低于消极情绪词的反应时(1156 ± 35 ms)，t = −6.648，p < 0.001；而在空间隐喻不一致条件下，积极情绪词和消极情绪词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t = 0.355，p = 0.266)。具体结果见表1、表2，以及图2。
Figure 2. Reaction time for both variables
图2. 两变量的反应时
实验结果表明，在垂直空间位置的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汉语情绪词的概念表征展现了空间隐喻对反应速度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当情绪词与空间信息一致时，被试的反应速度较快；而当情绪词与空间信息不一致时，被试的反应速度较慢，统计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整体来看，被试对积极情绪词的词性判断反应速度较快，这主要是因为在隐喻一致条件下，积极情绪词引发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于消极情绪词。然而，在隐喻不一致条件下，积极情绪词与消极情绪词之间的反应时差异并不显著。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将引入人格特质的两个维度——神经质和外向性，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size for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效应量
变量 |
F |
p |
η2 |
情绪词类型 |
18.150 |
<0.001*** |
0.402 |
隐喻一致性 |
22.541 |
<0.001*** |
0.455 |
交互效应 |
20.155 |
<0.001*** |
0.427 |
注：p < 0.5*, p < 0.01**, p < 0.001***。
Table 2. Comparison of mean reaction times in the task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2. 任务中反应时的均值对比(平均值 ± 标准差)
实验条件 |
积极情绪词 |
消极情绪词 |
隐喻一致 |
1005 ± 29 |
1156 ± 35 |
隐喻不一致 |
1166 ± 39 |
1176 ± 32 |
3.2. 不同人格特质(外向性与神经质)对汉语情绪词加工的差异
结合实验数据和研究问卷的结果(见表3)，本研究探索性地引入了被试的人格特质–神经质和外向性的高低作为被试间变量，情绪形容词和空间隐喻一致性作为被试内变量，对因变量情绪词性判断任务的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外向性特质组的主体间效应显著[F(1, 26) = 6.319, p = 0.018, η2 = 0.196]，高外向性组的反应时(1052 ± 18 ms)显著快于低外向性组的反应时(1190 ± 17 ms)。此外，主体内变量的效应仍然显著，情绪词和空间隐喻呈现出显著的效应，情绪词和空间隐喻一致性的交互作用显著，情绪词类型、空间隐喻一致性与外向性特质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26) = 3.558, p = 0.07, η2 = 0.120]。神经质特质组的主体间效应不显著[F(1, 26) = 1.659, p = 0.20, η2 = 0.06]，具体见表4。为了进一步探讨神经质特质在情绪词概念表征中的作用，我们对神经质特质组在实验过程中完成的两个判断任务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特质水平的不同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呈现显著差异，低神经质被试(420 ± 10 ms)对空间位置的敏感性较高，其空间位置判断的反应时间显著低于高神经质被试(440 ± 9 ms)的反应时间[F(1, 26) = 22.282, p < 0.001]。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格特质对汉语情绪概念的理解有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外向性人格特质的高低会影响情绪词概念在隐喻判断中的反应速度。与低外向性人格相比，高外向性人格的被试在情绪词概念的反应速度上表现得更快，尤其是在积极情绪词概念中，反应速度达到最高。尽管神经质人格特质水平在情绪词概念表征中未显现出显著的主体效应，但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低神经质被试表现出对空间位置的更高敏感性，相较于高神经质特质的被试，低神经质被试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更为迅速。具体结果见表4。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sample
表3. 大五人格简式问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人格特质 |
人数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高神经质 |
14 |
34.5 |
46 |
28 |
低神经质 |
14 |
18.8 |
26 |
9 |
高外向性 |
13 |
38.9 |
45 |
32 |
低外向性 |
15 |
19.0 |
27 |
11 |
Table 4. Effect size for each variable
表4. 各变量的效应量
变量 |
|
F |
p |
η2 |
外向性组 |
|
6.319 |
0.018** |
0.196 |
情绪词类型 |
19.500 |
<0.001*** |
0.429 |
情绪词类型*外向性 |
1.879 |
0.182 |
0.067 |
空间隐喻一致性 |
22.753 |
<0.001*** |
0.467 |
空间隐喻一致性*外向性 |
2.777 |
0.108 |
0.097 |
情绪词类型*空间隐喻一致性 |
20.707 |
<0.001*** |
0.443 |
情绪词类型*空间隐喻一致性*外向性 |
3.558 |
0.070 |
0.120 |
神经质组 |
|
1.659 |
0.209 |
0.060 |
情绪词类型 |
17.944 |
<0.001*** |
0.404 |
情绪词类型*神经质 |
0.247 |
0.623 |
0.009 |
空间隐喻一致性 |
21.707 |
<0.001*** |
0.455 |
空间隐喻一致性*神经质 |
0.001 |
0.982 |
<0.001 |
情绪词类型*空间隐喻一致性 |
22.472 |
<0.001*** |
0.464 |
情绪词类型*空间隐喻一致性*神经质 |
4.104 |
0.053 |
0.136 |
注：p < 0.5*, p < 0.01**, p < 0.001***。
4. 讨论
4.1. 研究结果讨论
4.1.1. 情绪词类型与空间信息在个体概念隐喻表征中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空间启动范式验证了汉语情绪形容词概念中存在情绪词效应与垂直方位空间信息的隐喻。实验结果表明，在垂直方位条件下，个体对不同情绪词的判断速率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词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消极情绪词的反应时。同时，空间隐喻条件的差异对情绪词概念的判断也有显著影响，在隐喻一致的条件下，个体对情绪词概念的判断速度显著快于隐喻不一致的条件，前人的研究也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于善志和张雨，2021)。积极情绪可能与个体的情绪反应系统更为契合，导致个体对其做出更快速的反应。消极情绪词则可能引发更多的认知评估或情绪调节过程，从而延长反应时间(Wu, Jia & Wang, 2023)。通过垂直空间隐喻的视角来看，空间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机制，能够影响个体对情绪概念的表征和处理过程。具体来说，积极情绪词与“上”相关，消极情绪词与“下”相关，这可能是个体对这些情绪词的反应时间差异的一个潜在原因。空间隐喻一致性降低了认知负担，促使情绪概念的快速加工。当空间隐喻一致时，个体能够更迅速地在认知和情感之间建立联系，进而促进情绪概念的加工。而在隐喻不一致的情况下，个体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和整合信息，从而导致反应时间延长。
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发现情绪概念与空间隐喻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积极情绪词条件下，个体在空间隐喻匹配一致的情况下反应显著更快，而在空间隐喻匹配不一致的条件下，反应速度较慢。然而，在消极情绪词条件下，空间隐喻一致和不一致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这些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的结论一致(沈曼琼等，2014)。具体来说，当个体面对积极情绪倾向的汉语情绪概念时，且该情绪词的情景刺激方位为上时，个体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于该情景刺激方位为下时。然而，当情绪概念是消极倾向时，这种差异则不显著。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可能与不同情绪词类型的启动效应有关。情绪概念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除了情绪信息的抽象维度，还包括个体的感知维度。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的诱发能够提升个体在远距离联想任务中的解决率，说明积极情绪的启动能够增强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李娜，2021)。这一研究结果也与日常现象相符，因此，积极情绪词的启动效应可能增强了个体在实验中对情绪词的判断能力，从而导致在积极情绪词概念中个体的反应普遍较快。
4.1.2. 人格特质在个体概念隐喻表征中的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格特质在个体情绪概念隐喻表征中的作用，发现不同人格特质在汉语情绪词概念的表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向性人格特质的主体效应显著，在垂直方位的隐喻条件下，高外向性个体在情绪词概念判断上显著快于低外向性个体。此外，在积极情绪词类型与隐喻一致的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达到最低，三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这种特质倾向和情绪判断倾向之间的匹配现象很好地与日常现象相符：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对情境的反应有特定的选择倾向，积极特质个体倾向于感知情境中的积极因素，而消极特质个体则倾向于感知消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倾向也很好地解释了个体特质对情绪判断的注意倾向。有研究表明，积极特质个体对正向(积极)情绪刺激信息有显著的注意偏好，而消极特质个体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注意偏好(马宁，蒋超超，戴文杰，2021)。在本研究中，神经质人格特质未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概念表征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郭丹，2014)。然而，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神经质人格特质的高低水平差异却产生了显著结果：相比于高神经质的被试，低神经质的被试在空间位置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更短。这一结果可能与神经质特质对个体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有关(Tao等，2022)。高神经质个体通常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和焦虑，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执行空间任务时，受情绪波动的干扰较大，从而延长反应时间。相比之下，低神经质个体情绪相对稳定，情绪波动较小，因此他们在执行空间位置判断任务时，能够更为专注和迅速地做出反应。另外，根据情绪调节理论，个体的情绪反应可能会影响其注意力分配和认知资源的使用，高神经质个体可能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调节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他们在认知任务中表现出较慢的反应时间。而低神经质个体的情绪稳定性较强，可以更有效地调配认知资源，迅速完成任务。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为具身认知观下情绪概念的表征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丰富了知觉符号理论中身体经验与概念表征之间关系的论证，也为人格特质与信息加工领域中不同特质对信息加工的偏好提供了初步的实证数据。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可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首先，本研究在对人格特质条件的选定上，量表测量是在实验后进行的，且由于被试的限制，关于人格高低分组的界定结果的生态效度可能较低。未来的实验可以在实验前预先选定被试，控制样本人数和性别变量，同时选择高观察度的被试进行实验，以提高实验的检验效度。
其次，本研究在选择情绪形容词时，仅考虑了熟悉度和效价两个维度。已有研究表明，情绪词类型效应与情绪词特点有关，情绪词可以从新的维度视角分为标签词和负载词，且个体对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的加工优势存在显著差异(史汉文，李雨桐，隋雪，2022)。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探讨个体对不同倾向的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在情绪概念表征中的影响。
第三，本研究仅从空间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两种人格特质对情绪概念表征的影响。然而，如果从人格特质对情绪词本身的注意偏向来考察，是否存在更显著的中介效应？例如，当人格特质与特质倾向相反时，如积极人格的个体在接触消极情绪刺激时，是否会在随后的空间隐喻判断中产生不同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待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探索的方向。
5. 结论
在具身认知视角下，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在垂直空间上，汉语情绪概念表征存在上下空间隐喻；2) 高外向性特质个体更容易判断出与积极隐喻相关的汉语情绪词；3) 低神经质被试相比高神经质被试表现出更强的空间敏感性。总体而言，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具身认知领域的研究内容。通过深入分析汉语情绪词在垂直空间隐喻情境中的使用与个体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为情绪语言概念的表征提供了理解视角和实验证据。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对应用层面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教育和心理治疗领域，理解情绪词表征的机制可以帮助教师和治疗师更好地理解学生或患者的情绪体验，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沟通与干预。
基金项目
广东医科大学博士学位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GDMUB202302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