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p. 519)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以物质生产为中介的“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统一。在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明确深刻地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生成逻辑，将生态危机放置到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考察，将生态危机的历史本质展现在人们面前，并且着重揭示出了“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莱易斯的“控制自然”的生态观与唯物史观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共鸣。然而，莱易斯思想的局限在于未能彻底地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他将生态危机主体抽象化为“人类整体”，弱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生态危机中的差异性责任与承受力，同时也将生态危机的成因归咎于人类对自然支配欲的普遍化，实际上弱化了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的无限增殖与自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都对生态危机进行了从唯物史观出发的阐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认为，现代性不仅通过理性和技术主导社会发展，还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推动了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剥夺。阿尔都塞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来合法化这种破坏性的自然利用。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使“控制自然”成为一种必然的、看似合理的社会需求。我国学者张涛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对外扩张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超越[2]。学者刘凤义等指出资本追求增殖必须以使用价值为载体，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资本要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排他性地独占，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共生走向对立和分离[3]。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一项基本特征是将自然界的资源视为可交换的商品，而这种对资源的对象化处理，实际上忽视了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和多样性。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将自然环境纳入资本增殖体系，压迫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伸，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支配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
2. 莱易斯“控制自然”观念与唯物史观的联结维度
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莱易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考察并未局限于现在生态危机的表层现象之中，而是深入追溯其历史生成脉络，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一观念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进程中被进一步强化的。他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形成逻辑绝非纯粹的技术进步逻辑，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表达。
2.1. “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取向
第一，古代神话中“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揭示出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并非如现代性叙事所宣称的那样是理性觉醒的产物，而是深深根植于神话中的矛盾性的表达，古代神话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呈现出独特的辩证特征。一方面，神话思维通过拟人化将自然力量神格化，这种表征方式隐含着人类对自然力的臣服；另一方面，祭祀仪式中的咒语和法术又透露出人类试图影响自然进程的意图。但他同时强调，这种“统治”在中世纪始终受到限制，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当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权威后，原属于上帝的绝对支配权开始向人类主体转移。
第二，文艺复兴时期“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自然的控制》中，莱易斯敏锐地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表面上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实质上却孕育出现代支配自然观念转型的关键。“文艺复兴在积极提高对自然(它的秘密和它的财富)的劳动兴趣方面迈出了第一步。”([4]: p. 31)首先，莱易斯关注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家们对“实验方法”的推崇，当达·芬奇宣称“自然是遵循数学法则的机器”时，这种机械自然观为人类干预自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培根“知识即力量”的命题，在莱易斯的解读中并非简单的认识论宣言，而是新兴资产阶级技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通过将自然对象转化为可计算、可操控的客体，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掠夺铺设了观念基础。“培根的主要想法是使其读者相信，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成为可能。”但是莱易斯反驳说：“知识的增长不仅会扩大物质欲望满足程度的界限，而且还能起到永久约束因人的本能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作用。”([4]: pp. 51-52)莱易斯并未将这种转变简单地归因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而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念的变革与在地中海贸易中兴起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指出商业资本对精确计算的需求、远洋航行对天文知识的依赖，都在深层次上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模式。
第三，十七世纪以后“控制自然”的观念。对于十七世纪以后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着重分析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影响，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莱易斯强调，实验科学的方法论在17世纪后期发生了质变，自然已经逐步转化为等待破解的密码系统。“这个因科学发现带来的期望而变得十分迷人的时代终于找到了引导其发展的观念：通过技艺和科学的进步实现对地球的统治。”([4]: p. 71)莱易斯揭示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与资本积累的共谋关系。蒸汽机的发明不仅标志着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掌握，更意味着自然能量被系统地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动力源。
2.2. 基于唯物史观对现代“控制自然”生态观的批判
第一，对舍勒“控制学”概念的批判。“人类历史中的这一历史恒常现象，其直觉形态的表现就是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舍勒把他称之为控制学。”([4]: p. 95)舍勒的“控制学”概念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视为知识增长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在认识论的层面混淆了技术合理性与社会进步合理性的本质区别。舍勒将控制自然的技术理性绝对化，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将这种控制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并非源于抽象的知识进步，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的产物，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被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体系，其发展方向受制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而非纯粹的认识论需求。但舍勒所谓“控制学”的操作主义方法论和原则中包含的支配世界的实用设想是完全模糊的，因为它“把科学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原则简单地还原到社会变化过程中”[5]。舍勒的理论缺陷在于，他将控制自然视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单向度实现，却未能揭示出这种控制在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形态，即自然被剥夺其使用价值属性，沦为交换价值体系的附庸。这种非历史的分析框架，使其无法认识到真正的解放不在于控制能力的增强，而在于改变控制得以实施的社会关系基础。
第二，对胡塞尔的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关系的剖析。“胡塞尔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西方人那里有两个世界，一方是价值对象和实践对象世界，另一方是自然科学对象世界。”([4]: p. 114)胡塞尔通过区分“生活世界的自然”与“科学客观化的自然”两种自然，揭示出了现代性中被自然数学化、工具化的过程，但是其现象学分析未能深入这一过程的社会历史根源。当胡塞尔批判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时，他触及了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问题，但是未能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
第三，对霍克海默“自然的反抗”思想的发展。霍克海默揭示了被支配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性反馈，这一洞见为生态批判提供了重要视角。“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它是以长久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暴力反抗形式发生的。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现代历史独有的，而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循环特征。”([4]: p. 143)但其理论框架存在两重局限：其一，他将自然的反抗视为启蒙理性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批判路径遮蔽了反抗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其二，其悲观主义基调忽视了被压迫阶级可能成为自然与人类解放的双重代理人。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所谓“自然的反抗”实质是自然规律对资本逻辑的否定，这种否定性通过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交织显现出来。
2.3. 意识形态批判的物质根基
2.3.1. “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扩张需求的内在契合
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深刻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逻辑之间的本质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必须不断突破自然界限来实现价值增殖，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恰好为这种扩张需求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当资本逻辑将森林、水源、矿藏等自然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交换商品时，“控制自然”的观念便从生存必需异化为价值增殖手段，这种转化过程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范式之中，在生态维度表现为自然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资本积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被掩盖在等价交换的表象之下。莱易斯特别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特殊性在于，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直接掠夺自然资源来实现积累，更通过塑造“人类征服自然”的集体意识来维持其再生产条件。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将生态系统整体纳入商品化体系，使“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成为掩盖生态剥削实质的观念工具，这种隐蔽的物化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空间转移与代际转嫁的新特征。
2.3.2. 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工具的物质基础
莱易斯对科学与技术的分析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他将科学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满足人类真实需求的方向，转而为资本对自然和劳动的双重控制服务。科学技术的异化逐渐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方面，技术创新被资本收编为突破生态限制的手段；另一方面，环境治理技术本身又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逐步形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循环模式。莱易斯强调，这种技术异化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纳入其价值增殖体系。当技术创新越来越从属于资本逻辑时，其原本所具有的生产力解放潜能被扭曲成控制自然的工具。
2.4. 异化理论的生态学扩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不仅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类整体与作为“无机物”的整个自然界也产生了疏离，资本主义不仅异化了人的类本质，也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双重异化在消费主义文化中达到顶点：当个体通过过度消费来补偿异化劳动的精神匮乏时，实际上加剧了生态系统的代谢断裂。莱易斯的理论推进揭示了生态危机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同源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理论的局限性——他既坚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解释生态危机的根源，又倾向于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视为相对独立的问题领域，过分强调观念层面的批判可能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疑，而这正是唯物史观始终保持理论张力的关键所在。
3. 莱易斯“控制自然”生态观的理论局限
3.1. 对本体论认识的缺陷：实践观的理论倒置
莱易斯对实践范畴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黑格尔主客体辩证法的层面，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物质变换的意义，并且更深刻地反映出他未能把握“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揭示出劳动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如何中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莱易斯却将这种关系简化为单向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人化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而是随着工业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出现的。莱易斯将生态危机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错误，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土地私有制切断这种物质代谢的循环链条。当代农业中的化肥滥用问题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断裂：资本为追求短期收益破坏土壤肥力，这种破坏不是认识不足的结果，而是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易斯将生态危机归因于抽象的人类主体性膨胀，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如何导致自然与人的双重异化。莱易斯的理论倒置使其无法看到，生态问题的本质也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实践方式的异化表现，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在于放弃对自然的改造，而在于重建符合生态规律的社会实践形式。
3.2. 对历史动力机制认识不足：阶级分析的缺失与历史必然性的误判
莱易斯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分析遗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变量，这种遗漏会导致其理论无法解释在当代环境正义运动中的矛盾现象。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曾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改善城市卫生条件，这个事实表明生态关怀内在于阶级解放的政治议程。莱易斯将生态危机抽象化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这种抽象化实际上掩盖了不同阶级在危机中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和责任分担。当资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将自然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将始终伴随着对无产阶级生态权益的系统性剥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危机创造自身的否定条件，而莱易斯却遮蔽了阶级斗争可能打开的变革空间。这种理论盲点使其无法理解，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恰恰孕育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中。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精髓在于，它始终从具体的社会矛盾出发理解历史可能性，而不是将某种危机图式强加于现实发展进程之中。
3.3. 对技术观批判的局限：技术决定论与生产关系分析的脱节
莱易斯将技术异化归因于工具理性的扩张，却未能解剖技术背后的价值增殖逻辑，这种分析实际上落入了其试图批判的技术决定论陷阱。对于技术的批判应当针对如何使技术发展服务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解放目标，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技术规模的大小。技术革新始终伴随着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控制强化。莱易斯倡导的“适当技术”若脱离生产关系的变革，只会沦为资本主义弹性积累的新工具。马克思强调，“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非思想活动，而莱易斯的技术批判恰恰停留在思想层面，未能触及技术重构所需的革命性实践基础。生态社会主义的技术政策应当关注的是，如何使技术发展服务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解放目标，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技术规模的大小。这种转向要求将技术选择与经济民主建设结合起来，使技术创新方向由社会需要而非资本利润来决定。
4. “控制自然”生态观的全新阐释——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4.1. 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前提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深刻揭示出了人类的劳动实践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既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定，也不是对自然存在的简单占有，而是通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这种中介作用被异化为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破坏，其根源在于资本将自然视为可计算的价值符号而非生命循环的有机整体。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将自然纳入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过程既改变自然的存在形态，也重塑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它往往将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异化状态误认为人类存在的永恒特征。实际上，人类通过农业改良培育作物品种的历史表明，合理地控制自然恰恰表现为对生态规律的自觉运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控制自然，而在于这种控制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及其组织方式。正如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所揭示的那样，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已不再是抽象理论命题，而是具有紧迫现实性的生态危机。应对这些危机需要跳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静态规范的理解，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问题意识和批判工具。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理论，应与具体生态问题如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城市热岛效应等对接，重新审视人类实践的生态边界，探索劳动在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中的合理位置。
4.2. 以改变对“控制”、“自然”、“技术”概念的误解为目标
传统“控制自然”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概念体系的非历史性。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所依靠的手段都是科学技术[6]。“控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简化为技术支配，却遮蔽了控制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维度。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控制实质是通过控制劳动过程实现的，这种双重控制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自然”概念同样被意识形态所扭曲，在商品拜物教的作用下，自然既被神秘化为超越社会的绝对存在，又被物化为可无限分割的资源库存。对“技术”的理解则需要破除技术中立论的迷思，技术形态始终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权力结构，现代技术体系之所以表现出破坏性特征，不是因为技术本身具有反生态本质，而是因为技术创新被资本积累的节奏所规定。概念重构的关键在于恢复这些范畴的历史维度，将其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化表述中解放出来，能够真实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矛盾。在重新定义“控制”与“技术”的同时，应从生态正义出发，关注技术部署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影响，避免生态政策沦为技术官僚主义和市场化治理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分析框架，可帮助我们辨识出生态技术选择背后的阶级权力结构，从而推动生态转型中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技术路径选择。
4.3. 以重新思考人类自身需要或满足为意义
当人敏感意识到“控制自然”的观念不是彰显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极权政治统治合法化的手段时，“控制自然”的观念便会沦为被憎恨的对象，“解放自然”作为对抗“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观念被提出[7]。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这本书中这样讲到：“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为了满足需求而不顾一切地追求发展物质工具，今天我们发现，这种称为贪得无厌的要求可以推进到这样一点：人类需求概念本身出现了问题。”([4]: p. 10)资本主义需要体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它既不断刺激个体的消费欲望，又系统性地剥夺人们满足真实需要的社会条件。广告工业制造的符号消费将人的需要异化为身份认同的竞争，这种异化使需要的满足永远处于延宕状态。资本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要来维持积累逻辑，导致需求系统与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根本冲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按需分配”原则，实际上包含着对需要本身的社会性规定——真正的需要是那些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对象性活动。应该将需要体系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的改造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改变劳动的组织形式，才能使人们从消费主义的补偿机制中解放出来。
5. 结语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框架，对威廉·莱易斯的生态观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与重构。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虽然深刻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对这一观念的历史溯源展现了生态危机的深层逻辑，但其理论仍存在三方面根本局限：在方法论上未能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生态危机主体抽象化为“人类整体”，遮蔽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生态破坏中的差异性责任；在本体论上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停留于主客体辩证法的层面，未能把握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性；在技术批判上陷入工具理性分析的窠臼，未能揭示技术异化背后的资本逻辑。这些理论缺陷导致莱易斯的生态观最终难以超越现代性批判的乌托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