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年，党的十八大强调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之后陆续提出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2018年，国家发改委部署当年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时指出“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双轮驱动，在理论内涵上呈现出互补共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强调要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突破了传统城镇化的规模扩张逻辑，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空间治理现代化，实现人口市民化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振兴战略则立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激活土地、人才、资本等要素活力，重构乡村经济生态和社会治理体系。二者理论耦合的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以县域经济为纽带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范式：新型城镇化通过基础设施延伸和公共服务下沉为乡村注入发展动能，乡村振兴则通过特色产业培育和生态环境优化反哺城镇化质量提升。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以要素平等交换、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共建共享为特征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其终极价值指向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空间正义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耦合协调定量研究[1] [2]、影响因素分析[3] [4]、协调发展路径研究等方面[5] [6]，探讨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互动机制，研究土地制度、户籍改革、财政补贴等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区域涉及全国尺度[7]、黄河中下游地区[2]、中部6省[3]、西部的陕西和甘肃[8] [9]、东部的辽宁和山东等地区[10] [11]，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中部6省研究当中涉及山西省，但是对于山西各地市的具体情况探讨较少。山西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重要省份，近年来，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印发了《山西省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2018~2022年)》《山西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方案(2025~2029年)》等文件，2025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聚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但当前山西省仍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转型困难、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配套服务不足等问题。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不仅是城乡关系重构的实践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试验场，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关系理论提供了“转型–融合–共生”的新范式，有助于解决山西省“三农”问题，推动城乡一体化，对周边其他省份也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构建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 [3] [7] [8]，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与数据可获取性，新型城镇化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和城乡统筹六个维度构建了21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见表1)，重在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强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城乡相协调，选取指标兼具规模与效率导向，科学覆盖城镇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例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反映人口集聚规模，符合以人为核心的政策导向；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从经济结构与效率视角衡量产业升级成效；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消费比聚焦城乡差距，呼应共同富裕。整体来看，指标设计既包含规模性指标，也纳入效率性指标，兼顾城镇化“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符合新型城镇化强调“四化同步”“生态文明”的内涵要求。乡村振兴指标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总体要求构建了16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见表1)，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领域。例如，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从产值与效率维度反映传统农业升级成效，呼应粮食安全战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与安全饮用水普及率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直指农民增收核心目标；乡村医生人数与有线电视覆盖率关乎公共服务保障。指标体系注重“硬实力”与“软环境”结合，既体现乡村经济振兴的物质基础，又关注文化、治理等社会资本积累，整体上契合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总要求。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表1.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
指标结构层 |
具体指标 |
指标含义 |
单位 |
属性 |
权重 |
新型
城镇化(U) |
人口城镇化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城镇常住人口/常住总人口 × 100% |
% |
+ |
0.0544 |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 × 100% |
% |
+ |
0.0260 |
经济城镇化 |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
第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100% |
% |
+ |
0.0215 |
人均GDP |
地区生产总值/常住总人口 |
元 |
+ |
0.0649 |
公共财政支出 |
公共财政支出 |
万元 |
+ |
0.0474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人 |
+ |
0.0536 |
社会城镇化 |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卫生机构床位数/常住总人口 |
张 |
+ |
0.0282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人 |
+ |
0.1999 |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常住总人口 |
户 |
+ |
0.0350 |
城区燃气普及率 |
城区燃气普及率 |
% |
+ |
0.0034 |
新型
城镇化(U) |
生态城镇化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常住人口 |
m2 |
+ |
0.0200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
+ |
0.0097 |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率 |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率 |
% |
+ |
0.0092 |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
% |
+ |
0.0057 |
空间城镇化 |
地均GDP |
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总面积 |
万元/km2 |
+ |
0.0935 |
城镇用地占比 |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总面积 × 100% |
% |
+ |
0.0967 |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建设用地面积/常住总人口 |
m2 |
+ |
0.0844 |
城镇人口密度 |
城镇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 |
人/km2 |
+ |
0.0831 |
人均道路面积 |
人均道路铺设面积 |
m2 |
+ |
0.0378 |
城乡统筹发展 |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
0.0151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
% |
- |
0.0105 |
乡村
振兴(R) |
产业兴旺 |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
% |
+ |
0.0248 |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常住人口 |
kw |
+ |
0.0610 |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
t/公顷 |
+ |
0.0308 |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产品产量/劳动时间 × 100% |
元/人 |
+ |
0.0838 |
生态宜居 |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 |
农用化肥施用量/耕地总面积 |
kg/公顷 |
- |
0.0012 |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 |
+ |
0.0500 |
乡风文明 |
教育文娱支出占消费支出比 |
教育文娱支出/消费总支出 × 100% |
% |
+ |
0.0330 |
乡村文化站数量 |
乡村文化站数量 |
个 |
+ |
0.0548 |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教育年限 × 人数)累加/农村常住人口 |
年 |
+ |
0.0424 |
治理有效 |
有效灌溉率 |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总面积 × 100% |
% |
+ |
0.0216 |
乡村每万人拥有乡村医生人数 |
乡村医生人数/农村常住人口 |
人 |
+ |
0.0805 |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 |
+ |
0.1369 |
生活富裕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 |
0.0599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消费总额 × 100% |
% |
- |
0.2290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m2 |
+ |
0.0381 |
有线电视覆盖率 |
有线电视覆盖率 |
% |
+ |
0.0522 |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可以免除主观因素的干扰，研究借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测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数。具体计算过程详见文献[12]。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来表征两个事物在发展中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模型包括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耦合度判断两个事物耦合作用的强弱程度，耦合协调度判断事物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协调程度[7]。测算公式如下：
(1)
(2)
(3)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0, 1]，U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R为乡村振兴指数，T为综合协调指数，D为耦合协调度，α、β分别为待定系数，和为1，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等重要，α、β均取0.5。
耦合协调度计算完成后，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类，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2] [7]，结合山西实际进行类别划分(见表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ategories
表2. 耦合协调度类别划分标准
类型 |
数值 |
亚类型 |
子类型 |
耦合协调类型 |
协调发展 |
0.8 ≤ D < 1 |
高级协调 |
U-R > 0.1 |
高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
R-U > 0.1 |
高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
0 ≤ |U-R| ≤ 0.1 |
高级协调 |
转型发展 |
0.6 ≤ D < 0.8 |
中级协调 |
U-R > 0.1 |
中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
R-U > 0.1 |
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
0 ≤ |U-R| ≤ 0.1 |
中级协调 |
0.4 ≤ D < 0.6 |
初级协调 |
U-R > 0.1 |
初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
R-U > 0.1 |
初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
0 ≤ |U-R| ≤ 0.1 |
初级协调 |
失调衰退 |
0 ≤ D < 0.4 |
濒临失调 |
U-R > 0.1 |
濒临失调–乡村振兴受阻 |
R-U > 0.1 |
濒临失调–新型城镇化受阻 |
0 ≤ |U-R| ≤ 0.1 |
濒临失调 |
2.3. 数据来源
以山西省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时间面板为2012~2022年，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进行补充。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分析
3.1.1. 新型城镇化的时空演化分析
由表3可知，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忻州、晋中、运城、晋城和长治市的增长幅度较大，增长率均超过100%，具体来看，忻州市连续多年“大干城建”，城市道路、绿化、环卫以及各类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得到很大完善，城市管理水平有较大提升；晋中市大学城的建设对于教育水平提升、人才集聚、房地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大正向作用，有助于太原和晋中市城市功能的内涵和外延，极大促进了晋中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运城市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陆续印发了实施意见、新型城镇化水平行动方案、年度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文件，以县城为载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公共服务，优化就业服务，促进产城融合、集约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到较大提升；晋城市结合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与十四五新型城镇化规划，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增加绿化、休憩、观景、健身、道路照明等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长治市依托上党城镇群，发挥积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城乡路网一体化建设，加快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加快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太原市和阳泉市的增长幅度较小，主要由于本身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上升发展空间已有限，处于新型城镇化缓慢提升阶段。
新型城镇化指数来看，空间上呈现“中高周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中部的太原、晋中和阳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晋北、晋南和晋东南区域较低，且位于大运线东部的大同、朔州、阳泉、晋中、长治和晋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西部的吕梁山区。太原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一枝独秀”状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市，约为排序第二的晋中市的1.85倍，为指数最小的临汾市的2.65倍，太原作为山西省会城市，对人口、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等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较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高水平；其次是晋中市，作为距离省会城市最近的地级市，能够最先接受太原的辐射带动，在与太原同城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学城的建设更是为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注入人才、技术、产业发展活力；临汾、运城和吕梁市的新型城镇化指数较小，主要是由于三市的城镇人口占比、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城镇人口密度等明显低于其他地市。总体来看，除太原市外，其他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小。
Table 3. Index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level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2
表3.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
地区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太原市 |
0.5667 |
0.6012 |
0.6263 |
0.6594 |
0.6815 |
0.7113 |
0.7506 |
0.7865 |
0.7964 |
0.8369 |
0.8661 |
大同市 |
0.2333 |
0.2496 |
0.2578 |
0.2889 |
0.2959 |
0.3178 |
0.3430 |
0.3723 |
0.3925 |
0.4122 |
0.4248 |
阳泉市 |
0.2640 |
0.2762 |
0.2792 |
0.2927 |
0.3102 |
0.3311 |
0.3493 |
0.3621 |
0.3820 |
0.4011 |
0.4233 |
长治市 |
0.1756 |
0.1917 |
0.2075 |
0.2163 |
0.2249 |
0.2465 |
0.2671 |
0.2904 |
0.3188 |
0.3588 |
0.3968 |
晋城市 |
0.2085 |
0.2283 |
0.2354 |
0.2483 |
0.2606 |
0.2762 |
0.2999 |
0.3277 |
0.3718 |
0.4202 |
0.4231 |
朔州市 |
0.2081 |
0.2225 |
0.2306 |
0.2350 |
0.2601 |
0.2743 |
0.2977 |
0.3182 |
0.3444 |
0.3813 |
0.4073 |
晋中市 |
0.1905 |
0.2340 |
0.2450 |
0.2761 |
0.3266 |
0.3227 |
0.3537 |
0.3745 |
0.3960 |
0.4370 |
0.4676 |
运城市 |
0.1503 |
0.1706 |
0.1850 |
0.2107 |
0.2173 |
0.2321 |
0.2239 |
0.2741 |
0.2881 |
0.3166 |
0.3421 |
忻州市 |
0.1347 |
0.1484 |
0.1756 |
0.1811 |
0.2065 |
0.2309 |
0.2499 |
0.2863 |
0.3151 |
0.3398 |
0.3601 |
临汾市 |
0.1771 |
0.1920 |
0.1936 |
0.2056 |
0.2215 |
0.2360 |
0.2553 |
0.2653 |
0.2775 |
0.3024 |
0.3270 |
吕梁市 |
0.1793 |
0.1902 |
0.1919 |
0.1969 |
0.2100 |
0.2261 |
0.2466 |
0.2581 |
0.2898 |
0.3149 |
0.3446 |
3.1.2. 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分析
由表4可知，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忻州市、临汾市和吕梁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增长幅度较大，具体而言，忻州市因地制宜，打造“中国杂粮之都”，把杂粮作为全市战略性产业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为全市农业发展蹚出了“新路子”，加快了忻州市乡村振兴的步伐；临汾市重点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下功夫，加快补齐短板，着眼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壮大粮食、蔬菜、水果、干果、中药材和畜牧等产业，创建优质特色品牌，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推动乡村振兴；吕梁市围绕农产品市场化、标准化和品牌化，以“名特优功能食品”为突破口，让“小杂粮”为乡村振兴“挑大梁”，有效推动农民增收，乡村富裕。阳泉市的乡村振兴指数增长幅度较小，主要由于阳泉市本身乡村振兴发展基础好，提升空间有限，加之其农林牧渔产值占比、有效灌溉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未得到明显改善，故其乡村振兴指数增长幅度小。
乡村振兴指数来看，空间分布呈现微弱的“周高中低”态势，处于山西省边缘的运城市、晋城市、吕梁市、忻州市、朔州市等乡村振兴指数较高，省域中部的阳泉市、临汾市、长治市等乡村振兴指数较低。忻州市的乡村振兴指数最高，得益于小杂粮产业的发展带动；其次是运城市，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特色农业，建设农业特色小镇和农业科技园，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乡村振兴指数也较高；阳泉市的乡村振兴指数由2012年的较高转变为2022年的较低，主要是由于阳泉市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第一产业占比低，不足2%，农业发展不作为重点，发展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水平。
Table 4.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2
表4.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指数
地区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太原市 |
0.2201 |
0.1358 |
0.0994 |
0.4593 |
0.4387 |
0.4150 |
0.4633 |
0.6202 |
0.6130 |
0.6724 |
0.5746 |
大同市 |
0.1612 |
0.1967 |
0.1926 |
0.4736 |
0.2266 |
0.3467 |
0.2694 |
0.4598 |
0.3375 |
0.3823 |
0.4899 |
阳泉市 |
0.3718 |
0.3666 |
0.2246 |
0.2118 |
0.2697 |
0.3894 |
0.3969 |
0.4623 |
0.4864 |
0.3775 |
0.4056 |
长治市 |
0.2381 |
0.3894 |
0.4188 |
0.2792 |
0.3165 |
0.5362 |
0.6158 |
0.3496 |
0.4535 |
0.4137 |
0.5499 |
晋城市 |
0.3867 |
0.4718 |
0.2762 |
0.4474 |
0.2897 |
0.4348 |
0.3976 |
0.3297 |
0.7331 |
0.6542 |
0.6996 |
朔州市 |
0.1976 |
0.1484 |
0.3267 |
0.2105 |
0.5223 |
0.3631 |
0.5743 |
0.5700 |
0.4655 |
0.7853 |
0.7280 |
晋中市 |
0.3304 |
0.3982 |
0.2379 |
0.2974 |
0.4268 |
0.3688 |
0.3041 |
0.4539 |
0.5383 |
0.7008 |
0.6377 |
运城市 |
0.2195 |
0.1383 |
0.3912 |
0.5082 |
0.2499 |
0.5307 |
0.4956 |
0.5751 |
0.6780 |
0.4462 |
0.7550 |
忻州市 |
0.1573 |
0.2260 |
0.1729 |
0.2873 |
0.6157 |
0.2893 |
0.3772 |
0.6673 |
0.3905 |
0.7107 |
0.8064 |
临汾市 |
0.0965 |
0.3817 |
0.2275 |
0.3798 |
0.3491 |
0.2824 |
0.3823 |
0.4076 |
0.4112 |
0.6433 |
0.4281 |
吕梁市 |
0.1560 |
0.2860 |
0.3495 |
0.3199 |
0.4137 |
0.4735 |
0.5341 |
0.3275 |
0.5150 |
0.4159 |
0.6455 |
3.1.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差异
由图1进行分析，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状态，整体发展方向向好，但是都表现出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态势，新型城镇化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乡村振兴空间分布特征不明显，有微弱的“周高中低”特征，两者空间格局有所差异，表明山西省城乡协同发展方面仍有不足。
Figure 1. Geospatial patter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
3.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分析
3.2.1. 耦合协调性分析
通过计算耦合度发现(见图2)，山西省多数地级市的耦合度指数基本都在0.9以上，表明山西省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度较高，耦合作用较强，尽管中间年份出现了少许波动，可能原因是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撑不足，引发人口“钟摆式流动”，或者传统城镇化依赖工业扩张，而乡村振兴需发展特色产业，山西各地市两者还缺乏深度融合，但整体上仍处于高耦合状态。其中，大同市和阳泉市的耦合度多年来都在0.99以上，基本实现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共振，城乡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协同性。
Figure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2012~2022
图2. 山西省各地级市2012~2022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的耦合度
通过计算耦合协调度并使用ArcGIS10.7进行空间可视化(见图3)，山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2012~2022年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忻州市的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其次是临汾市，阳泉市和太原市的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整体而言，2012年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以初级协调为主，2个地级市(忻州市和临汾市)存在濒临失调，2014年全部发展为初级协调，2017年仍旧以初级协调为主，太原市和长治市发展为中级协调，2022年以中级协调为主，存在太原市一个高级协调区域。
3.2.2. 耦合协调类型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类型(见图3)可知，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对发展类型发展变化显著，2012年和2017年以初级协调–协调发展型为主，2022年以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具体来看，仅有太原市为乡村振兴滞后型，且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数差值多在0.2以上，尽管太原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同步性较好，但是乡村振兴发展速度仍未完全跟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城乡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大同市多年来一直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均衡发展；阳泉市由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协调发展型；其他地市2022年均为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型，成为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的主导类型，其中，忻州市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较多，新型城镇化指数与乡村振兴指数相差0.4以上，尽管忻州市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指数增幅最大)，但是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受到限制，加之其小杂粮产业发展优势突出，乡村振兴效果显著，更加拉大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差距，其城乡融合发展任务艰巨。
Figure 3.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指数得分均值增长92.23%。空间上呈“中高周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中部的太原市、晋中市和阳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晋北、晋南和晋东南区域较低，整体位于大运线东部的地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西部的吕梁山区。
(2)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指数得分均值增长165.07%。空间分布呈不显著的“周高中低”态势，处于省域边缘的运城市、晋城市、吕梁市、忻州市、朔州市等乡村振兴指数较高，省域中部的阳泉市、临汾市、长治市等乡村振兴指数较低。
(3)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区域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且两者空间格局有所差异，山西省城乡协同发展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4) 2012~2022年山西省各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且耦合度较高。由初级协调为主发展为中级协调为主，其中，忻州市的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阳泉市和太原市缓慢上升。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由2012年的以初级协调–协调发展型为主发展为2022年的以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
4.2. 建议
优化人口布局，推动区域差异化城镇化。实行差异化人口政策，资源型城市(如大同、阳泉)针对人口流失问题，引导人口向县城及重点镇集中，优先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增强县城吸引力；中心城市(如太原、晋中)完善落户制度，适度控制人口规模，吸引高素质人才集聚；农业大县(如运城、临汾)推广翼城县“土地入股 + 全产业链托管”模式，通过规模化农业释放劳动力，引导富余人口向县域非农产业转移。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全面放宽落户限制，重点支持太原都市圈、晋中盆地城市群发展，增强中小城市和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保障农民权益衔接，建立进城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地票交易”市场化路径。推动公共服务共享，实施“城乡教育联合体”“医共体”模式，城市三甲医院与县级医院结对，实行优质师资城乡轮岗。
产业融合创新，缩小城乡差距。打造“能源转型 + 特色农业”双轮驱动，在煤炭资源型区县推广“光伏 + 农业”复合模式，利用矿区塌陷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太原都市圈消费升级，带动周边县域消费增长；支持大同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运城建设黄河金三角区域性消费中心、长治和晋城建设康养消费示范区等，激发消费潜力；晋中依托晋商文化、古建群落资源，打造“非遗工坊 + 民宿集群”产业链，开发研学旅游、康养旅居产品；忻州、吕梁乡村振兴水平较好，可发展生态农业，将汾河流域治理与有机旱作农业结合，打造“生态修复–碳汇经济”模式，反哺新型城镇化水平。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距。差异化完善交通网络，资源型城市(大同、阳泉)重点完善县城与矿区的快速通道，依托煤炭运输通道，推动传统物流向城乡综合物流转型，降低城乡流通成本；农业大县(运城、临汾)在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冷链仓储中心，解决农产品出村难问题；山区脱贫县(忻州、吕梁)重点加密县域至乡镇的公路网络，增设农村客运班线，降低山区物流成本；中心城市(太原、晋中)整合政务、交通、医疗等资源，建设“城市大脑”，推动数字服务向乡村延伸，优先在乡镇卫生院、学校部署5G基站。
政策体系创新，构建长效保障机制。推广数据确权交易、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议对产城融合项目提供贴息贷款，试点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系统性推动交通、水利、能源领域投资向农村下沉。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文旅产业，土地出让收益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村集体。建立“城乡融合指数”考核体系，对吕梁山区、汾河谷地等差异化区域实施动态政策清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