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威廉·莱斯是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祖马尔库塞的弟子，其于1972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的《自然的控制》与《满足的极限》两本著作被公认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1]。在其生态学著作中，莱斯以哲学家特有的视角分析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非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控制自然”这一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观念。
2. “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20世纪7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凸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生态问题纳入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范畴。威廉·莱斯认为首先要找到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为此他批评了学术界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化解生态危机的观点。“公共的和私人的发言人都反复申明安抚人心的声明以疏导辩论：正像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基本是一个经济代价问题。”([2]: p. 1)另一种观点则抓住科学技术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放，强调科技才是危害生态的源头。但莱斯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太过于片面，他认为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既可能带来生态危机，也可以化解生态危机，而人们在什么样的观念中去使用科学技术这一手段和工具才是问题的关键。
早在古代神话故事中，人们在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过程中产生了人类优于自然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心态，但人们又同时感到难以驾驭这种“神秘的”科学技术。而到了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中，上帝作为宇宙中的最高统治者，其创造了人类以及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2]: p. 27)。这种宗教意识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化传统当中。莱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对“控制自然”思想观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培根清晰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将这种观念确立为主流思想([2]: p. 44)。培根将自然看作可通过理性探索的客观对象，打破了中世纪将自然神秘化的倾向，在那个倡导“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代，控制自然来为人类服务的观念成为人们崇信的思想主流。17世纪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将利用自然视为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2]: p. 72)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控制自然”的观念也到达了巅峰，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普遍接受了“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但莱斯意识到，当时的人们没有对它进行批判地分析，没有看到它的负面影响。而到了20世纪，这种观念已经真正阻碍到了社会的发展([3]: p. 22)。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科学与技术成为资本家阶级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工具。所谓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操纵社会需求来控制人类，反映了资产主义对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剥削、占有和支配，而被资产主义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因此“控制自然”思想使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向困境，最终引发生态与社会双重危机。
莱斯对“控制自然”概念的批判性分析，展现了他对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分析超越了只重视人类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也超越了自然主义的局限性。通过对马克斯·舍勒的控制学理论的阐述，莱斯探讨了控制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舍勒认为，近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学”，即关于控制的知识([3]: p. 19)。然而，莱斯认为舍勒的这种乐观的评价忽略了现代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中，莱斯批判了舍勒关于“科学对世界的控制是一项实用事业”的观点。科学的“价值中立”可能导致科学与社会的脱节，科学家的工作可能脱离伦理考虑，仅仅追求技术与效率，而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与社会责任。
威廉·莱斯揭示了技术与“控制自然”的关系。莱斯认为，技术是科学知识转化为控制自然行动的中介，科学通过实验和理论建构揭示自然规律，而技术则将这种抽象科学与具象世界联系起来。技术创造了一种将科学知识扩展到社会的可能性，以达到人类控制一切的目的[4]。这种循环逻辑使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从观念层面走向物质世界。科学知识经由技术应用转化为人类掌控自然的力量，因此，科技必然成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或手段。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其理论倾向与莱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莱斯对霍克海默的许多观点持赞同立场。霍克海默的理论把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与社会冲突连接起来([3]: p. 21)。他主张把理性划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5]。客观理性以手段的有效性为核心，不追问目的本身的正当性，只关注如何高效实现目标，而主观理性以目的价值的合理性为核心，关注人的自由、伦理意义，强调反思与批判。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运动就是主观理性不断取代客观理性的过程，启蒙理性从解放人类的理想异化为支配自然与人的工具理性，导致自然的去魅和社会的全面异化。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多次引用霍克海默，强调“控制自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产物，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将自然商品化，同时将劳动者和消费者纳入异化循环，最终突破地球生态边界。
3. 异化消费与虚假需求
在莱斯看来，人们在探讨生态危机问题的时候，关注的往往是能源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而忽视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人的需要与欲望。马克思说，“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以来关系的自觉反映”[6]。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概念的批判继承，莱斯提出了“需求”和“愿望”的概念并进行了区分。“需求”是指人类基于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人存在的本质需要，不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愿望”则基于人类的个人意愿和需求，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思想下进行的消费，更像是“愿望”而不是“需求”，这是一种异化消费行为。“在当代西方社会，商品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而是逐渐地更不稳定、暂时的客观和附加的特征的集合，即高度复杂的物质符号的统一体。”[7]也就是说，商品的性质从单纯满足实际需求的物质实体变成了承载多种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物质符号统一体，受各种因素例如消费文化、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影响。
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建构了研究人类需要的新框架，以对于“交换”的依赖度为标准划分了四种满足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原始采集与狩猎社会、小规模定居社会、大规模定居社会和高强度市场社会。莱斯重点分析了主要用于交换的生产的“高强度市场社会”，认为其是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下，人们的需要满足被导向商品消费领域，逐步通过依赖购买商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在那些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基本原则是经济应持续增长，向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产品选择。主要关注点在于确保充足的能源和材料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 ([8]: pp. 6-7)但实际上商品生产速度永远赶不上人类需求扩张的速度，在自然资源有限而人类需求无限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社会组织模式必将危害自然生态环境，正如莱斯所说，人类的需要不仅与个人和社会方面有关，更与自然生态环境有关。
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归咎于能源的供应不足，而莱斯突破这一局限，指出在探讨能源供应问题时，也不能忽视人类的需求问题，当下的传统思维忽略了为了满足那些“虚假需求”自然需要超负载地被掠夺。而关于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莱斯也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
4. 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
在“控制自然”思想的影响下，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大肆鼓吹将消费同幸福感挂钩的思想，造成了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莱斯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他指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就是满足”的社会心理，转变为“生产活动就是满足”，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追求商品的质量而非数量，满足人们需要的场域应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中来，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易于生存的社会”。
“易于生存的社会”是莱斯对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思考后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未来社会构想，其实质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莱斯表达了其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经济模式上，实行符合生态理性观念的稳态经济。正如莱斯所说，这一理念并非最终的目标，而是旨在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从追求数量化的幸福标准变成追求质量化标准，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有力的动态阶段([8]: p. 91)。通过分散化的方式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实现人口与产品总量的恒定，采用非官僚的方式提升工人地位，以实现人性自由。第二，在生活方式上，改变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完全等同起来的幸福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片面性和消费异化现象，如果要从根源上化解生态危机，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需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使人往往通过过度消费来寻求满足，这不仅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还使人在精神上陷入迷茫和痛苦。莱斯主张建立的“易于生存的社会”的政策应当根据环境来灵活调整，不能单纯地把需求满足等同于鼓励消费。这一社会构想旨在构建需求满足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既保障人类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又能有效规避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可逆破坏，同时降低社会对工业化生产体系的过度依赖。在实践层面，“易于生存的社会”倡导通过创造多元化的创造性劳动机会，逐步扭转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方式，推动消费模式向生态文明理念转型。当然，其并非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价值，而是批判将商品交换异化为需求满足的单一途径，以及当前科学技术应用中存在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这一理论框架为反思现代发展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需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产业；国家应当制定完善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鼓励公众参与生态决策、监督和治理，激发公众生态保护责任感。
虽然“易于生存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在当今社会也很难实现，但其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促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营造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对于改善自然环境和解决现今的生态问题有着启发性意义。
5. 威廉·莱斯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作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以“控制自然”思想为切入点，明晰了“控制自然”思想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科学技术的非理性使用也加剧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应当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9]不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就是在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是毁灭人类自身，唯有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永续发展，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10]。在这一方面，莱斯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谋而合，都是要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生产和生活，莱斯对于“控制自然”的批判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启示作用，让民众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而非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产力。
莱斯反对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而是提倡合理使用科学技术，推动“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向。这个转向并不是否定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旨在消除其中非理性的成分。科学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使用它。我们既不能盲目地崇拜科学技术的力量，也不能把环境问题完全怪罪于科学技术，而是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通过推动科技创新来发展生态技术，例如通过科技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现代科技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资源回收利用能力等等来缓解生态危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其生态化转型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深层矛盾的必然选择。这不仅要求在技术研发层面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更需要建立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向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高效转化，从而实现科技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莱斯的异化消费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与需求的关系，为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健康消费模式、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莱斯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消费与幸福简单等同起来，导致人们盲目消费，追求物质占有。我国应通过宣传教育来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转变消费观念。在消费实践中，我国民众应摒弃片面追求数量的传统消费模式，坚持理性消费、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形成理性健康的消费价值取向。
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均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认识到生态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也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反对“掠夺式”开发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将西方生态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
6. 结语
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更是对生态文明保护路径的积极探索。从“控制自然”这一思想源头出发，莱斯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揭示了消费异化与生态破坏的内在联系，强调通过人类需求认知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莱斯思想中对于技术、需要的反思仍为我们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着理论支持。
基金项目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4YJSSS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