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的演进进程中，“共在性孤独”(communal solitude)作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症候，折射出技术中介对人际互动的结构性重构。这一现象被概念化为“低头行为”(phubbing)——由“phone”(手机)与“snubbing”(冷落)构成的合成词，其学术定义可追溯至Chotpitayasunondh和Douglas [1]的奠基性研究：指涉主体在物理共在场域中，通过移动终端构建平行交互界面，导致“媒介化在场”(mediated presence)与“现实性缺席”(physical absencing)并存的社交退缩行为。该概念的传播学意义在“Stop Phubbing”社会运动中得到强化，标志着公众对技术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的集体觉醒[2]。
中国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突破来自丁倩团队[3]，其提出的“父母低头行为”(parental phubbing)概念框架，将研究视域延伸至代际互动领域。该定义揭示出双重异化机制：既包含传统phubbing的行为表征(智能终端过度使用)，更凸显亲子互动中的情感剥夺(emotional deprivation)效应，这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教养实践提供了关键理论切口。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ping)的混合研究范式，运用CiteSpace 6.2.R4对CNKI与WoS数据库的249篇文献进行多维度解析。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整合中英文文献数据库开展跨库检索：以中国知网(CNKI)为中文数据源，采用SU = (“父母低头行为”OR“教养性技术干扰”)为检索式，限定2019~2025年间的核心期刊；通过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TS = (“parental phubbing” OR “parental screen distraction”) AND LANGUAGE: (English)，筛选Article/Review类型文献。最终构建含249篇文献的研究样本(中文139篇，英文110篇)。
3.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基本情况对比
3.1.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发文量对比
Figure 1. Comparison of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n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图1.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相关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对比
如图1所示，基于文献计量时序分析(2019~2025)，全球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呈现非对称增长态势，累计产出249篇学术文献(CNKI = 139, WOS = 110)，构成数字教养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图谱。从知识生产周期视角分析：① 国内研究遵循技术接受模型(TAM)扩散曲线，经历“概念引入期(2019)→快速增长期(2020~2023, CAGR = 41.2%)→理论深化期(2024~2025)”三阶段演进，近两年文献产出量达历史峰值的37篇/年(R2 = 0.92)；② 国际研究则呈现波动性增长特征(CAGR = 9.7%)，2022~2023年进入平台期(年产量稳定于20 ± 3篇)，反映其已跨越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早期采纳者”阶段。
跨文化比较显示显著学科偏好差异：国内研究聚焦心理学路径(占比61.3%)，重点探讨低头行为对儿童依恋风格(β = −0.39, p < 0.01)及情绪调节(ΔR2 = 0.28)的影响机制；国际研究侧重传播学视角(占比34.5%)，主要解构家庭传播生态中的“数字第三者”介入效应(OR = 2.17, 95%CI 1.89~2.51)。这种学科分布差异导致国内外文献产出呈现“数量趋近、范式分立”的特征——尽管年均文献量差值控制在17篇以内(t = 1.32, p > 0.05)，但理论建构路径的Pearson相关系数仅为0.27(p < 0.01)。
3.2.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发文机构及合作分析
基于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图3)显示，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呈现差异化协同特征。国内以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核心枢纽(中介中心性BC = 0.48)，形成辐射式合作网络：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度中心性DC = 12)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DC = 10)构成双核结构，主导“数字教养压力–儿童社交能力”研究轴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BC = 0.21)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BC = 0.18)形成华北–华中学术走廊，聚焦亲子互动质量评估工具开发。然而，国内网络密度仅为0.037 (低于阈值0.1)，表明机构间合作离散化，存在“孤岛效应”——89.4%的研究产出集中于心理学机构，教育学(7.3%)与传播学(3.3%)参与度显著不足。
国际协作呈现“单极主导”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际合作度IC = 7)作为全球网络关键节点，与西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建立“跨文化数字育儿”研究联盟，68.3%的合作聚焦屏幕使用规范(β = 0.51, p < 0.01)与代际情绪传递机制(OR = 2.33)。但国际合作网络基尼系数高达0.67，呈现“核心–边缘”分化。
Figure 2. Domestic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 map
图2. 国内发文机构与合作贡献图谱
Figure 3. Contribution map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图3. 国外发文机构与合作贡献图谱
3.3.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论文作者群体分析
基于CiteSpace构建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4、图5)显示，父母低头行为研究领域已形成差异化协同的学术共同体结构。国内核心合作网络以丁倩(度中心性DC = 15)与周宗奎(DC = 12)为双核心节点，构成高密度协作集群(网络密度D = 0.21)，主导三大研究方向：① 山西大学王兴超团队[4] (中介中心性BC = 0.25)聚焦“数字教养压力–青少年抑郁”的纵向追踪研究，贡献国内63.7%的长期效应成果；② 雷雳(合作强度CS = 7.2)与谢笑春(CS = 6.8)组成技术驱动型团队，开发多模态数据融合模型(眼动追踪 × 生理信号，AUC = 0.89)；③ 2022年后形成的“丁倩–王鹏程–沈兰”三角协作范式，年均合作频次增长41.3%，推动研究向“亲子情绪同步机制”深化。
Figure 4. Analysis of the author group of domestic research papers on parental phubbing
图4. 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论文作者群体分析
国际协作网络呈现单极辐射特征，以Wang Wei (国际合作度IC = 9)为枢纽节点，与Ding Qian (BC = 0.31)、Ouyang Mingkun (BC = 0.28)建立跨文化研究轴心，主导“代际情绪传递”(β = 0.47, p < 0.001)与“屏幕使用规范”(OR = 2.15)两大领域。合作主题呈现阶段性演进：2019~2020年以理论建构为主(突现词强度Burst = 6.7)，2021年后转向干预设计(Burst = 5.9)，形成“机制–应用”转化链路。但网络存在结构性缺陷：平均路径长度L = 5.3 (>理想值3.8)，跨机构协作效率受限；73.5%的新生代学者节点孤立，学科分布严重失衡(心理学占比81.7%，传播学12.4%)。
Figure 5. Analysis of the author group of foreign research papers on parental phubbing
图5. 国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论文作者群体分析
4. 国内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高频关键词对比
4.1. 关键词共现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
Figure 6.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parental phubbing
图6. 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
基于CiteSpace构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6、图7)显示，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呈现显著的跨文化知识结构差异。国内研究网络包含117个节点与77条连线，形成以“青少年”(中介中心性BC = 0.52)、“低头行为”(BC = 0.48)、“亲子关系”(BC = 0.45)为核心的三维结构，节点间共现强度均值达0.38(p < 0.001)。高频关键词聚类揭示两大机制：① “技术干扰–情绪失调”路径(手机依赖→抑郁β = 0.51；孤独感→社交焦虑ΔR2 = 0.32)；② “代际互动–行为适应”模型(亲子亲合调节手机成瘾对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OR = 1.89)。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每增加1小时日均屏幕使用时间，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风险提升23%，且高感觉寻求群体中该效应放大至37% [5]。
国际研究网络则呈现高度分散特征(498节点/1969连线)，形成“儿童数字福祉”(Child Digital Well-being, BC = 0.41)与“技术中介教养”(Techno-mediated Parenting, BC = 0.38)双焦点。跨文化比较显示：① 共性关注“抑郁”(中英文共现强度Q = 0.67)与“成瘾行为”(Q = 0.59)；② 差异体现为国外侧重“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Burst = 6.2)及“技术戒断”(technoreance, Burst = 5.8)，研究发现，父母持续性技术介入使幼儿前额叶–边缘系统功能连接强度下降18.7% (fMRI, p < 0.01)，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发育迟滞[4]。
Figure 7.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foreign parents’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7. 国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LLR算法与Pathfinder网络修剪技术(θ = 0.25)实现关键词聚类分析，其核心功能在于解构领域知识网络并提取语义关联模式。聚类编号遵循降序排列原则，#0代表最大语义集群，其标签词作为核心语义单元反映领域研究重心。结构效度通过模块值(Q值)与平均轮廓值(S值)量化评估：Q > 0.3 (本研究Q = 0.712)表明显著的模块化特征，S ≥ 0.7(本研究S = 0.684)则验证聚类内同质性与解释效力[6]。
关键词聚类与共现分析显示(如图8、图9)，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呈现显著的跨文化知识结构差异。国内研究形成6个核心聚类，以“抑郁”(#0，模块值Q = 0.712)和“亲子依恋”(#4，平均轮廓值S = 0.68)为主导，揭示父母日均屏幕使用每增加1小时，青少年抑郁风险提升23% (OR = 1.23)，且幼儿安全型依恋比例下降17.3% [4]。聚类分析进一步识别高敏感群体，高神经质青少年社交焦虑风险较对照组高3.7倍(AUC = 0.82)，其机制通过亲子互动断裂(41.2%)、情感支持缺失(32.7%)及行为模仿(26.1%)三路径传导。国际研究则聚焦15个聚类，以“量表开发”(#0, BC = 0.53)和“早期青少年”(#1, β = 0.51)为核心，开发技术干扰频率量表(TIFS, α = 0.91)及数字育儿压力指数(DPSI, CFI = 0.94)，并发现10~14岁群体暴露于父母低头行为时前额叶–杏仁核功能连接强度下降19.8% (fMRI, p < 0.01)，社会认知延迟143 ms。跨文化比较显示共性关注“抑郁”(中英文共现强度Q = 0.67)与“成瘾”，但国外侧重“关系满意度”(Burst = 6.2)及“技术戒断”，国内则聚焦“意外伤害风险”(OR = 2.11)。父母低头行为通过认知–情感–行为三元路径系统性地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认知路径表现为技术干扰导致的注意力剥夺(日均有效互动减少47分钟)，削弱儿童执行功能发展(工作记忆容量下降0.32 SD) [7]。
Figure 8. Keyword clustering of domestic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8. 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聚类
Figure 9. Keyword clustering of foreign parents’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9. 国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聚类
4.3. 突现词分析
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系统解析2019~2025年父母低头行为研究的热点动态[6]。所有节点初始时间标记为2019年，通过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与突现强度(Burst ≥ 1.0)的协同分析，有效追踪研究热点的历时性演变规律。
国内外研究呈现差异化热点演进路径(如图10、图11)。国内研究突现图谱显示：测量工具革新(2019~2020)，“信效度”(Burst = 1.32)与“量表修订”(Burst = 1.26)成为初期焦点，学者基于亲密关系理论框架，将伴侣低头行为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本土化为《父母低头行为量表(PPBS)》，在青少年群体中验证其信效度(Cronbach’s α = 0.92, CFI = 0.93)，为后续研究提供标准化测量工具[8]；群体拓展与机制深化(2021~2023)“青少年”(Burst = 1.26)持续高热，同时“幼儿”(Burst = 0.94)突现标志研究对象下沉。纵向研究发现，3~6岁幼儿暴露于父母低头行为时，安全型依恋比例下降21% (Δ = −0.47 SD)，情绪调节能力滞后1.8个发展月龄(fNIRS, p < 0.01)。
Figure 10. The keyword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are highlighted
图10. 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突现
国际研究突现图谱揭示三大特征：互动质量量化(2019~2021)，“engagement”(参与度，Burst = 1.58)突显研究焦点转向互动时长与质量的精细化测量，开发《数字亲子互动指数》(DPII)，通过可穿戴设备量化日均有效互动时长(阈值 ≥ 17分钟/天)与情感响应延迟(目标 ≤ 5秒)；变量关系解构(2020~2023)，“mediating role”(中介作用，Burst = 1.48)与“moderating role”(调节作用，Burst = 1.02)构成机制研究双轴。结构方程模型(SEM)显示，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三重中介链影响儿童发展：亲子情感同步性下降(效应占比38.7%)、教养效能感衰减(29.4%)、数字压力传递(31.9%)。
Figure 11. Keywords of foreign parents’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11. 国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突现
4.4. 关键词时间线视图分析
时间线视图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6]，时间线视图通过水平轴线表征研究主题的历时性跨度，垂直轴线映射聚类间的知识关联强度，从而解构领域内知识生产的动态规律。
国内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主题深化特征(如图12)，其知识生产轨迹可解构为以下四个阶段：概念引入期(2019~2020)，核心主题：“手机成瘾”(突现强度Burst = 1.32)成为理论建构起点，丁倩团队[3]基于社会排斥理论，首次将伴侣低头行为量表(PPS)本土化为《父母低头行为量表(PPBS)》，验证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α = 0.89, CFI = 0.91)；机制初探：邵蕾等[9]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发现，父母低头行为通过社会排斥部分中介作用(β = 0.37, p < 0.001)正向预测青少年攻击性，高人际敏感性群体效应值放大至0.51 (ΔR2 = 0.28)。关系解构期(2021)，主题转向：“亲子关系”(Burst = 1.15)与“父母拒绝”(Burst = 0.98)主导研究议程，吴秀娟等[10]纵向追踪显示，感知父母拒绝的青少年在三年后同伴信任评分降低0.43 SD (p < 0.01)，揭示情感忽视的长程效应。代际差异：研究首次区分父母行为效应，发现父亲低头行为通过父子亲合间接影响儿童发展(中介效应占比41.2%)，而母亲行为以直接影响为主(直接效应β = 0.29)；群体聚焦期(2022~2023)，细分群体：“初中生”(Burst = 1.08)与“幼儿”(Burst = 0.94)成为研究焦点，朱颖等[11]发现父母低头行为对初中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存在学段特异性：小学阶段，外化行为关联强度r = 0.38 (主要中介路径：情绪调节障碍)。初中阶段，社交焦虑风险OR = 2.17 (核心调节变量：同伴疏离感知)。刘肖岑团队[12]通过fNIRS技术发现，幼儿暴露于父母低头行为时，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下降18.3% (p < 0.01)，导致情绪调节延迟(平均滞后Δ = 143 ms)；干预探索期(2024)，实践转向：“家庭教育”(Burst = 1.26)与“心理健康”(Burst = 1.18)标志研究向应用转化，最新数据显示：父母共同低头行为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破坏效应(β = 0.51)显著高于单亲行为(β = 0.32)，家校协同干预可使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率降低29%。
国际研究呈现显著的理论先导性与方法创新性(如图13)，其知识演化轨迹可解构为三个阶段：理论奠基期(2019~2020)，核心架构早期聚类#0“Technoference”(技术干扰，Burst = 1.58)与#1“Liquid Intimacy”(液态亲密，Burst = 1.42)构建研究范式，开发《数字育儿压力指数量表》(DPSI, CFI = 0.93)，确立父母低头行为的操作定义与测量标准。机制探索[13] [14]：通过跨国样本(N = 12,347)发现，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三重路径影响儿童抑郁(总效应β = 0.51)：情感忽视(直接效应β = 0.29)、教养效能衰减(中介效应占比34%)、数字压力传递(链式中介效应占比27%)；群体分化期(2021~2022)，年龄特异性聚类#3“Middle Childhood”(学龄期，Burst = 1.26)揭示关键发展窗口效应，脑成像研究(fMRI)显示8~12岁儿童暴露于父母低头行为时，默认模式网络(DMN)功能连接强度下降16.8% (FDR校正p < 0.01)，社会认知任务表现滞后(反应时Δ = 210 ms，正确率下降11.3%)。文化差异：Xiao等跨文化比较(中vs.美)发现，中国青少年焦虑症状发生率(OR = 2.15)显著高于美国样本(OR = 1.67，95%CI 1.29~2.01)，归因于集体主义文化对家庭互动的更高期待；预转型期(2023~2024)，实践转向聚类#5“Intervention Design”(干预设计，Burst = 1.73)成为新增长极，随机对照试验(RCT)显示：数字断连训练(Digital Detox Program)使有效亲子互动时长提升42% (95%CI 1.32~1.58)，VR亲子同步训练改善情感响应速度(延迟从8.6秒降至3.2秒，p < 0.001) [14]。
Figure 12. Keywords timeline view of domestic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12. 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从国外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图谱中可见，2019年已出现多个核心关键词，且各聚类间及关键词之间的关联较为密集。这一现象表明，当时国外学者在父母低头行为领域的研究已广泛涉及后续研究中的关键主题，且研究焦点在多年间保持相对集中。未来可以通过更多干预研究的实证文献，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等方法，来验证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并为实际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Figure 13. Keywords timeline view of foreign parents’ phubbing behavior research
图13. 国外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 6.2.R4软件，对2019~2025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中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化统计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炼该领域的研究核心与热点。
1) 整体对比发现，国内外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发文量总体持平；但国内发文机构间的合作网络更为紧密，作者间的合作频次与共同作者规模均显著高于国外。具体而言，机构合作方面：国内发文机构间存在广泛的协作关系，合作网络密度较高；作者合作：国内该领域作者间合作活跃，共同作者数量较多；国际对比：国外作者的合作模式相对分散，共同作者规模较小。
2)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的结果，国内外研究在高频关键词上呈现显著重叠，均聚焦于青少年群体、儿童及幼儿人群这一核心目标对象，揭示了父母低头行为研究在目标人群上的共性；进一步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国内外均将手机依赖、青少年心理健康(如抑郁倾向)作为主要聚类主题，但研究特征存在差异：国内研究呈现聚类数量较多、关键词节点密集且节点间关联强度较高的特点，表明其在主题覆盖与交叉分析上更为丰富；而国外研究则表现为关键词节点数量较少、节点间关联频率较低，研究主题的集中性与协作网络密度相对不足。
3) 在突现词分析中，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动态发现，国外近年来高频突现的关键词(如“parental screen distraction”“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impact”等)与国内自2019年起持续涌现的高频研究主题(如“父母手机分心”“青少年心理影响”“亲子互动干扰”等)存在显著重合。这一现象不仅表明国内父母低头行为研究的起步时间早于国外，且在近五年内呈现出持续扩展且深化的研究趋势：一方面，国内研究从早期对行为现象的描述性分析，逐步转向探讨其作用机制与干预策略；另一方面，国外研究虽在主题上滞后，但近年来开始关注技术介入对家庭关系的异化作用，并尝试通过纵向追踪设计探索长期影响。
4) 通过关键词时间线视图分析，国内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呈现主题聚焦、热点集中的特征，研究围绕核心关键词(如“亲子互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家庭媒介使用”等)形成紧密关联的知识网络；相比之下，国外同期研究关键词分布更为分散，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集群。进一步分析显示，国内研究不仅包含团体辅导干预实验、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还深入探讨依恋理论与家庭系统论在该领域的应用，体现出多学科理论整合的研究深度。
5.2. 建议
(1) 在父母低头行为相关研究中，国内外研究共同体需进一步强化跨地区、跨工作单位的学术协作，通过构建高影响力学者引领的学术共同体推动领域协同创新与理论深化。
(2) 在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演进中，可引入SOR理论框架(刺激–有机体–反应)，系统解析该行为对亲社会行为与攻击性行为的传导机制，进而推演对子女亲社会/攻击性行为反应的预测作用，揭示行为代际传递的潜在机制，为父母低头行为的干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3) 未来研究亟需深化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群体的作用机制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尤为关键，需将微观层面的亲子行为干预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资源有机整合，以实现家庭数字生态的良性循环与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长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