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奥康纳以三个理论贡献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从生态学角度创新性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继而通过自然和文化双重视角修正传统理论，重新梳理“生产条件”概念、二重矛盾理论和他想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完整分析框架，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再阐释。
2. 生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新历史唯物主义”。他首先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重要修正。他认为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过度简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定义，另一方面严重忽视了自然与文化这两个关键维度。为此，奥康纳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方法论框架，旨在将文化要素和自然维度有机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劳动与物质分析范式之中[1]。
2.1. 自然和文化概念的新诠释
在重新诠释文化和自然概念时，奥康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简单视为人类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他提出了更具辩证性的自然观，强调自然具有双重本质特征：其一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自主运行规律，其二是自然界作为生态系统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目的性。这一理论创新为其生态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2]: p. 7)。
他在理论建构中提出了两个关键命题：其一，自然界在承受人类改造的同时，其内在规律也会反作用于人类实践活动；其二，强调自然界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其自身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奥康纳特别指出：“文化因素具有重要的建构性作用，认为文化范式深刻塑造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3]: p. 26)。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文化–自然双重维度的重构，奥康纳发展出包含社会劳动文化向度与自然向度的辩证分析方法，这一理论创新构成了其生态危机批判体系的方法论基石。
2.2. 文化基础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在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层面时，他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错误地认为该理论仅仅将文化划归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与经济基础之间深层次的相互关联。这种误解导致奥康纳批评传统理论仅从技术层面界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关键作用[4]。在他看来，这种理论局限使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历史辩证性，最终造成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机械式理解，使其理论解释力趋于僵化。这一批判构成了奥康纳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奥康纳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做出了创新性阐释。他认为，生产力本质上内嵌于文化系统之中，是文化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劳动关系方面，奥康纳提出了多元决定论的观点，指出劳动关系的形成受到多重文化因素的共同塑造，包括：特定社会的文化实践所孕育的技术与工艺特征、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演进程度、社会维持劳动力价值稳定的制度能力，以及不同阶级在文化场域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等。这一理论建构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决定论的单一解释模式。
奥康纳认为，文化已深度嵌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文化角度看生产力，可以理解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既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也受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当文化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系统的整体转型。从文化角度看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会受到法律规范、伦理观念和传统习俗的调节[5]。奥康纳特别指出：“当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属性时，不同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科技发展程度，更取决于特定文化对科技力量的整合与运用能力。”这一分析清晰地解释了当技术发展水平相当时，各国经济体制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其次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上，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不足。他指出马克思过于聚焦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竞争和垄断等人为规律，却忽略了自然环境对生产体系的影响。奥康纳特别强调：“不仅生产关系具有自然属性，生产力本身也包含着自然特性。”这揭示了自然系统对生产方式的深层塑造作用。
2.3. 自然系统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自然系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自然角度看生产力，其构成要素都源于自然环境，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而土地质量、水资源、草场资源等自然条件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关系同样具有自然属性，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一旦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不仅生产活动难以为继，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将受阻，现存的生产关系也将面临瓦解和重组。
奥康纳指出，生产力本身就包含着自然属性这一内在特征。他认为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却忽视了自然系统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明，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即便人类经常破坏生态平衡，但自然规律始终存在且不可违抗。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本性的基础上。虽然人类通过实践改变着自然环境，但自然反过来也会制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当自然资源枯竭时，必然引发现有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自然系统作为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意味着“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生态过程(无论是否受人类干预)，相较于其他因素，更能决定特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演变空间”。不同的生态环境确实会拓宽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既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形成路径，又作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生产基础，同时具备自我演化的生产能力。
奥康纳在分析社会劳动的双重特性时指出：正如前文所探讨的，文化实践与自然环境分别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更深入地揭示了劳动同时具备的文化内涵与自然本质这两个基本维度。
“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奥康纳通过系统研究揭示了自然系统、人类劳动实践与文化形态三者之间深刻的本质关联，并构建了它们相互作用的辩证框架。他着重论证了：自然条件构成劳动实践的物质基础，劳动过程塑造文化形态的发展轨迹，而文化认知又反过来调节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方式。这三个要素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形成了动态平衡的辩证统一体。
奥康纳在分析社会劳动的辩证关系时强调：文化维度与自然维度都具有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特征，这种双重特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若仅聚焦劳动与自然的生态关联，将导致片面的环保主义的绿色政治；而若仅强调劳动与文化的建构关系，则会陷入单纯的社会改造论的红色政治。这两种单一视角都存在理论局限性，需要实现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构建兼顾环境保护与社会公正的“红绿政治”理论框架。
3. 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资本主义双重矛盾论
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充分展现了其学术独创性，他通过分析指出：相较于19世纪，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自然的掠夺所导致的生态危机表现得更为显著。
3.1.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资本的生产过剩
在传统认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第一重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衍生出第二重结构性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最终会引发以资源枯竭和产能受限为典型表现的生态危机。奥康纳基于其亲历的经济滞胀与生态危机双重历史经验，在坚持马克思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内核的同时，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维度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他系统性地将资本主义矛盾划分为传统的基本矛盾与新增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系统与自然条件的矛盾，从而在理论层面实现了对资本批判的范式升级——既拓展了批判的广度纳入生态维度，又强化了批判的理论穿透力。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更是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采取压低工资、强化剥削的手段，迫使工人在完成必要劳动之外，还要提供超额剩余劳动。这种剥削机制导致社会购买力萎缩，商品价值难以实现，最终形成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此即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核心表现。面对危机，资本惯常采取空间扩张(开拓海外市场)、资本深化(追加投资)和产品创新等应对策略，但这些措施仅能暂时缓解矛盾，反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国际竞争冲突、贸易壁垒甚至军事对抗等系统性风险。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了概述：“它所反映的是资本对劳动所有的社会以及政治性的权力，以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走向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即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趋势。”[4]
但是奥康纳单纯聚焦于传统经济矛盾的分析框架存在明显局限性——这种单一视角既未能充分纳入对自然资源等外部生产条件的考察，也难以全面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现实，更无法为彻底的社会制度变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3.2.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扩张破坏生态系统
奥康纳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将批判视角从传统的经济矛盾拓展至生态维度。他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的辩证关系为核心，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导致对生产条件的系统性破坏。这种破坏表现为：资本为追求无限积累，不断透支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使环境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必然结果。由此，奥康纳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层面的根本不可持续性——其生产方式不仅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更通过生态危机反噬自身积累的基础，形成无法通过制度内部调整解决的系统性矛盾。这一分析将生态问题上升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议题，揭示了环境破坏与资本逻辑的本质关联[5]。
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导致生产规模持续扩大，而自然的自我修复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这种扩张节奏。资本生产需要大量投放自然资源，这必然造成有限生态系统与无限资本利益追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资本实现利益的过程具有强烈的掠夺性，个体资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不断破坏生产条件，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榨取给生态系统带来永久性伤害。资本发展越迅速，生态破坏就越严重，最终导致人为干扰引发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将生态系统完全物化为“资源水龙头”和“污染污水池”，前者体现为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提取的资源库，后者表现为将生产废弃物直接排入自然环境，这两种方式都造成了资本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破坏。
4.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向：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奥康纳指出，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框架的新型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理念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二者具有相互补充的特性，其融合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
4.1. 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融合
第一，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和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始终以服务社会需求为核心目标，而非单纯追逐利润最大化，这种发展理念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存在根本性对立。
第二，社会主义通过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将社会资源分配置于整体规划之下，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抑制了市场无序竞争引发的环境成本转嫁问题。同时，社会主义对分配公平的坚持不仅缓解了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更从制度层面消除了弱势群体因生存压力而被迫破坏生态环境的社会根源。
第三，资本的无限扩张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将污染成本转嫁给社会，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毒雾笼罩的城市、龟裂的土地、消失的雨林。这些生态伤口总是最先在贫困地区溃烂，形成“越污染越贫穷”的死循环。如今越来越多人看透了这个残酷的真相：所谓的经济奇迹和生态危机，根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这也让社会主义的绿色转型道路获得了较大的认同——毕竟当资本的游戏规则正在伤害地球时，我们确实需要一套具有包容性与长期发展潜力的解决方案。
对此奥康纳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与生态学就像一对默契的舞伴。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带来的独特视角——它重视每个地方的生态指纹，关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微妙的能量流动。反过来，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基因，因为只有公平的社会规则，才能真正协调好人类与自然这场永续的“生命交易”。二者缺一不可，就像鸟之双翼，共同托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具有地域特征的生态问题仅需局部解决方案，但实际上生态危机的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由于各地区在利益诉求、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难以自发形成有效协作，因此单纯依赖地方层面的努力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奥康纳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想法，“需要通过建立系统性的协调机制，将分散的地方性生态治理纳入全局性、整体性的框架之中”。
奥康纳的观点可以转述为：他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构建全球性协调机制，将地方生态治理纳入国际视野。其理论核心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以资源掠夺为发展前提，其内在逻辑必然激化生态矛盾，因而本质上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冲突。社会主义则被其视为能统合地方性与全球性、实现人地和解的制度框架。
4.2.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奥康纳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以构建一种将生态可持续性置于核心地位的社会形态为目标，其根本特征体现为三点：一是通过民主化方式实现对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及信息资源的集体管理；二是建立以社会经济平等、社群和谐与制度公正为支柱的社会结构；三是彻底重构价值体系，使土地和劳动力脱离商品属性，让经济活动回归以满足人类真实需求(使用价值)为根本目标，而非追求交换价值的无限增殖。该理论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生态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辩证统一。
奥康纳在阐述生态社会主义时，不仅对其进行了定义，还通过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对比来突出其核心特征。关于这方面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奥康纳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将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让具体劳动主导抽象劳动，即生产以满足人的真实需求(包括工人的发展需求)为目标，而非追逐利润。这一观点批判了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过度追求交换价值的弊端。
他指出，使用价值来自具体劳动如制造产品的实际劳动，而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则源于抽象劳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盲目追求交换价值，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贪婪会破坏工人权益、资源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如过度剥削、污染等)。其本质是倡导一种更人性化、更生态友好的生产逻辑。
4.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施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优先考虑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强调生产应服务于社会整体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而非少数人或资本利润。使用价值体现为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包括环保需求)，其基础是具体劳动创造的实际效用，而非市场化的抽象劳动。
同时，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社会化，即在不改变所有制本质的前提下，将国家控制的国有化转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化管理，确保生产资料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官僚垄断。这一调整旨在平衡经济民主与生态责任，避免传统社会主义中过度集权或资本主义中利润至上的弊端。奥康纳指出：传统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体制存在僵化和滞后性，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动态发展需求。
其次奥康纳主张推动基层民主，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存。他批判当前精英主导的体制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模式不仅压制社会多样性，还加剧了不平等。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主张通过官僚机构民主化和基层赋权，让工人和社区直接参与决策，从而打破权力垄断，构建更平等、更生态友好的社会运行机制。
奥康纳着重分析了生产条件和生态债务问题。他指出，传统社会主义仅聚焦国家间的经济债务，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揭示了资本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生态负债。他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并偿还这些经济与生态双重债务，因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
奥康纳揭示了资本与自然的深刻矛盾，通过构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延伸至生态领域，推动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系统性批判。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上存在局限，因此重构了新历史唯物主义——既复兴了经典理论中的自然观，又融合了现代生态学思想，从而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生态批判维度。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为分析生态危机提供了哲学工具，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时代的理论更新。
5. 结语
奥康纳基于文化自然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双重矛盾。他试图通过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生态运动指明一条既能化解生态危机又能通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路径。在其理论体系中，新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哲学支撑，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构成分析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成为最终的理论目标。这三个关键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奥康纳生态危机思想的完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