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其意义和价值一直是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劳动的本质、形式及其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被深入剖析，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为我们理解劳动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从这部手稿出发，深入研究劳动在实现过程中的社会性，对于揭示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探索人类解放的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超越对劳动的表面认识，深入挖掘劳动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以及人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2. 对产品的直观并非劳动的完全实现
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必须超越主客二元的感性直观，进入社会关系的辩证运动，才能实现其本质性意义。若将劳动视为孤立个体的自我确证工具，则无异于将人类活动降格为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抽象，而这正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2.1. 产品是劳动者对象性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
劳动活动是劳动者主体性与对象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劳动者作为主体，自然界和生产资料作为客体，通过劳动这一实践活动，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被视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个体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产品，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成果，不仅是物质变换的结果，更是劳动者主体性在对象中的体现。
产品作为劳动者对象性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劳动的双重性质。首先，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劳动者通过劳动将自身的生命力、技能和创造力转化为具体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社会和个体的需求，而且它们是劳动者智慧和才能的物化，反映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产品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延伸和体现，是劳动者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
其次，产品作为劳动者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外化，也意味着劳动者通过劳动活动与自然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劳动者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通过劳动活动主动地改造自然界，使之符合人类的需求和目的。这种改造过程不仅是物质的转换，更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实现和确认。劳动者通过劳动活动，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注入到自然界中，使自然界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
此外，产品作为劳动者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外化，还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劳动活动不仅是个体的活动，也是社会性的活动。劳动者通过劳动活动，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产品作为劳动的成果，是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社会对劳动者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劳动和产品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和个体性。
2.2. 从对象性直观实现自我确证的唯心主义倾向
在劳动者与产品的关系中，唯心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劳动者过分强调精神劳动的价值，而忽视了物质劳动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在直观上将劳动产品视为自我确证的工具，而忽视了劳动产品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作用。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强调了人通过感性直观来认识世界，但他的哲学仍然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为他没有将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性纳入考量。他将人的本质视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类”本质，而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性。马克思曾批判这种唯心主义倾向，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1]: p. 87)。“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05)因此，作为人和动物本质区别的劳动的实现不仅仅是个体的直观体验，而且是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体现和确认的过程。
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用“实践的‘感性活动’取代了费尔巴哈反复强调的感性对象”([3]: p. 83)。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体现其现实性，并且这种活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
唯心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直观认识与劳动的社会性实现之间出现偏差。劳动者可能过分关注产品的个人意义，而忽视产品在社会中的共享价值和公共意义。这种偏差不仅影响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感知，也影响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定位和自我认同。劳动者需要超越唯心主义的局限，认识到劳动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从而实现劳动的全面完成。马克思强调，劳动的实现必须基于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个体直观体验。通过实践活动，劳动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确认，同时也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
2.3. 劳动的实现在于他人对产品的肯定
劳动的完全实现不仅仅在于产品的物质产出，更在于社会对这些产品的认可和肯定。在劳动者与产品的关系中，他者的参与和对产品的认可是实现劳动社会性的关键。费尔巴哈提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属性，即它们的“对象性”。然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劳动产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对象性，更在于其社会性。劳动产品只有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和肯定，才能实现其价值，从而完成劳动的完全实现。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实现依赖于市场交换，市场交换将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这意味着，没有他者的参与和认可，劳动产品只能停留在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外化层面，无法实现其社会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这种认可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层面。
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4]: p. 90)。因此，劳动的实现在于他人对产品的肯定，这种肯定不仅是对产品物质价值的认可，也是对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的确认。劳动者通过与社会的互动，获得对其劳动成果的肯定，从而使自身的劳动活动达到完成状态。这一过程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也是劳动者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的基础。正如戴维所见，“人们通过劳动形成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由于整个社会的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关系衍生出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5]: pp. 26-27)。这深刻揭示了劳动确证的根基在于社会性网络。
3. 劳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他人
劳动的生成与实现始终以社会关系为经纬，其本质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界定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 p. 532)。这一经典论断揭示出，劳动的本质规定性既蕴含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更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需求互动。劳动的社会性本质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辩证运动的特征：从原始共同体中直接的需求满足，到商品经济中异化的中介形式，最终指向共产主义社会自由自觉的“为他存在”。
3.1. 分工必然导致生产者与需求者的分离
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分工不仅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异化劳动，深刻揭示了分工如何导致生产者与需求者的分离。
分工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这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产品，但这些产品成为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 p. 156)分工导致劳动者无法识别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只参与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而最终产品则由整个社会分工体系所决定。这种分离导致劳动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断裂，因为劳动者无法直接影响产品如何满足社会需求。
进一步地，分工使得劳动者的活动变得单调和重复，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体，而是变成了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2]: p. 159)。这种异化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享受，使得他们与劳动过程本身相疏离，进一步加深了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分离。
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自由和创造性的劳动，但在分工的影响下，劳动者失去了这种本质。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分工限制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这种异化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也影响了他们与社会需求的联系。当下随着“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快速发展”([6]: p. 99)，使其呈现愈发复杂化的趋势，“使得劳动者没有什么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余地。我们自由探索人类这个物种的潜能的集体能力，似乎受到严重的限制”([6]: p. 104)。
最后，分工不仅导致劳动者与自身的异化，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则通过分工来控制劳动者。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这一过程使得“人自己的活动……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这种分工在造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的同时，也导致人的关系被纳入“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7]: p. 147)，即劳动者之间关系的相互异化，其本质是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之间为了生存而竞争，这种由商品化劳动力服从市场“自然规律”所驱动的竞争关系，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分离。
综上所述，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些异化共同作用导致了生产者与需求者的分离。马克思通过对这四重规定的分析，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揭示了分工对劳动者的异化效应，以及这种异化如何导致生产者与需求者的分离。
3.2. 劳动源于他人的需求
劳动作为人类最本质的实践活动，是对象化活动的完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劳动不只是个体的活动，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起源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和对他人需求的响应。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得到了深刻地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基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象性活动。劳动的起源在于满足他人的需求，这是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维持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生产，人才能真正证明自己是能动的类存在物。正如黑格尔所言，劳动产生于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通过劳动达到其客观性，即满足需求。
劳动的社会性意味着，个人的劳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的其他成员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个人的劳动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这是因为个人的劳动不再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而是通过交换，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手段。因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 p. 187)。
劳动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的“自我改造”活动，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8]: p. 39)。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这种需求的满足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丰富了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
劳动源于他人的需求，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得到了深刻地阐述。劳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需求满足的过程。劳动者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这种劳动的社会性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3.3. 劳动实现于他人需求的满足
劳动的本质确证绝非止步于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直观占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批判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 p. 503)若将劳动简化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主客二元互动，实则仍未超越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理论窠臼。在费尔巴哈的哲学框架中，劳动被抽象为劳动者与自然对象之间的简单物质变换，其对象性直观将人的本质降格为孤立的“类存在”。这种理论范式导致双重遮蔽：其一，将劳动产品的确证局限于个体对物的占有关系，忽视其社会价值生成的必然性；其二，将劳动过程简化为“自我–自然”的封闭循环，割裂了劳动与社会需求的本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2]: p. 187)，劳动者若仅通过自我消费实现劳动的确证，其本质力量的外化便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劳动的真正完成必须突破这种封闭的直观性关系，将社会关系的维度纳入劳动过程的本质理解之中。劳动者通过工具系统将主体意志对象化为具体产品，但这一物质中介仅是劳动实现的前提。产品唯有进入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满足他人需求获得价值承认，才能实现其社会性本质。即便是资本主义分工制度下的异化劳动，其社会性确证仍需通过这一机制完成——尽管这种完成是以扭曲的形态实现的。正如《资本论》所述：“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4]: p. 90)这一过程揭示了劳动社会性实现的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制度既通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加剧异化，又为劳动社会性的普遍实现创造物质条件。
劳动社会性的确证机制在人类历史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的社会承认通过血缘共同体内部的直接馈赠或物物交换实现，其社会性具有具体性和地域性；在商品经济社会，货币中介将个体的、偶然的交换行为，升华为普遍的社会交往，但劳动的社会性被异化为抽象的价值等同；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原则使劳动摆脱异化中介，直接实现为“为他人的存在”。这种历史演进揭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刻洞见：“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 p. 182)当劳动者通过满足他人需求实现对象性本质力量的社会确证时，其个体存在便升华为“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01)，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 p. 519)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劳动的社会性最终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历史性使命。
4. 在异化劳动的自我扬弃中走向劳动社会性的自觉
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既是劳动社会性实现的扭曲形态，也是人类解放的历史性中介。异化劳动通过货币中介部分实现社会性，又通过其内在矛盾为劳动社会性的自觉完成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2]: p. 582)。
4.1. 异化劳动以货币为中介，部分实现了劳动的社会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交换的媒介，也是个体劳动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桥梁。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不同形式的劳动得以被量化和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的社会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货币具有将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能力：“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所有的劳动的“一切差别都消灭了。”([4]: p. 155)通过货币，劳动者的个别劳动被纳入到社会劳动的总体之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
然而，这种通过货币实现的社会性是有限的，并且具有异化性质。货币将劳动简化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忽视了劳动背后的人的价值和劳动的社会关系。在这种体系下，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劳动者的社会性实现受到了限制。货币的中介作用导致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异化，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商品，其价值由市场决定，而非劳动者的需要或意愿。
货币的这种中介作用还导致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被转化为商品，其价值和意义不再由劳动者自身决定，而是由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这种异化削弱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也削弱了劳动的社会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控制权，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商品，其价值由市场决定，而非劳动者的需要或意愿。
此外，货币的普遍等价性也掩盖了劳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在货币的层面上，所有劳动似乎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实际上，不同种类的劳动对社会和个体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货币的这种抽象化作用使得劳动者难以认识到自己劳动的具体社会价值，从而削弱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货币不仅是劳动产品交换的媒介，也是劳动社会性实现的一种形式。然而，这种实现是片面的，因为它基于劳动产品的市场价值，而非劳动的社会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只有在货币的层面上得到认可，才能在社会中流通和使用，这种认可是有条件的，依赖于市场需求和资本的逻辑。
4.2. 异化劳动对劳动社会性实现的阻碍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构成了对劳动社会性实现的根本阻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劳动异化的现实：劳动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2]: p. 158)、“他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 p. 156)。这一论断揭示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疏离关系，以及劳动者自身被商品化的趋势。
首先，异化劳动阻碍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认同与联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资本的财产，劳动者无法认领其劳动成果，也无法控制其产品的使用和分配。这种疏离削弱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认同感，从而影响了劳动的社会性实现，因为劳动的社会性在于劳动者能够通过其劳动对社会做出贡献，并在社会中实现自我。
其次，异化劳动阻碍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和掌控。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宰，而是变成了过程中的一个工具。生产过程的目的不再是满足社会需求或实现劳动者的自我发展，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异化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使得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削弱了劳动的社会性。
再者，异化劳动阻碍了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实现。正如布雷弗曼所揭示的“劳动力的用途不再按照出卖者的需要和愿望来安排，而是按照购买者的需要来安排”([9]: p. 76)，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被异化为一种商品，其价值由市场决定，而非劳动者的需要或意愿。劳动者的潜能和创造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被迫在狭窄的、重复的劳动中消耗自己的劳动力。这种阻碍限制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也限制了劳动社会性的实现，因为劳动的社会性需要劳动者能够发挥其全部潜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最后，异化劳动阻碍了劳动者人类本质的自由展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的、机械的活动，与人类的自由本质相悖。这使得劳动者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也无法通过劳动实现对社会的贡献，从而阻碍了劳动社会性的实现。
4.3. 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劳动社会性的自觉和完全实现
共产主义理念中的按需分配原则是对劳动社会性的一种深刻体现和完全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实践消除了私有制所带来的异化现象，使得劳动回归其本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一理念，强调了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 p. 537)这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再是单一的、重复的，而是多样化和全面的，允许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由选择劳动形式和内容。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生产过程、劳动能力和人类本质的联系得以恢复。劳动的社会性得到了完全实现，因为劳动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这种参与不是基于外在的压力或市场的需求，而是基于劳动者对社会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个人发展的内在追求。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再是异化的，而是自觉的、自由的。这种自觉的劳动是劳动社会性的完全实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也实现了劳动者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再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而是成为劳动的主体，能够控制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
此外，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自觉的，因为它是基于劳动者的自由意志和对社会需求的深刻理解。劳动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能够主动地参与到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这种自觉的劳动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劳动者在劳动中不仅生产物质财富，也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性还体现在劳动的合作性质上。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不再是基于资本的剥削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社会目标和相互尊重。这种合作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5. 结语
通过对劳动在实现过程中的社会性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对象性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蕴含着劳动的创造性、劳动者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劳动的社会性。将劳动之实现等同于在对象性直观中的自我确证具有唯心主义倾向，而劳动的真正实现在于他人对产品的肯定，产品的社会价值需在社会认可和市场交换中得以彰显，这充分表明劳动的社会性实现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
分工致使生产者与需求者分离，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劳动源于他人需求，个人劳动通过满足他人需求实现其社会性，进而实现劳动者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凸显了劳动在社会关系中的起源及意义。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异化劳动以货币为中介部分实现劳动社会性，但这种实现具有局限性和异化特征。异化劳动在多个方面阻碍劳动社会性的实现，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则能够消除异化，使劳动社会性达到自觉和完全实现的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回归本质，劳动者与劳动各要素关系恢复正常，劳动的合作性得以增强，劳动成为自觉、自由且全面发展的活动。
综上所述，对劳动社会性的研究让我们从多方面深入理解了劳动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表现及趋势，为探究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