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承载着辩证重构与权力博弈的双重使命。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翻译技巧与理论构建，却较少深入探讨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伦理维度及文化异质保留问题。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目光投向许钧的翻译文化观，运用赖斯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通过对其翻译实践的文本类型分析、语言特征考察及篇章结构研究，结合具体案例的实证探讨，揭示其翻译文化观中功能适应与异质保留的辩证统一。
研究发现，许钧在翻译实践中不仅精准把握了功能对等原则，更在文化伦理层面实现了创新突破，为功能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翻译理论的内涵，还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导，推动了翻译研究向更深层次的伦理维度发展，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与互鉴。本文首先在第一章揭示赖斯功能主义的三重伦理盲区；继而在第二章分析许钧通过三重路径实现辩证重构；最终在第三章提炼翻译伦理的文明对话范式。
2. 赖斯的翻译批评理论概述
赖斯是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其翻译批评理论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Nord强调，“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策略应根据翻译的目的和功能来确定，译者应在明确翻译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1]。赖斯则强调翻译的功能性和目的性，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要实现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特定功能。赖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限制》(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一书中，赖斯系统地阐述了其翻译批评理论，提出了翻译批评的综合性框架，并指出，“翻译批评的目的不仅是评估译文的质量，更是探讨翻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和效果，以及译者在实现这些功能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2]
赖斯指出，翻译批评应基于原文的功能、翻译的目的以及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她提出了翻译批评的多个关键层次，其中文本类型分析是核心之一。赖斯将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呼唤型，强调不同类型的文本在翻译时应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情感和呼唤功能[3]。
除了文本类型分析外，赖斯还提出了语言特征分析、篇章结构分析和非语言因素分析等其他层次，以全面评估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她认为，翻译批评应追求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对等，即译文应能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与原文在原文文化中的相同功能[4]。这一观点体现了赖斯对翻译功能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目标语境适应性的高度关注[5]。
同时，赖斯也强调翻译的文化适应性，指出译文应符合目标语的文化规范和审美习惯。这一观点进一步凸显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6]，以及翻译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方面的积极作用。
赖斯的翻译批评理论通过综合评估原文的功能、翻译的目的以及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效果，为翻译实践和批评提供了系统的框架和方法。她的理论不仅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也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7]。赖斯的翻译批评理论为翻译研究搭建了系统的框架，在翻译领域影响深远。此外，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工具，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通过语言的媒介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度沟通与理解[8]。许钧教授作为中国翻译界的重要学者，其翻译文化观具有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将赖斯的理论视角与许钧的翻译文化观相结合进行研究，能够从多维度深入剖析许钧翻译文化观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为翻译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赖斯的功能对等原则虽为翻译策略提供系统性框架，但其对单方面强调目标语文化适应性，在伦理维度形成三重盲区：文化权力关系的单向倾斜、源语异质性的系统性消解、文明对话的被动性。这些盲区构成许钧翻译伦理观的研究出发点——他通过重构“功能适应”与“异质保留”的辩证关系，在以下维度实现突破：(1) 理论契合中的伦理补位；(2) 实践策略的双向调适；(3) 文明对话的主动建构。
3. 许钧翻译文化观对赖斯功能主义的辩证重构
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并非对赖斯功能主义的单向应用，而是通过功能适应与异质保留的双向调适来实现批判性完善：一方面继承赖斯对文本功能分类与目标语接受度的核心主张(如表达型文本的审美功能对等)，另一方面注入源语文化异质保留的伦理自觉(如文化专有项直译加注)，在实践层面重构了翻译伦理的辩证框架。Newmark提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文和适应目标文化之间找到平衡，这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跨文化意识。”[9]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的杰出代表，许钧基于对翻译本质、价值及伦理的深刻理解，将赖斯功能主义作为理论对话基点，通过以下三维度展开其跨文化实践：理论契合中的伦理补位：在继承功能对等原则时注入异质保留的伦理自觉；策略实践的双向调适：通过直译加注等策略平衡文化权力；文明对话的主动建构：将翻译升华为文明互鉴的主动媒介。
3.1. 与赖斯理论的理论契合点
许钧教授着重指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关键桥梁，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与赖斯所强调的翻译应具备明确功能性和目的性的观点高度一致[10]，二者均认可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传承方面的核心作用。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分类理论，将文本划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呼唤型，为翻译策略的抉择提供了重要指引[11]。许钧在其翻译实践里，充分重视文本类型对翻译策略的影响[12] [13]。对于文学作品这类表达型文本，他致力于保留原文的艺术风格与文学价值，力图使译文读者能收获与原文读者相近的审美感受，这与赖斯对表达型文本翻译的要求完美契合。在处理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时，许钧同样依据文本的功能和目的，灵活选用翻译策略，以保障译文在目标语境中达成最佳效果。这种对文本类型的关注，深刻体现了许钧翻译文化观与赖斯理论在基础理念上的紧密关联。
此外，许钧秉持开放、平等、尊重的文化伦理观[14]，在处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关系时，倡导译者以开放姿态接纳他者文化，尊重文化的异质性与多样性。这与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中依据文本类型和目的选择恰当翻译策略，以实现文化交流最佳成效的观点相互呼应。同时，赖斯认为翻译批评需关注译文的语言特征与篇章结构[15]，许钧在翻译过程中，凭借对语言特征的精细分析，塑造出流畅、自然、准确的翻译风格[16]；通过对原文篇章结构的深度理解，合理调整译文的段落划分与句子衔接，确保译文在篇章结构上紧凑连贯。而且，许钧充分考量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非语言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17]，践行其文化伦理观，这也与赖斯的理论主张相契合。许钧翻译文化观与赖斯理论在多个层面的契合，为其翻译实践筑牢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许钧对文本类型、语言特征、篇章结构以及非语言因素的重视，与赖斯理论的契合，为其丰富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将通过具体的实践案例，进一步展现许钧翻译文化观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
3.2. 实践案例：文本类型与文化适应性
许钧通过《追忆似水年华》等译作，实践其翻译文化观。以他对法国文学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为例，这部作品无疑属于典型的文学表达型文本。许钧译《追忆似水年华》时，将普鲁斯特的长句拆分为汉语短句(例：“他推开房门，看见母亲坐在灯下”替代原文复合句)。这一处理符合赖斯对表达型文本“审美功能对等”的要求，更通过句式重构实现了汉语诗学规范与文化异质性的平衡。但部分学者[18]指出，这种归化策略弱化了原文的哲学凝练性，导致“风格损耗”。许钧深入钻研原著的语言特色，包括词汇的精妙选用、句式的独特构建以及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等，通过精准的语言转换，竭力让中国读者领略到原著的独特魅力，收获与法国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
以书中一段细腻复杂的心理描写为例，原文中描述主人公在回忆某段经历时，运用了大量细腻且富有诗意的词汇和独特的句式结构来展现内心的微妙情感。许钧在翻译时，巧妙运用汉语中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式，精准地传达出原文的情感和意境。例如，原文中使用了一个复杂的长句，通过多个修饰成分层层递进地表达主人公内心的纠结与思考。许钧并没有生硬地直译，而是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将长句拆分成几个短句，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贴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和审美习惯，让中国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情绪，仿佛置身于原著的情境之中，许钧在《翻译论》[19]中指出，翻译应尊重文化异质性。
在处理一些涉及法国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的内容时，许钧充分考虑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他深入了解法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对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进行准确把握，并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其传递给中国读者。比如，书中涉及法国传统节日的描写，许钧不仅准确翻译出相关词汇，还通过注释等方式对节日的背景、习俗进行介绍，助力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内容。以书中对“诸圣节”(Toussaint)的描写为例，许钧将其准确译为“诸圣节”，并在注释中详细介绍这一节日在法国是为了纪念圣人、缅怀逝者，人们会前往墓地献花等习俗。这种处理方式让中国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法国文化中的这一重要节日，感受到法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赖斯主张译文应优先适应目标语文化(如将“诸圣节”简化为“All Saints’ Day”)，而许钧坚持通过直译加注(如“Toussaint [诸圣节]”)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这一矛盾揭示了功能主义在文化权力关系中的局限性[20]。
除了《追忆似水年华》，许钧在将法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以及推动中华典籍外译等实践中，同样践行着其翻译文化观。他把勒克莱齐奥的书引进中国，并组织其与中国作家的对话交流活动，促进了中法文学、文化、思想的交流。
在中文外译方面，许钧指出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历史背景和接受度。以“狮子头”的翻译为例，他认为采用“直译 + 短注”的方式，如“Lion Head (Chunky Meat Ball)”，既保留原本的文学味，也不会给食客增添过多的认知负荷。这种翻译方法巧妙地将中国美食的名称以一种易于外国读者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Lion Head”保留了原词的形象感，而“Chunky Meat Ball”则用简洁的英文解释了菜品的本质，使外国读者在看到这一翻译时，既能对菜品名称产生兴趣，又能快速理解其大致含义。
此外，以许钧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句“Einmal ist keinmal.”为例，他译为“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从语言特征来看，原文简洁而富有哲理，许钧在翻译时，将“einmal”意译为“只发生过一次”，丰富了词汇表达，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句式上，把原文的简单句扩展为更具逻辑连贯性的句子，增强了译文的流畅性。从篇章结构方面，开篇句的这种翻译方式为后续内容的展开奠定了自然的语言节奏和逻辑基础，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进入原文的语境。
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经对许钧多部译作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其翻译方法呈现多样化特点。在众多文化专有项中，采用音译、意译以及注释的情况均较为常见。例如在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时，部分法国特色食物名称，像“croissant”译为“可颂”，这类音译方式保留了原词的发音特色，使读者能直观感受到异域文化氛围。而对于一些文化内涵丰富的词汇，往往会采用意译或注释的方式处理。就像法国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沙龙”文化相关词汇，许钧通常会在意译的基础上进行注释，详细介绍“沙龙”在法国文化中的社交形式、历史背景等。这种翻译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开放、平等、尊重的文化伦理观，既保留了文化的异质性，又增强了文化的适应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译文内容。
许钧对《红楼梦》法译本中文化意象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其翻译文化观。如“黛玉葬花”译为“Daiyu enterre les fleurs”并加注解释。从文化适应性角度，“Daiyu enterre les fleurs”的译法符合法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让法国读者能够理解基本情节；从文化异质性方面，加注解释详细说明了“葬花”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展现出黛玉的敏感性格和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感伤，使法国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这一文化意象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成功平衡了文化适应性与异质性。
许钧在《追忆似水年华》等作品的翻译实践中，充分展现了其翻译文化观的优势。然而，任何理论与实践都并非尽善尽美，从批判性对比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许钧的翻译文化观，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价值与局限。
3.3. 批判性对比：功能对等与文化异质性的张力
尽管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在理论与实践上成绩斐然，但从批判性对比的角度来看，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之处。在文本类型的处理上，虽然许钧能够依据赖斯的理论对不同类型文本采取相应策略，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复杂文本可能难以简单地归为某一种类型，这或许会致使翻译策略的选择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一些兼具信息型和表达型特征的科普文学作品，在翻译时如何精准平衡信息传递与艺术表达，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在文化伦理方面，许钧坚持开放、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然而，在某些存在极端文化差异的情形下，完全实现平等对话可能面临挑战。例如，一些具有深厚宗教文化背景的文本，在翻译时可能会因目的语文化中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难以全然达成许钧所期望的文化交流效果。
许钧的流畅表达(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句重构)虽符合汉语审美习惯，但部分学者认为其弱化了昆德拉原文的哲学凝练性(对比德文原文“Einmal ist keinmal”与许译“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一争议揭示了功能对等与异化策略的永恒张力。对于一些追求原汁原味异域风格的读者而言，可能会觉得译文在风格再现上有所不足。通过批判性对比，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许钧翻译文化观的优势与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赖斯主张译文应适应目标语文化规范，而许钧在翻译《红楼梦》时选择保留“黛玉葬花”的文化意象并加注，体现了对源语文化的坚守。这种矛盾揭示了功能主义理论在文化伦理维度的局限性。赖斯的“功能对等”强调目标语效果，而许钧的“文化适应性”更注重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保留。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着卓越的贡献，与赖斯理论的契合为其提供了坚实基础，丰富的实践案例展现了其可行性与有效性，而批判性对比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翻译文化观，为翻译领域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正如在《对话与共生 —— 试析许钧关于中华文化译介的思考》中提到，许钧教授密切关注中华文化译介，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刻思考，力求促使翻译在助力人类文明走向丰富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
4. 理论重构：翻译伦理的文明对话路径
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以其深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为翻译研究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学术、实践与文明互鉴层面均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学术价值：重构翻译理论的伦理维度
许钧提出翻译应超越语言转换的工具理性，构建以文化伦理为核心的翻译观。他通过对赖斯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继承，突破了传统功能对等的局限，将翻译定义为“文明对话”而非单向适应。其文化伦理观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伦理责任，主张以开放、平等的姿态处理文化异质性，为翻译研究注入了人文关怀。这种理论创新不仅拓展了功能主义理论的边界，更推动了翻译学与伦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融合，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2. 实践指导：推动翻译策略的范式转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许钧的翻译实践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他提出的“直译 + 注释”策略(如“狮子头”译为“Lion Head (Chunky Meat Ball)”)，既保留了文化符号的原真性，又通过补充解释降低了目标读者的认知门槛，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接受的动态平衡。这种策略在中华典籍外译中尤为显著，例如对“阴阳”“仁”等核心概念的译介，通过语言转换与文化阐释的结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国际理解[21]。
3. 文明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Chesterman指出，“翻译理论中的各种思想和方法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研究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翻译理论体系，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指导。”[22]许钧的翻译文化观就深刻诠释了翻译作为文明对话桥梁的作用。他通过翻译实践与学术倡导，推动中法文学互译、组织国际作家对话，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互鉴与共生。其翻译伦理观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尊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高度契合，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共存提供了翻译解决方案[23]。这种实践不仅提升了翻译的社会价值，更通过文化认同的构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了翻译智慧。
5. 结语
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以伦理为根基、以对话为路径，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实现了突破性创新。他在《翻译概论》中提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译者应以开放、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通过翻译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相互理解”[24]。其对赖斯理论的批判性发展，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文化伦理的新维度；其翻译策略的实践探索，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其文明互鉴的理念，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共存提供了翻译范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理论在人工智能翻译、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的应用，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深化文化译介的伦理实践。许钧的思想不仅属于中国翻译界，更是人类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