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探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转型与实践启示时，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方面，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其著作《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中，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关注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1]。同时，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通过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强调了马克思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及其理论贡献[2]。在国内，张一兵教授详细解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并指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3]。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大致轮廓，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思想转型与实践启示探讨尚显不足。特别是关于马克思如何通过这部作品完成自身思想上的两个重要转变，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划清界限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论意义，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此外，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但对于马克思如何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立场，进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批判视角，社会解放方面的理论创新，仍需更深入的讨论。
本文旨在补充这些研究空白，通过对《导言》文本的细致解读，结合当时德国社会背景及马克思个人经历，揭示其思想转型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现代社会解放运动的启示。特别地，本文将着重分析马克思如何超越费尔巴哈，深入到对其世俗基础的批判，以及他对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彻底解放的社会力量的理解。这不仅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也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 现实与理论起源
现实问题与理性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自己所坚信的理念是否能够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不断的怀疑、彷徨与思考中，马克思最终突破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当时，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已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并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结论，但他们的批判更多聚焦于自然，较少涉及政治生活[4]。因此，作为精通法哲学的学者，马克思凭借自身专业优势，立足于费尔巴哈所主张的现实自然界与现实人的立场，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了批判，并于1843年3月至9月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随后，他前往巴黎，考察法国工人运动，研究其先进的政治思想，并于1843年10月至12月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该文发表于次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
(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在《提纲》中写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5]: p. 5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但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关税制度，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封建特权横行，欺压其他阶层，激化了民族矛盾；政治上，除了保留了专制制度外，还处于城邦林立、封建割据的状态，并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因此相较于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德国可以说是相对落后，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并没有达到“现代”的状态。然而在思想上，德国人善于基于英、法国家发展达到的高度来思考和探索，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尤其是青年黑格尔的激进化将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灌入人心。因此，德国的自身发展虽落后于当时的英、法，但其思想却又是当时的同时代水平。
除了国内自身的局限，德国又深受当时国际局势的局限。拿破仑战争后，逐渐形成由英、俄主导的维也纳体系。掌握了海权的英国仗着均势原则，为了不让在欧洲大陆出现新的强国与其抗衡，而想尽办法地维系了德国的松散状态；而同样地，掌握着陆权的俄国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中南欧，通过各种手段维系了德国的分裂来维持它的孱弱。
(二)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探索与困惑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继任《莱茵报》主编后，关注政治生活、提倡革命民主、为许多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发声。马克思看透了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四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而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名义上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却体现了专制制度的反自由和反民主[6]。他在编辑《莱茵报》的过程中接触到各阶级对此检查令的辩论材料，让他意识到不同的等级都站在不同的立场，表达着各自的利益。经此，马克思开始慢慢接触到物质利益这一现实的概念。随后，他参加了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资产分析的辩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这三次的辩论和争论让他真正意义上触及了物质利益领域，并需要他对此发表自身的看法。经过这三场的辩论，让马克思更进一步地看穿了普鲁士的反动制度和维护特权者利益的本质，并对此作出了猛烈的抨击。他通过触及这些社会深层的东西即制约着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物质利益，意识到了等级、利益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一些内在联系，认识到了客观的社会关系制约着国家和法律[7]。但因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脱离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束缚，也没有真正对社会的经济进行剖析，所以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矛盾之中。
(三)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
根据吴雪琴在她的文章中所说，现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是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使用“颠倒方法”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但真正让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并且接受唯物主义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8]。费尔巴哈在1839年完成的著作《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了自己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他认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而思辨哲学却将它颠倒了。他倡导的新哲学主张用人的精神的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9]。首先，正是费尔巴哈在思辨哲学时使用的将颠倒了的主客体再次颠倒回来的方法，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有自主性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为国家服务而被划分的两个领域；马克思却认为要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出发来解释国家。其次，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学观点的影响，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制度创造人民、人为法律而存在等君主制思想时指出，人民创造国家制度，而法律也是为人而存在等观点。最后，马克思则用人的异化来批判了现实的政治和国家[10]。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理念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性继承[11]。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过多地关注自然而较少地关注政治，因此马克思就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的角度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并且在1843年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3. 文章主题内容分析
(一) 德国的历史性及其对哲学批判的意义
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当英国和法国从资本主义受益并将快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德国却才刚刚开始。因此，马克思指出如若要批判德国的现实，那么可能会出现时代错乱，因为德国的现实落后于实际的历史。他在文中说道“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5]: p. 8)。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放过德国的制度就不批判，虽然这种制度低于历史水平，但它依然是批评的对象。马克思真正想要说明的是，对于德国而言，真正处于同时代水平的是德国的哲学，因此批判德国的哲学才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称德国的哲学为“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5]: p. 9)。虽然德国的发展没有达到同时代的水平，但善于思考的哲学家们在英、法国家达到的发展水平之上作出探索与思考，做到了让哲学成为了当时的同时代人。
德国的历史性决定了批判也绝不能停留在德国的现存制度上。因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正是这种制度的抽象延续。德国的发展并不应该建立在对德国现实的直接否定上，因为德国的哲学本身表达的就是对德国现实的直接否定。那么为什么要对德国的哲学进行批判呢？因为德国哲学观念上的制度已经在英国和法国实现了，他们已经做到了政治解放，但也不难看出政治解放却并不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政治解放并没能将人们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靠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作引领而走向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够解决人的自我异化问题。
马克思在他的文中说到导言之后要做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德国的现实社会，而是要联系“副本”即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在这“副本”中的集大成者正是黑格尔。黑格尔的著作是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而它最主要的表现是思辨的法哲学。那为何这种思辨的法哲学却能在还没有达到同时代水平、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产生呢？正因为这种思辨的法哲学脱离于现实的人，而它所代表的现实的国家也脱离于现实的人，德国的国家学说就能够充分地说明现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
《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德国的历史性来解释了为什么要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对于德国来说，比起批判现存制度还要重要的事情是批判德国的哲学。因为德国的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而它的哲学才是同时代人，因此对德国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对它的哲学进行批判。
(二) 德国革命和解放的本质：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根据马克思在文中提到，所谓的政治解放必须以两方的对立即作为社会消极的普遍代表和作为社会积极的普遍代表这两方的对立为前提。简单来说，若想要政治解放，需要两方代表拿出架势来进行斗争，但德国的现状是作为社会消极代表的贵族和僧侣没有勇气和胆量标识自己，而作为社会积极代表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勇气来果敢地站到政治舞台将手中的利剑挥向社会的消极代表。作为社会积极代表的资产阶级非常的软弱无能和昏庸，也极度地没有生命力。而马克思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法国作为当时的现代国家代表，他们的革命是由一批又一批敢于斗争的社会积极代表站到政治舞台，与社会消极代表甚至是与自己相比较而言不那么积极的社会代表勇敢对抗才得以进行的。与之相比较而言，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显得一团杂糅，资产阶级并不能够承担政治解放的任务，而这决定了反映着他们要求的德国哲学虽然在理论上标榜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但在实践上不敢被拿去革命和验证。因此本应该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却止步在了精神活动领域，精神被看成了唯一的积极因素。而且最致命的是，革命不仅脱离了实践，它更是脱离了人民群众。《导言》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 p. 11)。因此，只有当理论变成实践，变成实打实的对抗才能称之为革命；只有当理论被群众所接纳，让群众团结一心参与革命，变成一股坚不可摧的物质力量，政治解放才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就德国的现状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也提出如果德国还是继续在思想领域成为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而在实践领域还是毫无所为的话，那么德国将会成为“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5]: p. 13)。理论和现实的不对等会导致德国在没有享受到任何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让它经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苦难，德国会将自己所处现实的旧制度的缺陷与思想领域正在经历的现代政治的缺陷结合在一起，经历超出自身接受范围的苦难。因此，资产阶级无论在思想领域有了多大的成就，但只要他们继续懦弱和无能，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向社会消极代表勇敢开战的话，那么德国的政治解放将永远不可能会实现。
就以上的论证来看，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德国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德国要是想要革命和解放，就得抛弃政治解放这条路，因为政治解放在德国是行不通的，那么德国的革命需要一条符合本国特征的、能够现实解决本国现实问题的道路。
(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
既然政治解放在德国行不通，马克思提出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在于跨过政治解放，直接将高度提高到人的解放即理论上解释为从人的高度对法哲学进行批判。人的解放在理论上的概念已明了，但在实践上它还缺一个条件，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因为人的解放需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需要由无产阶级来成为这一解放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承担者。为什么人的解放需要无产阶级来完成呢？因为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局部的、政治领域的革命，并不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它只是资产阶级对自己阶级的解放，帮助他们自身取得普遍的统治。但后者需要实现所有阶级和所有社会成员的普遍的人的解放。而无产阶级正是资本主义工业运动的产物，是工业化而带来的社会的急速解体造成了人为的贫穷的阶级。而他们的贫困也并非片面的或者局部的，而是普遍的贫困。只要资本主义持续发展，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苦难会越来越加剧，他们虽然作为市民阶级的一部分却不存在于资产阶级标榜的能带来解放的“市民阶级”之中，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普遍的不公正，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就德国的情况来看，在政治领域的局部的革命是一个没办法付诸现实的革命了。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解放者的角色，因为他们作为封建阶级统治的对立面开始与其斗争时，无产阶级也已经开始了反对他们的斗争。
无产阶级如果想要解放自己，那么就需要从根本上来推动对所处社会的变革，因为德国的国家制度就是轻视人、使人自我异化的前提。资产阶级想要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但就是这一制度却剥夺了无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相悖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理应是突破世俗对他们的枷锁、反抗普遍的不公正、与一切阻碍彻底革命的因素作斗争。然而也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解放自身需要先解放其他的一切，因此这便需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马克思也在《导言》中指出，要想让哲学成为现实必须要将无产阶级当作自身的物质武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使哲学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而无产阶级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也必须要用科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即在哲学的指引下推动革命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无产阶级和哲学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
总的来说《导言》一文中主旨明了、因果清晰，也运用了许多比喻修辞让读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到当时德国的情况。马克思先是肯定了青年黑格尔派做出的贡献，再在此基础之上指出他们在批判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即其根源的追溯只停留在了心理层面并非落实到世俗层面。因此他提出若要真正意义上批判那就要批判世俗基础。而对世俗基础的批判是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因此他提到要讨论现实问题就必须要考虑到德国的历史性。马克思因自己所涉及的领域、工作经历、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等，对于德国的现状有十分明确而又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德国虽然在现实的发展上落后于英、法等当代国家，但在哲学领域跟上了甚至是超越了当代的水平。由此他得出就德国这一特殊情况来看，批判应该落足在它的法哲学和国家观，因为它的现实远低于被批判的水平，但也绝不是说低于批判水平就放任它，只是前者更有批判价值。马克思又通过德国的历史性来论证了政治解放在德国的不可能性，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承担政治解放的任务，因此德国唯一的出路是跨过政治解放直接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在理论上的表述形式为从人的高度对法哲学进行批判，然而在实践上却还有一个条件：无产阶级的形成。无产阶级作为遭受普遍不公正的阶级，其任务和使命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人的解放即彻底的、全领域的革命的物质承担者。对于哲学来说，它离不开无产阶级通过实践来使它成为现实；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也同样离不开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他们的头脑、指引他们的实践。
4. 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
《导言》作为马克思两个转变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奠定作用，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胚芽。这部作品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生活中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
(一) 历史意义
《导言》中，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产生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的雏形；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唯一一个能够消灭一切奴役并且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马克思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2]。但因《导言》是马克思早期的作品，因此也有一些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子，会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通过阅读《导言》能够更加直面地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也能够客观、辩证、全面和历史地了解到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进步和缺点，更能够深刻地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这些理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政治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 当代启示
首先，《导言》中提出的对世俗基础进行批判这一理念体现了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卓越能力[13]。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大多数为事物的表现形式，而事物的本质才是根本，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马克思通过现象本身所看到的世俗根源也正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事物的本质。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主要矛盾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这多变且至关重要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谨慎辨别周围的表象，要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事物的本质，再对其对症下药。现实生活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也严格落实了这一重要思想。例如：在疫情防控中，我们了解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潜伏期、传染性等特点，才能制定出相应的防控策略；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了解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因素，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发展计划；在教育教学中，我们了解了学生的认知特点、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等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合学生的教学计划。在环境保护中，我们了解了污染源、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排放量等因素，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治理方案。在政治建设中我们了解了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我们了解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影响因素、治理难点等因素，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治理方案；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了解了科学问题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因素，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在文化传承中，我们了解了文化传承的历史、传承方式、传承对象等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合文化传承的方案。以上种种成果皆是在把握事物的本质并通过与其相适应的途径与办法基础之上取得的，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
其次，《导言》中提到的在德国的历史性这一问题之上考虑，最应该进行的是哲学的批判而非对现实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对主次矛盾及对其相互转化的敏锐捕捉。就我们现在的理念来看，我们坚持物质第一性，因此在现实与哲学都需要批判时我们往往会觉得现实的批判应该比哲学的批判更重要。但是德国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他们的现实却远低于批判的水平，而他们的哲学更具有批判价值。因此马克思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能够冷静思考，敏锐地捕捉到了更应该着重去解决的主要矛盾即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批判。矛盾是相对的、是变化的，矛盾双方甚至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找到主要矛盾并着重解决主要矛盾乃至是在现如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从而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九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正确认识，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并把矛盾聚焦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解决。化解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关键在于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正因为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与办法，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才能够过上富裕且幸福的生活。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稳扎稳打地前进着，这些成果也是基于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正确把握与分析之上。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与方法论迄今为止还在指引着我们的理论与实践。
再者，《导言》中探讨德国的革命时马克思指出像别的现代国家那样的政治解放在德国是行不通的，要想解决德国的问题就要通过政治解放，直接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的这一倡导其实蕴含了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德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与当时的英、法国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想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解放是行不通的、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像中国坚持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只有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国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够切实地解决所面对的棘手的问题。由此，也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延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也为我们后来的探索与实践作出了很好的经验参考。正如前几年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重要策略很好地解决了我国过去几十年面临的贫困问题这一重要挑战。我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精准地筛查出了贫困人口，并且根据不同的贫困程度和地理环境差异，制定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扶贫政策。在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加强了脱贫攻坚工作，并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政策的推出与实行正是马克思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一理念的当代写照。
最后，马克思在文中首次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至今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我党从建立之初到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心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自身还处于极为贫弱时期就坚定地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也与发展中国家携手，追求和平与发展。一百年来我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直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懈奋斗。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必将带领我们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