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想要巩固脱贫成果，对于已经脱贫的人口，关键是确保其不再因为某些原因重新陷入贫困。这需要建立健全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同时，加强对脱贫人口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次，要拓展脱贫人口的发展空间。脱贫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更是为脱贫人口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发展农村产业、支持创业就业等方式，拓宽脱贫人口的收入来源，使其在基本物质资源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发展。此外，应注重提升脱贫人口的综合素质。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健康水平等手段，提升脱贫人口的综合素质水平，增强他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竞争力。这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和就业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描述分析法是一种主要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描述的研究方法，目的是通过收集和整理数据，全面、客观地展示现象的基本特征，而不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推断。在本研究中，描述分析法将用于呈现农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如其收入来源、生活条件、参与帮扶政策的情况等，从而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和政策评估提供基础数据。综合分析法是一种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估的方法。其基本步骤包括：确定评价目标，选择反映研究对象特征的指标，运用标准化方法处理数据以消除量纲影响，采用科学的赋权方法(如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等)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根据综合得分进行综合分类评价。
2.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2.1. 文献综述
Sachs (2008)强调了产业化对于贫困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能够帮助农村进入更为多元化的劳动市场，提高其经济参与度，从而实现收入增加[1]。Almeida和Faria (2014)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两个国家中在职培训带来的工资回报，实证结果表明马来西亚的在职培训使平均工资提高了7.7%，泰国提高了4.5% [2]。Fields (2007)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就业机会的创造是扶贫政策成功的关键，通过有效的就业扶贫政策，能够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3]。
国内学者关于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偏重实证。徐辉，黎东升(2011)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分析发现教育型人力资本对农村纯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纯收入和农业收入则有负效应[4]。张弓(2021)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思想，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城镇职工和农村工人收入差异中的户籍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收入分布上，户籍异质性都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工人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5]。柯炼、黎翠梅等(2019)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影响效果，表明与合成的无政策地区相比，实施了土地流转政策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并未显著提高，即土地流转政策并未显著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在微观层面，土地流转也无法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6]。李娟等(2020)指出，国有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以更有效地支持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并为乡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总结并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促进精准扶贫方面的创新实践，同时整理了通过产业发展来同步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具体策略[7]。
2.2. 概念界定
农民低收入群体
农民低收入群体是指农村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生活质量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人群。其特征通常包括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资产匮乏、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较低等。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是帮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关注对象。杨立雄(2021)认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仍然较为艰难，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需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农民低收入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显著，他们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因社会结构性问题难以突破贫困循环[8]。左停(2023)等作者认为应强化对低收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9]。
综合以上学者对低收入群体的研究，基于农户中脱贫户、监测户和一般户政策支持、监测管理和服务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前两者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监测管理和服务保障，以确保其稳定脱贫，防止返贫。而后者则主要依靠常规政策支持和自身努力，享受正常的公共服务。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农民低收入群体范围为脱贫户和监测户。
3. 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情况描述性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23年底对南部某省7个县(区)脱贫农户的实地入户调查，分别称呼为A地、B地、C地、D地、E地、F地、G地。这7个县(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的70%以上。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少数民族居多，有利于开展对农民低收入群体的调查。为确保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在选取入户的村镇时，严格把控车程距离、县域村镇抽查方向等抽样原则，除去一般户的数据，最终一共在7县(区)收集了1853份问卷，进行数据清理和审查之后，共得到1791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6.65%。该调查旨在评估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涵盖了户主的个人特点和家庭整体特性等多个方面。调查内容具体涉及“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情况，同时特别关注产业帮扶政策和就业帮扶政策的参与度及其对收入结构的影响。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不仅反映了户主的基本信息和个人特征，还深入探讨了家庭的生活条件、健康状态、教育水平、住房安全等多方面的情况。此外，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这些家庭在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中的参与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变化和经济改善情况。这有助于全面了解农民低收入群体如何通过参与帮扶政策提高技能，增加收入来源，并实现稳定脱贫。回收的样本数据分布情况为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ata from 7 counties
表1. 7县数据分布情况
样本所在地区 |
样本份数(份) |
所占比例(%) |
A地 |
246 |
13.74 |
B地 |
260 |
14.52 |
C地 |
267 |
14.91 |
D地 |
264 |
14.74 |
E地 |
248 |
13.85 |
F地 |
254 |
14.18 |
G地 |
252 |
14.07 |
合计 |
1791 |
100.00 |
其中，A地246份，占比13.74%；B地260份，占比14.52%；C地267份，占比14.91%；D地264份，占比14.74%；E地248份，占比13.85%；F地254份，占比14.18%；G地252份，占比14.07%。
3.2. 描述性分析
3.2.1. 脱贫监测情况
得到的1791户样本中，1389户农户(77.55%)来自脱贫村，201户农户(11.22%)来自800人以上大中型集中安置点，201户农户(11.22%)来自一般村。
从整体人均纯收入来看，此次入户调查的1791户样本中2023年家庭人均收入纯收入均值为14065.81元。从“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来看，入户调查的970户脱贫户和821户监测户家庭均不存在问题，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都参加了城乡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家里的房子均不存在问题，基本保障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3.2.2. 收入结构
农民收入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收入来源多样，图1为四大收入占比，对收入结构分析可得：样本整体经过种植、养殖等途径获取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为2251.15元，占比16%；务工、上班等途径获取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9048.74元，占比64.33%；土地流转费、资产收入扶贫分红等途径获取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99.45元，占比1.42%；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途径获取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566.48元，占比18.25%。991户农户(55.33%)为低保户，121户农户(6.76%)为特困人员户。能够看出经营性收入(如种植、养殖等)尽管仍然是传统农业收入来源，但其占比不高。工资性收入是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农户收入的核心途径。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1.42%，可能反映出样本农户的资产积累有限，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人均转移性收入占比仅次于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说明政策性补贴(如低保金、养老保险金)对农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仍有一部分群体依靠国家发放的补贴给予兜底保障。
Figure 1. Proportion of the four major income sources
图1. 四大收入占比
3.2.3. 帮扶情况
(1) 产业帮扶措施
1216户农户(67.9%)今年家里发展了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等。近七成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显示出产业扶持政策的普及程度和农户对产业发展的接受度较高。农户发展产业的类型多样化，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等，表明农户根据资源和条件灵活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其中，316户(25.99%)认为产业发展较好，收益较高；39户(3.2%)表示产业还在干，但收益一般或者产业发展存在困难和问题，主要原因认为是受到自然灾害。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户因发展产业获得了较高收益，反映出部分产业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良好表现。
也有少量农户面临产业发展困难，尤其是收益不理想，提示产业发展仍存在一定挑战，需要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共98户农户表示今年受到了灾情，且57户(58.16%)得到了订单产业、产品代销、合作社(企业)保护价收购等针对性帮扶举措。480户(26.8%)农户现在家里有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1113户(62.1%)农户今年还得到了产业资金奖补、免费种苗畜禽、化肥等其他产业帮扶措施，1100户农户认为今年产业帮扶措施，包括联农带农、小额信贷等对发展产业有帮助，占样本农户总数的绝大多数，表明产业帮扶政策在农户中的认可度较高。
(2) 就业帮扶措施
2023年家里务工1个月以上的家庭有1414户，比去年增加31户，表明务工参与度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今年共有336户(18.7%)家里参加过技能培训。其中，253户(75.2%)认为今年所从事工作与培训内容有关，271户(80.6%)认为参加相关技能培训后对务工就业有帮助，技能培训的参与率较低，提示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户未能享受到相关资源，但技能培训在提升农户就业能力方面效果显著，大多数参与培训的家庭认为其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并有助于就业，说明技能培训在匹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提升就业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245户(69.51%)得到帮扶车间务工、安排公益岗位、跨省交通补贴等就业帮扶措施。其中，1119户(89.88%)认为今年就业帮扶措施对家里有帮助。这表明政策在提升就业机会、改善家庭收入方面成效显著，但政策覆盖率和技能培训推广力度仍有提升空间。
3.2.4. 认可情况
根据样本数据，从农户对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工作作风的评价、专项治理的成效、积分制实施效果，以及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展示农户对农村治理的认可情况。2023年，1712户(95.5%)农户对帮扶干部、村干部或驻村干部来家中进行采集收入数字认可，这表明干部深入群众、采集数据的工作得到了广泛信任，体现了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拥有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村里，1585户(98.44%)农户觉得今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对村里(或安置点)工作的作用大，1602户(99.5%)觉得今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风好，高比例的认可显示驻村工作队在促进农村发展、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工作作风也赢得了农户的信赖。样本农户中1776户(99.16%)觉得现在的村两委(或安置点居委会干部)对村里的事尽心，1781户(99.44%)觉得现在的村两委(或安置点居委会干部)作风好，近乎全体农户对村两委干部的正面评价表明，当前村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工作作风受到普遍认可，为农村治理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村里实行积分制的农户中744户(78.23%)认为实行效果好，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的农村管理方式，大部分农户认为其促进了农村治理，但仍有约22%的农户可能对其效果存疑，提示实施细节和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优化。 样本农户中1350户(75.2%)认为村里有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且有效果，1780户(99.3%)对本村(或安置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的总体情况满意，反映出近年来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改善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3.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南部某省7个县(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全面呈现了农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情况、收入结构、帮扶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农户对相关政策的认可度。
首先，从家庭情况来看，样本农户的整体脱贫状况较好，所有家庭均满足“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要求，保障了基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调查中还揭示了农户的收入结构，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显示出务工收入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尽管产业帮扶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部分农户面临产业发展困难，提示政策支持需要进一步优化。
其次，产业和就业帮扶政策方面，约七成农户参与了产业发展，且大部分农户认为相关帮扶措施对其收入有显著改善。特别是小额信贷和产业奖补等措施得到广泛认可，显示出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就业帮扶方面，尽管技能培训的参与率较低，但大多数受访农户认为培训内容与工作相关，且有助于提升就业能力。此外，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和效果得到了农户的高度评价。
4. 农民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评价
4.1. 农民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家庭稳定、户主资本、健康风险、政策资本、收入水平五个维度17个指标来构建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
(1) 家庭稳定
该维度主要体现了农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成员数量、年龄结构等，是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家庭稳定有助于减少突发事件对家庭经济的冲击，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选取了家庭人口总数、劳动力人数、60岁及以上人数、处于教育阶段人数4个指标。
(2) 户主资本
户主作为家庭的核心决策者，是家庭抵御贫困风险的基础。他们能够通过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管理，带领家庭更好地抵御未知的风险，确保家庭的稳定和发展。户主资本是指户主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农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中，户主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稳定性，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拥有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一般来说男性具有更为较强的体力和决策能力，更能率领家庭抵御各种风险；户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能体现其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在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时能更好地为家庭减少潜在的风险；户主的年龄和民族不同同样也为家庭带来不同决策方向，因此选取了户主性别、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3个指标。
(3) 健康风险
该维度能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收入稳定性，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能力和生产力，还会增加医疗支出，从而对家庭的经济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残疾人和精神病人往往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和特殊支持，限制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大病、重病和住院看病自费可能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和长时间的康复期，这对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供应都会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会使家庭直接返贫。慢性病患者虽然每次的费用可能不高，但长期累积的费用可能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持续的压力，因此选择了残疾(含精神病人)人数、家中患大病、重病人数、家里患慢性病人数3个指标。
(4) 政策资本
政府通过产业扶贫政策和就业扶贫政策影响农民的增收方式，通过小额信贷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特色产业等，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帮助农民提升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等。因此该维度在问卷中体现为家中是否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家中是否得到其他产业帮扶措施、家中是否有人参加过技能培训、家中是否有人从事公益性岗位、家中是否有人享受跨省交通补贴。
(5) 收入水平
该维度能直接反映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经济状况。收入类型越多，越能全面评估家庭的收入稳定性。农民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这个指标能够揭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有助于理解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和稳定性。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表明家庭成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较高，他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稳定且较高的工资收入，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因此选择了工资性收入占比、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
4.2. 数据标准化以及赋权
(一)原始数据的处理
标准化可以使不同指标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从而在后续的分析中更准确地反映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为避免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的不同带来的影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即无量纲化)。本文采用的标准化变换方法为：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二)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单一赋权方法往往难以全面满足评价体系的多方面要求，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种单一赋权方法来确定权重，以尽量减少单一方法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偏差。本文采取将变异系数法与熵值法简单平均组合构造权重。
4.2.1. 变异系数法赋权
变异系数是统计学中常用的一个归一化统计量，用于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如果某一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小，说明该指标的数据差异较小，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其影响也较小。相反，如果某一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说明该指标的数据差异较大，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其影响也较大。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就是根据各个指标观测值的变异系数大小来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衡量指标的离散程度，将数据差异较大的指标赋予较高权重，从而突出不同地区在某些指标上的显著差异。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反映各指标的绝对变异程度。
第二步：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变异系数，反映各指标的相对变异程度。
第三步：对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4.2.2. 熵值法赋权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理论的赋权方法，用于确定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各指标的权重，反映指标的内部一致性和对总体变异的贡献。相较于变异系数法，熵值法更注重数据结构的稳定性与信息有效性。熵值法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反映指标的变异程度，从而确定指标的重要性。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第i项评价指标下，第j个农户的特征比重；
第二步：计算第i项评价指标的熵值计算指标熵值：
第三步：计算第i项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第四步：对差异性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熵值法处理之后的权重系数。
4.2.3. 简单平均组合
将变异系数和熵值法2种单一赋权方法得到的权重向量取均值，得到简单平均组合权重向量，最后得到的指标体系及权重为表2所示。
Table 2. Low-income group income indicator system
表2. 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权重值 |
家庭稳定 |
家庭人口总数 |
2.49% |
劳动力人数 |
3.32% |
60岁及以上人数 |
7.14% |
处于教育阶段人数 |
2.94% |
户主资本 |
户主性别 |
1.97% |
户主文化程度 |
2.02% |
户主民族 |
10.2% |
健康风险 |
残疾(含精神病人)人数 |
3.74% |
家中患大病、重病人数 |
3.01% |
家里患慢性病人数 |
2.55% |
政策资本 |
家中是否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 |
9.72% |
家中是否得到其他产业帮扶措施 |
4.24% |
家中是否有人参加过技能培训 |
11.52% |
续表
|
家中是否有人从事公益性岗位 |
9.97% |
家中是否有人享受跨省交通补贴 |
19.42% |
收入水平 |
工资性收入占比 |
2.97% |
人均纯收入 |
2.77% |
从权重分配来看，跨省交通补贴(19.42%)、技能培训参与情况(11.52%)和公益性岗位参与情况(9.97%)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这表明政策支持在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具有核心地位。家庭资本(如户主文化程度和民族)和健康风险(如患重病人数)同样是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这表明提升家庭资本积累和健康保障水平，对于提高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工资性收入占比和人均纯收入虽然权重相对较低，但直接反映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基础，是综合评价不可忽视的变量。
4.3. 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对应权重，计算出7个县(区)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Comprehensive income index score for low-income groups
表3. 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
县(区) |
综合指数得分 |
排名 |
G |
43.21 |
1 |
E |
33.13 |
2 |
七县(区)平均 |
33.02 |
|
D |
32.88 |
3 |
B |
32.16 |
4 |
A |
31.80 |
5 |
F |
29.06 |
6 |
C |
28.80 |
7 |
结果显示，7个县(区)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G县(43.21)、E县(33.13)、D县(32.88)、B县(32.16)、A县(31.80)、F县(29.06)和C县(28.80)。整体平均得分为33.02，其中高于平均水平的县(区)有G县和E县，其他5个县(区)低于平均水平。G县得分远高于其他县(区)，体现了其在收入方面的显著优势。这可能得益于政策支持力度较大，例如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参与率较高，以及跨省交通补贴覆盖范围更广。而F县和C县得分低于30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县。表明可能其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单一，政策措施的覆盖面或实施效果不足，亟需加大对政策资源的倾斜力度，尤其是在技能培训和扶贫政策推广方面。
结合表3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分配，跨省交通补贴(19.42%)、技能培训参与情况(11.52%)和公益性岗位参与情况(9.97%)是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这些政策性支持措施在G县得到充分实施，成为其综合得分领先的主因。跨省交通补贴权重最高(19.42%)，G县可能在组织外出务工、落实交通补贴政策方面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劳动力输出比例和务工收入稳定性。相比之下，C县和F县由于地处偏远或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交通补贴覆盖不足，限制了外出务工渠道拓展。技能培训参与率(11.52%)，培训内容是否贴近市场需求、培训资源是否充足直接影响农民就业能力。G县可能在培训课程设计、师资力量配置方面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参训农户的就业转化率。而部分落后县区可能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培训效果有限，导致该指标得分偏低。公益性岗位参与情况(9.97%)，公益性岗位是解决本地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手段。G县可能通过扩大乡村保洁员、护林员、道路维护员等岗位数量，保障了低技能人群的基本就业。
C县和F县公益岗位开发力度较小，部分有劳动能力但缺乏就业机会的农户未能从中受益。此外，户主民族(10.2%)、小额信贷使用情况(9.72%)等指标也对综合得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区若能获得更大力度的政策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 产业与就业帮扶政策成效显著，但仍需优化
七成左右的农户参与了产业发展，且多数表示产业帮扶措施对其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小额信贷、产业奖补等政策的认可度较高。同时，技能培训虽然参与率较低，但大多数农户认为其对就业能力提升有帮助。此外，跨省交通补贴、公益岗位安排等就业帮扶措施有效提升了就业机会和家庭收入。
(2) 农村治理满意度高，干部作风获得广泛认可
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的工作作风受到高度评价，95%以上的农户认可干部入户采集收入数据的真实性。积分制、专项治理等创新管理方式也取得一定成效，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改善明显。
(3) 政策对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
有些地区凭借政策执行力强、就业帮扶到位、技能培训扎实等多方面优势，在农民低收入群体增收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而部分地区则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产业支撑力弱、技能培训覆盖面窄等问题，导致收入效应指数偏低。
5.2. 研究建议
(1) 提升产业帮扶覆盖面与精准性，推动农业产业链整合
扩大小额信贷覆盖范围，设立村级金融服务站，由银行或信用社派驻人员提供贷款咨询和服务；推广“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产品。建立农户信用评级系统，基于历史还款记录、产业发展情况等动态调整授信额度；联合农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联合担保机制，将奖补资金与产量、质量挂钩，鼓励优质高效种植养殖，实施差异化奖补，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给予更高补贴；引导建立“以奖代补 + 技术服务”的复合型支持模式。
(2)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引入第三方培训机构与激励机制
根据当地主导产业和市场需求定制培训课程(如电商销售、农机操作、有机种植等)，推行“线上 + 线下”混合培训模式，在农闲期集中开展培训，结合农忙期灵活安排；引入市场化培训机构，政府通过“以奖代购”方式购买服务，对完成培训并实现就业或创业的农户给予奖励，鼓励培训机构与企业合作定向培养技能人才。
(3) 强化就业帮扶政策落地效果，推动就近就地就业
完善跨省交通补贴发放机制，简化申请流程，采用电子化平台申报与审核，与用工企业对接，核实就业真实性，按季度或半年集中发放，减少农户跑腿负担；扩大公益岗位开发与管理，在乡村基础设施维护、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增设公益岗位，制定公益岗位目录，明确岗位职责与薪酬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避免“吃空饷”现象；支持建设扶贫车间、家庭作坊、小微企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租金减免、设备租赁补贴，协调本地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