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际交往是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技术革新推动社会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短视频、社交平台、即时通讯成为大学生进行日常交往、构建社会关系的核心场域。然而，技术赋权往往与异化相伴而生，一方面，新媒体打破了时空壁垒，赋予个体更广泛表达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算法影响下的“流量至上”逻辑、虚拟交往中的情感失真、网络暴力等现象，不断解构传统沟通的意义内核，大学生也极易因沟通异化而陷入价值迷失与精神孤独的状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以主体间性为根基，在肯定技术工具性价值的同时，也批判其造成的社会制度腐蚀及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提出建构“交往理性”，旨在消解技术异化对主体间交往的理性控制，重建合理化的社会生活[1]，这一理论框架对剖析大学生当前沟通困境具有启发意义。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伴随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之中，国内学者对交往异化现象的关注已从传统网络空间批判转向数字资本主义与智能技术交织的复杂语境。
首先，数字技术对于交往关系的重塑使得主体性消解。俞光华、张寒雪指出，交往主体在数据化进程中遭遇“具身认知模糊”，沦为被算法解析的“数字镜像”[2]；张荣军等进一步揭示，数字虚体遮蔽真实自我，导致生命主体在虚拟认同中迷失[3]。刘建华等发现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网络语言行为呈现“内涵异化”与“主体状态异化”的特征，折射出自我认同危机[4]。其次，数字平台通过沉浸式交互设计与算法操纵，使交往工具从沟通媒介异化为控制主体[2]。武豹强调，智能算法通过行为预测与内容定制，诱发“多维交往异化”，加剧人际疏离[5]。最后，传统信任机制遭遇解构。张文雅的早期实证已揭示大学生网络交往中的“伦理关系异化”与“信任感异化”[6]；田佳慧聚焦打工人群体，指出社交媒体加剧人际关系的功利化与疏离感，形成新型劳动异化延伸[7]。
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为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深度嵌合。俞光华等批判资本与技术共谋建立数字网络，压缩实体交往场域[2]；张荣军等强调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实现“交往空间圈占”，使交往行为屈从于流量变现逻辑[3]。由此可见，数字算法成为牢笼局限了人们的交往。姜秀梅等则认为现有的规制体系有一定滞后性，网络道德教育缺位与法律监管盲区纵容异化蔓延[8]。宋丽萍则借助哈贝马斯理论，批判数字空间缺乏“理想言谈情境”，阻碍主体间真诚沟通[9]。
国内学者对于应对交往异化问题也进行了思考，主要应对策略呈现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迁的趋势。在微观方面，主要策略为重建人的主体性：俞光华等主张“数字交往主体自我赋权”；刘建华等(2024)呼吁通过价值教育提升青年批判性认知能力[2]。姜颖等基于哈贝马斯理论，提出强化大学生网络社会参与行为以培育公共理性[10]。在宏观方面，主要策略为设定长远目标：俞光华等提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超越零和博弈[2]；武豹强调需在技术应用中锚定“人的解放”终极坐标，辩证调和效率与人文价值[5]。
1.1.2. 国外研究现状
交往异化相关问题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研究开展得较早，出版了大量著作。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中提出，日常交往的异化源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空间的狭隘性和时间的压缩性。她认为，技术平台将交往简化为“位置占有者之间的符号互动”，剥离了情感深度，导致交往主体沦为抽象符号[11]。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大学生在虚拟社交中的角色固化问题。美国学者约迪·迪恩(Jodi Dean)提出，数字技术已将交往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社交平台上，大学生的每一次点击、转发和评论都产生可被剥削的“数据剩余价值”，而平台通过操控信息流制造“注意力不平等”，最终强化资本对日常交往的统治。这一理论揭示了技术资本化如何重构大学生交往的底层逻辑。
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内涵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植根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性发展。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最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发生异化，人的创造性劳动被资本逻辑支配，劳动者沦为商品，社会关系被物化。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指出马克思过于聚焦于工具理性领域，而忽视了“交往行为”的维度。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发展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理想言谈环境。
(1) 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 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12]哈贝马斯在这里指出，主体间性是交往主体通过交往实践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他进一步论述：“交往参与者相互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由此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12]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交往主体应处于平等地位，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观当下，大学生在朋友圈、微博等平台精心塑造“人设”，真实意图常被滤镜和算法推荐掩盖，致使主体间互动沦为自我营销，削弱了真诚对话的可能性。
(2)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如果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的交往运用出发，就会做出有利于另一种和古代逻各斯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理性概念的预断。这种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12]基于这句话中对交往理性概念的理解，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身除了满足语言表达形式的可理解性之外，还应满足三个有效性要求：真理性的要求，就是指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正当性的要求，就是指对话主体双方建立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正当的；真诚性的要求，就是指言辞表达与对话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应该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或滥用网络热梗，导致真实性丧失；点赞、评论等互动形式逐渐演变为符号化行为，真诚性原则被消解；在匿名环境下，部分学生以“正义”之名进行人肉搜索或辱骂，试图引领舆论，这严重违背了正当性要求，破坏了交往理性的基础。
(3)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最早是由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提出来的，哈贝马斯批判地吸收了胡塞尔的理论，并融入自身的理论框架。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交往行动不根植于提供大规模背景共识之支持的生活世界的语境之中，这样的风险就会使基于交往行动之社会整合变得完全没有可能……生活世界同时构成了言语情境的视域和诠释成就的源泉，而它自己也只有通过交往行动才能再生产。”[13]这句话有两层含义，首先可以看出生活世界是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离开了生活世界交往将不能继续进行，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就是交往主体所对应的真实世界，其次，交往行动对于生活世界的塑造具有反作用。
(4) 理想言谈环境
哈贝马斯指出：“一旦语言行动的语内行动力量承担协调行动的作用，语言本身将表现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源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论‘交往行动’。”[13]这表明语言是主体间进行交往的重要媒介，要想使用语言帮助对话者理性交往就需要构建一个理想的言谈环境，具体而言，要求对话者满足真理性、正当性、真诚性的要求，通过沟通最终达到相互理解。
3. 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沟通异化的三重维度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主要面临的沟通困境可以概括为信息过载和交往异化、符号通胀与算法驯化三个维度。
3.1. 信息过载：认知负荷与交往真实性的消解
新媒体技术催生的信息爆炸并非简单的量级累积，而是一场深刻的认知范式革命。当各类信息如洪流般涌现，导致大学生认知负担进一步增加，为应对这种负担，人脑从深度思辨的主体逐渐退化为信息筛选的机器，形成了从筛选信息到遗忘信息的机械化认知链条。这种转变动摇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根基——当信息处理沦为条件反射式的运动，对话者不再追问“是否真实”而是计较“是否吸睛”，换言之，对话主体在面对信息时逐渐丧失批判性思维，最终导致“信息麻痹”的状况。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信息真实性要求也遭遇解构：信息过载带来的是信息真伪界限的模糊，无论是公众号推文或短视频，都讲究简短、快速、直观，但是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往往会让大学生更加注重信息本身的浏览，抑制了对信息内容深度反思和真伪性验证，从而很难获得完整的背景资料，在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过程中，他们只能针对片段信息进行断章取义的分析，往往流于表面甚至与事实背道而驰，最终使得思维方式、思维结构变得浅薄，当面临其他复杂问题时，也就依赖于大脑快速反应给出的表面式见解。可以看出，由于信息过载，各类信息渠道沦为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此外，各类APP上的热搜榜单也逐渐沦为算法权重博弈的产物。在算法的推送下，当大学生围观各类热点事件时，他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经过各种情绪化剪辑，标签化处理后的拟象化认知。在这种环境中的交往行为也不再是以探寻真相为目标，而是各方资本操纵舆论的策略游戏。大学生的交往行为也日益异化为策略性行为，他们倾向于通过表面化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进行交流，这种策略性互动不仅弱化了交流的真实性，还使得沟通沦为一种获得虚拟声望的工具。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是两个主体采用对话的方式进行交流，但当前大学生的沟通模式已经由原先的线下主体相互沟通的模式异化为线上虚拟主体之间的交往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导致了大学生不愿意在虚拟网络中展示真实的自己，他们痴迷于数字流量下的虚荣心，久而久之，他们便会混淆生活世界与虚拟世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影响。
3.2. 符号通胀：情感表达的浅层化与主体间性断裂
网络的交互性与共享性为大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交往方式，打破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时空限制，数字化的人际交往与群体关系拓展了大学生交往的空间和手段[14]。但这种新型的交往模式会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造成影响，首先，大学生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与他人进行沟通，对话的对象从活生生的人转向为冷冰冰的机器，这种转向使得大学生出现情感浅层化表达甚至是缺失的问题。其次，由于网络交往的压力远小于现实交往，部分社交能力较差的大学生为逃避各种社交，选择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而丧失了处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问题的能力，导致了主体间性的断裂。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媒介是进行一切交往活动的前提，而大学生在新媒体中的沟通媒介已经由语言转向为以文字、图片、表情包为代表的符号进行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往行为的衰退，传统的符号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其本质在于将个体的情感、思想和意图通过视觉或文本形式传达给他人。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中，符号往往被简化甚至滥用，表情包、图片等形式虽然快捷，却无法承载交往主体全部的情感和意图。符号的通胀导致大学生忽视了真实表达和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性，加剧了沟通内容浅薄化。其次，符号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也易引发误解，尤其在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讨论中，多元身份的网民急于在突发的舆论场中行使话语权，寻求突破社会规约。在极端情感与强烈感性的裹挟下，极易形成情感聚集，催生极端观点，导致话语伦理在非理性的群体情绪中迅速瓦解[15]，最终产生网络暴力、沟通障碍等问题。对于大学生而言，面对网络突发舆情，在情绪化符号的影响下，极易在情绪激动时做出非理性行为。
3.3. 算法驯化：主体性消逝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技术–资本系统，在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基础上，利用“算法黑箱”“数据流动”两大核心机制，系统性实施对大学生生活世界的侵入，构建了某种“无身体的主体性”，换言之，大模型技术逐渐突破工具性边界，其作为准行动者的自主性日益增强，而人作为真实交往主体的主体性则不断式微[16]。回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他批判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不断渗透，即工具理性侵入本应基于交往理性的生活领域。技术平台的算法垄断使得大学生的交往行为被简化为数据生产和流量争夺，主体性沦为算法优化的参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交媒体中的点赞和评论成为一种“礼节性互动”，大学生为了维持虚拟人际关系，常常机械地点赞、回复，而非真正阅读和理解对方内容。其次，短视频和图片逐渐取代了文本交流，信息被压缩为符号和视觉刺激。第三，流量与粉丝数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核心指标，大学生为了获得关注而迎合大众口味，逐渐丧失了个性表达的勇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表达逐渐趋同，个性消失，沟通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表演”。此外，各个平台的推荐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这一困境，具体而言，大学生在被推送的同质化信息中强化了其本身的观点，但缺乏多元化的思维碰撞和理性讨论。这与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的沟通情景”背道而驰，交往理性要求的“真诚性要求”本该通过自由对话的方式检验规范价值，但由于算法的存在，导致异质观点被自动过滤，批判反思被娱乐化消解，大学生沉浸于自我强化的信息回廊中，在沟通中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愿主动表达观点，甚至畏惧分歧，并将算法推送的局部图景误认为生活世界的全貌。这种认知闭环不仅抑制了创新性思维的发散，而且导致认知固化的出现。
4. 大学生沟通异化的重构路径
在新媒体技术重塑交往范式的当下，大学生群体正深陷工具理性与主体性博弈的现代性困境。从信息过载导致的认知降维，到符号通胀引发的意义贫困；从策略性互动催生的表演型人格，到信息茧房造就的认知闭环，技术中介的交往模式已系统性地瓦解了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言谈情境”。为破解大学生的沟通异化，重构路径势在必行，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可采取以下重构路径。
4.1. 理性回归现实人际交往——合理交往
哈贝马斯认为对话是实现交往与共识的路径，交往理性是重建生活世界，实现主体间共识的关键所在，它并非源自形而上学，而是源于交往中的语言。主体间的交往应是对话式的，而非独白式的，要发挥语言交互性的功能，实现交往共识的目的。通过这种对话形式能够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观念，消除隔阂，促进集体意识的形成。马克思亦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为此，要破解大学生沟通困境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回归自我、回归整个社会。
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类社交平台，各类软件都只是一种工具，一种交流媒介，并不是逃离现实世界进行自我臆想的完美乌托邦。过度依赖网络交往会挤占现实交往空间，削弱大学生对鲜活现实交往的兴趣和感知力，高校应引导大学生明确主次关系，科学规划网络交往时间，把握好“度”，警惕过度依赖引发的质变。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沟通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但这需要交往主体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能够识别并质疑虚假的信息。当前新媒体环境中的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容易导致学生判断失误，从而间接性地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为此，可对“理想言谈环境”进行范式创新，引入“慢媒介”技术。人为创造反思性对话的时空条件，对抗即时性压力对“自由参与”和“深度思考”的剥夺，为重建基于真实性与批判性思维的“对话共识”提供可能。例如，在网络言论发布中设置延迟显示、非即时通信等选项，人为制造时间间隙，为反思性对话创造空间。为实现这一路径，高校教师需将正确的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助力大学生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
4.2. 构建直接表达情感的交往环境——真诚交往
哈贝马斯将“真诚性”视为交往理性的核心要素，强调言辞表达与说话者的意图是一致的，呈现真实的意向性。新媒体平台常将情感简化为可交易的符号资本，导致大学生陷入“情感通货膨胀”的困境，具体而言，越是频繁使用代表情绪的表情包，真实情绪的表达能力反而越贫乏。重建真诚交往需从技术架构层面解构这种异化机制：首先，创建不受算法干扰的独立空间，摒弃所有量化互动指标(如点赞、转发、粉丝数)，对话的存续仅依赖内容质量，界面采用“空白画布”隐喻，每次对话都从零开始构建意义空间，消除系统逻辑对交往目的的扭曲，迫使对话主体回归语言的本真表达。其次，可开发“隐喻转换器”功能。当大学生使用网络热词或表情包时，系统主动询问希望表达的具体情感，引导大学生将抽象的符号化表达转化为具体的文字描述，从而重建情感的真实性。
此外，在进行沟通交往中，权力不对等及各类不平等现象时有显现。大学生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要学会尊重个体差异，接纳彼此的观点和经历，不因身份、性别、学术背景等差异而轻视他人意见，通过构建平等对话的环境，减少交往中的权力不对等现象。其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在集体讨论或活动中，应确保每位参与者都享有平等表达的机会，避免话语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后，还要学会反思交往模式，大学生要能够主动反思自己的交往行为，避免过于强势或一味迎合，着力培养平等沟通的意识和习惯。
4.3. 构建基于身体维度的交往环境——具身交往
由于大模型技术通过“去身体化”切断了情感传递的具身基础，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主体间性沦为抽象符号的碰撞，其实真正的对话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身体经验的共鸣。然而，数字媒介将情感压缩为可传输的符号，离身化的交往行为成为一种新范式。
构建基于身体维度的交往环境，需重视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内在成长。哈贝马斯强调，交往不仅是主体间的互动，更是实现自我理解与社会角色定位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增强对自我的认知：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与家人、朋友、同事等互动，建立和维护社会联系，在沟通过程中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另一方面，通过阅读、观影、写日记、跑步等活动实现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其次，具身交往并不局限于个体的自我认知，而是提倡身体介入交往活动。首先要丰富主体间的交往形式，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为“处在某种交互构造的关系之中”，这表明我们需要在实践层面构建理想的交往情境。例如，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同一问题发表见解，强化其认知与情感体验。在沟通交往过程中，身体是随着交往对象以及交往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当大学生通过五官参与的具身化交往方式去感受生活世界，能有效缓解主体性缺失的问题[17]。其次，要发挥环境的支持作用与交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学校作为大学生交往行为最集中的场域，更应关注大学生的认知和情感体验，通过收集学生在沟通中遇到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寻求化解之道。此外，在网络交往盛行的当下，尤需重视课堂的积极作用与教师的引领作用。教师要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课堂沟通，为学生营造自由、平等、开放的课堂空间，激发大学生沟通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主体间交往的伦理关怀。
5. 交往行为理论对解决大学生沟通异化的适用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破解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沟通异化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该理论以其“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及“技术–资本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等核心框架，精准揭示了大学生沟通困境的根源在于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叠加效应，侵蚀了平等、理性、真诚的对话根基，导致主体性丧失、情感表达浅薄化及意义世界碎片化。其显著优势在于将理论直接转化为系统的重构路径：其一，倡导“理性回归现实人际交往”，通过重建“理想言谈环境”与培养批判性思维对抗信息过载，引导大学生在深度对话中重建共识。其二，主张“构建真诚交往环境”，通过解构量化互动指标与技术干预，并结合主体在平等对话中尊重差异，促使情感表达回归语言本真以破解符号通胀困境。其三，强调“具身交往”的重要性，通过恢复线下互动、强化感官体验与主体能动性，对抗算法导致的“去身体化”危机，重建沟通中的情感共鸣与主体间性纽带。然而，在充分肯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强大解释力与实践价值的同时，也需认识到其在应对新媒体时代复杂沟通情境时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1) 时代背景的滞后性：
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建主要基于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交往形态。面对算法深度介入、数据权力崛起、人机交互模糊等新媒体核心特征，其理论对技术中介的复杂性与自主性及其对交往结构的根本性重塑，分析深度尚有不足。理论预设的“理想言谈情境”在高度商业化、算法化、碎片化的新媒体平台中实现的难度远超其最初设想。
(2) 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普适性质疑：
哈贝马斯的理论根植于西方启蒙理性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其强调的“理性”“共识”等核心概念可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其普适性在于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多元化的沟通习惯、价值观念和情感表达方式时，需要谨慎审视与批判性调适。
(3) 高度个体化社会的困境：
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和个体化趋势，使得达成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共识”变得异常困难。其理论对如何在缺乏稳定共同背景的碎片化社会中重建交往理性，提供方案不足。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本质(即通过语言实现相互理解)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技术异化侵蚀生活世界的批判，使其在面对新媒体媒介的复杂性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它有力证明了“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这三项有效性要求，仍是诊断数字时代沟通异化并寻求重建路径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灯塔。理论的局限性恰恰提示我们，在应用其解决当代问题时，需要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社会学、技术哲学、文化研究等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方能更有效地应对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沟通异化的深层挑战。
6. 结语
新媒体技术重塑了人际交往的范式，但也带来深层的沟通异化。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框架，揭示了大学生交往异化的三重维度。研究表明，技术工具性与资本逻辑的叠加效应，使沟通沦为流量与数据的附庸，背离了交往理性所要求的“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对此，重构路径需立足三点：回归现实的理性交往、重构情感表达的真诚性、重新嵌入身体维度。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认为，高校教育与社会治理也应重视技术批判意识的培养，并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冲突，为大学生的沟通实践创造更具人文关怀的媒介环境。唯有如此，方能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主体间性的本质，实现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理想言谈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