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要求”，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激发发展内生动力”，并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系统部署。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但也要看到，经济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部分领域仍存在不少风险隐患。下一步，我们要把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主线，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把重点放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在“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座谈会中提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强调区域协调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扩大有效益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几方面相结合[1]。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分析，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规模扩张与质量升级的核心在于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究其本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科技创新和效率改进两大驱动因素。基于此，本研究重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所谓数字普惠金融，就是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将金融服务覆盖到个人、中小微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传统金融服务的品质与效率，推动金融普惠与普惠发展。2023年是我国将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十周年重要节点。过去十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将普惠金融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监管体系，为普惠金融的稳健发展和可持续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有力的政策支撑。通过不懈的努力，普惠金融的多元化、多层次、广覆盖已基本建成。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的创新模式，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运营效率[2]。《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特别指出，要构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包括优化技术应用环境、加强科技能力建设以及完善监管框架，以推动其规范发展。本研究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关系，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路径，并深入探讨其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机制。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易获取、产品丰富等优点，在满足不同人群的金融需求方面具有其它融资方式无法相比的优势，能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乡村企业参与金融活动，实现降本增效、扩大投资规模、提升产业服务质量以及优化运营效率等多重目标。基于此，研究选取乡村振兴水平作为调节变量，以川渝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系统考察二者及其交互作用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基准回归分析和分维度回归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为川渝地区探索适合其资源条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普惠金融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已逐步体现出来。川渝地区创新性地将传统普惠金融与大数据技术相融合，以“数字化普惠金融”为突破口，开创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路径。这一新型金融模式正在成为引领未来金融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趋势[3]。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管理意识的增强，居民对于多元化资产管理需求日益急迫，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方式，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科技手段减少金融服务成本、扩展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来实现发展。这一过程中，借助数字化技术，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得以扩大，使更广泛人群能够享受金融服务，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这种包容性金融能够为农村、偏远地区以及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快捷、更经济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融入经济系统。当更多人能够获得融资、储蓄、支付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时，整体企业经营活动的水平提高，进而促进了经济效益的高质量增长。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资金用于研发投入。例如，一些小微企业在传统金融模式下可能由于缺乏抵押物等原因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创新活动，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从而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例如，在一些传统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对企业的数字化评估，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那些有潜力进行产业升级的企业，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够促进产业融合，通过为不同产业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能够享受更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大幅提升了企业投融资的便利性。普惠金融与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使数字基础金融越来越普遍，并加快了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与金融服务力度，从而构成了广范围、大数字、快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新形态。它也创造了更灵活、更创新的金融工具，有助于公司和个人更好地应对金融市场的变动，提高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最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蓬勃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制造业转型，为企业的高质量成长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石。所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不仅在提升金融包容、创造就业，以及提高社会效益等领域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还在此基础上，经过从多种角度的回归论证，深入探讨了川渝区域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将怎样推动川渝区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推动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战略重点，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更是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亟需构建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通过激活农村经济活力、改善乡村社会面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等途径，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4]。从理论层面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促进作用。一方面，该战略通过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优化农产品品质，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而言，通过强化农业科技研发、普及农业机械装备和发展生态农业等举措，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也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丰富的土地、水源及生态资源经过科学规划和高效利用，能够有效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产业转型，为农民创造更多增收机会。此外，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升产品附加值等措施，也对激活农村经济活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乡村振兴的不同维度来看，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提供低门槛的金融服务，支持农村创业和产业升级，例如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产业附加值提升。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吸引人才回流农村，能够为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创业贷款和金融知识培训，帮助返乡人才开展创新项目，促进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通过挖掘农村传统文化，增强农村的文化软实力。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支持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为农村旅游项目提供融资，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支撑，通过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生态农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村治理水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增强农村组织的经济实力和治理能力。综上所述，乡村振兴作为关键驱动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该战略的实施不仅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还促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同时通过激发投资活力和消费潜力，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了重要支撑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CHDQ)的评估体系构建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现有文献中，多位学者致力于构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框架，通过整合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关键要素来系统评估经济发展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价体系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过度关注发展效率指标，而相对忽略实际发展成效的评估[5]；另一方面指标体系维度设置较为单一，难以全面反映高质量发展内涵。为突破这些局限，本研究参考潘雅茹和魏静(2023)以及杨永芳和王秦(2024)的研究方法[4] [6]，创新性地将改进的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前者用于科学确定指标权重，后者则负责对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精准测算。这一综合评估体系不仅能客观反映区域发展实况，还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具体评价框架详见表1。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economy
表1. 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测度方法 |
属性 |
川渝经济
高质量发展 |
创新发展 |
创新产出水平 |
专利授权量/人口总数 |
正向 |
R&D人力投入 |
R&D人力投人量/人口总数 |
正向 |
R&D费用投人 |
R&D费用投人额/GDP |
正向 |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
技术市场交易总额/GDP |
正向 |
协调发展 |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
正向 |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1/泰尔指数(TL) |
正向 |
城乡居民收人差异化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额/农村居民人均收人额 |
负向 |
城镇就业水平 |
城镇就业人数/人口总数 |
正向 |
绿色发展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
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 |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GDP |
负向 |
环境治理水平 |
政企治理环境污染投资总额/GDP |
正向 |
开放发展 |
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总额/GDP |
正向 |
外资依存度 |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GDP |
正向 |
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比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出口额 |
正向 |
外贸技术贡献度 |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进口额 |
正向 |
共享发展 |
教育发展水平 |
教育支出/人口总数 |
正向 |
医疗服务水平 |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
正向 |
文化发展水平 |
馆藏图书量/人口总数 |
正向 |
交通运输水平 |
等级公路里程/人口总数 |
正向 |
2. 解释变量
川渝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Cdifin)是衡量该区域数字金融服务普及性与包容性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构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评估体系，系统测度川渝两地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与现状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川渝两省为例，参考郭峰等人做法分别从覆盖广度、利用深度和数字度三个维度，定量刻画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7]。
3. 调节变量
川渝乡村振兴水平(CRRL)。本文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振兴的水平。因此，本文将主要选取经济指标中川渝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指标。
4. 控制变量
川渝产业结构水平(Cind)、川渝人力资本水平(CRCL)。本研究选取了三项关键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首先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Cind)反映川渝地区产业结构特征；其次通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CRCL)衡量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最后使用城镇人口占比(Curban)表征城镇化发展水平。各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测算方法详见表2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indicator design
表2. 变量定义与指标设计
变量类型 |
变量含义 |
构造方法 |
解释变量 |
川渝经济高质量水平 |
川渝经济高质量指数 |
川渝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
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分析指数 |
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
同上 |
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
同上 |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
同上 |
调节变量 |
川渝乡村振兴水平 |
川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控制变量 |
川渝产业结构水平 |
川渝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 |
川渝人力资本水平 |
川渝在校大学生数量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 |
3.2. 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川渝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乡村振兴水平的交互作用，构建了平衡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交叉项系数的回归分析，检验乡村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具体研究设计中，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来探究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为考察乡村振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交互项的计量模型：
将数字普惠金融解构为覆盖广度(Cwidth)、使用深度(Cdepth)和数字化程度(Cdigital)三个维度，分别建立回归方程。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CHDQ表示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包括：Cdifin (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Cwidth (覆盖广度)、Cdepth (使用深度)和Cdigital (数字化程度)，数据跨度为2016~2021年；CRRL为乡村振兴调节变量；C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集，涵盖产业结构(Cind)和人力资本(CRCL)等指标；C为截距项，a1~a4为待估参数。
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重庆市的统计年鉴、中经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字普惠发展指数》等，同时采用均值插补法处理缺失数据，选取2016~2023年川渝地区的完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有分析均基于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的数据集展开。表3详细列示了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均值、标准差等关键指标。
Table 3. List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 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变量名称 |
名称 |
样本量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
CHDQ |
296 |
0.216 |
0.488 |
0.347 |
0.0824 |
川渝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
Cdifin |
296 |
87.85 |
316.7 |
167.7 |
60.81 |
Cwidth |
296 |
90.29 |
328.2 |
152.6 |
60.80 |
Cdepth |
296 |
85.48 |
296.0 |
182.5 |
52.02 |
Cdigital |
296 |
70.29 |
316.4 |
190.4 |
85.52 |
川渝乡村振兴水平 |
CRRL |
296 |
25,012 |
52,633 |
36,640 |
5904 |
川渝产业结构水平 |
Cind |
296 |
0.0289 |
0.657 |
0.403 |
0.105 |
川渝人力资本水平 |
CRCL |
296 |
0.000970 |
0.0702 |
0.0330 |
0.0213 |
4. 实证研究
4.1. 基准回归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作为基准回归呈现出显著结果。具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Cdifin)与人力资本存量(CRCL)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CHDQ)产生1%显著性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ind)的影响系数也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实证发现支持了研究假设H1的成立，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在信贷获取、资金储蓄和支付结算等多个维度改善了金融包容性，进而刺激消费增长、带动投资扩大并激发创业活力。同时，该模式还通过优化金融服务流程、降低交易费用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显著提升了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增强市场主体对信用信息的获取能力，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和准确性，降低信息成本，减少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增强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和信用活动，增强市场主体的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模型(2)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构建了交互效应模型。从上述内容可知，川渝产业结构水平(Cind)、川渝人力资本水平(CRCL)及其与川渝乡村振兴水平(CRRL)的交互项、Cind * CRRL、CRCL * CRRL对川渝经济高质量
Table 4. Referenc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4. 基准线性回归分析表
VARIABLES |
CHDQ |
(1) |
(2) |
Cdifin |
−0.001*** (−11.93) |
−0.001*** (−15.62) |
Cind |
0.060** (2.21) |
0.085*** (4.28) |
CRCL |
1.543*** (8.03) |
0.423** (2.30) |
Cind*CRRL |
- |
0.000*** (11.21) |
CRCL*CRRL |
- |
0.000*** (8.33) |
Constant |
0.405*** (23.97) |
0.500*** (28.90) |
Observations |
222 |
222 |
R-squared |
0.811 |
0.890 |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发展水平(CHDQ)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且为正，这一发现证实了研究假设H2，即乡村振兴战略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乡村振兴通过推动农村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有效激活了乡村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能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消费升级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4.2. 分维度回归
表5展示了川渝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的回归分析结果。实证研究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具体来看：模型(3)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系数为−0.00074 (1%显著水平)，这一结果为理解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模型(4)中，川渝数字普惠金融覆盖深度为−0.00073，这意味着在1%的显著水平下，模型能够很好地识别出深度特征。这个系数说明模型可以有效地提取深度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数据。此外，该系数还可以反映出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深度模型的性能；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0007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这一实证发现表明，该计量模型能够有效捕捉数字化进程的动态特征，为预测数字金融发展趋势提供了可靠依据。综合三个维度的分析结果，可以确认数字普惠金融对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第一，依托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突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限制，使得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以及小微企业等传统金融弱势群体都能获得便捷的金融服务[8]。这种广泛的覆盖促进了资源的更加均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川渝地区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手段，为客户提供更为准确的金融咨询与服务。这种定制化的深度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效能与品质，还优化了资金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区域经济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9]。最后，川渝数字普惠金融带来了金融服务数字化的革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通过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完成各类金融业务，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数字化的金融服务还带来了更高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有助于降低金融交易的风险，增强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Table 5. Subdimens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5. 分维度回归分析表
VARIABLES |
(3) 覆盖广度 |
(4) 使用深度 |
(5) 数字化程度 |
Cdifin |
−0.001*** (−11.06) |
−0.001*** (−9.03) |
−0.001*** (−13.70) |
Cind |
0.082*** (3.06) |
0.018 (0.58) |
0.044* (1.70) |
CRCL |
1.718*** (9.21) |
1.978*** (9.87) |
0.827*** (3.95) |
Constant |
0.372*** (23.24) |
0.409*** (18.53) |
0.439*** (26.44) |
Observations |
222 |
222 |
222 |
R-squared |
0.805 |
0.762 |
0.843 |
4.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构建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因设定误差等因素而发生偏差，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检验研究的稳健性。具体而言，将模型(1)和模型(2)中衡量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量(CHDQ)，替换为川渝城镇化水平(Curban)，重新开展实证分析(见表6)。根据表6呈现的结果，在模型(1)中，川渝数字普惠金融水平(Cdifin)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该变量对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在模型(2)里，川渝数字普惠金融水平(Cdifin)及其与川渝乡村振兴水平(CRRL)的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样证实了其对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验证了假设2。结合表4的估算结果来看，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并未显著改变研究结论，这充分说明本文研究成果具备较好的稳健性。
Table 6. Stability test analysis table
表6. 稳健性检验分析表
VARIABLES |
Curban |
(1) |
(2) |
Cdifin |
−0.030** (−2.05) |
−0.092*** (−5.32) |
Cind |
−35.163*** (−4.28) |
−137.347*** (−6.81) |
CRCL |
628.712*** (12.05) |
392.493*** (5.69) |
Cind*CRRL |
- |
0.023*** (5.71) |
CRCL*CRRL |
- |
103.837 (1.15) |
Constant |
62.351*** (15.73) |
82.391*** (15.19) |
Observations |
222 |
222 |
R-squared |
0.621 |
0.690 |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川渝地区为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乡村振兴对川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控效应。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对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分析普惠金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特别地，从乡村振兴视角切入，深入探讨其具体作用路径。主要研究发现：(1) 数字普惠金融对川渝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整体分析和分维度检验中均得到验证；(2) 乡村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调节效应，固定效应模型证实其通过技术创新路径产生积极影响。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双重效应：其一，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资金在城乡间的均衡流动，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改善农民生活水平[10]；其二，借助数字技术优势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也能推动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其覆盖范围更广，从而更好地推动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的密切结合[11]。这样既能改善农民生活，又能给乡村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提升乡村振兴水平需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交通网络等，这是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村生产力，吸纳更多优秀人才，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工作是相互促进的。随着数字金融的普及，不仅可以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本，而且还可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随着川渝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川渝地区需要深入贯彻国家战略部署，通过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引领机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格局，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