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难点、重点在乡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解决现实要点难点的过程中提供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旨在探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结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以政策为指引、以人才为主力、以优秀乡村文化为根基，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i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i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 in rural areas.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provides effective ways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methods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lving practical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im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following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is tha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policy guidance, talent as the main force, and excellent rur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so 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其重要性，指出乡村振兴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具有关键作用。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发展面临着最为繁重艰巨的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是党和国家面向新时代的深远的战略抉择，更是为全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关键支撑。这一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为根基，以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创新路径，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需求
(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进行分析，乡村振兴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自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始发展，农村生产速度显著滞后于城市发展，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矛盾。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的理论视域中，城市脱胎于乡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加速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也是社会分工的客观结果[1]，“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对社会发展起了不同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劳动分工，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显著分化，从而推动了精神文明的进步，甚至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形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城乡间的分离也导致了城乡生产生活水平条件的不平衡而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资本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城乡经历分化与对立阶段后，最终将走向融合[3]。就生产组织形式而言，农村存在固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劳动协作模式和分配机制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固化特征，很难与城市相交融。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关系体制，城乡要素开始双向流动，能够形成“功能互补、空间共生”的新格局。城乡融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还需要关注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发展关系，做到统筹兼顾。总体而言，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作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三农”工作核心方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同当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
(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
乡村振兴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其研究对象虽然是西欧的社会形态，但它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为我国的城乡发展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4]。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集中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城乡发展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的资源配置失衡，使得人口和更多的资源倾向于城市，乡村经济发展得更加缓慢，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重构城乡间的发展资源，能够系统提升农业生产效能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依托乡村生态资源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的产业，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生动力。城乡差异是社会分工持续深化的阶段性产物。现代城市通过集聚人才与资金支持不断发挥创造力，以创造经济效益，这就需要稳固的农业生产为前提。乡村则在保障粮食供应、维系生态平衡、传承文化遗产等方面承担独特功能。二者形成的差异化功能与互补性依存关系，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有机整体。当前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城市主导”发展模式，关注农村的优先发展，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乡村的土地、文化、生态等要素的市场价值，构建城乡产业协同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路径既有助于缓解城市人口过度集中造成的“大城市拥挤”，也能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吸引人才回流，促进就业转移，形成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实践经验可以证明，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一)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
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将消除城乡差别。城乡的分裂与对抗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城乡的对立导致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和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圈地运动”等形式的土地改革，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农村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中的雇佣劳动者或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劳动力。这一过程使得城市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农村的支配关系，城市利益决定乡村利益[5]。乡村因此变成了城市的粮食供应基地，其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产业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从而突破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桎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核心在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增强乡村自主发展能力，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最终达成城乡互促共荣的目标。这一进程既需要物质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跃升，更要求制度层面的生产关系调适。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衡，而非私人占有。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应当着重优化资源配置，削弱城市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掌控，以此稳固乡村经济基础，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筑牢根基。同时也要重视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为乡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二) 优秀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在新时代的转化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其丰富的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乡村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具备多维度的现实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撑。它在提升经济活力、涵养文明风尚、优化治理效能、维系生态平衡等领域都展现出无法替代的作用，构成了推动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传统乡村文化中包含的“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和“以农为本，以德为荣”等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6]。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优秀乡村文化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文化中的勤劳、智慧等精神特质，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进而提升乡村经济的整体实力。同时，优秀乡村文化的转化与发展还能推进稳固的绿色乡村发展理念。乡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为现代乡村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通过将这些理念融入乡村发展规划和实践中，可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三) 农民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与以往主流思想家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上层精英或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合力论”，明确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广大人民群众[7]。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体现。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无一不是以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关键的。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脱贫攻坚中的基层创新，农民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力量。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共惠的重要战略，也是我国当前通向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性路径选择。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也需要承担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力军和创造者的角色。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并提升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距。要达成这些目标，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导是必要的。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不强，加之农民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要求，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制约了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乡村振兴的推进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政策落实与民意反馈的双向互动机制，强化农民在乡村规划、公共事务协商及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实质性参与权利，确保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同时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使农民从“被动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
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 强化政策引领，提供乡村振兴坚实保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须充分发挥政策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等现实挑战，需要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来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内生动力。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顶层设计、制度创新、资源整合等多个维度发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保障。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政府需构建一套全面、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广泛覆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民权益保障等多个维度，以确保乡村振兴工作的全方位推进[8]。所制定的政策需兼具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便于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理解与执行。政策的推行要考虑不同地区和乡村类型的差别，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政策。例如，发展农业型乡村可以侧重于农业补贴和技术支持，发展旅游型乡村则注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推广。地区差异化的实施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对于生态敏感地区，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加大财政投入，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要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保障机制，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中央和地方财政要持续加大“三农”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领域。最后，要强化监督体系，保障政策有效落地。为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还需要相关部门完善政策落实监管体系，厘清权责划分，加强实施过程的督导与检查，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实施监督机制，定期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及时优化。
(二) 坚守人才引擎，铸就乡村振兴攻坚队伍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其核心在于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一支具备专业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及卓越创新能力的乡村振兴队伍，对于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村环境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并举，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扎根基层的乡村振兴攻坚队伍，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首先，以引才为先，拓宽乡村人才来源渠道。乡村振兴需要多元人才支撑，既要吸引外部优秀人才下乡，也要挖掘本地人才资源。一方面，要完善政策激励体系，通过“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等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等群体向乡村流动；另一方面，要鼓励退役军人、返乡创业者等本地人才回流。其次，以育才为基，提升乡村人才能力素质。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输血”，更要增强“造血”功能。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振兴人才的投入力度，包括教育培训、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增强人才的综合素养与创新水平。再次，以用才为要，拓展乡村人才就业渠道。人才的价值在于使用，必须让人才在乡村振兴一线发挥所长。要推动“产业聚才”，围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打造创业孵化基地、产业园区等平台，让人才有事业、有奔头。最后，以留才为本，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要让人才扎根乡村，必须改善软硬件环境。一方面，要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优化政策保障，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政策，增强其归属感和成就感。
(三) 弘扬乡村文化，深耕乡村精神文明沃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反作用。作为具有积极社会功能的文明形态，优秀乡村文化对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显著助推效应。伴随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不均衡态势日趋明显，传统价值体系面临现代性冲击，部分区域甚至显现出伦理失序的治理困境。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与瑰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它不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更是驱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乡村精神文明深度发展的不竭源泉。弘扬乡村文化，对于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基因。从古老的农耕习俗到丰富的民间传说，从精巧的手工艺品到独特的建筑风格，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对家族、社区深厚情感的维系。这些文化基因，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通过深入挖掘，我们可以引导乡村居民树立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激发乡村文化自信与创新活力。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然而，正是这份独特性，成为了乡村发展的新机遇。通过举办文化节、民间艺术展示、乡村旅游等活动，不仅可以展现乡村文化的魅力，吸引外界关注，还能激发乡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与创造力，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增长点。最后，构建乡村精神家园。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乡村面临着人口流失、文化空心化的问题。弘扬乡村文化，意味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通过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促进乡村居民之间的团结与互助，形成积极向上的乡村风貌。乡村文化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通过文化引领，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为新发展格局下“三农”工作的战略支点，乡村振兴的纵深推进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它既承载着突破农业农村发展瓶颈的使命，又肩负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时代重任。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乡村振兴作为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考虑多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协同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是要强化政策指导，二是要培养人才队伍，三是要发展乡村文化，只有综合施策，才能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