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 2024年11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再次强调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人口与经济向来关系紧密，人口发展关系国计民生，人口高质量发展更是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我国当前存在人口供给与经济需求的错位，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中尚存在劳动异化现象，物质资料再生产侵蚀人口再生产，加重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失衡。在中美科技竞争和新产业变革背景下，如何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综合平衡中应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协同演进问题，二者的动态平衡依赖于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为破解这一发展命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既有研究围绕“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主要形成两类学术进路，一类聚焦理论本体论层面，重点阐释理论内涵并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一致性；另一类则关注理论的现实应用，多以理论的现实启示为切入，篇幅较为有限且主要聚焦社会学、哲学维度，对经济维度的系统性探讨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立足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语境，尝试在经典理论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启示，并系统构建以经济周期为脉络、以家庭为枢纽的发展路径。
2.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2.1.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时期，人口红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为人口质量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表现为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整体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人均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然而，随着2010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经济增长模式开始从依赖要素投入向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转变[2]。这一转变过程凸显了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低端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对普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接近上限；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对创新型、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虽然培养了大量高校毕业生，但在顶尖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上仍存在短板。这种供需错配导致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普通高校毕业生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而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却供给不足。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还可能通过抑制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制约消费增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阻碍。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路径。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提升人口质量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够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突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有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使人才供给更好地匹配经济发展需求，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三是通过提升就业质量来增强居民收入稳定性，能够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巩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从长远来看，只有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升，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2.2.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部署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规模优势持续与结构矛盾并存的特征。2024年出生人口虽出现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但生肖偏好带来的短期波动难以扭转长期趋势。人口结构方面，2024年末0~15岁人口占比降至17.1%，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攀升至22%，65岁及以上群体更达15.6%，少子老龄化态势持续深化。值得关注的是劳动人口素质显著提升，2024年16~59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21年，较上年提高0.16年，为经济转型储备了人力资本优势[3]。
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元，集中反映了人口新常态带来的双重挑战。生育意愿低迷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矛盾，经济发展推动的价值观念转变，使得现代家庭更倾向优育投入与个人发展，导致生育养育成本成为决策关键制约。部分群体甚至选择非生育生活方式，将资源集中用于自我提升。与此同时，未富先老的困境加剧了代际压力，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超过多数发达国家总和，但经济基础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遇工业化进程的冲击，核心家庭普及化导致空巢老人比例上升，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亟需构建家庭、社会、国家协同的新型养老机制。
人口发展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应对措施的渐进性与系统性。在保持人口规模优势的同时，应着力破解结构矛盾，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家庭发展潜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这既需要稳定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要求加快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实现老有所养向老有颐养的升级；更要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将人口素质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唯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协调发展，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人力资源支撑。
2.3.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这一理念在我国实践中得到持续深化：从毛泽东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到习近平强调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与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立为发展导向，正是这一价值追求的当代诠释。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人口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性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提升人口素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核心指标持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仍面临劳动异化等现实挑战，特别是在私有制经济领域，尚存在劳动异化现象。推动人口质量提升，正是破解发展不充分难题、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实现路径。
当前家庭发展困境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诉求与物质条件约束的深层碰撞。在资本逻辑影响下，教育等基础民生领域出现异化现象：传统“望子成龙”观念遭遇教育资源失衡的冲击，催生天价学区房等畸形现象，致使家庭发展负担加重。这种矛盾折射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与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并存，物质保障不充分制约着发展主动权的实现。破解这些难题，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更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夯实人的全面发展基础，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的“两种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的基础上，认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是辩证统一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后资本主义时期，“两种生产”经历了从混合发展到分化失调再到复归协调的过程，最终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脉络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更为中国在人口转型与经济升级的双重挑战中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启示。
3.1.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辩证关系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构成社会发展的双重维度，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呈现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社会生产涵盖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繁衍两个基本维度。二者既互为前提又相互制约。物质生产为人类存续提供基础保障，其技术水平决定着人口规模与质量；而人口再生产不仅为社会延续提供实践主体，其知识技能更直接影响生产力革新进程。这种动态平衡贯穿于社会制度演进的全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发展阶段与家庭发展阶段的相互作用，塑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进一步解构了两种生产对立的伪命题。马尔萨斯将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超越物质生产，主张通过消灭部分人的手段维持平衡[4]，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根源并非人口过剩，而是私有制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产生深度割裂：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取超额利润，劳动者却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陷入生存困境。这种异化现象表现为物质丰裕与民生匮乏的悖论——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劳动力再生产被迫屈从于资本增殖需求。资本主义将人的再生产工具化，打破了两种生产原本的协同关系，这种扭曲状态终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文明进步的真正统一。
3.2. 前资本主义时期：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混合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呈现出自给自足的内生性耦合特征。低水平生产力制约下，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在封闭的地域空间内形成深度嵌套。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体系，天然锚定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使血缘网络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架构。这种地缘–血缘的复合结构中，家庭既是物质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人口繁衍的核心载体，家庭成员通过集体劳动实现生存资料的直接获取与代际传递。
原始积累阶段的生产活动尚未突破生存阈值，物质创造与生命延续在家庭场域内实现原始统一。这种低阶协同状态表现为：生育养育过程直接受制于土地产出效率，婴幼儿夭折率与成人劳动损耗率形成恶性循环，人口规模被严格限定在马尔萨斯陷阱区间。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尚未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劳动阶层的知识传承大多局限于经验型技能的代际模仿。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与高死亡率形成动态平衡，劳动者生命周期呈现“高投入–低回报”特征——童年期被迫参与辅助劳动，成年期承受高强度耕作，衰老期缺乏基本保障。这种双重再生产的原始耦合，既维系着传统社会的稳态运行，也构成了突破发展阈值的结构性约束。
3.3. 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力再生产被动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重构了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体系。当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主导形态，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异化。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强制分离构成新型社会关系的基石——资本家通过占有工厂、机器等生产要素建立起支配权，劳动者则沦为纯粹劳动力商品的持有者。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瓦解了传统地缘血缘共同体，使货币关系渗透到社会肌理深处，将人际连接简化为雇佣劳动的市场交换。
社会结构裂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后者为获取生存资料被迫持续出售劳动力。这种交易具有内在不对称性：工人工资仅能维持家庭基本再生产，却需承受机械化生产带来的身心损耗。马克思揭示的异化现象在此达到新高度——劳动者的生命历程被压缩为“工作–消费–再生产劳动力”的循环链条，个体发展可能性让位于资本增殖需求。当机器大工业吸纳妇女儿童参与生产，不仅扭曲了家庭代际关系，更催生出“失能家长–失学儿童–伤病劳工”的代际贫困传递机制。
资本主义的悖论在于：生产力飞跃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私有制下的分配失衡导致结构性过剩与绝对匮乏并存。无产阶级的贫困并非源于物质短缺，而是资本逻辑下剩余价值剥夺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5]。这种制度性矛盾表明，唯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重建物质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协同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真正解放。
3.4. 后资本主义时期：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复归协调
共产主义社会标志着人类再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跃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双重支撑下，实现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本质性统一。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彻底扬弃，社会生产不再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使每个个体摆脱生存竞争的压力，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社会形态下，劳动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我实现的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是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向自身本质的复归，将工业文明积累的全部财富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资源。
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催生出新型共同体形态。随着家庭经济功能的消解，社会组织形式演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保障了工作、生活与休闲的有机统一。在此框架下，教育体系突破职业培训的狭隘范畴，转而构建全面的人的培养机制，彻底打破分工固化的桎梏。这种教育革命使个体既能深入掌握专业技术，又具备跨领域迁移能力，最终培育出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复合型人才，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时期人的片面化发展困境。
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协同演进在此达到新高度。人类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为创造性活动腾出时空条件；生育决策摆脱经济计算的束缚，回归生命价值本身；代际传承超越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聚焦于文化基因与创新能力的传递。此时的制度，“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6]。
3.5. “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我国正面临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协同演进的特殊挑战：少子老龄化加剧与经济转型升级交织，家庭发展能力弱化与人力资本需求升级并存，传统人口红利消退与人才红利培育滞后形成张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再生产规律的核心理论工具，既为破解这些挑战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指引，也要求我们在理论继承中实现时代化创新。
方法论层面，要树立系统思维，注重经济与人口的协同发展。“两种生产”理论揭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这一系统思维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需突破“就人口论人口”或“就经济论经济”的线性思维，构建“双轮驱动”的协同发展框架。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尊重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规律。人口数量、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具有代际累积性，如少子化趋势需通过生育支持政策的长期投入逐步缓解；另一方面要遵循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效率逻辑，以产业升级推动人力资本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匹配。
现实层面，“两种生产”理论为我国破解人口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理论镜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生产”异化的批判，如对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再生产工具化、分配失衡导致贫困与过剩并存的批判，为我国规避类似风险提供了深刻警示。当前我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与资本逐利性的客观影响，仍可能引发局部领域的“生产–人口”失衡。例如，部分行业“996”工作制挤压生育时间、教育医疗资源市场化加剧家庭负担、住房金融化抑制消费潜力等。“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在于，它要求我们在利用市场机制提升物质生产效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对人口再生产的保护，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人口”割裂的覆辙。
理论层面，对“两种生产”理论不能教条式、机械化应用，应立足中国实际的时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对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当前的实践语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超大规模人口的国情特征、数字经济的技术变革、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等，均要求我们对经典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重构“家庭”的功能定位。经典理论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生育单元的作用，而当代中国家庭更需被视为“能力培育中心”(如代际教育投入、健康管理)与“风险缓冲单元”(如应对老龄化、疾病冲击)；二是创新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经典理论未具体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生产”的协调方式，而中国实践需探索“政府主导 + 市场补充 + 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模式。
“两种生产”理论既是阐释人类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基础理论，也是指导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分析工具。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坚持其核心逻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创新实现路径，最终推动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良性互构，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提供中国实践经验。
4.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路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中国正面临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协同演进的特殊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发展框架，也指明了以家庭为主体、以生命周期为主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路径。
家庭作为两种生产的关键枢纽，既是代际传承的基本单元，又是消费投资的重要主体，其生存发展状况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当前青年家庭普遍承受着“四重挤压”——生育养育成本攀升、职业发展周期缩短、住房医疗支出刚性增长、代际赡养压力加剧，这种复合型困境折射出人口转型期的发展阵痛。实现经济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协同，需强化家庭枢纽功能，通过制度赋能缓解代际压力，促进物质与人口再生产的动态平衡。
4.1. 提高供给质量，降低家庭生养负担
生育、养育、教育及培训构成起始和成长的链条，其质量直接影响代际传承与社会稳定。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环节，既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抓手，也是加剧社会分化的潜在推手。有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失衡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滞效应高达50% [8]，而优质教育资源的虹吸效应更催生学区房价格畸高，形成“教育焦虑–过度投入–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更制约人口整体素质提升。
破解困境需构建动态适配的教育供给体系。针对人口流动新趋势，应建立教育资源跨区域调配机制，通过教师轮岗制度、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打破校际壁垒。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步规划教育设施布局，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配置教育资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遗留的户籍歧视。重点强化学前教育普惠供给，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缓解家庭早期养育压力。同时完善职业教育贯通培养体系，使技能培训对接产业升级需求，为不同禀赋的青少年创造多元发展通道，真正实现“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的质变。
4.2. 进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夯实家庭物质保障
完善劳动分配机制是夯实家庭发展基础的核心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战：私有制领域普遍存在的“996”工作制与薪资压制现象，实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的异化延续。资本方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压缩必要劳动报酬，导致劳动者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存，难以支撑家庭发展需求。这种分配失衡不仅抑制消费升级潜力，更阻碍人力资本积累。
破解困局需进行真正的按劳分配，特别需要对私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进行“纠正”和干预。针对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应建立劳动生产率与薪酬增长的动态挂钩模型，将人工智能增效部分转化为劳动者技能溢价。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数字经济领域试点“算法透明化”改革，使劳动强度与报酬匹配可视化。同时发挥公有制经济引领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薪酬体系改革示范，推动私营企业完善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多元分配方式，确保劳动者共享发展红利。此举既能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又可激活内需市场潜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4.3. 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构建家庭、社会、国家协同的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当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双重困境，三甲医院虹吸效应加剧基层医疗空心化，而资本逐利倾向催生过度医疗乱象。这既加重家庭医疗支出负担，又阻碍医养服务有效衔接。
破解困局需实施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动态考核机制，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发展“互联网 + 医疗”实现远程诊断全覆盖。严格资本准入监管，在基本医疗领域实行非营利性运营模式，建立医生薪酬与服务质量挂钩的绩效体系。在养老领域推进“医养康护”一体化，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综合服务枢纽，配备全科医生团队，实现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与生活照料的有机融合。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创新，构建政府、保险机构、家庭三方共担的可持续筹资机制，切实减轻老年家庭的医疗养护负担。
4.4. 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满足各层次家庭住房需求
当前住房市场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与资源配置失序的双重挑战。在核心城市及优质区位，住房价格虽受周期性调整影响呈现波动，但受土地稀缺性、公共服务配套溢价及投资属性叠加驱动，高品质住房价格仍维持高位运行，超出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力承受范围。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及部分新区因人口外流与产业支撑不足，出现住房库存积压与空置率攀升现象，导致资源错配与空间失衡。住房供给体系呈现“中间层塌陷”特征，刚需型住房与改善型住房供给比例失调，租赁市场规范化程度不足，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有限，难以有效满足新市民、青年群体及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加剧家庭居住成本压力，更通过挤出消费支出、抑制生育意愿、固化阶层流动等传导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制约。
破解住房供需矛盾需构建“市场–保障”双轨协同的供给体系。一方面，应优化住房市场分层供给机制，针对高收入群体完善商品住房市场化定价规则，强化住房金融风险防控；针对中等收入家庭创新共有产权住房模式，通过产权比例动态调整实现梯度消费；针对新市民及低收入群体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建立租金指导价与收入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另一方面，需推进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比例，完善租赁住房权益保障立法，建立租购同权制度体系，培育专业化长租机构以提升租赁市场稳定性。在空间规划维度，应强化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导向，通过TOD模式开发与城市更新释放存量住房潜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居住品质提升路径，最终实现住房供给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的范式转型。
4.5. 扶助弱势群体，为家庭减少后顾之忧
弱势群体帮扶体系构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工程。在人口发展维度，特殊群体生活质量的改善直接关系代际贫困阻断与社会资本积累，其发展权益保障不足将加剧阶层固化风险；在经济运行层面，弱势群体消费能力提升对扩大内需、优化要素配置具有乘数效应，其人力资本开发能有效激活潜在劳动力资源。
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精准识别机制滞后、服务供给碎片化、代际转移支付效能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传统救济型帮扶模式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新要求。
完善制度设计需构建动态分层保障机制。针对残疾人群，应建立职业能力评估与岗位适配数据库，发展辅助性就业支持体系；对低收入家庭，需完善“造血式”扶贫长效机制，将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规划有机衔接；面向老年贫困群体，应创新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模式，整合社区医疗与居家养老资源。在制度运行层面，需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精准识别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动态监测保障对象需求变化，构建“基本保障 + 补充保险 + 社会救助”的三级防护网络。同时深化社会保障与财税政策协同改革，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参与公益岗位开发，健全慈善信托监管机制提升社会资源整合效能，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社会协同的立体化保障格局。
5. 结语
人口结构转型与经济动能转换的深度交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命题。当前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家庭作为双重再生产的基本场域，正承受着生育成本攀升、代际赡养压力加剧、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受阻等多重挑战，这些困境实质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微观层面的具象化呈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从原始协同到资本主义异化，最终将在更高发展阶段实现辩证统一的历史规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需探索新型协同路径。既要正视家庭在劳动力培育、消费决策、风险抵御中的枢纽功能，更需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其发展动能。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在生育养育环节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在劳动就业领域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在医疗养老层面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破解制约家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这种治理范式的转型，既是对“两种生产”协调规律的当代实践，更是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的关键突破，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制度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