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浪潮引发的地理景观改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空间概念突破传统地理学范畴，逐渐演化为学术界跨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空间理论建构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早期(1960~1970年代)以城市社会学为切入点，聚焦工业化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后期(1980年代以来)则转向信息化社会，开创流动空间理论新维度。其学术轨迹的演进，实际上是应对资本全球化空间重组与数字技术革命双重冲击的理论响应。在城市化研究阶段，卡斯特指出城市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性空间表达，通过《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 1972)系统阐释了资本积累、集体消费与空间形态的辩证关系。其核心命题揭示：现代城市既是人口与资源集聚的物质容器，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装置。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人类社会进入网络社会新形态，空间流动性在知识传播、资本运作与权力博弈层面呈现指数级增长。卡斯特敏锐捕捉到空间逻辑的转变，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1996~1998)三部曲中提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深刻解析全球资本网络、数字化生产体系与新型权力结构对传统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的重塑。同时该理论通过揭示资源集中化与空间碎片化并存的悖论，为理解网络社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关键分析框架。
鉴于卡斯特本人理论的阶段性，国内学界对卡斯特空间理论的引介与研究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研究(2000~2010)主要聚焦其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阐释。牛俊伟首次系统解读卡斯特的成名作《城市问题》，奠定卡斯特思想研究的文本基础[1]。在此基础上，王志刚通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创造性提炼出“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两大核心范畴，廓清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与分析范式[2]。刘怀玉则着重揭示卡斯特理论的方法论革新，指出其突破传统生产中心论框架，将城市空间剖析为“消费政治的结构性场域”，这一视角转换影响了国内城市社会学的问题意识[3]。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效应日益显著，国内研究在2010年后也发生关键转向。随着夏铸九主持翻译的《信息时代》三部曲(2001/2006)系统引入的“流动空间–地方空间”的辩证分析框架，学界对网络社会空间政治学开始持续探索。林承园基于全球城市研究，揭示流动空间通过资本网络与数字基础设施形成的新型权力架构，论证其对地方空间产生的去中心化影响，且关注到由此加剧的阶级矛盾在空间化的表征[4]。陆扬则着重分析流动空间的技术政治属性，指出互联网重新配置的权力结构正在催生新型阶级关系，这种空间辩证法构成理解后工业社会矛盾的重要维度[5]。欧树军的批判性研究进一步揭示，流动空间通过重塑价值生产机制，形成网络资本增殖、实体价值衰退的矛盾关系，指出这种空间价值异化过程正加速社会分层的趋势[6]。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学界对卡斯特理论定位的争议性讨论。部分学者指摘其研究范式中存在着“结构决定论”与“主体性缺失”的方法论局限，认为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转向，实质上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向技术决定论的隐性妥协[7]。但近年来也有研究强调，卡斯特保持着对资本批判的立场，其后期研究通过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潜力，在技术异化语境中构建了“空间抗争–社会解放”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尽管网络社会的兴起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仍构成宏观历史叙事的底层逻辑。
2. 卡斯特的空间理论
(一) 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议题展现了深切的重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中，两位思想巨擘将“城乡对立的消解”视作人类解放进程的重要维度，主张通过“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实现空间的社会重组([8]: p. 294)。这种前瞻性判断虽未形成系统化理论体系，却为后世城市批判理论提供了价值立场与方法论自觉。卡斯特在承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经典城市社会学的解释困境展开系统反思。卡斯特反对将城市视为“自然演化的生态容器”，而是强调其作为政治经济产物的属性，他认为城市空间是国家与资本共同主导的产物，尤其是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如住房、教育、医疗等集体消费)服务的空间装置。同时卡斯特批判功能主义将城市问题简化为技术性管理问题，掩盖了其背后的阶级矛盾(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和财政资本主义逻辑。为此，卡斯特创新综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政治经济学，建构起以“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为核心概念的新城市社会学框架。该理论突破性地将分析焦点从物理空间转向社会关系再生产领域，揭示出城市作为“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空间枢纽”这一属性，进而建立起资本逻辑–空间形态–阶级抗争的立体解释模型[9]。
卡斯特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而非城市化现象本身，其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空间形态的动态塑造过程。在理论渊源上，他承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经由大卫·哈维的辩证进一步拓展。卡斯特通过突破传统认知框架中将城市简单归结为文化、政治或经济维度的局限性[10]，指出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政治结构已突破地理边界，且工业生产体系呈现空间扩散趋势，使得传统定义不甚精确。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集体消费”是城市定义的核心要素，强调城市是由生产活动与集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共同驱动的集体消费空间实体。这一界定将分析焦点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过程，而非物质空间的静态属性。此外，在方法论层面，卡斯特主张城市结构分析的双重路径：一方面通过历时性结构主义视角解析城市形态的历史生成逻辑；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基础、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构成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框架，揭示城市空间的社会秩序[11]。
卡斯特在批判传统城市研究范式时，系统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政治性与社会性本质。他强调，城市绝非静止的物理容器，而应被视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动态场域，其中以城市社会运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深刻形塑着个体的阶层流动轨迹([12]: p. 94)。卡斯特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行动者在城市抗争中形成差异化的参与模式。这种分层不仅凸显了社会结构的权力等级，更使运动内部的组织张力与权力矛盾公开化。他认为城市社会运动是兼具物质诉求与空间政治批判的制度化抗争实践，尤其聚焦于集体消费领域的资源分配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群体地位差异通过住房、教育、交通等集体消费品的非均衡分配被制度性固化，“真正的城市社会运动必须同时挑战物质剥削、文化贬损与政治边缘化这三重锁链，它们共同构成都市贫困的牢笼”。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日常生活，更成为催化城市社会运动的持续性动力[13]。卡斯特进一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实质是社会化再生产需求与资本积累逻辑的矛盾冲突——“资本用空间手段解决时间性问题(危机延缓)，却使矛盾获得更危险的空间化存在形式”，这种悖论使得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缓冲带，又是社会冲突再激化的策源地[13]。
(二) 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
网络社会的生成发展，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张、数字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态融合过程。卡斯特的理论具有深厚的跨学科渊源：在方法论层面承袭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在空间批判维度接续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而对全球资本体系的洞察则显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烙印；与此同时，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技术哲学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突破点。正是基于对上述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卡斯特指出信息技术与资本权力网络的深度整合正在引发社会形态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对社会组织架构与时空存在方式造成了影响，更催生出“流动空间”理论，这一概念构成了其解析网络社会运行逻辑的独创性贡献。
卡斯特在分析网络社会的空间重构时，将当代空间形态系统性地划分为地方空间、流动空间与网络空间三类。这三类空间在技术与社会互动中既形成共生关系，又保持着动态演进的辩证张力。他系统论证，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全球扩张，不仅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时空组织，更催生出作为网络社会支配性形式的流动空间。这种新型空间形态以协议化的信息交换系统为技术基础，以去中心化的交互网络为组织原则，本质上成为权力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运作的技术–社会装置。卡斯特从结构性视角将流动空间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是支撑数字网络的物质技术设施(如光纤、服务器与协议)；中间层是由全球城市、企业总部等关键节点构成的空间组织；顶层则是掌控流动空间运作的跨国资本精英与管理阶层，其权力实践重塑了社会支配关系。这三个层面通过资本流动、数据交换与符号权力的持续互动，共同构建了网络社会的空间统治结构。
卡斯特所界定的流动空间具有三个核心特征：真实虚拟性、灵活性与无时间之时间。首先，“真实虚拟性”(real virtuality)突破了传统虚实二元论，揭示出电子媒介通过算法协议与界面形成了新型认知图景——“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诱发出虚拟实境，反而是构建了真实虚拟”([14]: p. 462)。这种彻底转向信息传播的时空矩阵，使互联网从辅助性媒介跃升为支配性的社会基础设施。其次，灵活性体现了资本形态的交互转型：依托技术架构的全球金融网络打破了地理界限的限制，资本通过即时流动和分散重组显著提升了增殖效率。以电子商务为例，它不仅对实体商业空间造成了系统性冲击，重构了生产与消费链条的时空配置，还催生了零工经济等新型劳动剥削形式。最后，“无时间之时间”的概念源自于信息化范式与网络社会特征所引发的现象序列秩序系统性紊乱([14]: p. 564)。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各类事件可能于同一时间点并行发生，或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出非连续性的特征。这种现象与流动空间的出现相伴随，卡斯特认为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技术社会。
流动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将现代城市推向了技术革新的前沿。这种新型空间形态通过重塑城市结构和全球网络运行规则，逐渐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框架和核心动力。在流动空间的影响下，城市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社会–技术复合的网络基础。这不仅加速了资本、信息和资源的全球即时化配置，还构建起突破地理限制的流动网络，使跨国资本能够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高效整合与动态空间集聚。然而，这一进程由全球资本精英主导，加剧了核心节点城市与边缘地区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空间逻辑的转变既展现了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也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3. 以流动空间为核心的空间演变
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为理解当代社会的空间变革提供了深刻的批判性视角。从城市空间到全球空间，从物质空间到流动空间，卡斯特的理论体系不仅揭示了空间尺度的扩展与形态的转变，更深入剖析了空间管理逻辑的转型与社会冲突的延续。这种空间逻辑的转变不仅体现在技术、经济与权力三个层面的重构中，更映射了资本通过技术基础设施以实现“去地域化积累”的战略升级，从传统的阶级斗争转向多元化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在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双重战场中，以跨尺度、跨形态的复合策略延续着空间政治革命([15]: p. 2)。
在空间尺度层面，卡斯特的空间理论经历了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的转变。在他的早期著作《城市问题》中，他运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将城市空间定义为资本主义“集体消费”(如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冲突场所，并指出城市危机的本质是资本积累与合法性危机在空间上的体现。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重新构建了他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这一概念。他认为，全球数字网络、跨国精英组织和虚拟实践共同构成了新的空间支配体系，而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则被降级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模块。这一转变深刻解构了工业时代“国家–城市”的垂直权力结构。卡斯特的全球化空间理论揭示了技术、经济与权力的三重重构：技术上，数字基础设施(如光纤网络)成为流动空间的物质基础；经济上，离岸金融和弹性供应链推动资本去地域化，导致城市功能分化为全球网络中的差异化节点；权力上，全球城市与超国家行为体通过数据流形成多中心网络，传统工业城市因脱离主导流动而边缘化。
在空间形态层面，卡斯特提出的“从物质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转型，揭示了信息技术对空间逻辑的重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策略的结合。在工业时代，物质空间以实体性和地域依附性为核心特征——工厂、铁路等基础设施构成了社会活动的物理基础，空间价值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港口城市的贸易优势)和物理边界(如国界、地形)。然而，随着20世纪末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如资本、数据、文化符号的即时传输的“流动”取代了“位置”，成为空间组织的主导逻辑([12]: p. 33)。卡斯特指出，离岸金融、云端协作和社交媒体等实践彻底打破了传统空间的稳定性，使空间价值从“地理锚定”转向“网络连接强度”。这一转型催生了“流动空间”的全新形态：其存在基础从物理场所转向技术网络，时间性从线性的钟表时间转变为实时异步的“网络时间”，权力结构也从垂直层级的国家管控转向跨国企业与平台资本主导的水平网络。例如，19世纪以烟囱、工会和工人聚居区固化阶级关系的伦敦工业区与21世纪依赖服务器集群和云端协作重构生产逻辑的硅谷科技园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作为物质空间，是内在化共同体的具象化表征，后者则动态映射出全球化流动空间中，虚拟社群与泛在文化符号的瞬时性扩散对地方性传统的消解与重构过程([12]: p. 34)。这种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型，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技术基础设施的全球布局实现“去地域化积累”的战略升级。
同时，空间管理也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到全球网络支配的重大转变。在早期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强调国家通过“集体消费”掌控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并将城市危机视为资本积累与合法性危机在空间上的体现。这一时期，国家权力通过调控物质基础设施维持着垂直管理的权威。卡斯特指出，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通过社会行动者对光纤网络、智能运算等技术的应用与争夺，不仅引发了空间治理逻辑从属地化向网络化的结构性变革，还重构了城市治理的技术基础与社会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物理空间的主导权发生了系统性转移，逐步被技术官僚体系与平台资本集团所掌控，导致国家治理主体从主导型权威向协调者角色转变。随着信息网络的持续深化，卡斯特揭示出全球性网络结构已成为空间治理体系的核心架构：跨国企业通过离岸数据中心操控金融流动，云计算平台用算法治理重塑社会关系，而传统国家疆界在网络服务器集群的全球布局和全球支付系统的数据洪流中不断消融([12]: p. 37)。这种权力转移的典型范式体现在：20世纪以国家为主体的福利性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让位于21世纪平台企业依托实时需求调控的全球房源算法调度系统，这表明空间治理模式已从基于领土主权的垂直管控体系，演变为依托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分布式渗透体系[16]。卡斯特的理论轨迹，实质上反映了资本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实现“去国家化”空间治理的战略升级。
最后，空间变革沿着阶级斗争向社会运动演进的轨迹，揭示出全球化时代社会冲突形态暗含的空间延续性。卡斯特早期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基础，将城市视为“集体消费”的阶级斗争场所，例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工人阶级对住房权的争夺。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不再以阶级经济诉求为核心，而是围绕认同政治重构为三种类型：1. 防御性认同运动(如民族主义、宗教复兴)，试图保卫传统秩序；2. 抗争性认同运动(如环保、女权)，挑战文化霸权；3. 规划性认同运动(如开源社区)，构建替代性社会网络。这些运动通过本地–全球联结(glocalization)和数字媒介，在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张力中展开实践。这种转变催生了社会运动在物质与流动空间的双重战场：一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通过占领祖科蒂公园、墨西哥萨帕塔社群建立恰帕斯生态自治区，以“再领土化”对抗资本的抽象化。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社会行动者正通过创新性抗争策略重塑权力格局，特殊利益群体依托数字化标签构建跨国声援网络，形成全球性联动；以欧洲数字权利联盟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组织则运用算法审计技术，系统性地对抗数据垄断格局[17]。卡斯特指出，在网络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技术手段(如分布式网络、加密通信)和新型组织模式，挑战国家对数据流动的垄断权，并参与重构多中心的网络权力结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解构霸权，而是推动权力从等级制向网络化逻辑转型。卡斯特的理论表明，社会运动正以跨尺度、跨形态的复合策略，延续着后工业时代的空间政治革命。
4. 流动空间统治背景下资本逻辑的强化
流动空间的形成深刻重塑了地方空间的组织形态与功能布局，并通过对信息流、物质流的重新编排，持续改变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互动模式。伴随这一过程，资本与权力的空间重构正在推动系统性变革——经济结构加速向数字化服务转型，政治决策日益依赖数据化治理工具，传统劳动模式则逐步演变为平台化、弹性化的新型就业形态。这种空间逻辑与社会形态的协同演化，不仅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的地理边界，更在实质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框架。
(一) 资本在流动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代资本流动展现出集中与分散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在生产领域，决策权的集中化与劳动力的分散化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强化；资本控制的高度集中则与阶级矛盾的多点扩散形成结构性张力。权力分布模式已突破传统国家框架与单一资本集团的限制，通过全球产业链与数字网络实现多维度渗透。尽管资本所有者仍掌握核心控制权，但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不断开辟新的扩张路径，使资本影响力突破地域与行业边界。在此过程中，资本不仅主导着全球财富分配格局，更通过文化符号的生产与传播，重塑着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在信息经济体系中，资本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起高效的生产协作网络，而大型企业则通过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生态化关系网络，持续驱动资本流动与价值增殖。这种资本主导的金融运行机制呈现双重维度：在实体经济层面，资本通过掌控货币流通体系实现资源调配，跨国企业凭借资金优势、技术壁垒与全球化布局，以设立分支机构、垄断关键技术等方式建立覆盖多国的生产网络，将劳动力与消费市场转化为资本循环的媒介；在虚拟经济层面，数字技术加速推动货币向数字化转型，金融资本通过算法交易、区块链等工具突破物理边界，尽管数字货币以数据形态存在，却深刻重构了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这种虚实融合的资本运作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资本获取利益的效率，更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流动空间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支撑，同时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转型的关键维度。卡斯特指出，“技术革命在所有生产部门的扩散使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可能，从而为经济的复兴铺平道路，并开启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新时代”([15]: p. 188)。技术要素的全球化流动突破了传统地理边界，推动资本、信息与资源的超地域整合。这种空间重构被列斐伏尔阐释为双重属性——“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18]。其运作机制直接造成了流动空间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基础设施的配置差异使得发达地区持续强化竞争优势，而技术精英群体的集聚效应则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断层。在此过程中，资本通过占据技术治理的制高点，在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建立起新型控制体系，将技术权力转化为空间支配力的延伸手段。
互联网不仅深刻重构了信息扩散机制与社会网络形态，更成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新型载体。在全球化传播格局中，资本运作模式已从传统的政治权力依附转向对媒介服务的系统性控制——通过构建信息生产、筛选与分发的全链条体系，资本既创造传播内容也垄断价值变现渠道。具体表现为：主导娱乐资讯与新闻议题的优先级设置；运用算法精准调控信息传播的时空边界；借助文化产品输出建立全球市场垄断。这种操控机制印证了阿多诺的技术批判理论，即技术赋权表象下潜藏着难以挣脱的控制网络。尽管数字传播极大促进了跨文化连接，但其底层架构仍被资本逻辑支配：技术工具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耦合，使意识形态传播成为资本巩固霸权的新范式。表面自由的用户参与机制，实质上构成了资本权力运作的精密界面——用户在信息交互中既充当内容生产者，又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价值循环的数据节点。这种双向渗透机制，最终实现了资本对传播生态的闭环控制。
(二) 劳动异化现象的逐步深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劳动者异化困境，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的演化维度。信息技术革命重构了劳动的空间逻辑与协作模式，资本通过流动空间的延展性将劳动过程进一步碎片化与隐形化。尽管技术分工体系不断升级，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缺失这一核心矛盾仍未消解。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数字化时代尤为凸显：技术赋权表象下，劳动者既无法掌控数据化生产资料，也难以摆脱平台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全周期占有。劳动异化从工厂车间的物理性疏离，转化为数字空间中的系统性支配，资本权力借由技术工具完成了对劳动控制范式的迭代升级。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演化始终伴随着劳动异化的空间重构。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资本家以货币(工资)交换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取得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劳动者则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以工资参与生活资料的商品交换，这一过程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剥削实质。随着消费需求的裂变式增长，劳动产品所有权与劳动者持续分离的悖论愈发凸显——工人仅能出售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8]: p. 51)。流动空间的兴起使这种异化机制发生空间维度转换：资本依托全球信息网络实现跨地域自由流通，劳动者却仍受限于实体空间的物理束缚，由此导致薪酬分配与消费模式全面迁移至虚拟场域。当代企业的价值追求已从实体产品利润转向信息交互效率与资本估值提升，而信息技术既催生了虚拟消费等新型异化形态，又通过数据流动掩盖了价值剥夺的本质。尽管数字技术实现了资本与信息的全球化配置，但人类生存的物质根基仍深植于实体空间，这种虚实空间的割裂使得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的疏离持续加剧——工人在算法调度中创造数字价值，却无法摆脱“为消费而劳动”的异化循环，资本权力通过空间重构完成了对劳动控制体系的隐性升级。
技术革新引发的生产工具迭代，加深了劳动异化的当代形态。机械化生产将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标准化操作，使劳动者的主体性逐渐消解于程式化作业中。资本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优化利润攫取机制——电子支付技术加速资本周转效率的同时，将工资结算抽象为数据流动，进一步割裂了劳动者与劳动价值的内在关联。这种异化状态印证了卢卡奇的论断：“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19]为强化资本积累效率，企业普遍采用股权激励策略，通过利益捆绑机制将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共谋者。技术从业者为维持资产价值被迫延长劳动时间，实质上构成了新型剥削范式：劳动者以牺牲剩余价值为代价，助推资本在虚拟经济中的扩张。这种异化机制在技术赋能表象下，完成了对劳动价值剥夺的空间转移与形式升级。
信息技术革命与自动化浪潮正推动劳动形态的系统性重构。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跨国协作与去中心化组织模式逐渐取代传统产业链，数字技术的渗透既压缩了基础岗位规模，也催生出新型知识服务型职业。现代企业通过数字化架构构建起弹性化用工体系：劳动者被要求兼具网络协同能力与独立决策素养，既要维系跨地域节点的高效联动，又要承担战略规划职能。这种变革使工作时间与任务边界日趋模糊，形成与传统固定工时制截然不同的劳动样态。虽然技术进步倒逼劳动者通过技能升级维持竞争力，但区域发展差异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呈现梯度分化。资本方在优化利润结构时，持续推行劳动力成本压缩策略，通过灵活雇佣制度和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重构生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并未消解异化本质——当劳动者将战略思维与数字技能异化为谋生工具时，恰如马克思所述：“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8]: p. 57)这种异化在虚拟协作中呈现新特征：知识劳动者在创造数字价值的同时，其劳动成果仍以数据资产形式被系统性剥离。
马克思揭示的“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8]: p. 58)的异化逻辑，在网络化时代呈现出新的现实映射。虽然智能化技术持续渗透生产领域，但基础性人工劳动仍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石——企业既需要数字精英处理信息流，也依赖清洁、运输等基层劳动者保障物理空间的正常运作。这种技术分层造就了劳动价值的分化：高技能群体掌握数字生产资料，而基础劳动者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却长期被困于最低工资标准与职业发展天花板之下。弹性用工机制在扩大就业容量的同时，若缺乏配套保障措施，容易固化岗位层级的鸿沟，使普通劳动者陷入低保障、高替代性的就业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技术构建的劳动分工体系常将技能评估简化为数字认证，忽视了基层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与场景智慧。这种认知偏差与社会结构性偏见相互交织，使普通劳动者在技术升级浪潮中承受着双重异化：既面临物质回报的制度性压制，又遭遇劳动尊严的系统性贬损。
(三) 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
流动空间与网络社会的深度融合，使劳动者日益感受到空间归属感的消解。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重构了人际互动模式，同时动摇了传统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应对，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体与群体开始依托价值认同纽带，自发形成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在虚实交织的空间中重塑群体归属。这种自组织机制既是对制度性联结削弱的补偿，也是劳动者在数字时代重新锚定社会坐标的创造性实践——通过构建基于共同理念的虚拟社群与实体联盟，劳动者试图在资本主导的流动性迷局中，重构具有人文温度的意义联结网络。
卡斯特深刻指出，人类在抵御社会孤立状态的过程中，往往通过社群联结构建身份归属——“人们在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的认同”([17]: p. 69)。数字时代流动空间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认同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场域。网络交互突破时空界限的特性，使跨地域即时社交成为可能：社交媒体支撑个体化表达，专业论坛促进群体共识凝聚，两者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身份认同培育机制。虚拟空间的匿名平等机制消解了现实社会层级，既强化了社会成员间的弱关系联结，也赋予个体在数字互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确认的新路径。同时，这种技术赋能的认同建构存在异化风险——部分用户可能过度依赖网络虚拟身份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认同缺失，导致数字人格与现实自我产生割裂。更深层地看，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网络社交并未真正突破物质利益交换的本质，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注意力货币化等方式，持续规训着数字时代的交往模式。
卡斯特将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划分为三个类别：合法性认同，体现为社会行动者对主流制度的接纳与遵循；拒斥性认同，指被支配群体对体制的反抗，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对抗压迫；计划性认同，则通过文化共识构建新价值体系以重塑社会结构。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提出，环保、反父权、民族认同等社会运动的核心，是通过建构集体认同(而非仅结构变革)来挑战主导性的权力逻辑，而网络社会为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条件和矛盾。此类运动广泛涵盖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参与，他们携手合作，共同争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各项权益。在这些运动中，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寻得共鸣点，明确并确认共同的目标，进而实现跨阶级的联合与协作。卡斯特指出，集体认同构成了社会活动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个体通过识别共同利益并开展交流互动，进而构建出新的社会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劳动形态、金融体系和文化实践的多元化已弱化传统阶级边界，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不仅转移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议题，更稀释了其身份共识。当消费主义与文化符号渗透阶级分野时，革命认同的凝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5. 结语
曼纽尔·卡斯特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领域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其研究对理解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远意义。他通过对城市集体消费、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的深入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他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深刻揭示了信息技术不仅打破了传统地理边界，更重塑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资本、信息与权力在全球网络中的自由流动，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也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这种空间形态的变革渗透至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重构了生产组织方式与日常生活秩序，在创造新型社会效率的同时，也制造出更深层次的不平等。尽管卡斯特的理论体系带有保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其理论内核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当前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而言，其理论既揭示了资本通过流动空间实施隐性控制的机制，也为应对技术垄断、缓解贫富鸿沟提供了辩证思考路径。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深度演进的今天，重新审视卡斯特关于空间权力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性洞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更能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