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的元分析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Left-Behind and Migrant Children

摘要: 本研究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运用元分析方法，以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为结果变量，考察中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效果差异，以及调节变量的影响。通过文献检索与筛选，最终纳入31篇文献，共55个有效研究变量，被试总数7589名。结果发现：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与留守和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心理存在显著负相关；西方心理健康服务与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心理存在显著负相关。亚组分析结果表明，服务目的、服务途径、服务时间对心理健康服务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探究中西方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果及其机制，有助于探索提升我国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独特路径。

Abstract: Based on 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utilized meta-analys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left-behind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u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psychology as the outcome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moderating variables.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and screening, 31 papers were finally included, with a total of 55 valid studies and 7589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psychology of left-behind and migrant children,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West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psychology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psychology. The results of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purpose, approach and duration of mental service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betwee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and migrant children, and explore the unique path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1.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现象，从而出现了众多留守和流动儿童。因所在地工作机会有限，或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家庭中的成年人可能会选择去其他社会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寻找更高薪的收入，而将孩子留在原居住地，由此形成了“留守儿童”(邬志辉，李静美，2015)。当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时，他们的孩子通常被交给其他家人、朋友、社区或托管机构照顾，而有的父母也会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跟随自己一起迁徙，由此形成了“流动儿童”(韩嘉玲等，2020)，国外称为“移民儿童”。大量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这种跨区域以及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加剧了留守和流动儿童问题带来的社会隐扰(王天宇，周晔馨，2023)。20世纪60年代移民潮出现，西方各国移民儿童数量迅速增加，西方学者对移民儿童身心健康的关注持续提升(Stevens et al., 2008; Jaeger, 2012)。早期关于移民儿童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融合、心理行为以及教育等方面，2015年“移民危机”之后，政府部门更加关注移民儿童的权利、需求和社会福祉。202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新的研究报告，呼吁为移民儿童提供更多确保其福祉所必须的保护、照顾和服务。由于中西方社会背景不同，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留守和流动儿童，以及西方国家的移民儿童。

大量文献研究证实，与非留守和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严重，抑郁、焦虑和行为失调发生率也更高(Fellmeth et al., 2018；范兴华等，2023；李梦龙等，2019；赵金霞，李振，2017；Leskauskas et al., 2020; Raturi & Cebotari, 2023)。同时，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呈叠加性、连锁性、持久性特征，给家庭再生产、学校教育和社区治安等带来诸多挑战，如受教育权过早受损，留守和流动儿童厌学、逃课、辍学(陈惠惠等，2011)；家庭再生产危机，如亲情淡化、代际贫困(刘志军，2018)；社会适应困难，如行为退缩、难以与人良好沟通和建立亲密关系(王中会等，2016)；违法犯罪，如勒索、盗窃等(马良，郭玉飞，2015)，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财政压力、疾病成本(余英，李晨，2018)。留守和流动儿童的不利处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及时有效地心理健康服务可以帮助留守和流动儿童改善消极心理状态，更好地融入社会；西方国家也为移民儿童制定了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融入相关政策(Sim et al., 2023；杨琴，徐辉，2017)。长期以来，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负面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李艺敏，李永鑫，2014)，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污名化”。有学者认为，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看，尽管生活面临挑战，但移民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仍是积极的，甚至优于本地居民(Cobb et al., 2019)，因此关注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及其促进因素也十分必要。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提出的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The 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 DFM)则整合了两类观点，强调同时关注个体心理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纵观中西方相关研究，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各种类型心理健康服务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刘昱君等，2021；刘旺发，蔡翥，2013；Yu & Wang, 2022; Kevers et al., 2022)。心理健康服务作为目前社会心理服务的主要内容，探究其具体实践效果对于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内容，提升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元分析与传统的文献综述相比，使用系统的方法收集、筛选和综合原始数据，系统地考虑研究对象、方法、测量工具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夏凌翔，2005)，并对结果进行定量分析，保证了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张婕等，2022)。既往关于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元分析显示，留守、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显著低于非留守、流动儿童(白慧慧等，2022)，歧视知觉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曹海波等，2022；韩毅初等，2020)，而团体干预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Rafieifar & Macgowan, 2022)。关于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元分析则表明，目前各国心理健康服务存在差距，全球心理健康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Quinlan-Davidson et al., 2021)。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心理服务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效果，发现课堂教学干预、音乐干预、心理辅导、团体干预等心理服务都会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有一定积极作用(白勤等，2012；陈琳，周显宝，2014；熊猛等，2016；陈玉凤，2014；Mancini, 2020; Meir et al., 2014; Kevers et al., 2022)，但尚未有研究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效果进行整体分析，而仅研究了某一种心理服务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分析的地区也仅限于单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鲜有文献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究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针对中西方不同国家心理健康服务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更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回顾了2012至2022年间中西方各种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并从服务方式、服务效果等多个角度比较了中西方国家心理健康服务的作用差异。同时，本文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将心理健康划分为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两个维度，分别分析了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中西方相关研究进行多维度比较，更加深入、全面地分析各类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症状和情绪体验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2. 文献收集与统计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对中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过程包括文献搜集与筛选、文献编码与分类、数据提取、元分析结果解释等。

2.1. 文献检索

为了确定可用于元分析的文献，本文遵循了元分析教科书以及其他元分析研究提出的原则(Borenstein et al., 2009; Cooper, 2017)，进行文献检索和筛选。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文献检索包括“留守/流动儿童”和“心理健康服务”两部分，由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手段、方式较为丰富，因此将其拆分为“心理干预”“心理治疗”“心理介入”“心理咨询”“心理服务”“心理辅导”等名词，基于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不同类型，又将之拆分为“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焦虑”“抑郁”等关键词，并分别进行检索，最终确定的中文文献检索关键词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心理干预、心理治疗、心理介入、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焦虑、抑郁，使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检索系统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等数据库检索中文文献。英文检索词利用PubMed网站的MeSH词库来确定主题词和自由词，最终确定的英文主题词为：migrant、left-behind、left behind、LBC、children、mental health、service、intervention、psychological、psychotherapy、counsel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life satisfaction、anxiety、depression，使用Web of Science、Emerald、Wiley、Elsevier、ProQuest、PubMed等数据库检索英文文献。

截止2023年10月20日，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共检索到803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511篇，英文文献292篇；西方留守和移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共检索到770篇英文文献。

此外，利用谷歌学术和百度学术辅助搜集文献，依据检索结果对文献进行回溯，并根据检索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二次检索，以作为对检索结果的补充。最终得到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相关文献822篇，其中中文文献524篇，英文文献298篇；西方移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相关英文文献786篇。

2.2. 文献筛选

综合考虑文献与研究主题的匹配度和元分析方法对文献的要求，本文设定并遵循以下标准以进行文献筛选：

1) 必须是以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其年龄在0~17岁；

2) 研究内容必须是针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开展的心理服务(包括心理干预、心理介入、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且能获取全文；

3) 必须是实证研究，报告了满足meta分析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如平均数、标准差、样本数等)。

参考学者做法，当存在多个实验组时，本研究将不同实验组分别提取为一组数据，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纳入分析；当研究报告多次后测结果时，提取心理服务结束后的首次测量结果，未提取随访数据。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等排除不符合主题的文献，共获得271篇；依据文献纳入标准对文献进行全文浏览后，排除非量化研究143篇，数据不完全17篇，资料报告不完整7篇，其他原因而未被纳入的文献42篇，以及重复文献30篇，最终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共31篇。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相关文献共24篇，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相关文献共7篇。

2.3. 文献编码

Table 1. Bibliographic coding framework

表1. 文献编码框架

编码信息	操作性定义
基本信息	题名、作者、发表时间、期刊、地区
样本量	研究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
研究对象	文章研究的具体群体(如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西方国家移民儿童)
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的特征与属性(如中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
结果变量	文章中涉及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后果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和后测报告的均值和标准差
干预持续时间	实验中干预措施从开始到结束的持续时间

对筛选后的相关文献逐篇进行编码，编码信息包括文章的基本信息(题名、作者、发表时间、期刊、地区)以及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样本量、结果变量、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均值及标准差、干预持续时间，具体的操作性定义如表1所示，基本特征数据编码如表2所示。对于采用不同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单个研究里采用了多种量表进行测量的文献，本文将其视为多项不同的研究纳入分析。为保证编码一致性，避免人工编码产生误差，由两名作者独立按照文献编码框架对文献进行编码，针对编码不一致的情况，由两名作者和其他作者一起协商确定。

Table 2. Basic feature data encoding

表2. 基本特征数据编码

编号	作者	时间	地区	研究对象	干预措施	结果变量	样本量	干预时间
1	史小慧等	2023	中国	留守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焦虑情绪	93	2周
2	孙卉等	2022	中国	留守儿童	宽恕干预	攻击性行为	30	6周
3	崔高峰等	2022	中国	留守儿童	体育锻炼	孤独倾向	80	16周
4	袁空军等	2018	中国	留守儿童	课外体育活动	社会适应	60	4个月
5	张巧玲等	2013	中国	流动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社会支持	87	6小时
6	王登芹等	2016	中国	留守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韧性	290	16小时
7	赵桂军等	2018	中国	留守儿童	多层面心理干预	自我意识	195	12周
8	戴建磊等	2016	中国	留守儿童	心理辅导	心理健康	172	3个月
9	张孝义	2012	中国	留守儿童	社会干预	孤独倾向	127	12个月
10	李孟洁等	2016	中国	留守儿童	家庭工作坊干预	心理困难	163	8个月
11	刘霞等	2013	中国	留守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健康	160	16周
12	张莉	2019	中国	流动儿童	阅读干预	心理弹性	167	16周
13	张丽敏等	2014	中国	流动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弹性	57	350分钟
14	熊猛等	2016	中国	流动儿童	整合性教育干预	心理健康	208	一学期
15	孙卉等	2020	中国	流动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抑郁情绪	21	6周
16	易红等	2013	中国	留守儿童	绘画艺术治疗	心理健康	65	15周
17	陈曙等	2016	中国	留守儿童	体育参与	心理困难	200	6个月
18	唐峥华等	2013	中国	流动儿童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健康	99	6周
19	Bingbing Yu et al.	2022	中国	流动儿童	心理干预措施	自我意识	490	2年
20	Cheuk et al.	2020	中国	流动儿童	心理干预措施	抑郁情绪	276	6周
21	Wang et al.	2022	中国	留守儿童	积极心理干预	抑郁情绪	70	2年
22	Jiang et al.	2022	中国	留守儿童	社会干预	社会适应	64	6个月
23	Zhenqian et al.	2023	中国	留守儿童	舞蹈干预	焦虑情绪	305	144小时
24	Xinshu et al.	2023	中国	流动儿童	正念干预	心理弹性	474	6个月
25	Ooi et al.	2016	澳大利亚	流动儿童	教学治疗技术	心理创伤	80	8周
26	PAULA	2015	澳大利亚	流动儿童	焦虑预防和情绪恢复	焦虑情绪	76	10周
27	Ruth	2022	比利时	流动儿童	学校干预	心理健康	120	8周
28	Yael Meir	2012	以色列	流动儿童	社区干预	焦虑抑郁	99	30分钟
29	Yael Meir	2014	以色列	流动儿童	群体干预	心理困难	70	1周
30	Patel Syed Z	2022	美国	流动儿童	认知行为疗法	心理健康	183	2年
31	Michael	2019	美国	流动儿童	心理干预	心理创伤	68	5个月

Table 3. Psychological service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contents

表3. 心理干预措施、内容和过程

心理干预措施	干预内容	干预过程
团体心理辅导	通过探索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学习新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增强儿童适应能力	实验组分5个小组进行团体心理辅导，每周1次，共8次，每次2小时；对照组接受1次传染病预防知识讲座。
宽恕干预	围绕“被拒绝”和“留守”因素设计四阶段团体活动，引导儿童调整认知和应对方式，降低拒绝敏感性	实验组接受为期6周的宽恕干预，每周1次，每次约60~90分钟；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
社会干预	培训教师和监护人，开展“留守儿童之家”社会干预项目，改善留守儿童心理表现	实验组接受为期12个月的主题培训；对照组则不 接受干预。
阅读干预	集体阅读教育，帮助儿童学会阅读方法和策略，激发内在潜能，提升心理弹性	实验组接受为期16周的阅读干预，每周2次，共32次，每次阅读活动包括内容导入、图画书欣赏阅读和角色扮演三个环节；对照组按常规活动进行。
正念干预	通过正念与技能培养改善流动儿童的心理 健康和心理弹性	实验组接受为期8周的正念训练和生活技能辅导，每周1小时；对照组接受常规课程。
学校干预	开设文化故事、绘画、戏剧等创意艺术课程，让儿童表达自身经历	实验组接受8周的创意表达工作坊，每周2小时；对照组继续常规课堂教育。
社区干预	邀请儿童陪伴木偶，通过情景故事，讲述木偶体验到的害怕和恐惧，提出缓解木偶情绪的策略	实验组通过木偶对话进行约20~30分钟的单次个体干预；对照组仅进行同等时长的绘画活动。
群体干预	儿童参与故事情景中，完成小组合作和个人任务，从中发现自我并增强自信	实验组开展每周1.5小时的小组干预，共10次； 对照组维持常规活动。
积极心理干预	通过社会支持活动和积极心理素质小组辅导，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缓解心理困境	实验组接受每周1~3次，每次2小时的社会支持 心理干预，持续2年，共269次；对照组则不接受任何干预。
体育/舞蹈干预	从学校、家庭、社区三个维度设计体育参与干预，有效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	实验组通过学校每周3~4节体育课、家庭监护人监督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社区组织体育活动进行6个月体育参与干预；对照组进行文化知识干预。
多层面心理干预	设计不同类型的主题活动，帮助留守儿童改善心理行为问题，提升其自我意识水平	实验组从儿童、家庭、学校三个层面进行12周心理干预；对照组给予一般行为指导建议，不进行系统性心理干预。
家庭工作坊干预	对留守儿童重要照顾者进行家庭亲子关系 小组辅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性活动，改善 亲子关系	实验组参与常规社区活动，并接受连续8个月的社区家庭工作坊干预；对照组仅参与常规社区活动。
整合性教育干预	以心理健康专题活动课为主，辅以个别咨询辅导、家庭间接辅导和教师专门辅导，提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实验组接受13周的整合性教育干预训练；对照组 接受常规教育。
绘画艺术治疗	通过绘画让患者稳定和调节情绪，治疗心理疾病或矫正行为问题	实验组每次干预时间为90~120分钟，每周2次 干预，持续15周，共30次，通过前后测评估干预效果。
教学治疗技术	设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侵入、唤醒和回避 课程，帮助儿童了解其症状并教授适应性 应对策略	实验组接受每周一次的课程治疗，每次1小时， 持续8周；对照组则不接受干预。
认知行为疗法	帮助儿童认识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以应对异常心理和情绪问题	采用单组前后测设计，实验组平均接受约10次 治疗，每次60~90分钟，通过子群分析比较效果 差异。
焦虑预防和情绪恢复	通过培训课程，教会流动儿童应对焦虑和 抑郁情绪	实验组接受10周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FRINDS 项目；对照组无干预。

为深入理解表2纳入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本研究对筛选出符合要求的31篇文献逐篇进行编码，编码信息包括心理干预措施、干预内容和干预过程三部分，如表3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是对纳入的各个独立研究的一致性进行判断，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后续分析模型(夏凌翔，2005)。本文采用Q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若Q检验结果不显著，则表明研究不存在异质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若Q检验结果显著，则表明研究存在异质性，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同时纳入研究内变异(即同一研究内部不同受试者或条件之间的差异)和研究间变异(即不同研究之间由于设计、样本、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差异)，从而更全面地反映效应的真实分布情况，避免小样本研究被低估或大样本研究被过分强调的问题，通过生成更大的置信区间，增强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严炜炜等，2021)。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除West-P外，其他文献变量的Q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5)，表明其各个效应量间呈现显著异质性，而West-P变量的各个效应量间不存在显著异质性。根据Higgins et al. (2003)的判别标准，I² < 25%表明研究具有很强的同质性，I²在50%附近表明存在中度的异质性，而I² > 75%表明研究存在很强的异质性。由此可知，本文纳入的研究中，China-P、China-N和West-N三个变量内部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效应量，而West-P变量的Q值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5)，且I² < 25%，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其效应量。

Table 4.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k	N	异质性(Q检验)			Tau-squared
			Q值	P值	I^2 (%)	Tau	Tau^2
China-P	14	2813	519.46	0.000	97.50	0.88	0.77
China-N	20	4276	827.35	0.000	97.71	1.02	1.03
West-P	8	600	4.15	0.762	0.00	0.00	0.00
West-N	13	1089	77.68	0.000	84.55	0.48	0.23

注：China-P表示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China-N表示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消极心理，West-P表示西方移民儿童的积极心理，West-N表示西方移民儿童的消极心理；k为研究数量；N为样本总数。

3.2. 发表偏倚分析

发表偏倚是指统计结果显著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期刊所接受并发表的一种现象，是影响研究结果可靠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进行发表偏倚检验以确保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曾昭炳，姚继军，2020)。首先使用漏斗图对各变量是否存在发表偏倚进行初步判断，见图1，其中(1) (2) (3) (4)分别表示China-P、China-N、West-P、West-N的发表偏移漏斗图，由图可知，三角左右两边图形分布较为均匀，各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发现，本文采用Egger检验方法进行定量检验，Egger检验是通过识别回归截距与0之间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一般情况下，Egger检验的P值大于0.05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低(李雪丽等，2022)。由表5可知，各变量Egger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本研究中，西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结果较为稳定，未受到明显的发表偏倚影响。

Figure 1. Funnel plots of publication bias for each variable

图1. 各变量发表偏倚漏斗图

Table 5. Published results of tests of bias

表5.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变量	截距	95%的置信区间		t值	P值
		下限	上限
China-P	4.925	−4.20	14.05	1.17	0.262
China-N	−1.938	−9.41	5.53	0.55	0.592
West-P	1.970	−4.37	8.31	0.76	0.476
West-N	−3.509	−10.97	3.95	1.04	0.323

注：t值和P值分别为Egger检验中的检验统计量和拒绝原假设所要承担的风险。

3.3. 主效应检验

主效应检验是研究中西方各类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包括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影响，本文的效应值分析结果具体如表6所示。

由于纳入数据均为连续变量，各研究使用的量表工具存在差异，报告的数据类型也有所差别，故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SMD)作为效应分析统计量，并计算其95%可信区间。效应值大小表明各类心理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大小，根据Cohen (1992)提出的标准，当效应量d为0.2、0.5、0.8时，分别对应效应量小、中、大的界限。由表6可以看出，在结果变量中，中国的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积极心理产生较大影响(SMD = 0.93, P < 0.001)，且能够对留守和流动儿童消极心理产生明显的改善作用(SMD = −1.18, P < 0.001)。针对西方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的分析发现，心理健康服务对移民儿童积极心理的效应系数SMD = 0.25 (P < 0.01)，效应量较小，对流动儿童消极心理的效应系数SMD = −0.57 (P < 0.001)，效应量中等。由此可知，中西方国家提供的各类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提高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社会适应性和自我意识水平等，并促进他们积极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这些心理健康服务也有利于缓解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与心理创伤，并抑制他们消极心理的产生与发散。

Table 6. Results of effect size analysis

表6. 效应值分析结果

变量	SMD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China-P	0.93	0.45	1.41	3.81	0.000
China-N	−1.18	−1.64	−0.71	−4.97	0.000
West-P	0.25	0.09	0.42	3.01	0.003
West-N	−0.57	−0.86	−0.29	−3.91	0.000

3.4. 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7.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various moderating variable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表7. 文化差异与各调节变量对积极心理的交互作用检验

变量名称		k	N	g	95%CI	双尾检验		异质性
					Z	p	QB	p
服务目的 × 文化差异		22	3413
预防	中国	10	2276	0.72	[0.216, 1.228]	2.795	0.005	2.97	0.085
	西方	7	501	0.25	[0.070, 0.429]	2.720	0.007
治疗	中国	4	537	2.11	[0.563, 3.665]	2.671	0.008	5.14	0.023
	西方	1	99	0.26	[−0.133, 0.659]	1.300	0.194
服务途径 × 文化差异		22	3413
心理干预	中国	12	2526	1.02	[0.462, 1.578]	3.586	0.000	6.72	0.010
	西方	8	600	0.25	[0.088, 0.415]	3.014	0.003
运动干预	中国	2	287	0.57	[−0.024, 1.172]	1.881	0.060	-	-
	西方	0	-	-	-	-	-
服务时间 × 文化差异		22	3413
短期	中国	4	533	0.54	[0.366, 0.720]	6.012	0.000	4.20	0.040
	西方	1	70	0.02	[−0.449, 0.488]	0.080	0.936
长期	中国	10	2280	1.17	[0.540, 1.803]	3.638	0.000	7.06	0.008
	西方	7	530	0.28	[0.088, 0.415]	3.187	0.001

为进一步探究异质性的来源，本研究进行了亚组分析，以研究不同分组变量对服务效果的影响。基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理念，本研究从被试(Population)、干预(Intervention)、对照组(Comparison)、结果(Outcome)，即PICO四个方面(Akobeng, 2005)，并综合已有研究，提出影响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的可能因素：其一，被试特征，主要包括国家地域、年龄、被试类型三个方面；其二，服务特征，包括服务目的、服务途径、服务时长三个方面；其三，研究特征，即实验类型，包括随机对照实验、单组前后测实验和多组前后测实验；其四，结果变量，包括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两个方面。

由于纳入的研究数量有限，本研究重点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调节变量对服务效果的影响作用，提出文化差异与调节变量的三组交互作用检验，各组交互作用检验结果见表7和表8。

Table 8.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various moderating variables on negative psychology

表8. 文化差异与各调节变量对消极心理的交互作用检验

变量名称		k	N	g	95%CI	双尾检验		异质性
					Z	p	QB	p
服务目的 × 文化差异		33	4176
预防	中国	15	3855	−0.93	[−1.409, −0.449]	−3.795	0.000	1.03	0.310
	西方	6	321	−0.56	[−1.093, −0.019]	−2.028	0.043
治疗	中国	5	421	−3.47	[−5.366, −1.575]	−3.589	0.000	8.53	0.003
	西方	7	768	−0.60	[−0.935, −0.270]	−3.549	0.000
服务途径 × 文化差异		33	4176
心理干预	中国	14	2554	−1.18	[−1.782, −0.572]	−3.814	0.000	3.16	0.076
	西方	13	1089	−0.57	[−0.856, −0.285]	−3.914	0.000
运动干预	中国	6	1722	−1.28	[−1.953, −0.598]	−3.690	0.000	-	-
	西方	0	-	-	-	-	-
服务时间 × 文化差异		33	4176
短期	中国	6	794	−0.45	[−0.994, 0.099]	−1.605	0.108	0.91	0.340
	西方	1	70	−0.10	[−0.566, 0.372]	−0.405	0.685
长期	中国	14	3482	−1.40	[−1.926, −0.870]	−5.187	0.000	6.46	0.011
	西方	12	1019	−0.61	[−0.910, −0.309]	−3.972	0.000

注：k代表独立效果量的个数；N代表样本量，Q_B代表不同亚组水平的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95%CI为结果变量所对应的效果量g的95%的置信区间；文献缺少的亚组用“-”标注。

3.4.1. 文化差异 × 服务目的

根据服务目的不同，将其划分为预防服务和治疗服务，其中预防服务的对象为留守和流动儿童整体，未对具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进行明确筛选，治疗服务的对象为经过筛选后确定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留守和流动儿童。因变量为积极心理时，在以预防为目的的心理健康服务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0.72 > 0.25)，但二者组间差异不显著(Q_B = 2.97, p = 0.085)；在以治疗为目的的心理健康服务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2.11 > 0.26)，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5.14, p = 0.023)，说明中国以治疗为目的的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相对更显著，但西方文献中纳入分析的有限研究数量仅为1，因此该结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因变量为消极心理时，在以预防为目的的心理健康服务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0.93 < −0.56)，但二者组间差异不显著(Q_B = 1.03, p = 0.310)；在以治疗为目的的心理健康服务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3.47 > −0.60)，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8.53, p = 0.003)。

3.4.2. 文化差异 × 服务途径

根据服务途径不同，将其划分为心理干预和运动干预，心理干预是对被试的心理活动施加影响，从个体内部出发改善其心理健康的方法，运动干预是通过开展创意性的体育活动，从个体外部出发改善其心理健康的方法。因变量为积极心理时，以心理干预为途径的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1.02 > 0.25)，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2.97, p = 0.085)，说明中国从个体内部心理出发的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相对更显著；以运动干预为途径的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g为0.57，西方国家暂无符合分析条件的相关研究数据。因变量为消极心理时，以心理干预为途径的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1.18 < −0.57)，但二者组间差异不显著(Q_B = 3.16, p = 0.076)；以运动干预为途径的相关研究中，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g为−1.28，西方国家暂无符合分析条件的相关研究数据。

3.4.3. 文化差异 × 服务时间

根据服务时间不同，将其划分为短期服务和长期服务，借鉴任志洪等(2018)年的标准，以8周为划分界限，服务时间少于8周为短期服务，多于8周为长期服务。因变量为积极心理时，当服务时间为短期时，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0.54 > 0.02)，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4.20, p = 0.040)，但西方文献中纳入分析的有限研究数量仅为1，因此该结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当服务时间为长期时，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1.17 > 0.28)，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7.06, p = 0.008)。因变量为消极心理时，当服务时间为短期时，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0.45 < −0.10)，但二者组间差异不显著(Q_B = 0.91, p = 0.340)，且此时西方文献中纳入分析的有限研究数量仅为1，因此相关结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当服务时间为长期时，中国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效用值高于西方(g: −5.19 < −3.97)，二者组间差异显著(Q_B = 6.46, p = 0.011)。

4.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通过meta分析回顾了近20年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文章将研究对象分为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和西方移民儿童，基于Greenspoon和Saklofske (2001)的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将心理健康分为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两类，就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中西方相关研究的异同，为心理健康服务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从纳入的文献本身来看，中文文献共24篇，有效研究数量为34 (其中，14篇文章为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20篇文章为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消极心理)，英文文献共7篇，有效研究数量为21 (其中，8篇文章为西方移民儿童的积极心理，13篇文章为西方移民儿童的消极心理)。中文文献略多于英文文献，二者研究数量均能满足元分析所需条件。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国以留守和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西方则以移民儿童为研究对象，中国的流动儿童多为国内流动儿童，而西方移民儿童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其中国际移民儿童除了因经济因素迁移外，也包括受战争影响而被迫迁移的难民儿童，他们的生活状况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其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从研究内容来看，中西方的研究既关注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也关注其消极心理，积极心理的建设和消极心理的缓解能在不同方面促进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对两种心理健康指标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服务方式来看，无论是积极心理建设还是消极心理干预，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均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如社区、学校和家庭等不同主体提供的心理服务，群体干预和个体干预等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阅读干预、艺术治疗、体育干预和正念干预等不同领域的服务方式。此外，中西方也在探索和发展新的心理服务方式，如在线心理咨询、数字疗法等“互联网 + 心理服务”模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中西方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在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如西方的认知行为疗法已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由于西方国家移民较多，跨文化心理治疗成为了西方国家独特的心理服务方法，已有文献证明了跨文化心理治疗在改善移民儿童心理健康过程中的有效性(Grau et al., 2020)。自上世界九十年代开始，跨区域的人口迁徙大潮席卷中国，我国有必要学习西方跨文化心理治疗中所包含的治疗理念，重视文化因素在心理服务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心理健康。

异质性检验显示，西方积极心理相关研究不具有显著异质性，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实验的设计、样本特征和评估方法之间存在部分一致性。就本文而言，西方积极心理的8个实验均为随机对照实验，干预时长从30分钟到10周不等，时间跨度不大，每组样本特征差异也较小，因而异质性检验并不显著。而中国儿童消极和积极心理与西方儿童消极心理的相关研究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其有效研究中既包括随机对照实验，也有单组样本的前后测实验，实验设计和评估方法都存在一定差异，干预时长也从30分钟到两年不等，时间跨度较大，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异质性检验显著。

发表偏倚检验显示，由图1可知，无论是中国留守和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方面的文章，还是西方移民儿童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文章，均未受到显著的发表偏倚影响，表明中西方的研究结论均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这为我们理解和应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尽管如此，研究者仍需要注意研究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偏差，并综合考虑其他证据，以确保能正确解读和应用研究结果。

主效应检验显示，不管是儿童的积极心理还是消极心理，中国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效应量(SMD^P = 0.93, SMD^N = −1.18)均大于西方移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应量(SMD^P = 0.25, SMD^N = −0.57)。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检验发现，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存在跨文化差异，服务目的、服务途径和服务时长等条件不同，中西方心理服务的效果也可能会产生显著差别。整体来看，中国心理服务的效果量更高，而本研究纳入的相关西方文献数量有限，因此这也可能会影响亚组分析的结果。此外，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心理健康服务对象为国内留守和流动儿童，他们多因家庭经济情况而与父母分离，或随父母迁徙，而西方心理服务的对象包括国际国内移民儿童，其中既有劳动移民，也有战争移民，这种情况下，移民儿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加多样化，如文化冲突、战争创伤、流离失所和人身安全等，这些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会给西方移民儿童带来更繁杂的心理困扰，相比之下，其心理健康状况更不稳定，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心理健康服务的效能，削弱心理健康服务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纳入了31篇文献，共55个有效研究量，对中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影响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效果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西方心理工作者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能够有效推动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建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消极心理的形成，这对于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果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结合Bronfenbrenner (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将Greenspoon和Saklofske (2001)的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置于微观系统(如家庭、学校)、中观系统(如社区)、宏观(如政策)系统中，提出“双因素–生态系统模型”。基于此模型，本研究从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过程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建立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提供系统支持和干预。例如，微观系统可以通过增强亲子互动与沟通质量，提升留守和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抑郁风险(Pu et al., 2025)，学校开设心理课程帮助留守和流动儿童应对负面情绪；中观系统可以通过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参与，为留守和流动儿童提供关爱服务，满足儿童社交需求和归属感(南方，2025)；宏观系统通过促进家庭教育，推进户籍改革，建立家校医社联动机制，保障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其次，创新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形式。应考虑到弱势儿童的文化背景和个体不同类型的服务需求，注重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形式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模式(黄希庭等，2007)，除了常见的心理服务如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社区干预、跨文化疗法等形式，心理健康服务也应该确保个体在预防、治疗和应对复发风险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及时的跟进和支持，形成连续性的心理服务链，如线上心理微课与线下服务站相结合的预防性心理服务，混合式与体验式相结合的发展性心理服务，技术辅助与传统形式相结合的治疗性心理服务(Liu et al., 2025)，以实现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的最大化。最后，注重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全过程动态评估。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目标不只是对已有心理疾病的消解，更应该采用多种评估工具和技术方法，加强对儿童心理问题的预防。留守和流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特殊处境使得他们比其他儿童更可能产生心理问题，提前识别和及时干预能够阻断心理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减少心理疾病发生的概率，如使用双因素筛查、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及社区资源地图等工具，多视角访谈相关人员，观察记录儿童在家校社中的行为互动模式(Chen et al., 2024)，建立“家–校–社”数据共享平台。同时通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儿童心理弹性，增强儿童积极心理资本，有效预防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疾病的形成。总之，“双因素–生态系统模型”为理解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效能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框架，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应结合生态系统观，未来应用需要在心理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务过程中考虑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增强儿童心理服务的系统性、准确性和可持续性。

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采用定量的元分析方法，综合分析2012~2022年中外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但该影响路径仅为从措施到结果的简单路径，本文并未分析其他变量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另外，由于元分析对样本文献的数据完整性有严格要求，因此许多质性研究和未提供完整数据的实证研究被排除在外，这种数据有限性限制了部分亚组分析的实施，使得结果分析的全面性有所欠缺。

总体来说，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双因素模型与生态系统理论结合起来，多角度研究心理健康服务对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机制影响，分析可能会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索更多改善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影响及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BSH11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CDJSKPY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