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1]同样，也没有同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演变。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化、普遍化、纵深化必然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数据要素为基础而产生的系统性、全局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形成协调、交叉与共存的良性关系，通过数字技术驱动与数据要素赋能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个要素重新组合，改进其系统结构，以此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进而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赛道。《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提出“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建设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2]。意味着想要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认知模式与教育方式，就要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阻力、实践路径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性和深层次的寻绎。
2.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成逻辑
2.1. 政策驱动：教育强国战略的数字化部署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3]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就要求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2022年，《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指出：“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包括学生数字素养培养，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校协同共育。”强调了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强化教师的数字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师应充分学习数字意识形态，协同利用线上线下教育平台，整合数字教育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同年，党的二十大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健全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4]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贯穿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加快其数字化转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重点要求。
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落实终身学习的制度保障，不仅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对党的二十大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贯彻。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颁布，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加快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汇贯通，塑造立德树人的新格局。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驱动下，为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教育的新赛道提供广阔的前景，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时代赢得育人主动权的重要抓手。
2.2. 技术赋能：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教育适配性
随着互联网、元宇宙、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类也大步地迈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是由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文化与数字社会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议题，进行理论聚合和分拣内生而成的文明形式[5]。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自动化的信息采集、计算和传递，使人们分析信息，进行数据传递的效率大大提高，通过收集、整合、分析这些数据可以为社会带来新的价值，创造新的机遇。其次，数字技术的普及化，使得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部分人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通过超链接文本、网络直播、视频评论等方式转变为信息的输出者，甚至可以是信息的主导者，然而，当我们处于被数字技术全方位裹挟的数字时代时，催生出的一系列数字伦理、数字风险、算法黑箱、数据泄露等问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来引导数字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想要解决数字技术带来的问题，就亟需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命题、范畴、手段、内在逻辑等，进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加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育人的新形态。
2.3. 主体需求：传统思政教育的学习范式转型
2025年，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上网人数从1997年的62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6]可见我国的网络化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而数字化是对网络化的超越，人工智能、数字交互、数字图像、云计算技术等各类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发展，使得教育主体在数字空间中可以获得更加沉浸式，立体式的听觉、视觉、触觉的感受，教育的时效性显著提高，教育主体逐渐向数字主体转变，人们更倾向于在数字空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对数字化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教育内容的趣味性、教育方法的创新性等。然而，数字空间的教育存在碎片化、娱乐化等问题，可能导致价值观呈现零散状态，对我国主流价值观教育产生冲击。其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用灌输方式来引导思想、规范行为，教育内容和方式更新缓慢，干涩抽象，难以理解，使数字教育快捷性与传统教育滞后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歧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化解上述冲击和分歧，立足于教育主体的需求，采用数字化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向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伦理特质、文明守则、礼仪规范等数字化转型。
3.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矛盾
3.1. 技术性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交融、互嵌、共存，并且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分众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并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流程创新、功能升级与结构优化，极大地提高教育的时效性。但是技术深度且广泛的应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技术性矛盾。表现为数字技术的介入并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被技术反噬。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随着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和普及，通过其个性化分析，精准推送等功能，可以快速地吸引大量的用户，人们会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大部分问题倾向于寻求数字技术解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甚至将数字技术作为自己的“副脑”，并逐渐产生依赖，但是算法的娱乐化和偏见性推荐会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话语体系以及主流价值作用，可能导致工具理性逐渐超越了价值理性，且上升为主导地位，这可能使人们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再看重主流价值的教育的作用，而是更加习惯于在数字技术领域获取自己想要学习到的价值观内容，并且数字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和流量，会大量采用这种娱乐化的算法推荐，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思想要么变得单一要么更为复杂，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难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一种现实化的教育，数字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为我们打造了虚拟学习空间，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阵地。但两个阵地的并起，令“青年群体的身体在场与思想在场已不再相互依赖”[7]。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合难度增大，很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难以实现线上线下两栖登场，随之而来的身份虚拟、身体离场、知识碎片，加大了教育的主体和教育内容的明确化、具体化、现实化的难度，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整体性、连续性的发展。
3.2. 制度性矛盾：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途径，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实践平台。党的十九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为此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和转型措施。《纲要》提出，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旨在数字化教育要重点应用于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规范化的制度为数据安全保障、数字资源供给合理、教育运行机制有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利用AI、大数据实施精准教学，通过智能平台接轨国际教育资源，贯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城市教育、农村教育、中西部教育等各层级，形成连续化、公平化、服务化的数字教育生态。
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弥合既有差距，反而因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区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呈加剧态势。尤其在教育领域，农村地区面临数字资源供给不足与基础设施薄弱并存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城乡网络覆盖、终端设备配置及数字素养水平存在显著落差，数字化建设滞后使数字教育资源难以实现普惠共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政策举措因基层执行能力不足、配套机制欠缺而难以有效落实至教育实践，进一步制约了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受限于资金、技术与师资短板，其数字化进程呈现碎片化、非均衡性特征，部分试点校虽依托项目支撑实现局部突破，但区域协同不足、平台互操作性较低、课程资源适配性差等问题，导致数字化转型停留在“盆景式”探索阶段，难以形成全域协同、深度融通的数字生态体系。
3.3. 价值性矛盾：教育目标与技术异化的悖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行为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技术异化问题主要体现在技术依赖、数据泄露、算法偏见、数字鸿沟等方面，这些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观念、促进全面发展等本质目标存在一定冲突。首先，学生和教师习惯性使用数字技术答疑解惑，甚至沉溺在虚拟空间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教育者的引导作用被削弱，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被解构，师生之间的沟通逐渐淡化，情感纽带逐渐松弛，不利于师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随之而来的批判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学术诚信等价值观问题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展开。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涉及大量个人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规范思想、道德、行为的科学，数据一旦泄露，可能导致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出现抵触情绪，甚至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力。
最后，算法偏见可能干扰正确的价值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等进行个性化推荐，长期接受固化、单一的价值观教育内容，极易掉入信息茧房陷进，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接收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单一或片面，使他们难以接触到多元的价值观和文化思潮，不利于他们形成客观的、公正的价值判断，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导向功能的实现。
4.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路
4.1. 技术治理：构建可控性数字教育生态
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教育生态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迭代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本质需求，需要通过技术治理实现外在数字形态与内在育人逻辑的有机统一，将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效统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之中，从而构建具有人为可控性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两个方面发力。
首先，在内容生产维度，技术治理需以“精准化”和“动态化”为双重导向，实现教育内容供给与主体需求的精准匹配。《纲要》中强调，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将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转化为可数字化传播的教育资源。通过建立红色育人资源数字化转化机制，运用知识图谱构建技术、大语言模型等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深度互嵌。在此基础上，构建智能内容推荐系统，例如国家支持建立“大思政课”云端平台、智慧思政共享平台等，依托算法模型实现教育内容的动态调控与定向推送，确保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始终锚定正确价值方向，形成“内容–技术–价值”三维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
其次，在空间构建维度，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需立足当前育人环境的开放性、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融合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坚持以学生为本，构建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关系空间深度融合的育人空间[8]。技术治理致力于突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二元对立，打造虚实融合及线上线下两栖登场的育人新场域。通过构建“大思政课”数字化品牌矩阵，将主流价值观嵌入数据产出、算法设计等技术链条的内部逻辑，实现价值引领的隐性化渗透。同时，利用线上线下融合育人机制，构建“共识共在”、“全时全域”的思政教育网络，使数字技术成为价值观传播的隐形载体，最终达成“技术赋能思政，思政规范技术”的良性互动格局。
4.2. 制度创新：完善数字化转型保障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导向的双重变革[9]。政策导向架构起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比如“人工智能 + 教育”范式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数字强国建设目标的确立，本质上是将技术赋能教育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制度性规范，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摆脱自发演进，成为具有明确价值指向与行动纲领的系统性实践。这种制度创新构建起“目标–路径–保障”三维一体的制度体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聚焦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通过制定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等制度工具，将数字能力转化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化要求。这种制度设计将数字素养解构为教育主体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要具有技术应用、数据思维、价值引领等综合能力，确保教育主体在数字时代具备驾驭技术与传播价值的双重能力。
另一方面，要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就要着眼基础教育和基层教育领域的制度下沉，通过建立数字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将政策红利向基础教育、基层教育与贫困地区延伸。这种制度创新以缝补数字鸿沟为突破口，既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涵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教育资源的优质共享，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从精英化到普惠化再到常态化，使制度创新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4.3. 价值引领：回归育人本质的技术应用
在数字时代，数字化不仅能使人们更快、更准确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各个要素，还提供了更具前瞻性的教育视野，但是数字化连接的是客观数据，不能与人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不能激活人的神经机制[10]。这背离思想政治教育“以心育心、以德育德”的教育需求。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传统教育模式技术迭代与升级，而是涵盖重构育人环境、革新育人理念、创新育人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及评估育人成效的系统性变革。《纲要》中提出要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而必须坚守“以人为中心”的育人坐标。这就要求在育人模式层面，需遵循协同性、立体性、整体性的育人逻辑，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数字化生态。因此，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理论体系。更需将教学、管理、评价等环节的全要素纳入数字化转型框架，通过建立教育主体、内容、载体与环境间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动态优化与精准配置，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育人目标，契合数字时代教育发展规律。
再者，从育人系统思维层面，需辩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环境的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着教育主体认知、内容传播与载体形态，促使教育要素的结构与功能发生演变；另一方面，需依据这种动态变化，系统整合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各个要素，释放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时代的育人效能，实现技术应用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服务于育人本质。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依托数字技术重构教育生态，通过优化教育路径、改善资源供给、提升教育主体获得感的系统性变革过程。然而，数字技术的“双刃剑”属性在赋能教育创新的同时，也衍生出价值导向偏移、数据安全风险、认知茧房固化等负面效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与育人实效构成潜在挑战。破解这一矛盾需构建“技术治理–制度创新–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应对机制，既要发挥数字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效能优势，又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规律。只有在技术逻辑与教育规律的动态平衡中，妥善处理技术工具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现铸魂育人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