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交往理论的众多研究中，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作为该领域的典型代表，二者基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宏观维度，高度关注交往背后蕴含的重要价值。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理论基点，通过剖析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劳动交往过程，揭示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何塑造人的社会交往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与之形成对话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将语言确立为交往活动的核心要素，着重考察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出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过度渗透与侵蚀，导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化甚至是脱节。为应对这一困境，哈贝马斯致力于构建交往理性，试图通过理性化的交往行为规范，恢复生活世界的自主性和完整性，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发展。
2.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承续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并不否认他的思想与马克思存在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在其众多著作里，马克思这一名字频繁出现。尽管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理论关切的对象以及思想的阐释上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的哲学思考为哈贝马斯构建其交往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灵感来源。
1. 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启发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理论的构建中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社会劳动”范畴置于基础性地位，他引入“交往劳动”这一范畴，正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深刻启发。“社会劳动”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体，还隐含着一个社会性的内涵，即人的本质并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一个个单一的个体中，而必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才有自己的现实存在。在思想演进脉络中，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劳动”概念。这一概念既承继了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积极成果，又纠正了黑格尔的“同一哲学”([1]: p. 1)，借此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交往行为，并把交往行为作为其理论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虽然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历史作用，却未能在理论层面实现相互作用和劳动之间的概念界分。基于此，哈贝马斯以批判性思维为指引，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认为单凭“社会劳动”难以全面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建立与进化，还需要运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行补充。
2.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础
哈贝马斯觉得针对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如20世纪以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发达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有必要对现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调整，也就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他所主张的“重建”既不是从头开始的“新建”，也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辟”。哈贝马斯用“劳动”和“交往”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系统和生活世界取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2]。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态度并非简单的否定或抛弃，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范式转换，使其适应新的历史现实。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他通过对交往理性与生产辩证法关系的重新勘定，实现了批判理论内核的认知升级，既在方法论层面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功能，又通过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范畴的引入，构建起双重维度的社会解释框架。这一过程并非对马克思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以新的形式重新组合和构建理论体系。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劳动和生产力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以适应社会交往和语言沟通等新的维度。因此，哈贝马斯在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引入了“交往行为”、“公共领域”等概念，将社会看做一个由物质生产、社会整合和文化再生产等多个维度构成的复杂系统。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创新并不是对马克思的背离，而是一种基于时代背景的拓展和深化，通过重新解读和整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其能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3.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相同点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异化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因素。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二者都将目光聚焦于人的异化状态，试图通过对交往异化的批判来打破个人交往的重重限制，在理论根源和目标层面有着互相联系的地方。
1. 交往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
马克思置身于19世纪的大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资本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中矛盾丛生，其中人的异化在劳动和交往领域最为凸显。哈贝马斯则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催生出新的异化形态，人们的交往在金钱和权力的裹挟下日益扭曲。尽管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其观点都呈现出资本主义导致的人的异化和交往异化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框架下，物的关系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支配发展到了最尖锐且普遍的程度。“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地联系了。”([3]: pp. 274-275)这种状况必然引发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异化，原本基于平等、真诚的人际互动关系，被扭曲成一种“目的–手段”的功利性关系，或是“主体–客体”的单向支配关系为表征的相互利用关系。在这种交往模式中，每个人仅仅将自己视为交往的目的，而将他人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为我又为他”的相互依赖关系。哈贝马斯则关注到，在现代社会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了交往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和权力的逻辑渗透到交往领域，使得语言交往失去了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了一种工具，导致了虚假的“意见一致”和人的自由的缺失。
2. 交往理论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实现个人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根本目标。在其理论视域中，人的存在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得以启动和推进的基础性前提，在此基础上，交往活动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其最终目标在于消解人的不自由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中始终贯穿着对人的深切关怀，强调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同样以人为核心，他把交往行为限定在主体间的互动领域，试图通过建立交往理性，以此抵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渗透和入侵。他认为现代性面临的危机源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不合理干预，这种干预导致了人的异化和交往关系的扭曲。因此，他注重通过恢复生活世界的正常秩序，拯救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关切，即探寻摆脱人和人的交往关系异化状态的有效路径。二者都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人类开辟一条通向幸福与终极解放的光明大道。
4.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不同点
马克思是从物质生产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强调通过革命来实现人的解放；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沟通和协商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二者的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更透彻地理解这两种交往理论，我们可以从立论基础、对交往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交往动力的论述等多个维度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分析。
1. 交往理论的立论基础不同
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物质生产实践占据着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明确阐明，交往和物质生产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其中，物质生产是决定交往形式的关键，交往是物质生产的前提。人与人之间各种交往活动的本质，只有置身于物质生产活动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因此，要探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要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活动而孤立地考察。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如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多元关系，而这些关系涉及物质交往、利益交往和阶级交往等多个方面。哈贝马斯则认为语言在交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探讨交往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时，他侧重于交往自身的独立发展轨迹，尤为关注人与人在语言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主张交往行为以“语言”作为基本单位，认为最基础的交往形式是借助“语言”这一媒介，通过“交往”这一方式实现的。而且只有依托“语言”这一工具，才能达成有效的交往目的，实现相互理解和沟通。
由于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劳动观和语言交往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二者在立论基础方面产生分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劳动(即物质生产实践)被视作一种生产性活动，具有工具性行为的特征，而且劳动是独立于交往的。由此，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作为类的人”的定义以及社会形态发展历史的论述中，将劳动和物质生产作为基本前提是存在缺陷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缺陷在于未能明确区分交往行为和劳动，从而忽略了人们在交往行为中的理性化过程。相比之下，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具有普遍的、无可避免的约束性力量，这一符号系统的使用，使人类区别于动物。“正是语言的先天性使人类的文化再生产，社会的交往、社会的整合与进化成为可能。”[4]哈贝马斯肯定人与人之间是通过语言交流才形成各种主客体之间的联系。
但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缺陷”是具有片面性的，哈贝马斯没有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物质生产实践范畴，仅仅把“交往”聚焦于语言层面和精神层面，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从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完整理解看，“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个人的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意义上的，而是奠定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相互作用”([5]: p. 21)。正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洞察到，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交往活动中具有根本性的奠基作用，是其他各类交往形式得以衍生和发展的前提。当人们投身于物质生产活动时，如因劳动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资料和自然发生联系，在劳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渐渐地形成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2. 对交往概念的理解不同
在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交往问题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对交往概念的表述，概念所代表的内容和实质也各不相同。
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含义广泛。按照马克思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交往主要是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包括精神交往([6]: p. 67)。马克思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广泛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对“交往”进行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交往这一概念，和我们日常语境下所理解的交往是有差异的，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范畴。从经济发展看，交往概念涵盖了生产、资本流通、交换等方面。从社会领域看，交往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缔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在这些交往过程中，首先，交往的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即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个人。其次，交往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进行的。再次，马克思把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做出区分，并强调了物质交往的决定作用，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7]: p. 9)。最后，交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指的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语言符号作为沟通媒介，以达成相互理解的目标并遵循有效的社会规范为必要前提的一种互动形式。在哈贝马斯那里，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理性活动。尽管劳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其核心聚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更看重劳动对提升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因而劳动被视为一种工具性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贝马斯赋予交往优先地位，他把平等且合理的交往看成更能充分彰显人的价值的活动。所以，他所探讨的交往，更侧重于语言和精神层面的深度交往，物质关系鲜少在他的研究范围内。
总之，马克思的交往主要指向现实生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涵盖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往。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则侧重于日常生活中个人在语言层面和道德层面的交往。
3. 交往动力的不同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下，生产力的持续积累和不断进步，是驱动交往关系演变的核心动力。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直接决定了交往关系呈现的具体形态。每当生产力取得新进展，交往关系也必然随之产生相应的变革。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中，原有的交往形式会逐渐无法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转而成为其阻碍因素。此时，更具适应性的新交往形式会应运而生，并逐步取代那些陈旧落后的交往形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生产力经历了从原始社会极度落后到近现代高度发达的跨越。与之相对，交往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例如，在生产力落后的商周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简单模式，而到了生产力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步演变为以商业、贸易等多元形式的复杂网络。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类从狭小地域的孤立个体成长为普遍联系的有机个体，交往形式也从封闭走向开放。基于此，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演进。
哈贝马斯则不同，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力不是交往以及交往形式得以发展的根基。哈贝马斯把交往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寄希望于“道德理性”的提高，即与生产力无关的“学习机制”上([4]: p. 45)。由此，哈贝马斯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其关系的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生产力的提升虽然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稳定、能否长久存续的重要依据，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并非由生产力这一单一因素来主导决定。人类不仅仅从生产力发展所带动的知识维度进行学习，还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实践言论的维度进行学习，这一维度是人们交往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可见交往对哈贝马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方面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能让言说者和听者互相理解的表达，言说者要能用自己的语言传递其意图，听者要能理解表达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双方在共同的语言背景下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要有共同的道德规范([5]: p. 228)，这个道德规范要被大家普遍承认和遵从。因此，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语言是交往的媒介，交往水平的提升要靠道德实践的发展，而社会的进步则取决于学习活动及其水平的提高。
5. 结语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虽有承续性，但也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生产实践为基石，主张唯有彻底变革现实社会、构建全新社会形态，方能达成交往的和谐状态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之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部。他不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现实状况，而是借助批判的方式，提出交往理性观念，以此来改善人与人之间冷漠、冲突的现实状况。事实上，只有在充分理解并依托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更有效地挖掘和彰显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