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本大国，乡村治理是我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最大规模的空间治理形态，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将“治理有效”作为指导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治理有效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和手段。
在长期的乡村治理实践中，政府对乡村进行了大量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但受到地方复杂性、利益多元性和传统文化惯性等因素的制约，仍出现制度实践效果实质性倒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不升反降等“悬浮化”[1]、“内卷化”[2]困境，难以摆脱“行政有效，治理无效”[3]的掣肘。传统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是熟人社会与宗族网络，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些乡村内生性治理资源，强调发挥乡村在地内生性资源的作用。但上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乡村由传统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且具封闭性的“熟人社会”[4]过渡为具半开放性的“半熟人社会”[5]、“无主体熟人社会”[6]，以宗族关系为特征的关系网络逐渐松解，乡村迈入“空心化”。随着地方性规范[7]的逐步丧失，内生性约束力量不断解构，乡村成员行为渐趋原子化[8]，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和主体性缺失困境。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路径与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自治路径均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乡村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调研中发现，J省P镇G村同样面临行政悬浮、自治匮乏的治理困境，但其通过文化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乡村治理路径，乡土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得到激活，多元主体紧密结合成文化网络，行政力量、乡村力量有效协作，乡村公共事务治理高效有序。本文以J省P镇G村为例，探讨政府如何通过构建文化网络，实现多主体力量、多要素的联动凝合，从而助力乡村有效治理。
2. 文献综述
本文参考罗西瑙[9]、俞可平[10]的观点，将“有效治理”定义为：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通过政府与其他各主体的合作与协调等一系列过程，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达成公共事务治理的实际效果。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治理基础方面，治理的合法性(权威)来自认同和共识，而不来自外部强制力量；二是治理路径方面，治理不是由政府单一完成，而是多元主体合作和协商的过程；三是治理结果方面，治理实践能够满足治理主体和对象等多方主体的预期和诉求。围绕乡村有效治理的讨论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研究集中于主体性视角、过程性视角和要素性视角。
其一，基于主体性视角。相关研究主要根据国家、基层政府、政党、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乡村精英、村民等主体之间的主导地位和力量对比的差异，形成政党统合和多元共治两种类型。政党统合主要通过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功能优势、主体优势和整合优势[11]，通过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12]，实现政治嵌入、行政吸纳和民主协商[13]，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14]。多元共治更强调社会各类主体通过对话、协商、竞争、合作等机制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近年来集中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驻村帮扶工作队[15]、驻村第一书记[16]、新乡贤群体[17]的主体功能，多元主体共有权力、利益和价值，在乡村场域中共建、共治、共享。
其二，基于过程性视角。相关研究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出发，探讨与基本治理单元区位条件、规模层级相适应的治理方式，主要有集中式治理、分散性治理和多层化治理三种治理类型。整体性治理主要通过治理单元上移的合村并组、合村并居等方式对村庄建制进行调整[18]，推进乡村空间形态优化和治理[19]，以单元调整来实现治理有效。分散性治理主要通过治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等更小单位的“微治理”[20]，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自治[21]。多层化治理强调以复合单元和灵活单元为基础，以动态调整为手段建立复合规模型治理规模体系[22]，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23]。
其三，基于要素性视角。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从不同维度探索乡村有效治理的不同路径。从内部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的文化[24]、旅游[25]、土地[26]、生态[27]等，盘活乡村资源；从外部通过技术嵌入、法治嵌入等方式实现数字乡村[28]、法治乡村[29]等。基于要素性视角的乡村治理强调资源要素与基层治理融合互嵌，以实现资源互补、以制度与法律协调实现功能升级，从而实现资源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综上，既有相关研究分别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治理有效实现的各种条件、路径，丰富了乡村有效治理研究成果，对乡村有效治理实践具有启发作用。然而，乡村治理成效是多主体、多过程、多要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沿用某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实现持续的有效治理。这也是有的地方沿用上述治理方式，一味强调单一主体、制度规范、技术理性等要素但仍出现“治理无效”现象的原因。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之道在于保持乡村的内生文化秩序并实现行政力量的柔性嵌入，在乡村文化场域中实现多主体、多要素的耦合。但相关研究较少涉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利用。本文通过对J省P镇G村进行个案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田野调查获得丰富的田野资料，以及对个案形成过程中的政府及新闻媒体报道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探索其实现内生文化与行政力量耦合以进行有效治理的生成逻辑、功能机制，以期为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新的思路。
3.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3.1. 理论基础：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嵌入理论
“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由杜赞奇提出，是揭示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30]。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对原有权威和法统的继承等各种手段获得的使他人服从的能力。在乡村社会，任何权力的形成都离不开乡村内生的文化，而文化符号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及其活动，因此权力的形成与作用从表象上来看就处在了由不同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所构成的框架“网络”之中[31]。组织体系包括多种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如宗族、宗教、水利会等组织以及非正式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姻亲等所形成的关系体系。文化网络攀附于内化在乡村中并被大众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和规范，其体现在宗教信仰、家族条规、乡村规约、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内容中。在传统时期，乡村有效治理的基础便是这样的文化网络，当今乡村的发展也仍需要以本土的文化网络及其关系结构作为行动框架，并在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的交织中得以持续[32]。
但与杜赞奇提出该分析框架的背景不同的是，杜赞奇所描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文化网络内生且坚固的基础上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交换，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村落的物理状况，还极大地影响了乡村原有的文化网络，村民原子化和异质性程度提高，社会资本流散，乡村组织凋敝[33]。文化网络往往不再具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文化网络已隐匿在乡村社会中难以自行发挥作用，我国乡村社会内部的主体性呈现式微状态。此时，国家需要主导重构乡村的文化网络以利用该内生力量达成治理目标，即国家力量代表的基层行政权力需逐步嵌入乡村治理的秩序结构。
对此，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本文引入嵌入理论。“嵌入”(Embeddedness)最早由波兰尼提出，认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34]。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认为不仅经济行为，其他社会行为都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并基于网络联系视角将嵌入细化为“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35]。随后，学者们不断延伸嵌入性概念，将其细化为政治嵌入性、文化嵌入性、认知嵌入性等[36]。“嵌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系统，通过系统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形成一个各取所需的趋于稳定的新系统。其强调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相互“扎根”的紧密联系过程[37]。
行政权力的嵌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需渗透到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权威，以实现团结村民和资源获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对乡村精英的行政吸纳改变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使原子化的个体直接面对全能主义的国家[38]。二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对策。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熟人社会”式微，乡村成员大量缺席，舆论压力减小、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原有文化网络被打破，需要国家力量提供的外生秩序予以补充。
3.2. 分析框架：嵌入式文化网络
基于上述分析，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能局限于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行政治理逻辑或单一的乡村治理内部自治逻辑，而是需要两者的辩证互构。本文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和嵌入理论，提出“嵌入式文化网络”，即外生性治理主体和要素在现代治理目标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手段和过程，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将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和行动规则嵌入文化网络。嵌入式文化网络相较于权力文化网络有两方面新的内涵：一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是一种基于“嵌入”而形成的“文化网络”，即各治理主体在网络建构过程中存在时间先后和主客体之分，行政力量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之中，通过一系列支持性行动，激活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动力，撬动内生治理资源；二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是一种为实现“嵌入”目标而形成的“文化网络”，即行政力量在网络构建中将国家治理目标与乡土文化价值相融合，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和行动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嵌入。嵌入式文化网络的建构路径和作用机制如下(见图1)。
首先，文化复现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基础。在传统宗族型乡村场域中，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乡贤文化、组织文化等文化治理资源，有着通过礼俗秩序、士绅群体在乡村内部达到一种“善治”状态
Figure 1.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embedded cultural networks”
图1. “嵌入式文化网络”分析框架
的传统[39]，对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挖掘、精炼提纯与再构建，唤起乡村社区记忆，重建社会关联[40]。政府通过将乡村长期存在的文化空间、活动、仪式等存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以盘活，同时，在此过程中提供增量文化资源[41]。在文化形态和乡村道德不断地被“重复”、“选择”和“创造”的过程中[42]，“领土–文化认同”构建[43]，乡村成为“私”的单位[44]，为后续行动提供内核基础。
其次，关系重塑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关键。网络需要多主体加以构建，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社会动员，背后都隐藏着关系动员逻辑。关系的背后蕴含着行动伦理[45]。在政府持续性的文化复现中，道德和情感共鸣的力量被辐射至乡村主体心中，以“感通”的方式将“无公德的个人”唤醒起来[46]，在政府的主动连接中，存量关系资本从无限的时空中再联结起来。结合声望效应与道德激励等方式，处在“结构洞”位置的行动主体利用自身的关系吸引链接更多主体[47]，扩展关系资本增量，修复乡村断裂和空缺的关系网，实现多主体汇合。
最后，组织再造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保障。政府通过牵头构造乡贤联谊会等半正式组织，形成现代性的“集权简约治理”，在行政与自治之间嵌入由国家和乡村社会良性携手的“第三领域”治理模式[48]，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关联，整合多元碎片化资源，通过乡村社会、国家的协同实现目标统筹、资源整合和行动实施，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
4. 构建嵌入式文化网络：基于J省P镇G村的乡村治理实践
遵循个案研究方法中的典型性原则[49]，本文选取J省P镇G村为分析案例。该村是典型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而现代治理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一是乡村人才结构不合理。“虹吸效应”下大量乡村精英离乡进城，乡村成员主要由资源有限的老年人组成。二是集体行动能力匮乏。乡村传统文化式微后文化规范对乡村成员的行动约束力下降，乡村成员趋向于回归核心家庭这样“私”的单位，对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治理悬浮困境。基层政府投入的现代性治理资源和手段得不到乡村的回应，资源投入和治理手段失效。而实际上，G村作为J省第一大单姓自然村和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的科考名村、名扬地方的四大家族之一，耕读治家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宗族文化历史遗迹、习俗与氏族家规、伦理契约以及大量乡村教育、乡贤治理的传统根基。而由于上述治理困境限制，大量优秀传统文化治理资源被埋没，乡村治理困难重重。
2017年P镇G村开始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启以“中国进士第一村”为主题定位的治理实践。不仅尝试重新挖掘传统治理资源，同时也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为激发乡村自主性探索制度化的路径。
4.1. 文化复现：传统治理资源挖掘
传统文化是网络的生存的土壤和依托。G村作为千年古村和人文渊薮之地，孕育了丰富的伦理价值等传统文化治理资源。虽近代以来文化式微，但其本身就藏匿在乡村中，只需要唤起[50]。文化蕴涵着价值和规范，以物态、行态为表征，基于此，P镇尝试通过公共空间建设、民俗活动传承等方式为优秀传统资源发挥稳定、持续治理作用提供常态化支持。
其一，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汇聚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开放性场所，深刻影响乡村主体的身份认同、心理归属和社会行为，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实现社会整合、秩序建构、认同塑造等目标的基础[51]。P镇重建基祖祠堂“仰承堂”、村庙，以“仰承”为主题在祠堂旁修建进士文化公园，寓意敬仰仙人，光宗耀祖，内含进士文化广场、仰承苑等，进士文化广场内陈列大量乡规、族约、民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传统和现代要素，仰承苑内孵化了进士文化展览馆、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乡贤工作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白天，村民们于进士文化长廊纳凉、闲谈；傍晚，村民们在进士文化广场跳广场舞、聚会。进士文化公园同时作为G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承载了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功能，曾开展节能低碳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文化下乡”展演、红色电影观看等活动，集传统性功能与现代性功能于一身。目前，这些公共空间不仅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空间，还是国家政策宣传、文化下乡等治理行为的重要载体。在政府嵌入、政社互动下，以祠堂为中心的功能性公共空间作用由传统的约束性和符号性空间向功能性和治理性空间转变。
其二，传统民俗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活动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具有隐喻、交融和共鸣等多种功能[52]，是凝聚乡村成员的重要载体。为了传承和发挥民俗活动的功能，P镇将流传千年的鳌鱼灯申报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逢节假日，P镇便会进行主题选定、人员安排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孵化了专业表演队；除此之外，P镇还将“烧塔”这一传统习俗复兴，每至中秋，P镇便召集各家各户将集聚柴火将塔烧成通明火塔，表达“人丁兴旺、日子红火”的美好祈愿。民俗文化活动的复兴不仅为G村人的公共活动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丰富了G村人的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唤醒了G村以进士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社区记忆”，唤起了G村人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宗族认同得以激发，“耕读治家”的公共话语及“建设家乡”的治理共同愿景被再次激活。
其三，传统文化与村庄关联。传统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网络根植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空间场域。自2017年开始进行连结传统的治理尝试以来，P镇通过本源型传统复现唤醒乡村的社区记忆，增强了村庄关联。祠堂村庙重建、主题公园修建、民俗活动复兴、族谱修缮等一系列行动不仅使在村人集聚起来，还吸引众多迁居在外的同族人返村认祖归宗、参加活动，从“私”的家庭里走出来，展现出对村庄家族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多出门在外的村里人，很多小孩子，都跑回老家了，图什么呢，凑热闹，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别的地方又没得玩，现在只能在农村玩。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LGC20230720)政府通过不断强化本源型传统文化，持续性增强同族人的价值认同和关系连结，这种以宗族伦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推动着文化网络的构建。
4.2. 关系重塑：多元主体连结
乡村社会讲求关系本位，网络是基于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建立的[53]。在强调传统回归的同时，政府将无形的传统关系结构嵌套进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中，激发乡村社会主体参与动力，将乡村社会主体连结起来。
其一，政府与乡村精英的关系。乡镇政府指导乡村的工作，效果往往要看个人关系的融洽度[54]。在长久的单向治理中，P镇认识到需要联手更多乡村精英群体，因此，P镇趁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清点、联系户籍、原籍在G村或在G村长期生活的非公经济、文化精英和有威望的“五老”人员，建立乡贤微信群，发送月重点工作信息简报；引入列席制度，邀请乡村精英列席镇村两级重要议题会议，如传统古村落保护和美丽乡村精品点规划建设会议等。逢年过节之时，P镇便邀请乡村精英参加祭祖、“烧塔”等村内宗族活动，召开乡贤恳谈会、乡贤茶话会等。“现在的社会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便是他有心，他也未必有途径来贡献力量，需要我们来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LWP20230720)得益于G村宗族力量的强大，P镇很快便与数百名乡村精英建立关系。“我们镇党委书记、镇长邀请他们，就是说我们镇非常高度重视他们，让他们有这种荣誉感，家乡荣誉感。”(XC20230721)
其二，乡村精英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家族、宗族以其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纽带派生出关系网络、深度信任等特性。处在“结构洞”位置的乡村精英运用关系资本将无直接关系或者关系间断的行动者联结起来，成为在行动者之间搭建传递信息、资源的桥梁的“第三方”，扩大原有网络规模。在P镇的鼓励下，在地精英、回归精英感召离土精英，本土精英又利用自身的关系网通过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舶来精英。如P镇引入的企业家W，流转了包含G村内外的6800亩土地发展“稻渔共作”，每年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共计近500万；早年在省城创业致富的G村人S积极回馈家乡，先后向家乡的助学、养老、环境保护等事业捐赠钱款数万元。其好友，同为G村人的Z听闻S一直为家乡捐资，了解到G村的社会筹款需求，便也萌发助学的想法，加入到助学捐资的队伍当中。“我们都是同姓的，我对你说我捐了多少万，你听了你肯定也会想为家乡捐一些。”(LMZ20230721)
其三，乡村精英与村民的关系。乡村精英与村民处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互动中。直接层面，乡村精英作为在地或离土的优秀族人，运用自身资源反哺家乡，在村内扶贫济困、调解纠纷，与村民建立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村子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家人，如果矛盾闹到上面，把别人告上法庭，那不成仇人了吗？现在德高望重的老人也在，老人多说几句，大家互相让步一下，事情也就算了。”(LGC20230721)间接层面，在宗族型自然村，成员天然地希望获得“好名声”，P镇对在乡村事务中做出贡献的群体进行线上、线下宣传、表彰，使得其获得村民的积极性评价和尊重认同，增强其被村民接纳的程度及与村民的关系强度。为了强化与村民基于认同的关系强度，乡村精英更愿意成为乡村中奉献的“公共人”。
4.3. 组织重造
组织是文化网络的主要表征和基本载体，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和功能承载都深刻影响着乡村文化网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实现乡村有机团结和整合行动的关键环节。
P镇党委政府牵头领导成立乡贤联谊会，联谊会实行个人会员制，由当地的乡贤群体组成。在组织架构上，联谊会设会长1名，副会长、秘书长、理事若干名。理事由P镇党委提名，会员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均在理事中由理事选举产生。在议事程序上，设立会员大会和理事大会，每年初召开会员大会，党委政府在会上做工作汇报，与联谊会会员讨论，拟议工作目标；理事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理事成员于会上讨论商议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的重要问题。乡贤联谊会通过政府立项、专项事业会员捐款、赞助等方式筹集资金，助力G村民生、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事业。如在民生领域，乡贤联谊会对点包干各行政村养老互助之家制度，资助老年食堂。“我们的油、米都是乡贤捐的，有乡贤跟我们说，需要什么物资，以后他都包了。”(XWY20230722)乡贤联谊会成立奖学助学协会，开展高考座谈会和学生点单、乡贤清单的“点单服务”，每年奖学助学数十万元。“我为他们颁奖的时候都很感动，我告诉他们，学成归来一定不要忘记家乡，是家乡养育了你们。”(XK20230722)在经济发展中，在当地形成稻渔共作产业“公司 + 基地 + 乡贤 + 农户”的利益联结发展机制等。联谊会的会员每年要在评议会上接受村民的评议，评议为“不满意”的会员应主动辞职。在社会治理中，成立乡贤调解室，又叫众厅调解室，设在G村始祖总祠旁。“众厅”在G村的民话中意为宗族聚集开会的地方，将乡贤调解室名为众厅调解室，意为让众人的事众人议，大家关起门来，在家族内部自行讨论化解矛盾。乡贤调解室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政府工作人员、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组成，意为实现“德治、自治、法治”三治的在场融合。将乡贤调解室开设的G村总祠旁，是G村想延续宗祠调解效用的一个手段。
在嵌入性文化网络中，组织实现宗族以传统功能为基础的现代化功能转型。在此过程中，党委政府、乡村参与者在彼此信任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合作意愿，党委政府通过牵线搭桥和政策支持引导组织搭建，同时还赋能乡村参与者以增强其治理效能感，进而激发其持续的参与行为。乡贤联谊会成立后，逐步孵化了奖学助学协会、乡贤调解室、乡贤研学会等组织，在公益事业、调解纠纷、文化传承中发挥中坚作用。组织借用了传统文化规范和传统关系连结，但以现代化的治理议题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关注，以传统性和现代性相融合的方式推进民主、高效参与。
5. 嵌入式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
基于乡村本源型传统文化构建嵌入式文化网络是挖掘乡村稳定内生性动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有益探索。乡村治理有效意味着治理路径符合现代性的治理框架和多元共治的要求，治理内容和结果能够回应国家要求和社会诉求。嵌入式文化网络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其尊重乡村内生文化治理传统，引导实现现代性治理资源和传统性治理资源的功能性耦合，在乡村的传统底色上绘制出现代性治理蓝图。通过价值统合、主体凝聚、资源整合最后实现多重治理功能嵌入。
5.1. 价值统合：公共精神嵌入
文化网络运作和发挥功能的核心是拥有一套为人所承认并认同的象征性价值和规范，地方社会中任何希望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主体都需遵循着统一的价值规范进行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传统的宗族型自然村落这种“他人导向”的社会，“面子”、“声望”等隐形规训存在于每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其行动逻辑十分明确，行为“应当如何”的观念被所有人认可。在重构文化网络的过程中嵌入现代治理价值和规范，正是利用这一逻辑使统一的价值得到凝聚和突出，获得认同。P镇通过“环境塑造–典型示范”的方式去除原有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传递建设家乡的公共精神价值和尊老爱幼、崇德向善等一系列规范，一方面将传统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公共空间和民俗活动作为“记忆介质”通过隐喻、暗示、联想等手段引导乡村成员回忆、思考、联想，激活建设家乡的公共话语和治理共同愿景；另一方面通过乡村精英的典型塑造和宣传引导激励更多人效仿、学习。这一核心价值体系既有政府刚性的治理目的输入，也有柔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其中铺垫与调和，能够有效地统合各方价值共识，为持续推进集体行动提供了精神归依与遵循，在此基础上，持续有效的乡村集体行动得以开展。
5.2. 主体凝聚：多元主体嵌入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动者在转译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兴趣及认同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招募和动员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行动者的利益能被满足，实现利益耦合与协同运作[55]。嵌入式文化网络是多个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党委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首先聚焦乡村治理的问题。G村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古村落，此前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却没有看到传统文化资源带来的治理价值，一昧使用现代治理资源覆盖传统治理资源，产生治理无效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党委政府聚焦如何通过文化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这一核心问题，进而开展一系列行动。在利益赋予环节，党委政府运用一系列手段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协同，如政府有人力、资源需求，乡村精英有获得声望和社会地位的需求，村民有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宗族文化天然的认同和向往等，政府以文化为抓手，一方面使乡村的“社区记忆”被唤醒，发挥凝聚共识，阻挡利益分化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举办，满足各主体利益需求。在招募环节，党委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吸纳和宗族认同两种方式连结其他行动者，纵向上政府将乡村精英吸纳于决策体系，横向上利用宗族认同的价值塑造凝聚宗族成员，打造新伦理共同体。最后在动员阶段，连结在一起的各主体开展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建立，核心行动者党委政府团结其他行动者共同维系合作网络的稳定，实现黏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事务的凝聚机制(见图2)。
Figure 2. Framework map for “subject cohesion”
图2. “主体凝聚”框架图
5.3. 资源整合：多重资源嵌入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生存都需要资源，而它常常不能自己生产资源，因此依赖它所在的环境获得资源[56]。乡村社会亦是如此，乡村发展的落后往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与不适配。嵌入式文化网络通过“资源汇入–资源整合–资源输出”将多方主体的多种资源多样化、精准化嵌入到乡村，实现为乡村“输血”。首先，政府的政策资源、项目资源最先注入，乡村的在地文化资源，精英的经济资源、关系资源、人力资源等资源在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过程中不断汇入；其次，网络中的组织结合乡村需求，对资源进行精细化梳理整合，如通过乡贤联谊会这一中介，资源被细分为民生保障板块的助学资源、养老资源，产业发展板块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等；最后，资源通过制度化、项目化的方式源源输入到乡村具体领域中，如在奖学助学领域形成常态化、集中化高考资助机制，在每年的高考师生座谈会上进行一次性专项资助；在养老领域形成对点包干制度，乡贤联谊会对点帮扶养老之家等。资源整合是嵌入式文化网络运转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赋能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见图3)。
Figure 3. Framework map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图3. “资源整合”框架图
6. 结论与讨论
结合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本文回答了乡村如何通过现代行政力量和传统文化网络的耦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问题，研究发现：在“文化复现–关系重塑–组织再造”的逻辑下，通过传统空间改造和传统文化活动举办，重塑乡村社会关联，在家园建设的共同价值目标下，凝聚乡村力量，以此撬动传统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和文化认同，连结乡村关系网，运用乡土内在的声望机制激励乡村主体参与；通过组织构建，将乡贤联谊会建设成决策家乡事的综合平台，并赋予议事会在熟人社会中的正式监督功能；利用这一治理平台，赋予有治理资源的人以合法的身份，通过组织的形式吸纳社会与市场资源进入治理。由此可以看出，P镇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现代化治理目标下，重构乡村文化网络，活化运用了传统治理资源。此类治理模式与东南沿海的宗族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东南沿海乡村现代化、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因此，本文强调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族文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原生态宗族复归，否定已做出的现代化创造成果，而是在消除传统保守因素以及局限性影响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合理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而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制度内核。在此过程中，政府需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在内的网络，在激发基层社会自主性的同时，将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和行动规则嵌入主体合作网络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性与嵌入性的功能契合。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三点：一是本文提出“嵌入式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框架丰富了乡村有效治理实践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对于回答乡村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二是“嵌入式文化网络”对行政力量的嵌入和文化网络的重构通过了分析视角，这可能有助于丰富当前的文化治理理论和嵌入理论；三是“嵌入式文化网络”的提炼是基于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尝试，其典型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外推性，对于其他乡村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虽然案例具有典型性，但其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嵌入式文化网络”的构建逻辑和功能机制是否能运用到其他乡村仍需进一步检验，后续需通过多案例比较、大数据分析等出发检验、修正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