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战略需求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载体，中国国有林场承担着全国41%的森林资源培育、55%的生态公益林管护和60%的林业科技示范任务[1]。然而，长期依赖木材采伐的传统经营模式导致系统性危机：全国127个重点国有林区可采森林蓄积量较20世纪50年代下降78%，62%的国有林场面临经营性亏损[1]。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践行，以及《“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生态旅游占国内旅游市场比重达30%”的目标，生态旅游成为林场破解“资源依赖–生态退化–经济滞后”恶性循环的关键突破口。
当前转型实践中，林场面临三重深层矛盾：
1) 生态保护制度刚性与旅游开发弹性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修订)规定公益林禁止商业性开发，但旅游设施建设涉及的林地占用审批通过率仅为37%，导致项目落地周期长达18~24个月；
2) 产业结构单一化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的错配：全国超70%的林场旅游产品集中于森林观光，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碳汇体验等高端产品供给不足15% [2]，客均消费仅为传统景区的62%；
3) 管理体制科层化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张力：在旅游收益分配中，林场职工与周边社区平均分成比例不足12% [3]，导致社区参与度低、矛盾纠纷频发。
1.2. 研究意义
从农业管理学科视角审视，林场转型本质是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产业系统的重构升级。本文突破传统林业研究范式，将农业管理中的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多元主体协同理论引入林场转型实践，具有三重创新价值：
1) 理论层面：拓展农业管理理论的应用边界，构建“林业资源–农业管理–生态经济”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2) 实践层面：提炼可复制的转型路径，为全国4855个国有林场(含1600万公顷集体林场)的生态旅游开发提供操作指南[4]；
3) 政策层面：针对林地管制、利益分配等制度瓶颈，提出符合“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要求的政策优化建议。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农业管理理论的核心赋能
2.1.1. 资源管理理论：系统性配置与可持续利用
该理论强调对土地、生物、气候等资源的多维整合与动态平衡[4]，其核心内涵在林场转型中体现为三个维度：
生态阈值管控：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采用InVEST模型测算森林固碳释氧、水土保持等功能价值，划定不可开发的生态核心区(占比 ≥ 40%)，如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内林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将62%的区域列为核心保护区[4]；
开发强度测算：引入农业管理中的“边际效益–生态成本”分析模型，设定旅游设施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每占用1公顷林地需修复2公顷退化林)，如浙江临安西天目山景区据此建立“开发–修复”的动态平衡机制[5]，近五年森林覆盖率提升1.2%；
效益综合评估：构建包含生态效益(占40%)、经济效益(30%)、社会效益(30%)的三维评价体系，东北伊春林场转型后生态服务价值年增2.3亿元，旅游收入年增45%，社区就业率提升28% [4]。
2.1.2. 产业融合理论：业态创新与价值链条延伸
借鉴农业“三产融合”理论[6]，林场转型需构建“林业为基、旅游为核、多元衍生”的产业体系：
第一产业生态化：发展林下经济(如铁皮石斛、灵芝等药用植物种植)、特色经济林(山核桃、蓝莓等)，为旅游提供原生食材与体验载体，云南普洱林场林下经济年产值达1.2亿元，占旅游综合收入的35%；第二产业深加工：开发森林食品(松子乳、桦树汁饮料)、生物制品(紫杉醇提取物)、文创产品(木材雕刻、树皮画)，将初级林产品附加值提升3~5倍[6]，如黑龙江亚布力林场林产品加工体验项目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延长了产业链；第三产业高端化：融合康养、研学、文化创意等功能，打造“森林+”复合产品，如湖南莽山林场“森林气候疗法”项目吸引亚健康人群，客均消费超2000元，是传统观光产品的5倍[6]。
2.1.3. 利益相关者理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依据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7]，林场转型需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社区参与–游客反馈”的治理体系：
政府：履行政策供给与监管职责，如贵州省2022年设立2.3亿元森林旅游专项资金，用于林场基础设施建设[8]；企业：通过PPP模式参与开发，如浙江安吉林场与开元集团合作，企业负责景区运营并按营收的8%向林场支付资源使用费；社区：以土地入股、劳务合作等方式参与，广西六万林场周边村民通过“景区就业 + 民宿经营”，年人均增收1.5万元，旅游投诉率下降60%；游客：通过大数据分析游客需求，如四川洪雅林场依据携程平台数据，针对性开发“亲子森林探险”、“银发族康养套餐”，复购率提升30%。
2.2. 研究框架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了“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在农业管理理论指导下，从资源配置、产业创新、利益协同三个维度设计转型路径，通过政策体系、技术平台、能力建设形成保障机制，最终实现林场“生产、生态、生活”功能的多元统一。
3. 生态旅游导向的林场多功能转型核心路径
3.1. 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三生融合”空间治理体系
科学性功能分区与生态红线管控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9)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林场空间治理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分区管控”原则，划分为三级功能区域[9]：
1) 核心保护区(占比40%~50%)：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核心载体，严格禁止任何经营性开发活动，仅允许开展科研监测、植被恢复等保护性工作。例如，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林场划定60%区域作为核心保护区，通过建立红外相机监测网络(覆盖面积达2000公顷)，实现东北虎、梅花鹿等珍稀物种的动态监测，近五年种群数量平均恢复率达18%，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2.5%。该区域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植被覆盖率年降幅控制在0.5%以内，确保生物多样性维持在稳定水平。
2) 生态游憩区(占比30%~40%)：以低干扰生态体验为核心，允许建设步道、观景台等非永久性设施，游客承载量严格控制在生态容量的70%以内(依据《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LB/T 034-2014测算)。浙江丽水九龙山景区借鉴美国黄石公园“无痕旅游”理念，建设架空木质栈道(总长15公里)，使游客活动对地表土壤的扰动率下降40%，同时配套设置生态解说牌(每500米1处)，将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降至最低。该区域重点开发自然教育、森林徒步等产品，年接待游客量控制在50万人次以内，确保生态服务功能不退化[5]。
3) 融合发展区(占比10%~20%)：作为产业融合的主要载体，允许建设低密度服务设施(建筑密度 ≤ 15%)，但需配套严格的生态补偿措施(每开发1公顷土地需修复2公顷退化林地)。广东云勇林场利用12%的低效林地建设生态农庄，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日处理能力500吨)和太阳能供电设施(覆盖率达80%)，同步实施森林抚育工程(累计种植乡土树种30万株)，使该区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2% [5]，实现“开发–保护”的动态平衡。该区域重点发展林下经济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形成“生态保护 + 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产业创新发展：打造“林业+”多元业态体系
生态旅游核心产品矩阵构建
针对不同客群需求，林场聚焦三类核心产品开发，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产品体系：
1) 自然教育产品：依托丰富的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设计沉浸式研学课程。陕西牛背梁林场与20所中小学建立长期合作，开发“秦岭生态探秘”系列课程，包含植物标本制作(识别秦岭特有植物50余种)、鸟类环志(年均监测鸟类32种)、森林水文实验(通过测流堰监测溪流径流量变化)等实践环节。课程配备专业自然教育导师(师生比1:15)，并引入AR技术标注物种信息(覆盖80%的常见植物)，年接待研学团队200余批次，学生满意度达95% [6]。该产品不仅提升游客对森林生态的认知，更成为林场科普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
2) 森林康养产品：依据《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标准》(LY/T 3274-2021)，应遴选负氧离子浓度 ≥ 5000个/cm3、空气微生物含量 ≤ 500 CFU/m3的区域建设康养基地。湖南莽山林场联合省中医院开发“森林气候疗法”项目，设置森林浴场(每日定时开展森林漫步、呼吸疗法)、药草SPA (利用林场自产艾草、薄荷等植物萃取液)、森林食疗(提供富含膳食纤维的森林野菜餐)等服务，配套心率监测手环(实时反馈身体机能数据)和康养效果评估系统。该项目吸引亚健康人群与老年游客，客均停留时间达3.2天，是传统观光产品的2.5倍，年均营收增长25%，成为林场转型的新增长点。
3) 文化体验产品：深度挖掘林业生产文化、地域民俗文化，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东北伊春林场复原20世纪50年代“马套子伐木”场景，展示爬犁集材、斧头伐木等传统工艺，游客可参与伐木工具DIY (如制作小斧柄)、森工老照片展(展出历史影像300余幅)，并体验“林区大食堂”特色餐饮(如高粱米水饭、炖蘑菇)，参与度达75%。南方竹区的江西井冈山林场开发竹编工艺体验(教授竹篮、竹席编制)、竹筏漂流(沿溪流讲解竹林生态知识)，结合“井冈山会师”红色文化，推出“竹林星火”主题研学，年吸引游客8万人次[6]，使林业文化成为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3. 利益相关者协同：构建多方共赢治理机制
3.3.1. 政府：从“全能管理者”到“制度供给者”
政府在转型中发挥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作用，通过三方面举措破解制度瓶颈：
1) 政策创新突破：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生态旅游用地的通知》(2022)，允许林场将不超过5%的林地用于建设旅游厕所、观景台等小型设施(单宗用地面积 ≤ 200平方米)，审批流程从“省林业局初审–自然资源部复核”的180天压缩至“市级林业主管部门直接审批”的45天，大幅提升项目落地效率。2023年，浙江、福建等地已有37个林场旅游项目通过简易审批落地[9]，平均建设周期缩短60%。
2) 财政支持强化：中央财政设立“林场转型专项基金”，2023年预算规模达35亿元，重点支持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智慧旅游系统、生态停车场)，要求地方政府按1:1比例配套资金。贵州省2022年利用专项基金及地方配套资金2.3亿元，完成5个林场的游客中心、康养步道建设，带动社会投资12亿元，形成“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3) 监管体系升级：建立“生态旅游开发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在核心保护区建设索道、滑雪场、房地产等项目，违规开发行为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占地方政府考核权重10%)。2023年，国家林草局对12个存在过度开发问题的林场实施约谈，推动各地建立“开发前生态评估–开发中实时监测–开发后效果审计”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3.3.2. 社区：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
1) 股权合作模式：推行“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广西六万林场周边村民以林地经营权入股，按旅游收入的15%分红，2022年户均分红1.8万元；
2) 就业优先机制：景区招聘中本地村民比例不低于60%，湖北神农架林场设立“社区就业培训中心”，累计培训导游、民宿管家等3000余人，持证上岗率达75%；
3) 利益共享基金：提取旅游收入的5%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浙江德清林场基金近三年投入1200万元，修建乡村道路8公里、改造污水处理设施5处。
3.3.3. 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到“ESG责任践行者”
1) 绿色运营标准：引入ISO 26000社会责任标准，江苏南山林场运营企业承诺旅游收入的3%用于生态保护，近三年投入500万元修复退化林地200公顷；
2) 技术赋能合作：与科技企业共建智慧旅游系统，实现客流监测(精度 ≥ 95%)、垃圾溯源(RFID芯片追踪)、碳足迹计算(游客行程碳排放量实时显示)，如江西武功山林场的智慧系统使管理效率提升40%；产业链协同：牵头组建“林场旅游产业联盟”，整合餐饮、住宿、交通等企业，推出“一站式”旅游套餐，四川成都林场联盟使客均消费从800元提升至1500元。
3.3.4. 游客：从“单向消费者”到“价值共创者”
1) 体验反馈机制：通过小程序实时收集游客建议，如浙江莫干山林场依据反馈优化“亲子探险路线”，使该产品复购率提升至40%；
2) 生态参与设计：开发“森林认养”、“树木挂牌”等互动项目，如东北长白山林场游客认养红松超2万棵，募集生态保护资金300万元；
3) 碳中和旅游产品：推出“碳补偿旅游套餐”，游客可购买林场碳汇额度抵消行程碳排放，如福建三明林场首个碳中和旅游线路年吸引低碳游客1.2万人次。
4. 转型保障机制与政策建议
4.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修订《国有林场管理办法》，明确生态旅游开发的审批流程、收益分配比例(建议社区分成不低于15%)、生态补偿标准[9]；
出台《森林生态旅游服务质量国家标准》，规范游客承载量测算(推荐采用Lawson-Wood模型[10])、设施建设环保要求(如建筑材料本地利用率 ≥ 70%)；
建立《林场转型效果评估体系》，将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社区受益度、产业融合度纳入考核指标；
制定《国有林场旅游收益分配细则》，明确社区分成比例下限为15% (广西试点表明该比例可使纠纷率下降60%)，同时提取年收入的10%建立生态修复基金。浙江德清林场的实践显示，基金对退化林地修复的投入产出比达1:5.3 [11]。
4.2. 强化技术支撑能力
建设“全国林场生态旅游大数据平台”，整合资源台账、游客数据、生态监测等信息，实现转型效果动态评估[6]；
推广“生态承载力预警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植被覆盖度等指标，当超过阈值的80%时自动触发限流措施[12]；
研发“林业碳汇旅游核算工具”，精准测算游客活动的碳排放量及林场碳汇供给能力，为碳中和旅游产品开发提供数据支撑[13]。
4.3. 培育专业人才队伍
在农业管理、林业经济等学科设立“生态旅游与林场管理”专业方向，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已开设相关硕士课程，年培养专业人才200余名[4]；
建立“林场干部专项培训计划”，依托国家林草局管理干部学院，每年轮训基层林场长1000人次，重点学习资源规划、利益协调等内容[4]；
推行“科技特派员驻场制度”，选派农业、旅游领域专家定点帮扶，江西井冈山等地驻场专家已指导开发特色产品12个，新增就业岗位500余个[6]。
4.4. 创新市场化机制
试点“林业生态银行”模式，整合碎片化森林资源打包开发，福建三明林场通过“碳票 + 林票”交易，2023年实现生态收益4500万元[9]；
设立“林场转型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林下经济、康养设施等项目，首期规模建议不低于50亿元，采用“政府引导 + 社会资本参与”模式；
探索“生态资源证券化”，选取生态条件优越、旅游潜力大的林场发行ABS产品，拓宽融资渠道[9]。
4.5. 风险防控策略
生态风险管控：委托第三方机构(如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开展年度生态审计，对不达标项目征收3倍生态修复保证金[14]。2023年国家林草局约谈的12个违规林场已全部完成整改[1]。
经济风险缓释：设立省级林场转型保险基金，财政注资比例不低于30%，基金规模与旅游收入增长率挂钩。
社会风险化解：建立“林场–村委会–NGO”三方调解委员会，实行72小时投诉响应机制。湖南莽山林场通过该机制，2023年纠纷化解率达93% [15]。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农业管理视角，揭示了林场多功能转型的核心逻辑：
1) 理论层面：资源管理理论解决“如何科学利用”问题，产业融合理论回答“如何增值发展”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破解“如何公平分配”问题，三者共同构成转型的理论支撑；
2) 实践层面：通过“三生融合”空间布局、“林业+”业态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可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帕累托改进，浙江、福建等地的案例显示，转型后林场生态服务价值年均增长20%以上，旅游收入年均增长35%以上；
3) 政策层面：需突破林地管制、利益分配等制度瓶颈，建立“生态保护有回报、产业发展有空间、社区参与有路径”的长效机制。
5.2.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
1) 碳汇交易机制：探索生态旅游与林业碳汇的协同路径，量化游客活动对碳汇的贡献与消耗，构建“旅游碳足迹–碳汇供给”的平衡模型；
2) 智慧化转型：研究AI技术在游客行为分析、生态监测预警中的应用，开发林场转型的数字孪生系统；
3) 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德国“近自然林业”、日本“里山倡议”等国际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模式优化方案。
总之，林场多功能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统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多元目标，通过农业管理理论的创新应用，为“双碳”目标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可持续的林业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