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统志，作为我国古代记载全国地理的综合性志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主要有《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其中《大元大一统志》不幸在历史长河中散失，未能流传至今。而《大明一统志》继往开来，成为我国古代极为关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以其内容之丰富、版本之多样，在我国地理总志的编纂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版本有：天顺五年(1461年)的内府刊本、嘉靖年间的增修本以及万历年间万寿堂的刻本。这些版本各具特色，共同构筑了《大明一统志》的学术价值。学界普遍认为，《大明一统志》的主要史料基础为《寰宇通志》，同时，它也吸收了《舆地纪胜》、正史以及各地方志的精华。作为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Abstract: Yi Tong Zhi, as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national ge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re are mainly “Da Yuan Yi Tong Zhi”, “Da Ming Yi Tong Zhi” and “Da Qing Yi Tong Zhi”, of which “Da Yuan Yi Tong Zhi” was unfortunately lost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and has not been handed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And “Da Ming Yi Tong Zhi” has become the key national geographic general record in ancient China. With its rich content and various editions, “Da Ming Yi Tong Zhi”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China’s geographic general records. Among them, the most familiar editions are: the Inner House of Tianshun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Tianshun (1461), the revised edition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and the engraved edition of Wanshoutang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Each of these edition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together build up the academic value of “Da Ming Yi Tong Zhi”.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main historical source of “Da Ming Yi Tong Zhi” is “Huan Yu Tong Zhi”, while it also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Yu Di Ji Sheng”,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various local histories. As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Yi Tong Zhi” in existence, “Da Ming Yi Tong Zhi” is of inestimable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1. 引言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中国地方志的起源较早，但直至宋代，才初步定型。现存的地方志主要是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其中以清代为最多。记录全国地理的书籍被称为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第一部“一统志”，它是在明英宗复辟后，由尚书李贤领衔修成的。洪武三年(1370年)，《大明一统志》完成并颁行，它是明朝开国后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明朝的第一部地理总志。在明代宗景泰年间，基于前期的编纂成果和各地方志书，人们编纂了《寰宇通志》，共计一百一十九卷，这部作品内容丰富，远超《大明志书》。然而《大明志书》失传，《寰宇通志》被销毁。幸运的是，1947年郑振铎以原刊本影印，使得《寰宇通志》得以重见天日。但长期以来，《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唯一一部可被利用的地理总志。
2. 版本
《大明一统志》版本较多，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是以下三个版本：
一是天顺五年(1461年)的内府刊本，作为初刻本，记事止于天顺初年。这个版本以其精致的刻印和较少的错误而著称。1990年的三秦出版社均对这一版本进行了影印出版，而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更是将其纳入《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天顺本存在一个别本，其内容、行款与天顺本无异，然而目录却与天顺本的内容不一致，反而与嘉靖增修本相吻合，目前这一版本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天顺本历经多次重刻，包括弘治十八年的慎独斋刻本、嘉靖三十八年的杨氏归仁斋刻本等。这些重刻本的版式和字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其内容大体上仍与天顺本保持一致[1]。这个版本版刻美观大方，三级纲目体，记述简洁[2]。
二是嘉靖增修本，其相关记载仅在《世宗实录》中有所提及，而在历代诸家著录中却未见踪影。这一版本由杜洪涛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意外发现。该本由董汾、张居正等人奉命纂修，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成书。这一版本的主要变化是基于新修成的《承天大志》，增补了嘉靖年间设置的承天府、兴都和兴献王的相关资料。这些新增资料在后来的万寿堂刊本中得到了部分保留，但也经历了删减，并且分卷也有所调整[3]。
三是万历万寿堂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内容与天顺本、嘉靖本差异显著。关于这次重修的负责人，目前尚无确切考证，且明代文献中并未见万寿堂刊刻的其他书籍。这一神秘的“万寿堂”仿佛专为《一统志》而设，令人称奇。王重民先生推测万寿堂本可能成书于万历年间，而杜洪涛先生根据其纪事下限为万历十六年(1588年)推断，此本应在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588~1620年)之间修成。洪涛先生还认为万寿堂本是后来四库本的祖本。万寿堂本在天顺本的基础上，增添了多数府州的税粮数据，补充了天顺五年以后至万历十六年间的建置变化和任务，并对每个府县的编户进行了更新。此外，对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人物也有所增加。与嘉靖本相比，万寿堂刻本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嘉靖本中大量记载了献皇帝的事迹，而万寿堂本则几乎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3]。
除此之外，还有弘治十八年(1505年)慎独斋刻本，万历十六年(1588年)归仁斋重刻本、清初积秀堂刻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等[2]。根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藏有五种版本的《大明一统志》，分别是天顺年间(1457~1464年)经厂刊本、明正德年间(1508年)刊本、明嘉靖间(1522~1566年)刊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杨氏归人斋重刊本、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万寿堂刊本[4]。国内现存的版本，日本都有收藏。
3. 史料来源
关于《大明一统志》的史料来源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大部分认为《大明一统志》的史料主要是来源于《寰宇通志》或方志。学者通过对比《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发现《两志》的史料来源基本一致[4]。主要来源于史书，包括正史、正史注以及官修史书，主要还是以正史为主；其次是地理总志；第三是方志，《两志》在编纂过程中采用方志是有明确记载的；第四是诗词文集，《两志》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寰宇通志》中引用了《楚辞》《文苑英华》等，《大明一统志》引用了范镇《幽都赋》、唐韩愈《送董邵南序言》等。不过，《两志》的史料来源并非是一致，《大明一统志》中未收录《寰宇通志》官驿、科甲等，但《大明一统志》部分史料引用于《寰宇通志》是没有争议的，只是在《寰宇通志》的基础上加以改变。
陈浩东先生以重庆府部分内容为例，提出《大明一统志》史料除了来源于《寰宇通志》和历代方志外，还有一些是来自于《舆地纪胜》，通过对比《大明一统志》和《舆地纪胜》在重庆府部分的史料，可以发现《大明一统志》在山川、祠庙、古迹、仙释等内容，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舆地纪胜》。例如《舆地纪胜》重庆府“仙释”门下有：
兰真人，号冲虚，系出涪陵，寄寓于精思观，一夕乘云而升，实神龙乙巳之秋也[5]。
而《大明一统志》为：
兰冲虚，涪州人，居于精思观，唐神龙乙巳秋一夕乘云而升[6]。
因此，尽管《大明一统志》中来自《舆地纪胜》的内容经过了缩写处理，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仍清晰可辨。陈浩民先生认为《大明一统志》的史料来源除了《舆地纪胜》《寰宇通志》及方志之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正史传记，绝少引用《方舆胜览》，并且指出《大明一统志》应是在多重史料基础上的改写。所以不难看出，《大明一统志》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寰宇通志》，此外《舆地纪胜》及其他正史也是其史料来源之一，但是为了与《寰宇通志》做出区分，《大明一统志》在很多地方都进行了改动，所以陈浩民先生提出我们应该将《大明一统志》作为一个全新的地理志去衡量它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学者在考察《元朝秘史》时发现《大明一统志》中许多内容援据了《元朝秘史》却不予以注明，致使后人通过《大明一统志》转引了《元朝秘史》的某些内容而不知[7]。
4. 评价
首先，《大明一统志》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严谨的体例，对地方志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在李贤认为是志：“上自圣经贤传，下及水志山经，发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逌掌，遍阅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8]。《大明一统志》是一部详尽记录明代历史、地理、人文的著作，它全面记载了明朝的疆域变迁、行政区划的沿革、各地风俗习惯、历史人物、丰富物产以及名山大川等自然风光，为我们保留了无数珍贵的史料。《大明一统志》问世之前，中国的地理志书长期缺乏统一的编写规范和体例。直至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以其纲目清晰、内容详实的特点，为地理志书的编写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大明一统志》的编撰，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方舆胜览》的优点，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它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全面的内容，展现了明代中国的全貌，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地理志书中的瑰宝。《大明一统志》以其完善的体例和典范性的内容，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志书，也成为后世编修地方志的重要参考书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理志书编纂的一次飞跃，对后世的地理志书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大明一统志》体现了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这部著作是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编纂的，其目的不仅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国情图，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同时也在于向内外展示明朝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力量。通过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这部志书强调了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一观，体现了明朝对国家领土完整和行政统一的重视。正如《大明一统志图序》中：“故今复为图，分置於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於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徴云”[6]。
第三，《大明一统志》与其他地理志书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中国地理文献的丰富体系。该书继承并发展了《大元一统志》的体例，而从《大明一统志》所引用的资料来看，其中不乏来源于《大元一统志》的内容。遗憾的是，《大明一统志》问世后不久，《大元一统志》便遭到官府的销毁，导致其散落民间，现存所见均为残本。幸运的是，《大明一统志》中的资料为《大元一统志》的辑佚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目前流传的两部《大元一统志》辑本，都包含了《大明一统志》的内容。尽管《大明一统志》与《寰宇通志》在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它们的编纂目的和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在资料的取舍、利用以及记述的详略上各有侧重，这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视角。
《大明一统志》除了记述古代中国的情况，在其外夷卷中更是记载了58个国家和少数民族，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他地区物产、风俗、地理等情况。对于其他国家的记述也侧面反映出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国家视野的扩大，不再是仅仅局限本土，能放眼全球。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记述详略不一，如对于占城国的描述篇幅较大，而对于苏门答腊等地要么没有记载，要么寥寥数语。
《大明一统志》修成之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评《大明一统志》：“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抵牾，疏谬尤甚”[9]。此外，顾炎武也对于《大明一统志》进行了考证，指出改志舛谬错讹，如《一统志》“三河，本汉临洵县地”。而对《汉书》和《后汉书》进行考证时，发现并没有临洵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洵县。贞观元年，省临洵”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析路县置。”通过考证，三河和临洵都是一个地方，其名称皆来自于唐，而不是汉[10]。余嘉锡先生认为《大明一统志》中的错误，其实不是由于编纂者的水平低下，而是《大明一统志》摘录前人所编古籍而没有修正的原因，因此他说其编纂者的错误是在于“惟失在不覆检原书耳”[11]。
5. 结语
《大明一统志》自成书以来，便受到了既有赞誉又有批评的复杂评价。巴兆祥在2015年对《大明一统志》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全面总结[2]。首先，《大明一统志》标志着明代总志编纂工作的巅峰，在体例上，该书先列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再依次详述府、直隶州等，最后包括建制沿革、四至、郡名等内容，这种三级纲目体的结构成为了明后期各类总志编纂的典范。其次，《大明一统志》的编纂进一步加强了朝廷对全国修志工作的控制，从而提升了修志的整体质量。第三，明朝提升了地方志的地位。明朝在编修《大明一统志》的过程中，下令各地修志并上呈，同时派遣专员收集方志，这些措施提升了方志在学术界地位。一般归类地方志于史部地理类，到了嘉靖、万历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晁琛在其《晁氏宝文堂书目》中，将图志类与御制、史、子、集、类书、政书等类别并置，显示出对地方志的重视；陈第在《世善堂藏书目录》史部类专设了方州各志类，进一步凸显了方志的独特性。这种变化标志着方志学术地位的提升，同时也为后世的方志编纂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