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言
(一) 研究背景
日本作为动画电影制作的头部，借助动画电影实现跨文化传播，使得“动漫文化”成为日本的代名词。[1]《千与千寻》作为宫崎骏执导的经典动画电影，自2001年上映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无数奖项，包括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部电影不仅在日本本土大受欢迎，其奇幻的故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吸引了全球观众的广泛关注。尤其在中国市场，《千与千寻》上映后引发了观影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票房成绩，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显示了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穿透力。
配音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相比字幕翻译，配音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需要在语音语调、文化背景和情感表达上进行深入的本土化处理，以确保目标观众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和接受影片的内涵。然而，配音翻译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处理跨文化差异时，需要翻译人员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语言技巧。如何在保留原作文化特色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文化适应，以增强本土观众的观影体验，成为配音翻译的一大难题。
(二) 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翻译工作也显得愈发重要。《千与千寻》作为宫崎骏的经典之作，充满了浓厚的日本文化元素，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讨《千与千寻》配音翻译中文化折射的具体表现和策略。文化折射理论认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始文化内容在进入目标文化时，会经历一种类似光折射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保留了原有文化的核心元素，又使其适应了目标文化的接受习惯。因此，通过文化折射理论，可以系统地分析《千与千寻》配音翻译中如何处理和转化日本文化元素，使之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同时，更符合其他国家观众的文化理解和接受方式。影视字幕翻译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翻译文本。由于影视的声音通道和视觉通道是同步的，所以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译者的翻译方法。[2]此外，本研究将深入分析配音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文化折射策略和方法。具体来说，包括语言层面的调整，如对话中文化特征词汇的翻译方法；情感表达层面的处理，如原作中人物情感和文化背景的体现；以及文化背景层面的解释，如影片中涉及的日本传统习俗、神话传说等如何通过配音翻译向世界观众传达。通过这些具体案例的分析，可以揭示文化折射在配音翻译中的操作细节和实现路径。
虽然每一部影片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翻译需求，但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可以用于分析和处理不同文化间的翻译问题。本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展示了文化折射理论在配音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并探索了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 文献综述
(一) 文化折射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文化折射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理论，旨在探讨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传递原文化的语言、文化和情感内涵，并在目标文化中引起适当的反应和理解。文化折射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种探索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影响的理论。最早提出类似思想的是德国学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他在其历史研究中强调了文化背景在解释和理解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年代，俄裔美籍作家和翻译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提出了翻译应当忠实于原文，同时考虑目标文化接受度的观点。尽管纳博科夫未明确提出“文化折射理论”这个术语，但他在翻译实践中的理念对文化折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翻译方法体现了对文化细节和原作背景的高度尊重，这种对文化因素的重视正是文化折射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传递和再现。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保留源语言文化的独特元素，以帮助目标语言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的文化背景。例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中，他通过详细的注释和脚注，向读者解释原文中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以确保他们能够全面理解作品。他强调文化背景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为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折射理论不断演进和完善。尤金·奈达(Eugene Nid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对文化折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奈达主张，翻译应当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度。他强调，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语言信息，还要传递其文化内涵，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研究，为文化折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观点促使翻译研究者更加重视文化背景和文化适应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翻译研究中崛起，强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再创造的过程，翻译者应当在翻译过程中考虑文化因素，以确保译文的文化适应性。他们的研究强调了翻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递的活动。翻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在译文中再现源文化的特色，同时使其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
此后，德国翻译学者克里斯托弗·史迪芬(Christopher Steiner)于1998年在《翻译与文化》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史迪芬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解释过程。他指出，文化折射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原文化的语言、文化和情感内涵通过翻译被反射出来，以目标文化的接受度和理解能力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化，从而实现文化的互动和共鸣(Steiner, 1998)。文化折射理论的提出与当时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密切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而文化折射理论的出现强调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史迪芬的理论不仅仅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扩展，更是一种新的文化翻译方法论，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原文化和目标文化的语境和价值观念，以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情感共鸣。
随后，文化折射理论得到了众多翻译学者和文化研究者的进一步发展和探索。理论逐渐丰富和深化，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化差异的处理以及翻译产品在目标文化中的效果评估等方面。例如，法国翻译学者让–保罗·维内特(Jean-Paul Vinay)和让–达米安·维尼(Jean-Dominique Vinay)对文化折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拓展和实践探索，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技术过程，更是跨文化交流的艺术和科学(Vinay & Darbelnet, 1958)。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折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学者们开始从多学科视角探讨文化折射现象，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在影视翻译、文学翻译和广告翻译等实际翻译活动中，文化折射理论被广泛应用。学者们通过对具体翻译案例的分析，探讨了翻译过程中文化折射的具体表现和处理策略。例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异化与归化”理论中探讨了翻译中的文化折射现象，提出译者可以通过异化手法保留原作文化特色，或通过归化手法使译文更符合目标文化的习惯。
(二) 文化折射理论在配音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折射理论在文学翻译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处理文化隐喻、象征和背景信息时显得尤为重要。翻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表达，还要理解并传递其文化内涵，使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中产生同样的效果。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往往会考虑目标语文化的各种规范。那些顺应目的语文化时代背景、契合目标读者文化需求的选篇，往往能拥有更好的接受度。[3]在影视作品的翻译中，文化折射理论的应用尤为重要。影视翻译不仅包括字幕翻译，还涉及配音和台词的本地化。翻译者需要在保留原作文化特色的同时，使其适应目标观众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配音翻译要求译文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语音和语调习惯。通过文化折射理论，翻译者可以调整台词，使其更符合目标观众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在《千与千寻》的中文配音中，译者对台词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其既保留了原作的情感和文化内涵，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3. 《千与千寻》配音翻译文本的文化折射分析
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誉。作为一部深植于日本文化背景的作品，其配音和翻译过程面临着如何处理和传递这些文化元素的挑战。电影中大量借鉴了日本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元素，这些元素在配音和翻译时需要精心处理以确保其文化内涵得以保留和传递。通过中韩两国对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的改编来看，中韩两国的改编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及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本土化改编，在原本的框架之下，赋予小说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对于小说不同价值意义的挖掘，折射出现实中一些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4]例如，影片中的八百万神灵深受日本神道教的影响，这些神灵在日文版中使用了许多特定的名称和习惯用语。为了在翻译过程中保留这些特定名词的文化意义，译者需要进行注释或解释。例如，“八百万神”可以直译为“eight million gods”，但这样的直译可能无法充分传达其宗教背景，因此需要在译文中附加注释以帮助观众理解其深层含义。无脸男等角色反映了日本的妖怪文化，这些角色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充满了神秘感和异世界的氛围。在配音和翻译时，需要通过选取合适的词汇和语调传递出原作的这种氛围。例如，无脸男的沉默和突发的情绪变化，在配音时需要通过声音的变化来表现其神秘和不安，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其独特的妖怪特质。
日本文化中的许多传统习俗和礼节在《千与千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些元素在配音和翻译中也需要细致处理。鞠躬和使用敬语是日本文化中对长辈和上司表达尊敬的主要方式。在影片中，角色之间经常使用敬语，这在翻译中需要通过合适的语言来传递。例如，千寻对汤婆婆的尊敬在中文中可以通过使用敬称和礼貌用语来体现，而在配音时，演员的语气也需要表现出敬意，从而保持原作的尊卑关系。汤屋(澡堂)的设定直接反映了日本的温泉文化。在影片中，温泉不仅是洗浴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场所。在翻译时，将“汤屋”直译为“澡堂”或“温泉馆”，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功能和文化背景。此外，电影中对汤屋的描述和场景也需要通过详细的解释来传达其文化内涵，以便观众能够全面理解这一设定的意义。
《千与千寻》中，角色之间的称呼和语言表达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例如，千寻对汤婆婆使用敬语，而汤婆婆对千寻则使用命令式语气。这些细微的语言差异在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为了保持原作的尊卑关系，译者需要根据角色关系选择合适的称呼，并通过语言层次的变化来体现角色的身份和性格。日文中的语言层次分明，不同角色使用不同的语言层次来表达其身份和个性。这些细微的语言差异在配音和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例如，白龙对千寻的关怀和保护在翻译中可以通过温柔的语气和亲切的用词来表现，而在配音时，演员需要通过语气和音调变化来传递角色的情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日文中的情感表达往往含蓄内敛，而中文则可能更直接。在配音时，演员需要通过语气和音调变化来传达角色的情感。例如，千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和脆弱需要通过声音的细微变化来表现，从而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在翻译时，选择合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感。电影中的情节和角色的情感发展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比如，千寻对父母的依恋和她与白龙之间的情感，都需要在翻译和配音中通过适当的语言和语调来传递其深层次的情感。在中文配音中，通过细腻的语言表达和适当的语气变化，可以更好地传递这些情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深厚情感和情节的发展。
电影《盗梦空间》中起用日本演员渡边谦饰演主要人物齐藤斋等等，无不是利用他国文化符号吸引当地受众的一种手段。[5]《千与千寻》配音和翻译中的文化折射现象揭示了文化传递与文化适应的重要性。通过对文化元素的分析和处理，可以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和欣赏这部经典作品。配音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桥梁，通过细致入微的处理，原作的文化内涵得以完整地传递。这种文化折射现象不仅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4. 研究结论
在配音翻译中，文化折射现象无处不在，体现了原作文化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反映和转化。从语言层面来看，专有名词和称谓是文化折射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千与千寻》中，主人公千寻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音译，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千寻的日语原名“千寻”(ちひろ)在翻译时，既需要保留其发音，又要考虑到目标语言文化的接受度。例如，在英文版中，译者可能会选择“Chihiro”作为音译名，同时通过台词或背景介绍，向观众解释名字的文化背景。此外，日语中的习惯用语和谚语也在翻译中需要特殊处理。原作中常见的日语习惯用语在翻译时，如果直接翻译可能会让目标观众感到陌生。因此，译者通常会选择功能对等的方法，使用目标语言中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表达方式，以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除了语言层面的文化折射外，非语言层面的文化元素在配音翻译中也同样重要。例如，《千与千寻》中反映的日本特有的神道教元素、祭祀文化和传统习俗，这些元素在翻译时需要进行解释或调整，使目标观众能够理解这些文化背景。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如庙会、祭祀仪式等，原汁原味地传达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然而，这些元素在翻译时，可能需要增加背景说明或通过视觉和音效进行补充，以帮助目标观众理解。此外，电影中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环保、亲情、成长等，也是文化折射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价值观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表现方式。因此，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细微的调整，使这些价值观能够在目标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传达和共鸣。
文化传递和文化适应是配音翻译中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文化传递的首要任务是忠实于原作，使观众能够体验到原作所传达的独特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跨文化交流，增进观众对原作文化的理解和欣赏，还可以增强观众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例如，在《千与千寻》的翻译过程中，保留和传递日本传统文化元素，使全球观众能够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感受到日本文化的魅力。然而，过于强调文化传递可能会导致目标观众无法理解某些文化元素。因此，在文化传递的同时，适度的文化适应也是必要的。
文化适应的目的是提高目标观众对电影内容的理解度和接受度。通过对某些文化元素进行调整和改编，使之符合目标文化的习惯和背景，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融入电影的情境。例如，电影中涉及的日本特有的食品、节日和风俗，可能在翻译时需要进行调整，以便目标观众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此外，文化适应还可以增加观众的亲切感和代入感，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更自然地接受和欣赏电影。然而，过度的文化适应可能会导致原作的文化内涵丧失。因此，翻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适应，使电影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的宏大进程中，电影的效果往往深受文化折扣的掣肘。[6]《千与千寻》的配音翻译展示了文化折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通过对文化传递与文化适应双重作用的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配音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翻译质量，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配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承担着传递和适应两方面的责任。通过平衡这两者的关系，译者可以在保留原作文化精髓的同时，确保目标观众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文化交流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