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语言文化的地域传播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活力,如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短视频社交平台之一的TikTok,其用户迁移现象就引发了独特的语言文化互动:在部分地区遭遇封禁后,大量外国用户转向中国社交平台,并通过字形拆解、语义联想、文化混搭等方式对汉字进行解读,而其中所产生的一些创造性误读,反倒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汉字解读范式,使汉字这一传统的表意符号转化为了富有创意的文化表达载体。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数字时代语言传播的新特征,也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出生于1878年,是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一名医生和民族志学者,《碑》则是谢阁兰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一本诗集,其装帧设计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收录金石拓片的连缀册叶形式,开本按西安著名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长宽比例缩小而成。其木制封面上系着黄色丝带,刻有“古今碑录”四个隶字。另外,书中每首诗的右上角皆配有汉语题词,诗的四周还围以黑色边框,庄严肃穆、精致典雅的设计如同一个立体的象形字,使人见书如见碑,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碑体诗”的追求[1],作为20世纪初期跨文化书写的典范之作,《碑》中所具有的对汉字的艺术化重构与陌生化处理突破了传统语言表达的边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学形式,从而在文学领域的关注热度不断上升,而《碑》中的汉字不仅作为表意符号存在,更具有视觉艺术与哲学思考的双重维度,能为汉语的现代性转化提供重要参照。
2. 语言陌生化的理论框架
核心概念界定
“陌生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他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成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作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2]
廖东红进一步指出,“陌生化”理论的本质就是通过艺术的扭曲、变异激活人们的感受能力,不断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3],因此“陌生化”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突破读者对日常语言所产生的自动化认知模式,通过独特的语言策略和艺术手法,对读者的审美体验进行重构。即在常规的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往往因受制于既有的语言习惯而形成了机械化的理解模式,而陌生化手法则能通过颠覆性的语言变形与重构,打破读者的这种惯性思维,迫使其重新审视语言本身,从而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审美感知。
在汉语诗学传统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独创的“隔”与“不隔”这一组文学命题也为语言陌生化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美学参照,他指出“不隔”之诗“语语如在目前”[4],以直观意象唤起读者的直接共鸣;而“隔”则因语言的抽象或晦涩,使读者与文本间产生审美距离,例如,谢阁兰在《碑》中对汉字“臱”的解构,既通过陌生化手法打破人们对常规字形的认知,从而制造了“隔”的审美距离,又通过视觉符号的象征性,如“空无”哲学实现了“不隔”的深层共鸣。这种辩证关系表明,汉语诗学中的“隔”并非单纯的语言障碍,而是一种通过陌生化策略激活文化记忆的路径。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语言的陌生化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谢阁兰对汉字的艺术化重构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位深受东方文化吸引的西方作家,谢阁兰通过对汉字的创造性解读,将其转化为了具有“异域情调”的艺术符号[5]。这种跨文化的语言实践不仅突破了汉字固有的表意系统,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学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谢阁兰的个体化创作依托于静态的碑文形式,但其对汉字的解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参与的尝试,旨在通过符号重构引发读者的意义再创造,而这与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参与式文化”存在着隐性关联。
“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一概念,是亨利·詹金斯面对20世纪汹涌的媒介技术革新浪潮时,在其名著《文本盗猎者》中所提出[6],此外他还指出:当今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中来,媒介消费者通过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参与而一跃成为了媒介生产者[7]。在TikTok用户迁移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汉字新解现象正是这一理论在当代数字媒介语境中的进一步延伸,外国网友对汉字的“他者化”解读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实验,而是依托平台的“创作–分享–互动”机制,演变为集体性的文化共创,例如用户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创作发布于平台,并邀请观众评论其象征含义。这种互动不仅使汉字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了新意义维度,更体现了数字时代“参与式文化”的核心特征——语言陌生化从精英作家的单向输出转向大众用户的协同创新。由此,谢阁兰的碑文创作与TikTok用户的汉字新解形成了跨时空呼应:前者通过静态符号的深度重构激活文化对话,后者则以动态媒介的即时互动推动语言意义的流动与增殖。
3. 谢阁兰《碑》的语言陌生化策略
3.1. 文本形式分析
在文本形式上,谢阁兰巧妙地将中国石碑的视觉特征融入其文学创作,打破了西方文学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在他的作品中,文字与图像的并置不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空间,更构建了多层次的语义网络。这种创新的文本结构要求读者摆脱传统的线性阅读习惯,在文字与图像构成的立体空间中不断切换视角,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这种阅读方式与什克洛夫斯基所强调的“延长审美过程”不谋而合,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感知文本的多重意蕴。
在汉字方面,谢阁兰通过对汉字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诗学。如此诗的第一个字,此字甚少使用,常人亦不能识,也早废弃不用,《说文解字》卷四注解:“臱,宫不見也。闕”,故此诗又名为《空无之颂》,谢阁兰由此字激发灵感,赋予诗歌象征意义,表达了显和隐、虚和实的思想[8],使汉字超越了单纯的表意功能,从而成为融合视觉艺术与哲学思考的复合载体。
3.2. 词汇与语义的创造性误用
谢阁兰所造出来的词语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仿造,即模仿汉语中已有的词语造出新词。如“万里万万里”是模仿“万岁万万岁”造出来的;第二类是对汉语的规范使用,虽然是生造词语,却完全符合汉语的习惯。比如“秘园”、“云碑”、“行路须知”、“童女之颂”;第三类是违反了汉语习惯造出来的无法理解的词语,如“目井”、“敬避字,敬忘名”、“撕绸倒血”、“诒卜皇陵”等必须要作者本人进行解释,读者才能理解其含义。此外,作者有时又会对一些汉语中常见的词语进行独特的解释,如他对“覆水难收”一词的解释,就是把恋人比喻成水,而用“覆水难收”比喻恋情的中断,恋人一去不返,让这些熟悉的词语变得“无法理解”[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跨文化视角来看,谢阁兰通过打破汉语的语法常规所创造的这种介于中西方语言之间的独特表达方式、混合式的语言风格恰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创造性转化。
3.3. 陌生化的诗学功能
谢阁兰在《碑》中运用语言陌生化策略所创造的“疏离感”,并非是为了制造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障碍,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跨文化对话的特殊场域。《碑》与法文诗有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这种汉语和法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一本诗集中的同存共处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交叉、冲突、融合形成了一种罕见的互文现象,要求进行互文性阅读[10]。因此当读者接收这些打破常规语法结构、颠覆传统意象系统的语言表达时,既感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又隐约捕捉到某种文化记忆的共鸣。这种极具张力的阅读体验,不仅可以拓展诗歌的审美维度,更能促使读者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对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密码与情感结构进行深入地探寻。
在汉字书写系统的重构方面,谢阁兰突破了汉字作为表意工具的实用主义框架,将其转化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符号。在《碑》中,汉字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意义载体,而是一种融合了视觉美感与文化意蕴的综合艺术形式。通过对汉字形态、结构、意象的多重解构与重组,谢阁兰揭示了汉字系统中潜藏的神秘性与象征性,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诗学表达方式。这种对汉字的艺术化处理,既能彰显汉字本身所承载的深厚文化积淀,又能赋予汉字现代性的审美特质,帮助汉字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表现力。
4. TikTok用户迁移与汉字新解现象
4.1. 现象描述与案例采集
在全球化数字平台TikTok的用户迁移浪潮中,人们对汉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解读与创造性使用,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创新,也折射出数字时代汉字传播的新范式。如基于视觉认知的方式对汉字进行解读,突破了传统汉字教学的规范性框架,将汉字解读者置于主体地位,使其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经验,创造出富有个人特色的文化阐释。还有诸如“我不记住了”“我中文特别坏”“当中国醒来,我难以入睡”(指时差)等表达方式,这种阐释虽然与汉字的本源意义存在差异,却为汉字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展现了汉字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汉字谐音梗在表情包文化中的创新运用,如“蚌埠住了”这通过方言发音与标准汉字的创造性结合,原本地域性的表达方式获得了跨地域传播的可能也揭示了数字媒介时代汉字传播的新特征,即通过娱乐化、趣味化等方式来实现文化扩散。
4.2. 语言陌生化的表现特征
在对汉字进行解释时,TikTok用户往往摒弃传统的字源学解释,转而从汉字的视觉形态进行直观的意义建构。以“哭”字为例,用户将其解读为“两个眼睛流泪”,这种解释虽然简化了汉字的结构原理,却创造了一种更为直观、形象的表意方式。这种视觉导向的解读策略,不仅反映了数字原住民一代的认知特点,即倾向于通过图像化、具象化的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还凸显了汉字解读的去语境化特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汉字被从其固有的文化语境中抽离,转而嵌入到全球化的数字文化语境中。这种语境转换虽然可能导致汉字传统意义的流失,却为汉字的创新性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
5. 跨时空对比
谢阁兰的《碑》与当代TikTok用户的汉字新解现象,虽相隔百年,却共同展现了汉字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二者的本质差异,深刻反映了媒介技术演进对语言创新的重塑作用。
在媒介层面,谢阁兰通过石碑的物质实体性(如木质封面、丝带装订)赋予汉字以厚重感,引导读者在静观中深入解读字形背后的哲学隐喻。例如《空无之颂》中对生僻字“臱”的运用,将汉字转化为承载形而上思考的视觉符号。相比之下,TikTok用户则依托短视频的即时交互特性(如动态贴纸、弹幕互动),使汉字解构成为大众参与的集体游戏,例如通过图像拆分引发用户二次创作,让意义在互动中不断延展。这种从“静态沉思”到“动态参与”的转变,揭示了数字时代语言陌生化的新范式。
此外,二者在创作动机上的差异同样显著,谢阁兰对汉语的改造源于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边界的探索,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TikTok用户的谐音创作或文化混搭,实则是数字原住民构建社交认同的策略。相较之下,前者追求艺术实验的深度,后者注重网络传播的效能,这种动机转型映射了百年间文化生产逻辑的变迁。
更根本的分野则在于二者所呈现出的文化权力的流转,《碑》中西方视角下的“异域情调”设计(如“秘园”“云碑”),体现了作者主导的封闭诗学体系;而TikTok用户将“福”字解构为“人均一口田”的平等宣言,则彰显了大众对符号意义的自主重构。这种从“权威赋予”到“集体共创”的转向,使汉语诗学在全球化传播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既需守护《碑》所代表的文化深度,也应接纳TikTok现象激发的传播活力,在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寻求平衡。
不过从语言陌生化视角来看,这两种现象都突破了汉字的传统认知框架,通过对汉字的解构与重构等创造性过程,汉字被赋予了新的表意维度和文化内涵。谢阁兰在《碑》中将汉字从实用符号提升为艺术符号,TikTok用户则基于数字平台的视觉文化特征,将汉字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符号,创造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解读方式。从文化实践动机来看,二者存在一些本质性的差异,谢阁兰的创作根植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传统,具有明确的美学追求和哲学思考,试图通过汉字的陌生化处理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开辟新的诗学空间,探索汉语书写的艺术极限;TikTok迁移用户的汉字新解则源于数字时代的文化消费逻辑,创作动机与网络社交、娱乐表达等需求密切相关。在媒介特质上,《碑》作为碑文形式的文学创作,物质载体决定了读者需通过静观默察的方式,在文本的符号系统中构建意义,阅读体验具有个体性和内省性,要求读者深入参与文本的意义生产过程。而TikTok迁移用户的汉字新解完全依托于数字媒介特性,通过短视频、动态图像等多媒体形式,实现汉字的可视化、动态化呈现,使用户参与模式从个体化的深度阅读转向群体性的即时互动,汉字创新在用户间的实时反馈中不断演进。
6. 诗学启示
谢阁兰的《碑》与TikTok用户迁移背景下的汉字新解现象,为当代汉语诗学的发展提供了三重关键启示,其核心在于重新定义语言陌生化的实践边界与理论可能。
其一,汉字的媒介化重构启示诗歌语言的多元表达。谢阁兰通过碑文的物质性设计,如木质封面、汉字与图像的并置,将诗歌从线性文本升华为“可触的哲学装置”,使汉字成为兼具形而上沉思与空间美学的符号。这种实践表明,诗歌的现代性转化需超越纸面媒介的局限,探索语言与物质载体的共生关系。而TikTok现象则进一步证明,数字媒介的动态交互性能够将诗歌语言转化为“可参与的仪式”,通过用户评论、二次创作等即时互动,使诗歌从封闭文本转向开放的意义网络。二者的共性启示在于:媒介不仅是诗歌的容器,更是其意义生成的本体——当代诗人需主动利用媒介特性来构建沉浸式诗境,使读者从“解码者”转变为“共谋者”。
其二,语言陌生化的本土化与大众化拓展启示理论创新方向。谢阁兰的跨文化书写暗合中国传统诗学中“隔与不隔”的辩证逻辑——其以晦涩字形制造“隔”的审美距离(如“臱”字的陌生化处理),却通过象征意象(如“空无”)唤起“不隔”的情感共鸣。这种张力提示汉语诗学需以本土文化逻辑为根基,将陌生化从西方理论的单向移植转化为“有意的文化间隔”。与此同时,TikTok的“参与式文化”机制使陌生化实践从精英实验下沉为大众共创。因此诗歌语言的创新需打破“作者—读者”的二元对立,接纳数字平台的集体智慧,使陌生化成为“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过程。
其三,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化策略启示汉语诗学的全球路径。《碑》以“他者”视角强化汉字的异质性(如中法文本互文),证明文化独特性是激活跨文化对话的密钥——唯有通过差异的碰撞,才能构建真正的意义交换网络。而TikTok现象则以通俗性策略将汉字转化为全球网民可共享的“轻符号”,虽偏离传统字源,却以直观逻辑消解文化隔阂。这为汉语诗学提供了双重策略:在精英层面,需深耕符号的哲学深度;在大众层面,则需借数字媒介的碎片化、娱乐化特性,将诗歌语言重塑为“可流通的文化通货”。二者的互补性表明,汉语诗学的国际化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需在“深度”与“广度”、“异质”与“共识”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谢阁兰《碑》与TikTok用户迁移引发的汉字新解现象的比较分析,揭示了语言陌生化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多重面向:《碑》作为精英文化层面的语言实验典范,展现了汉字在跨文化诗学中的深层转化潜力;TikTok用户迁移背景下的汉字新解现象则代表了大众文化层面的语言创新实践,体现了数字时代语言传播的新特征。
语言创新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应当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语言创新在文化交流、身份建构等方面的多重功能,这样不仅可以推动汉语诗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能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