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化变革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有利于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优化治理制度体系，促进乡村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转型，缩减城乡发展差异，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助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但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即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治理人才不足、农村社会内部存在数字鸿沟以及治理过程碎片化。为解决这些困境并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的进程，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实践路径，包括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努力缩小农村数字鸿沟以及整合数字化治理过程等路径。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ing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integrating rural governance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ragmented to holistic governance,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facilita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boos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However,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lso faces a series of dilemmas, including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digital governance talents, digital divide within rural society,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processes. To address these dilemmas and further advance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path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mproving digital talent cultivation, striving to narrow the rural digital divide, and integrating digital governance processes.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1]。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意义。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全面推进，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逐步普及，以及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2]。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关系。一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丁波认为乡村社会的数字治理不同于传统乡村的“简约治理”，它更加重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促使乡村治理逐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3]。张佳慧提出基层政府组织依托数字治理，可以及时获取、分析、处理村庄公共事务，推动乡村社会的“在场治理”转为“在线治理”，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效化、精准化，提升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现乡村治理“节本增效”[4]。二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领域。肖迪指出，数字技术在乡村政务服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政府服务的效率，还包含了以民为本的数字治理智慧，引导乡镇政务服务朝着更加人性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5]。孙俊娜等研究发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监测与精准化管理[6]。此外，数字技术为乡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创新手段。在社会治安防控方面，冯献等认为，视频监控、智能安防系统等的应用增强了乡村安全防范能力，有效降低了违法犯罪发生率[7]。三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带来的机遇。詹国辉认为，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通过数字化手段，乡村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创新资源，加速乡村场域空间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同时，数字技术也促进了跨界融合和创新业态的涌现，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8]。沈费伟和袁欢研究发现，“区块链 + 乡村治理”探索了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在乡村事务管理中的应用，为乡村民主监督与资源分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9]。李海金等认为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农村普及，技术工具在乡村被广泛运用，乡村智慧化治理水平迅速提升。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虽在上述三方面已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作用机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深层研究，相关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和作用机制上仍存在明显研究缺口。不仅如此，针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当前的学术研究仍缺乏深入性、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建议。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
2.1. 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优化治理制度体系
在当下乡村发展进程中，数字化平台在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在资源整合与配置层面，数字化平台凭借其强大的功能，能够对乡村治理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进行深度整合。这一整合涵盖了乡村的人口信息、土地利用状况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关键领域的信息。数字化平台可以整合乡村治理的各类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利用，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效益。通过数字化技术，乡村各类信息可以集中管理，包括人口信息、土地利用情况和基础设施建设等[10]，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例如，政府运用数字化平台对乡村人口结构展开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制定出贴合实际需求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政策，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治理制度的科学性与精准度，让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并实现共享利用，显著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与效益。从治理规范化与法治化推进角度来看，数字化平台成为推动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与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引擎。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制定并执行一系列相关标准与规范，以此确保乡村治理过程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数字化平台所具备的数据监测与追溯功能，可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要求。通过实时监测与追溯，政府能够及时察觉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适时对乡村治理制度进行调整。这种动态调整机制有力地推动乡村治理从以往的粗放型模式向规范化、制度化模式转变，有效增强了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为乡村的长远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2.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促进乡村治理转型
在乡村治理领域，实现从“碎片化”治理模式向“整体性”治理模式的转变，是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在面对海量且分散化、碎片化的治理信息时，常常暴露出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表现为治理过程的混乱无序，难以周全地处理各类事务，顾此失彼。数字乡村空间的构建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有效途径。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对乡村治理信息进行精准且精细化的处理，一改传统模式下信息处理的粗放与混乱。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可视化的跟踪手段，能够实时捕捉乡村治理过程中随时涌现的动态问题，为及时且有效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进而显著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以乡村综合治理为例，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社会面临着诸多不确 性因素，各类风险事件显著增加。借助数字技术搭建的平台，能够对这些潜在风险进行及时预测与科学评估，并迅速启动应急预警处置机制，从而有效保障乡村的社会稳定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数字乡村治理还具有打破行政壁垒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行政区域划分形成的壁垒限制了乡村治理的协同性与整体性。而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将治理要素进行区域性整体上网，把垂直化的行政治理与跨区域的整体性治理有机融合，真正实现了乡村治理的无缝隙、无死角覆盖。我国长三角生态一体化绿色发展试验区便是成功运用数字技术达成乡村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典型范例，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2.3. 缩减城乡发展差异，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的现阶段，我国城乡经济建设成果斐然。然而，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社会福利、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仍客观存在着一定差距。而共同富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达成全面富裕、全域富裕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11]。所以，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制约[12]。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手段，融入农村生产生活领域后，能够推动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促使生产力大幅提升，助力产业升级，进而实现乡村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一，数字技术能够将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人才以及智能化、高端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引入农村，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其二，数字技术能够催生乡村新型产业。以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为例，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为农产品拓展多样化的销售渠道，还能创造众多就业机会，吸引新农人返乡创业。在乡村智慧旅游产业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开发乡村旅游的新形式，开创乡村研学游学的新业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数字技术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乡村产业赋能，推动乡村产业实现整体的转型与创新发展，有效拓展了乡村经济的增长路径，提高了农民群体的经济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得以逐步缩小，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显著加快，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强大助力。
2.4. 助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
在当下经济发展格局中，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农业领域变革的关键力量，对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以及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环节，将有力地促进农业朝着高度专业化与规模化方向迈进。数字乡村建设为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改变，涵盖了农业生产力提升、新型生产要素投入以及劳动者组织形式优化等方面。在智慧农场、农村电商、文旅融合等特色农业产业中，进一步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能够有效改善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状况。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自动化、智能化与智慧化，这不仅有助于提前防范农业生产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保障农户的经济收益，还能促使农业效益达到最大化。另外，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为农产品价值实现开辟了全新路径。在农业生产实践里，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依靠精准且海量的数据，对农作物的生长态势、周边环境状况展开全面分析与实时监测，进而科学合理地安排播种、施肥等农事作业时间。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差异化的农事操作与管理，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以及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搭建的数字平台，能够将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汇聚在一起，达成个体农户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效对接。在这个平台上，各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共享、项目合作以及利益联结，从而切实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产销信息对接不畅的难题，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提供有力保障。
3.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
3.1. 数字基础设施薄弱
目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较为滞后的状态。数字基础设施是一套以数据创新为驱动、以通信网络为支撑、以数据算力设施为关键的基础设施体系，其发展程度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有着直接影响。当下，我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存在明显薄弱环节。首先，在互联网普及方面，农村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我国地域广袤，地形复杂多变，众多村落位于山地丘陵区域，这不仅给网络基站的全面覆盖增添了诸多困难，还使得建设成本大幅增加。同时，众多数字应用场景对农村基础网络性能的可靠性提出了全新挑战，比如农村5G网络与数字通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不足，网络信号不稳定，信息资费水平偏高。以互联网普及状况为例，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在网民整体中占比28.2%，而城镇网民规模为7.95亿人，占整体网民的71.8%，农村网民规模占比相较于城镇低了43.6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还远远不够。其次，农村地区在智能化终端、数据处理设备以及农村数据源平台、数据采集平台、信息安全管理平台等农村信息系统平台方面较为匮乏。搭建数据平台、购置数字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对乡村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均需要强大的算力基础和物质基础。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等大型企业平台，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核心技术设备，能够深入挖掘、分析和处理用户数据，进而做出精准的决策判断，提升企业管理效能与利润产出。然而，乡村社会财政资金有限，智能设施设备短缺，数据收集、存储和分析处理能力也较为有限，难以全面、有效地采集、整合和处理涵盖乡村经济社会的数据信息，这使得涉农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单一，缺乏全面且科学的数据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3.2. 数字化治理人才不足
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推进，既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也高度依赖村民的积极广泛参与。乡村居民的数字化素养，是决定其能否全面且深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然而，从整体情况来看，乡村居民数字化治理人才短缺，数字化观念也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青年群体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力军，然而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我国乡村社会面临着“空心化”的窘境，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老龄化问题突出[13]。留守老人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扎实的信息知识基础，难以契合乡村数字建设的需求。同时，当下乡村地区在医疗设施、教育体系、交通运输、居住环境以及薪酬待遇等方面，均与城市存在差距，加之相关招聘、考核、奖惩等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乡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其次，乡村居民对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解较为浅显。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乡村治理实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更未意识到数字乡村治理赋予自身的治理权力以及应承担的主体责任，因而难以自主、主动、积极地投身于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部分村民甚至抱有数字乡村治理是干部的职责，以及“与我无关”，“不干我事”的错误观念[14]。最后，乡村基层干部作为数字乡村治理的引领者，因习惯了被动执行上级指令的工作模式，对数字乡村治理的新方式难以适应。数字乡村治理不仅要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创新供给，更要把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各类赋能手段中，运用数字思维，实现以数据进行对话、决策与服务。但对于这些要求，部分乡村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和治理行为上均存在不适应的情况。
3.3. 农村社会内部存在数字鸿沟
一方面，数字治理标准趋同使得农村老人被数字服务边缘化。数字技术本身设立了一定的准入门槛，农民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与运用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被排除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之外。部分老年人面临数字接入难题，由于购置设备及安装网络成本偏高使得他们拒绝使用数字技术。同时，农村老年人尚未形成数字思维，他们对传统生活模式的依赖程度较高，短时间内难以接纳并适应数字技术，进而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数字治理技术化使得老龄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被弱化。老龄村干部因学习能力和认知功能衰退，难以持续适应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此外，各类政务App形式繁杂、内容宽泛，进一步强化了老龄村干部在数字治理中的劣势处境。这使得原本就对数字技术陌生的老龄村干部更难处理多样化的数字业务，降低了他们学习数字技术的积极性，减少了对村庄治理事务的关注，也降低了他们对村庄各类数字服务的获得感。长此以往，可能致使大量数字设备闲置、数字技术无法有效落地，数字乡村治理出现有名无实的状况。
3.4. 治理过程碎片化
治理过程的碎片化现象，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协同性构成了制约。从乡村治理主体的工作协同来看，乡村治理涵盖多个主体，理想的治理模式要求政府、社会以及个体三大主体协同配合。然而当下，乡村治理中的数据采集和信息统计工作，主要由村干部承担。面对标准各异、重复性高且密集的治理任务，基层工作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主观随意性。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治理协同部门，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不同部门分别采集数据，同一部门也存在前后重复采集的情况。这不仅加重了工作人员的负担，还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在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面，治理主体之间的壁垒尚未完全消除。乡村基层政府常常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观念，缺乏主动积极且紧密的合作意识。尽管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治理体系，但不同地区乡村在技术赋能方面成效参差不齐。在农村地区，借助数字技术动员社会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较为有限。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村民的自治观念较为落后，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较低，且缺乏实际行动。如此一来，各个治理主体形成了碎片化治理的局面，难以产生高效的数字治理模式。
4.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4.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当前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现实问题，必须在加快对乡村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同时，实行统一的数字应用平台建设规划，加强数字设施和应用服务供给，以此夯实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硬件和软件基础。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资金投入的保障机制。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整合资源、落实优惠政策、采取多样化的投融资模式，增加农村数字化硬件设施的投入比重。针对落后偏远及数字化较弱的农村地区，建立重点倾斜模式，增加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宽带、电脑、移动互联网、光纤等设施设备进村，提高其普及率覆盖率，增强村民、农业生产者通过网络获取数据及信息的效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均等化[15]。其次，为完善信息系统与设备体系，政府应联合企业，通过财政补贴、技术帮扶等方式，为农村地区引入智能化终端设备，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算力基础设施支撑，实现乡村社会高效能治理。在引入智能化农机设备、供应链、物联网等更多数字技术的同时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促进城乡协同联动。最后，要及时响应乡村教育、交通、农业、医疗等方面的应用需求，推动乡村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高质量发展。同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乡村合作，开发适合乡村的轻量级数据处理软件，提升乡村数据处理能力，丰富涉农数据库内容，提高乡村治理的数据支撑水平。
4.2. 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
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村民始终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数字素养水平越高的村民越有可能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影响决策议程[16]。数字技术能否有效赋能乡村治理，关键在治理主体的素质素养，因此，要提升村民知识素质、加强基层干部能力建设，为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提供内生动力。首先，强化数字治理理念宣传，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导等方式，增强乡村居民的数字意识，提高他们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7]，全方位的宣传数字乡村治理意义、目标与参与方式，举办数字乡村治理成果展、村民分享会等活动，增强村民对数字乡村治理的认知与认同感。基层政府需依据本地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精准探寻数字经济与农村产业的融合要点。在此基础上，设立专属的学习班级或培训课程，以此提升农民的数字技能水平。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与社会资本、数字企业展开合作，借助社会资源，为农民提供更为专业的数字技能培训。例如，与电商平台携手，针对农民开展直播技能培训，传授直播话术、镜头表现等实用技巧，助力农民利用网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个人收入。最后，倡导尊重数字技术、尊重人才创造的价值理念，积极探索构建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认定、激励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健全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平台和资金的扶持机制，通过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数字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如以长期制度安排代替短期政策激励，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支持等政策完善乡村数字技术人才保障激励机制，为数字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助力[18]。
4.3. 努力弥合农村数字鸿沟
首先，提升农村老人数字融入度，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加大对农村数字技术的投入，可以推出针对老年人的网络资费优惠套餐，对购买数字设备的农村老人给予补贴等方式降低农村老人数字接入成本。同时，开展专门面向农村老人的数字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从基础的数字设备操作入手，包括手机的基本通话、短信功能，逐步深入到数字支付、线上政务服务办理等。可采用线下集中授课、上门一对一指导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适应老年人的学习节奏。另外，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简化操作界面，设计大字体、高对比度的显示模式，增强语音提示和引导功能，降低数字产品的使用难度。其次，增强老龄村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建立针对老龄村干部的数字技术培训长效机制，定期组织培训课程，培训内容紧密结合乡村治理实际工作，如数字政务平台的使用、乡村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同时，为老龄村干部配备数字技术助手，由年轻的村干部或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在日常工作中为老龄村干部提供实时的技术支持和指导。最后，建立老龄村干部数字治理激励机制，对在数字治理工作中表现积极、取得一定成效的老龄村干部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提升他们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积极性，为乡村数字治理注入活力。
4.4. 整合数字化治理过程
首先，应构建协同工作机制，成立乡村数字治理协同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各部门数据采集和信息统计工作，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流程规范，建立数据质量审核机制，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搭建乡村数字治理数据共享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实时共享，提高治理效率与精准度。其次，打破治理主体间壁垒，建立乡村治理主体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乡村治理问题与解决方案。基层政府转变工作理念，主动放权，鼓励社会组织和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项目，如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文化建设等项目，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最后，提升公众参与能力与意识，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乡村治理公众参与平台，如开发乡村治理小程序，方便村民在线参与议事、监督等。同时，通过宣传引导，增强村民自治意识，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乡村治理格局。
5. 结论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社会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具有深远意义与广阔前景。它在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优化制度体系、推动治理模式转型、缩减城乡差距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提供了新机遇。然而，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限制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发展，数字化治理人才不足制约着治理效能的提升，乡村社会内部的数字鸿沟阻碍了全体村民平等享受数字服务与参与治理，治理过程的碎片化则影响了治理的协同性与整体性。为克服困境，可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信息系统、推动智慧应用发展；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强化理念宣传、提升数字技能、健全人才机制；努力弥合农村数字鸿沟，提升老人数字融入度、增强老龄村干部能力；整合数字化治理过程，构建协同机制、打破主体壁垒、提升公众参与等实践路径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