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内外学界大致从异化劳动、生态哲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解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问题。但人类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内涵和外延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又一次衍生出新的观点，而科技推动世界的发展又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加速状态，由此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异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领袖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自1980年代起，全球资本主义进入现代晚期，这一时期受现代性思想影响，社会加速发展是一个显著特征。罗萨从时间的角度阐明了一种新的异化——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社会加速的逻辑。以此为契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疏离进行研究，为摆脱社会加速发展背景下的人与自然疏离提供新的解决办法。
2. 社会加速理论
2.1. 社会加速理论概述
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是指现代社会在多个领域的加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加速。罗萨认为，加速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加速，它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趋势，涵盖了技术创新、经济运作、信息传播等各个层面。罗萨在其代表作《加速社会：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005年)中提出，社会加速不仅仅指的是某些事物发展速度的加快，而是指整个社会节奏的普遍加速，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上。换句话说，社会加速反映了人类生活节奏的普遍加快，导致了时间感知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迁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疏离。这种加速既非纯粹物理意义上的速度或速率提升，也不是说一切社会事物都具有绝对的、单一的加速倾向；而是指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在宏观层面上的加速变化过程[1]。
当前学术界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危机，尤其是其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转化过程的破坏，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断裂。萨则从价值论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化现象[1]。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对新异化进行重新定义，即“缺乏关系的关系”，它是与共鸣相对应的负面关系。罗萨在阐释“缺乏关系的关系”时，强调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缺乏关系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人必然处于一种世界关系当中[2]。第二，若这种关系表现为冷漠、无回应或是沉默的状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变得排斥个体，最终导致一种类似于“缺乏关系”的情形，所以异化才被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2]。基于此，罗萨认为既然有“缺乏关系的关系”，那么就有另一个相对于异化的“有关系的关系”这种世界关系就是共鸣。
所谓共鸣，顾名思义就是两种声音彼此相呼应；因此罗萨所谓的“共鸣关系”意指一种主体和世界彼此都会相互回应的关系。但罗萨强调，共鸣不等于“回音”，因为回音是同一种声音的反复回荡，但共鸣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呼应[2]。换言之，共鸣关系是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在呼应的过程中二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有、支配。
2.2. 社会加速的表征及其造成的新异化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的社会，这种加速不仅仅是指物理意义上的速度提升或所有社会现象都呈现出单一的加速趋势，而是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在宏观层面上整体加速的变化过程。在当今社会，个人因无法适应快速生活节奏而感到时间匮乏、时间恐慌已经不再罕见，“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等口号作为一种时间规训、时间伦理已然印刻在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之中，罗萨认为这就是因社会加速而产生的新异化的首要特征[3]。罗萨还指出，社会加速的过程并非单一的维度，而是由科技进步、社会变革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三者构成的一个相互交织的系统性加速现象。
罗萨认为，当代社会加速首先表现在科技的迅猛发展上，科技进步是当今社会最为显著且易于量化的加速形式。科技加速主要通过提升运输、传播和沟通速度，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革。科技加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时间在空间的相对性变得更加重要，意味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利用越来越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其次，传播技术的加速大大简化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过程，并扩大了这种联系的范围，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和迅速。最后，生产技术的加速不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还直接影响了社会结构和决策机制，将它们纳入了加速的过程当中，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更加紧凑和快速。
罗萨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加速还体现在社会变迁的加速上，即社会自身的结构和动态变革的加速。传统上以世代为单位的社会变迁概念已无法充分描述当今社会的快速变化，社会内部的变动已成为普遍现象，时间的跨度不断缩短，社会的动态变化也变得更为频繁。这种加速的社会变迁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而这些转变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风气。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社会结构和个体的生活体验面临更多变数和风险。因此，社会加速不仅仅改变了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还对社会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构成了挑战。
现代社会的加速还体现在个体层面的生活步调加速上。生活步调加速是一种指向个体感受的加速形式，即个体“在一定单位时间当中行动事件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2]。这种加速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倒，表现为个体在主观上因不断调整和适应现代生活节奏而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和焦虑。人们的活动变得更加零散、无目的，并且缺乏集中性。
在此基础上，罗萨借鉴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探讨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现象。他从人们与时空的关系、与工作中对象物的关系、与自身行动的关系、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五个角度，阐述了加速所引发的五种新异化形式：人与空间的异化、人与空无的关系异化、人与自身行动的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和社会异化。
3. 社会加速背景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四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异化关系的结构性质，指出主体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失去了其本质，劳动与其创造的对象分离，并成为独立的力量，从而表现为与主体对立、疏远的敌对关系[4] [5]。在人与自然的限度内，异化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转换(新陈代谢)的断裂和人对自然的控制等方面，由于某种外界因素的作用，导致两者之间从整体走向分裂和对抗。而罗萨立足于价值论层面研究人与世界关系新异化[6]。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区分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五重异化现象。基于此，本文将从上文提出的社会加速的三个表现形式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
3.1. 科技加速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罗萨将科技加速视为社会加速的显著表现之一，这种加速体现在运输、传播和生产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时在这种加速背景下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异化。
科技加速中的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空间。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几乎能够在短时间内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这种空间压缩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传统联系。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与自然周期密切相关，生产与自然景观是统一的。而如今，随着全球化交通网络的扩展，人与自然的接触不再是直接的。运输加速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和方便，但却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感知和依赖。人们更多地依赖科技工具和人工环境，而自然界逐渐沦为一个被剥离的资源库。
传播技术的加速，尤其是数字通信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社会关系的形成不再依赖于地理和物理的接触。然而，这种加速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间接。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在虚拟世界和数字平台上，进行信息交流和娱乐消遣，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却变得越来越少。自然界不再是人与人交往的背景或资源，而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消费对象。所以生态问题往往被远离日常生活的科技设备所掩盖，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变得越来越少，甚至自然的存在感逐渐减弱。
在生产技术的加速中，人类的生产活动变得更加高效和集约化，但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也在加剧。生产加速推动了大规模的资源开采和环境污染，科技和工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提取。尤其在现代社会，资源被视为生产和消费的“供给源”，而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态意义被忽视。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高强度开采带来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而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榨，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在不断拉大。
3.2. 社会变迁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罗萨指出，社会变迁的加速导致社会组织、文化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这种社会变迁的加速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感知和反应的退化。
社会变迁加速，尤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过去，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依赖于自然条件，如农耕社会中人们根据季节变化、气候条件等调整生产活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和紧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机械化和规模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流程所替代。自然资源变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原材料，而不再是人类生活的直接依托。这种变迁使得人类逐渐远离自然，无法感知自然变化的节奏和规律，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
伴随社会变迁加速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科技、市场和现代化理念逐渐主导社会的价值观，效率、生产力和消费成为主流的文化追求。自然在这一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被逐步边缘化。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忽视，甚至自然资源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传统的生态观念和自然尊重被逐渐淘汰，代之以追求即时满足和经济增长的理念。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联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个体和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逐渐减少。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技术和科学的突破不断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但这也使得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变得碎片化。人们的思维和知识结构逐渐偏向高度专业化和工具化，缺乏对自然整体和生态平衡的深入理解。尤其是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表层的新闻和短期的事件中，缺乏系统性的生态思考和对长期生态变化的关注。
3.3. 生活节奏加速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生活步调的加速指向个体感受的层面，反映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和时间焦虑。这种加速直接影响了个体与自然的互动和感知，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
在现代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导致了个体的时间变得更加紧张和碎片化。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任务和责任，从工作到社交，再到家庭和个人事务，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求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效处理。人们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很难停下来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亲自体验自然或关注生态问题。生活节奏的加快让自然逐渐被边缘化，个体无法以更深刻的方式与自然产生联系，生态意识也逐渐弱化。同时生活步调加速也导致了个体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零散和无序。在这种加速的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深度，更多地是为了应对日常的需求而进行的短期行为。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人与自然的深层互动越来越少，个体对自然的体验变得表面化、浅尝辄止。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和人工环境，而很少有时间去接触和体验自然界的真实面貌，使现实的自然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随着科技加速的推动，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智能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工具让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内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体验。然而，这种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体验，反而使得人们的注意力更加分散，缺乏对自然的深度关注。科技的加速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也让人们在过度选择和信息洪流中迷失了与自然的直接联系。
4. 应对人与自然异化的可能路径：生态共鸣
4.1. 后增长社会：生态共鸣的前提
所谓后增长社会是指“一种维持社会组织机构适应性稳定的增长机制，其增长、加速以及创新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例如，为了应对当前社会加速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及危机)，但这并不是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增长社会”强调的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生产力的“量”向注重生产力“质”的转型，这一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相呼应。“后增长社会”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旨在构建一个稳态的社会环境，帮助个体从不断加速的社会机制中解脱出来，进而为人们创造更多亲近自然的意识和与自然接触的时间。
“后增长社会”是以人类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加速的标尺，它的减速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停滞，它更趋向于构建一个稳态社会，从而为“动态稳定”的社会加速机制开出的“减速”良方。罗萨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案，以应对向“后增长社会”的范式转变。第一，资本增殖的剥削机制被经济民主制度所取代。通过改革资本侵略和价值剥削的体制，罗萨主张用经济民主替代晚期现代社会加速的经济模式，这有助于减缓社会加速的进程，使人们能够在快速的社会生产节奏中得到停歇。经济民主并不反对增长，而是重新定义加速的含义，改变加速的方向：它不再执着于无限制的利润增长，而是侧重于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同时，“后增长社会”提倡对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提出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罗萨认为，这种保障可以为个体提供基本收入和时间，进而消解社会加速带来的存在焦虑。基本收入有四个特点：第一，无条件性；第二，基础性，即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三，个体性；第四，周期性。凭借这四个特点，个体能够获得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保障，从而有可能选择性地摆脱社会加速的三重循环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们从加速的时间和社会节奏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主体性，使人能够在现实中自由接触和感知自然，并与自然产生共鸣。
4.2. 生态共鸣：走出异化的一种可能性建构方案
哈特穆特·罗萨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共鸣的概念，而是提出了“共鸣”。共鸣关系让主体有身处于世界、不被世界抛弃的经验，并且在共鸣的过程中主体有机会吸取世界的支持来为自己所用、或是知道世界不动如山因此需要调整自己。而生态共鸣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深层次互动与共感关系。借鉴并延伸罗萨的共鸣思想，“生态共鸣”可被界定为：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的一种深度、动态、相互回应的关系模式，其特征是情感上的触动、认知上的理解、行为上的尊重与融入，并在互动中实现彼此的部分转化，而非单方面的控制或剥削。它旨在超越社会加速逻辑下人与自然日益加剧的疏离与工具化，恢复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本真联系。生态共鸣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触动、吸收转化且不被控制的关系模式，是主体与自然世界之间彼此呼应。而“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它体现了人类在精神、情感、道德和认知等方面与自然界建立的积极、和谐的联系，这种联系基于对自然的尊重、理解和依赖[2]。
生态共鸣并非一种单向的主导关系结构，而是在真实、有生命的自然环境中，人与自然通过互动和回应建立起的一种存在关系。共鸣的核心在于，人类并非这种关系的主导者或建构者，而是通过与自然的差异和冲突逐步实现和解，形成一种积极、动态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在相互适应与转化过程中逐步回应的过程，强调互动的渐进性。在这一互动中，人类能够获得最真实的自然认知，克服异化关系带来的距离感和认知障碍。自然本身是复杂的、有机的，且能够做出回应。理解自然并与其建立生命活动的连接，关键在于聆听自然的声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自然回应的对象，而自然则因人的生产活动而成为人的对象。
综上，生态共鸣是一种差异化的关系模式，表现在人与自然在不同情境中做出不受对方控制的回应。这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对不同声音、状态和表现的反应与吸收。作为走出异化的可能性建构方案，生态共鸣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交往，并在不同场景下以不同形式呈现，从而为恢复人与自然之间失去的联系提供了一条真实的路径。生态共鸣不仅仅是情绪层面的主观体验，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构，需要人类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建立有意义、动态且变革性的和谐关系。此外，生态共鸣的四个特性进一步凸显了走出异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一，触动(刺激)。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和自主的基础上，避免外部不对称的干预。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通过直接的互动和触动相互影响，而这种触动并非源自外部工具或社会需求，而是自发的、纯粹的联系。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助一种主体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远离异化状态”[8]。在共鸣的过程中，人通过与自然的互动，能够激发内在的意识，产生对自然的兴趣和认知，从而恢复原本被忽视的感知能力。在社会加速的生活步调下，个体对自然的感知变得迟钝、碎片化甚至虚拟化(通过屏幕)。触动打破了这种麻木，唤醒个体被压抑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亲和力。它提醒人们自然不仅是“资源库”或“背景板”，而是能引发内在回应的、有生命力的存在。每一次真实的触动都是对加速逻辑制造的感官隔离和精神贫瘠的反抗，是重建连接的第一步。
第二，自我效能感(回应)。自我效能感并非源自自然的直接情感影响或触动，而是在这种影响之后对自然的回应。它是人与自然共鸣关系中的一种自觉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真实地倾听自然的声音并接触自然的物理层面，建立与自然的联系。自我效能感是在这种联系中通过回应自然的声音与表现而形成的。更具体地说，只有当个体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进行有效反馈，并对自然的影响作出自觉反应时，才能在合理的模式下构建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适应。社会加速导致的时空异化、行动异化使个体在面对宏大生态问题时常常感到无力(学名：生态无力感/Eco-Paralysis)。生态共鸣中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回应–行动”的模式，使个体从被加速社会裹挟的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受到自身作为生态关系中能动主体的价值。这种基于共鸣的行动，因其内在动力而非外在强制，更持久、更深刻。
第三，吸纳(转化)。“吸纳的意思是让主体与世界在维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纳入关系当中。”[9]共鸣的关键因素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差异。当人与自然产生共鸣时，人也就不再停留在自我的同一层面上，而是在共鸣关系的结构中不断地沟通和转换，这种转换的过程就是吸收和转换两种不同的声音。所以，人要被瞬息万变的大自然吸引、刺激和触动，使人与之产生共鸣，唯有在现实的自然空间中保持差异性。社会加速背景下的科技加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工具化和控制欲，导致“新陈代谢断裂”。吸纳机制打破了这种单向支配关系。它要求人类承认自然的“他者性”和内在价值，学习自然的智慧，在动态互动中调整自身行为以融入更大的生态节律。这实质上是将断裂的“物质变换”关系，重构为一种基于相互学习和适应的、更具韧性的关系模式，是克服控制与被控制异化的关键。
第四，不受掌控。“不受掌控”是生态共鸣的核心特征，指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情境和状态具备自由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既不主宰自然，也不完全被自然所支配，双方的关系并非完全独立。生态共鸣中的“不受掌控”意味着一旦共鸣得以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自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无法被政治、文化或技术因素所控制，进入了一种开放的、未知的状态。社会加速逻辑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就是对确定性和可控性的无限追求。这正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之一。“不受掌控”的特性直接挑战了这种控制逻辑。它迫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超人类的完全掌控能力，接受“自然有不为”的一面。这种谦逊并非消极，而是开启了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关系可能：基于尊重、倾听和适应性管理，而非基于命令和控制。它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建立一种更具韧性的、动态平衡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实践方向。
5. 结论
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生态学的课题，更是一个哲学与伦理的议题。随着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瓦解，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深层联系被逐渐疏远，反映出的是现代社会在追求效率与进步过程中对“自然”概念的根本性误解与疏忽。然而，异化并非无解，它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并反思人类与自然的本质关系。仅仅依赖技术创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型，或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深刻的转变，应当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上的转变，包括方针政策，人们的生活习惯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赖，而应当回归到一种更加本质的共生视角。自然不仅仅是人类资源的供给者，更应被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存在。通过推动这一转变，不仅是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