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个庞大的群体正穿梭于城乡之间——他们或为安度晚年投奔子女，或为照料孙辈离开故土，成为“流动的银发族”。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国内有流动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 [1]。随着家庭结构核心化与二孩政策效应释放，未来随迁老人群体仍将持续扩大。他们带着不同的期待离开故土：有人怀着“养儿防老”的传统信念，期望在城市中安享晚年；有人则以“照料孙辈”为纽带，试图在代际互助中维系家庭运转。然而，无论是养老型还是育幼型，这些随迁老人共同面临着“老年”与“流动”的双重挑战：身体机能衰退与异地适应压力叠加，传统家庭角色与代际权力关系重构，使得他们的生存境遇远比想象中复杂。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随迁老人视为同质化群体，偏重于宏观叙事，而较少有深入的微观分析[2]，忽视了迁移动因对随迁老人生活逻辑的深刻形塑。本文以现象学分析法为工具，通过对养老型与育幼型两类随迁老人进行深度访谈，深入比较其在生活照料、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三个层面的代际支持[3]异同，试图揭示不同迁移动机下老人在随迁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状况及其背后的成因。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4年11月~12月将天津市静海区某社区8名老年人列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 ≥ 60周岁的老年群体；② 户籍为非本市户口；③ 随迁时间 ≥ 1年；④ 无明显认知障碍，能有效沟通和交流；⑤ 获得受访者本人的知情同意，自愿参加访谈。本研究共收集受访对象8人，分别以编码P1~P8替代。基础信息见表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表1. 基础信息
编号 |
性别 |
年龄 |
随迁原因 |
户籍所在地 |
现居住方式 |
P1 |
男 |
78岁 |
养老 |
河南省 |
丧偶，工作日独居，休息日与儿子共同居住 |
P2 |
女 |
74岁 |
养老 |
山东省 |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
P3 |
女 |
83岁 |
养老 |
黑龙江省 |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
P4 |
女 |
72岁 |
养老 |
山东省 |
丧偶，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
P5 |
男 |
63岁 |
育幼 |
山东省 |
与配偶分居，和女儿一家共同居住 |
P6 |
女 |
65岁 |
育幼 |
河北省 |
同配偶、子女一家共同居住 |
P7 |
女 |
63岁 |
育幼 |
山东省 |
与配偶分居，和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
P8 |
女 |
60岁 |
育幼 |
河北省 |
与配偶分居，和儿子一家共同居住 |
2.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与文献资料回顾，初步制定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修改后，对2名老年人进行预访谈，然后根据预访谈的结果再次修订，最后确认访谈提纲。访谈提纲包括：(1) 个人基本信息：年龄、性别、随迁原因、随迁时间、户籍所在地、居住方式；(2) 经济支持层面：主要经济来源、经济支出结构、子代父代间双向经济支持情况；(3) 生活照料层面：日常生活自理程度、家庭中主要家务分工情况、子代父代间双向生活照料情况；(4) 精神慰藉层面：对随迁生活的适应程度、融入新环境的方式或途径、每周与子女交流的次数、对当前随迁生活的整体感受和满意度等。按照既定访谈提纲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直到无新主题出现，信息达到饱和时停止访谈。
2.3. 统计学分析
每次访谈结束后24 h内将录音内容转化成文字，针对8位研究对象约一万字的访谈资料逐句进行分析。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4]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即：(1) 仔细阅读受访者资料；(2) 分析有重要意义的资料；(3) 编码重复的观点；(4) 汇总编码后的观点；(5) 写出详尽的描述；(6) 分析相似的观点；(7)提炼观点，返回受访者处求证。
3. 研究结果
3.1. 经济支持层面主题分析
3.1.1. 养老型随迁老人单向经济依赖模式
养老型随迁老人的经济支持体系以子女向上流动为主，通过子女提供的实物供给、现金支持以及财产管理，呈现出高度的单向依赖特征。P1：“河南老家的养老金，老家的地还有一些钱，孩子们都给我存着了，钱都是他们给。”P2：“我个人几乎花不到什么钱，基本是儿媳妇买了东西一起吃用。”P3：“水果、米、菜啥的他们都给买好了。”这种“无需开口、应有尽有”的支持体系下老人保持着传统家长的权威，通过放弃经济自主性和克制经济需求表达来维持代际尊严与平衡。P1：“我也没要过钱，是他们主动给。”P4：“没主动找孩子们要过钱。”
3.1.2. 育幼型随迁老人以劳代酬的双向交换模式
育幼型老人通过子女定期补助、专项支出覆盖等获得带有一定劳务补偿性质的经济支持，P5：“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三到五百的，逢年过节也会给我们红包。”P7：“比如买菜或者给小孩买东西她们都会给(钱)。”P8：“他们每隔时间都会给点儿钱。”又通过做家务、育幼等以劳代酬的方式和对孙辈的反向小额补贴实现对子女的变相经济支持，形成较为公平的代际互助。P5：“双方付出的都差不多，这个凭良心说，咱还帮助他看孩子。”P6：“给他们看孩子、接孩子其实就算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帮助了。”P8：“我们花钱的地方比如说要带着孙子出去玩、买点东西，就不跟他们要钱。”这种“以劳代酬”的逻辑使老人将自身价值与家庭功能绑定，但也导致其经济安全感依赖于子女的主观意愿。P6：“我也不主动提，也不会要(钱)，凑合过就算了。孩子偶尔也会给，平常自己花就花了。”
3.2. 生活照料层面主题分析
3.2.1. 养老型随迁老人子女参与缺失下的自我照料模式
在生活照料层面，养老型随迁老人多以“被赡养者”身份进入子代家庭，其生活照料依赖子女的主动参与，但现实中常面临子女因工作压力导致的照料缺位，转而通过自我照料维持生活秩序[5]。本研究中涉及的所有随迁老人均属于自理型老人，其中养老型随迁老人均强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突显“自我照料”的核心地位。P1：“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做饭吃，这边还有一小块地，我种菜都吃不完。”P3：“咱都自己能给自己料理好。”然而养老缘由下随迁的老人在实际随迁生活中却存在如仅在生病等应急场景下照料和短期探访等子女参与照料不足的问题，甚至部分老人需要承担照料子女的工作。P1：“儿子回来这儿的时间短，周末待两天就走，基本上他不在家，我自己做饭，他在这儿就帮我做做。”P2：“除非是生病和一些必须需要她们的事儿，让她们来，其他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P3：“平常就下班后给儿子做个晚饭。”P4：“我就平时晚上等她们七点多下班了给他们做做饭，完了洗洗碗之类的。”
3.2.2. 育幼型老人的责任伦理主导下的代际互助与失衡共存
研究发现育幼型随迁老人生活照料模式呈现“责任伦理主导下的代际互助与失衡共存”特征。首先，该类型老人普遍以代际责任伦理为行为逻辑，将照料孙辈视为自己的“义务”，并且心甘情愿、不计回报地付出。P5：“看孩子等于义务，这也是变相地帮助他们。”P6：“就需要他们过得好啊，不太在乎他们做什么，我甘愿多付出一点。”其次，代际失衡在照料分工中尤为显著，老人在家务劳动中承担主要责任，而子代因工作压力仅提供间歇性协助，形成“非对称性互助”P6：“做饭、看孩子、打扫卫生，平常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干，他们有空，他们也干。”P7：“子女上班累了，我会帮忙打扫卫生。”P8：“家务一般我带着孙子就做了，儿子儿媳都上班，回不来也没时间。”尽管老人并不计较平等，但其付出远超子代的回馈，反映出了责任伦理观念下代际支持向下倾斜的失衡。P5：“都是孩子嘛，基本上付出不对等，就是咱付出多点。”P6：“不需要他们给我什么。”P7：“家人不会计较太绝对的平等，不能算得太清楚了。”
3.3. 精神慰藉层面主题分析
3.3.1. 情感需求表达的内敛性
在精神慰藉层面，两类随迁老人均展现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情感不外露的传统特质。P1：“孩子都忙不愿意麻烦他们。”P4：“回来都挺累的了，就想让他们赶快休息，也不多问，都是当父母的，也心疼儿女。”P5：“不会多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孩子都大了。”P6：“说多了怕他们也担心。”这种情感内敛性源于代际间的“体谅伦理”，即老年人通过自我情感压抑来维系家庭和谐，但如若双方的需求长时间不能有效传达和反馈，最终便会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亲密程度[6]。
3.3.2. 代际情感沟通的浅层互动与边界意识
本研究中的两类随迁群体在代际情感交流中多止步于浅层互动，并且具有较强的边界意识。P2：“现在老人有老人的看法，孩子有孩子的看法，想法不一样，互相之间也都不用管太多。”P3：“平时吃饭的时候聊聊天，说几句。”P5：“顺其自然就行了，也不会强求人家去跟你聊天或者怎么样。”P7：“年龄大了，也没法干涉人家的工作，也帮不上什么忙，关心也没有用。”这种边界意识的形成既包含老年人对自身社会角色转变的认知，也反映出数字化时代代际知识鸿沟的扩大。
3.3.3. 精神慰藉渠道的“去中心化”转向
研究发现老年人已突破传统家庭中心主义的精神支持模式，构建起社区、网络等多元化的情感支持网络。P2：“不用倾诉，我天天吃完饭遛一圈，然后回去看看手机就完了。”P4：“平时就在小区里坐坐，碰上经常一起坐着的就聊几句，没事儿也玩玩抖音。”P5：“就看看手机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和他们(社区中其他老人)一起下下棋，通过这些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P7：“平时孩子们下班了后就经常会一起聊天，有时候还会一起拍个抖音。”这种转变印证了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网络重构理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介入显著改变了老年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如P7所述“和孩子一起拍抖音”体现出技术赋能的代际互动特征。
3.3.4. 发展适应性心理调适策略
养老型随迁老人依赖生活惯性和外部活动转移注意力，通过维持既有生活节奏消解孤独感。P1：“没什么不满意，说实话习惯了。”P4：“平时就在小区里坐坐聊聊，没事儿也玩抖音。”而顾孙辈型老人则从育儿角色中获取价值认同和情感慰藉，体现出任务型情感补偿机制。P5：“也挺享受，像接小孩儿放学，他有生命力嘛，就有说有笑的。”P6：“我也不孤独，因为还有老伴儿，我们两个在这儿，他去接孩子我在家做饭。”其心理韧性源于对家庭贡献的自我肯定和与孙辈相处获得的幸福感[7]。
4. 讨论与建议
4.1. 完善异地养老政策，加强随迁老人经济保障
研究揭示了两类随迁老人在经济支持模式上的分野。养老型老人呈现出明显的单向经济依赖特征，这种根植于传统孝道伦理的供养模式，在土地流转滞后与异地医保衔接不畅的现实中，正面临着代际权力失衡的潜在危机。在“供养型代际关系”理论[8]中，当老年群体缺乏自主经济来源时，其生存质量实质上受制于子代的赡养意愿。为破解这一困局，可借鉴陆晋文(2019)提出的跨省养老金结算方案[9]，同时探索农村土地收益向老年群体倾斜的创新机制，如在集体土地流转中设立养老保障专项账户。
相较而言，育幼型老人通过“以劳代酬”方式构建的代际契约更具双向性，但隐形的经济代价往往被忽视。李晓宁(2022)的追踪研究显示，持续照料孙辈使该群体劳动参与率下降37% [10]，老人晚年储蓄被育儿支出持续侵蚀。对此，广西“社区 + 家庭”互助模式(刘佩瑶，2015)提供了可行参照，通过政府购买家政服务为照料者创造缓冲空间，同时建立“照料者津贴”制度以量化家务劳动价值[11]。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老人为减轻子女负担进行的反向经济补贴，亟须通过家庭财产协议明确代际责任边界。社区可联合法律机构开展家庭财产规划指导，避免孙辈抚养支出过度挤占老人储蓄。
4.2. 社区协同发力，实现生活照料层面的责任伦理重构
养老型随迁老人的自我照料现象折射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邢阳春(2019)发现，随迁老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存在结构性错位，武汉大学社区的实践表明，可通过整合社区卫生站、高校志愿者和家政公司资源[12]，构建“15分钟应急响应圈”，有效填补子女照料缺位。对于子女照料参与不足问题，可通过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带薪假期等举措，为家庭养老照料者提供就业支持，帮助其平衡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13]。
育幼型老人的责任伦理失衡反映代际权力关系向下倾斜。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劳动供给研究证实，照料负担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呈负相关[14]，需建立代际分工评估工具，量化老人家务贡献并推动子代责任回归。社区可开展“代际共育工作坊”，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增进子女对老人付出的认知。此外，王智灿(2020)提出的“社会托幼服务替代效应”为减轻老人负担提供了路径[15]，通过政府购买专业育儿服务，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将老人从全天候照料中部分解放。
4.3. 强化精神慰藉层面的支持网络创新
数字时代的到来，带来代际沟通壁垒的同时，也拓展了代际间交流互动的方式和渠道。可以通过“数字反哺”的方式，亲代和子代共同学习数字技能，消弭数字鸿沟，互为对方提供情感支持，增进亲子关系。例如在社区内举办“代际数字学堂”活动，以孙辈为媒介设计跨年龄学习项目[16] (郑素侠，2018)。此外，可借鉴Kumpfer韧性框架[17] (Yuetal., 2024)，培育老人新媒体使用效能感，例如通过抖音短视频创作强化自我价值认同，拓宽精神支持网络。
5. 结语
养老型与育幼型随迁老人作为老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生活诉求与适应困境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聚焦随迁老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基于深度访谈与现象分析，分析了两类随迁群体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层面的代际支持模式异同，并提出了差异化代际支持策略。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引导家庭成员形成良性支持机制，缓解随迁老人因角色转换产生的心理落差，也能为社会政策制定者提供差异化的干预视角，从而在维系传统孝道文化的同时，激活现代社会多元支持网络，最终实现代际资源在家庭单元与社会系统间的动态平衡，为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治理提供更具温度的人文关怀。
基金项目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随迁老人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1006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