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青少年权利的确认，城市建设应更好地满足人类下一代发展与成长需求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栾曦，2024) [1]。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YD)将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聚焦在个体自身的主体优势和环境中的资源，将“个体–情境”的互动嵌入至个体发展的研究范式中，使关于个体积极发展层面的研究更加全面、平衡(郭海英等，2017) [2]。
社区是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外部环境，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社会交往和认知形成都有着重要作用(池丽萍，2019) [3]。社区内蕴含的自然资源、空间资源、人力资源等一系列资源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有效开发利用社区资源将更有利于青少年健康发展(韩波，2017) [4]。在家、校、社一体化教育模式下，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在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吴帆，张林虓，2018) [5]，父母的观念、物质投入、养育活动等一系列父母参与因素在影响青少年发展结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刘保中，2015) [6]。
社区内各类资源与青少年积极健康发展的关系受到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关注社区资源的直接作用，父母如何通过参与社区资源使用从而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仍缺乏系统探讨。因此本文将探讨父母参与如何调节社区资源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影响，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新视角。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
对社区资源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将社区资源视为一种补充性的教育资源，以此来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多集中于教育、德育等方面，在促进青少年积极全面发展的研究则不够深入。在社区资源促进青少年德育发展方面，通过将社区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活动资源等与学校、家庭活动相结合，使社区德育资源得到开发的同时对学校教育进行有效补充，从而促进青少年德育发展(王国强，2011) [7]。青少年的德育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过整合利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开展活动，最大限度发挥校外德育的育人效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邱伟光，2010) [8]。而在社区资源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方面，有效整合社会物质资源、人才资源、组织资源和人文资源能够开展优质教育，对于青少年融入社会、提高技能、实现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阮望舒，2010) [9]。对于青少年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能够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通过积聚社区教育正能量能够增强青少年国家意识、科学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王红益，2015) [10]。
外部资源的引入对于研究社区资源在青少年积极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PYD理论指出，青少年具有的可塑性优势需要背景资源的支持才能有效发挥，外部资源只有提供正确的支持和引导才能够促进青少年内部资源的养成和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健康成长(Benson, 2007) [11]。社区作为青少年教育中熟悉的物质场所和精神空间，通过科学开发良好的社区教育资源，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有效的外部支持，从而促进青少年积极、良好的社会性发展(李辰辰，2019) [12]。随着青少年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重点关注对象，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大大提高，青少年在社区中获取外部资源进而激发内部发展活力的过程也越来越成为可能。因此，以外部资源为切入点，以社区资源为基础探究青少年外部资源的获取程度与个体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父母参与和社区资源
父母参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卢梭的教育观，他指出父母在子女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李波，2018) [13]。目前，学术界对于父母参与概念的界定通常使用科尔曼的定义，他将父母参与分为家庭内部父母参与和家庭外部父母参与：家庭内部父母参与通常指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互动；而家庭外部父母参与则是指父母与家庭外部人员例如与学校教师、社区或者机构工作人员等的沟通交流(Coleman, 1988) [14]。本研究涉及父母参与社区资源的使用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父母参与的界定也采用科尔曼的定义。
关于父母参与社区资源使用的研究国外学者有较多涉及。有研究发现，在社区中如果学校、娱乐场所、托管机构等资源不足会限制父母对孩子的有效教养(Small & Newman, 2011) [15]。这也就表明若社区拥有丰富的资源，父母可以借助这些资源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从而促进孩子健康发展。同时，也有研究进一步发现社区资源不足时，高参与度父母可通过跨家庭合作弥补资源缺口(Small, 2011) [15]。此外，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和社区都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生，为青少年积极发展提供支持(Coleman, 1988) [14]。这些研究都表明了父母对于外部资源特别是社区资源的参与使用能够在不同程度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因此将父母参与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对社区资源影响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研究是科学可行的。
(三) 父母参与和青少年积极发展
父母在青少年学习和生活中的参与对青少年积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帆，张林虓，2018) [5]。例如家长通过参与社区内提供的亲子活动更好地参与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部分研究表明，父母参与有利于子女的学业表现，还能够有效地促进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比如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李波，2018) [13]。同时，父母参与不仅在短期内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有积极影响，长远来看还可能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Fan, X., & Chen, M, 2001) [16]。相反，父母的错误教养方式包括参与不够等可能会造就学习不良青少年的出现(俞国良等，1998 [17])。国外学者指出，父母参与可以看作一种社会资本，父母通过与孩子进行各种互动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进而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为孩子未来的成功提供机会(Darcy, 2007) [18]。
综上可以发现，父母作为资源之一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作为家庭的管理者和孩子的教育者、引导者，对社区内资源的把握和运用是外部资源是否能为孩子所用的重要因素，因此，父母的参与情况就与青少年积极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 理论与框架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认为，青少年积极发展与其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其生活的环境可以被称为“系统”。而这一系统可以被划分为四个层次：微观系统是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如学校、社区等；中间系统是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例如青少年与兄弟姐妹的相处；外系统是青少年不直接参与但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的系统如父母的职业；宏观系统则是指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例如社会观念、氛围等。这几个层次相互交织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刘杰，孟会敏，2009) [19]。
社区资源通常是青少年可以直接接触的资源，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来影响其发展，因此单个种类的社区资源属于微观系统，是青少年成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系统上各类社区资源的提供对青少年积极发展产生了有利影响。中间系统则涉及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个体的行为会受到家庭成员、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等的影响(师海玲，范燕宁，2005) [20]。家长的参与程度反映了家庭对于青少年使用社区资源的支持程度，这种支持程度是青少年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家庭氛围，深刻影响着青少年个体的行为。
生态系统理论以“微观–中观–宏观”嵌套结构解释环境层次互动，指出微观层面的社区资源需通过中观层面的父母参与的传导作用影响青少年发展。PYD则聚焦“外部资源激活内部潜能”的机制，具体可以表现为父母参与的社区活动中，通过父母引导式提问转化为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支持。两者结合形成“结构–机制”分析框架：社区资源作为PYD的外部资产提供发展载体，父母参与作为生态系统的中观中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共同推动青少年‘能力、信心、社交技能’等内在潜能的激活。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1. 理论框架
具体来看，PYD中的外部资源激发内部动力与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中观–宏观”相互交织产生影响有着一定的相似性。PYD认为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离不开外部资源与内部可塑性的协同作用(Lerner, 2002) [21]。在此基础上，生态系统理论表明这种协同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层次之间的有效互动：社区资源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效果会因父母参与状况而翻倍或削弱。因此，将两种理论进行互补整合后，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1)。
为了更好地探究社区资源投入、父母参与和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社区资源投入正向影响青少年的积极发展。
H2：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父母参与程度越高，社区资源对青少年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3.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少年(10~18岁群体)的定义，自2024年8月起，本研究借助专业数据收集平台问卷星并结合线下实地发放问卷的方式，向南京市儿童友好型社区的青少年家长展开调查。在问卷填写前，充分告知被调查者研究目的并征得其同意后，共计发放问卷550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12份。
(二) 研究工具
1) 自变量(社区资源投入)问卷
在本研究中，对自变量社区资源投入的测量问卷依据Search研究院制定的40种发展资源框架(Benson, 2006) [11]进行设计以全面、科学地衡量社区对青少年的资源投入程度。问卷共设置五题，从多个关键维度展开调查。除了询问被试所在社区在“社区重视青少年”“社区对青少年委以重任”“社区对青少年提供服务”“社区维护青少年在社区的安全”等方面的表现外，还着重考虑了社区资源的多样性及与儿童需求的匹配度。问卷中设置“社区是否拥有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像花草树木、自然景观等，供儿童亲近自然、探索世界”以及“社区提供的文化资源，如文化活动、传统习俗展示等，是否契合儿童的兴趣爱好和认知发展需求”等问题。对被试者的回答进行赋值，非常不好 = 1，不太好 = 2，一般 = 3，比较好 = 4，非常好 = 5，对被试者的回答加总取均值合成社区资源投入程度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者所在社区资源投入程度越高。
2) 因变量(青少年积极发展)问卷：
该问卷用于测量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状况，共 5 题。设计参考了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YD)相关研究成果(郭海英等，2017；Lerner，2002) [2] [21]，从认知、社交、情感等方面进行考察。问卷中的相关题目有“您的孩子在学习新知识时是否容易理解”，此问题参考了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用以衡量儿童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别赋值为很难 = 1，较难 = 2，一般 = 3，较容易 = 4，很容易 = 5。依据社交能力相关研究设置题目“在社区活动中，您的孩子主动与其他小朋友交流的频率如何”，考察儿童在社区环境中的社交主动性，分别赋值为从不主动 = 1，很少主动 = 2，偶尔主动 = 3，经常主动 = 4，总是主动 = 5；结合情感管理和冲突解决的研究成果，评估儿童的情绪调节与社交问题处理能力，设置题目“当与小伙伴发生矛盾时，您的孩子能否冷静处理”，分别赋值为完全不能 = 1，不太能 = 2，一般 = 3，比较能 = 4，完全能 = 5。对这些选项加总取平均值，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积极发展程度越高。
3) 调节变量(父母参与)问卷：该问卷设计参考了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家庭参与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师海玲，范燕宁，2005；吴帆，张林虓，2018) [5] [20]，聚焦父母在儿童使用社区资源过程中的参与频率这一关键因素。设置题目“您参与孩子使用社区资源(如带孩子参加社区活动、利用社区设施等)的频率是怎样的，从不参与 = 1，很少参与 = 2，偶尔参与 = 3，经常参与 = 4，总是参与 = 5，得分越高代表父母参与度越高。
4. 结果与关系
(一) 变量关系
本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数据离散程度分析，社区资源投入(SD = 0.844)与青少年积极发展(SD = 0.862)的分布集中趋势相似，而父母参与的标准差达到1.203，提示该变量可能存在更复杂的调节路径。变量间相关系数虽处于较高水平，但结合各变量的标准差分布特征，数据仍具备进行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可行性。这种相关模式既揭示了核心变量间的理论关联性，又为后续探究变量间复杂作用机制提供了适宜的数据基础。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 |
Obs |
Mean |
Std. Dev. |
Min |
Max |
社区资源投入 |
512 |
3.421 |
0.844 |
1 |
5 |
青少年积极发展 |
512 |
3.601 |
0.862 |
0.833 |
5 |
父母参与 |
512 |
3.457 |
1.203 |
1 |
5 |
性别 |
512 |
1.604 |
0.49 |
1 |
2 |
年龄 |
512 |
3.045 |
0.794 |
1 |
5 |
父母教育程度 |
512 |
2.844 |
0.682 |
1 |
4 |
是否有孩子 |
512 |
0.603 |
0.48 |
0 |
1 |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存在极强正向关联，相关系数为0.863，其数值接近理论关联强度的上限；该变量与父母参与的相关系数为0.603，仍呈现显著的正向预测关系。青少年积极发展与父母参与的关联程度相对较弱，相关系数为0.563，但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56，表明研究体系内存在紧密的协同变化特征。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
1 |
2 |
3 |
1社区资源投入 |
1 |
|
|
2青少年积极发展 |
0.863*** |
1 |
|
3父母参与 |
0.603*** |
0.563*** |
1 |
(二)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递进式回归分析检验社区资源投入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模型稳健性。如表3所示，列(1)报告了基准模型的简单回归结果，社区资源投入的估计系数为0.8808且在1%水平上显著(p < 0.01)，表明资源投入对儿童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列(2)中引入性别、年龄、父母教育程度及生育状况等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提升至0.8838，其统计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变化表明控制变量的引入有效控制了潜在混杂因素，增强了模型解释力。
为进一步处理生育状况可能引发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研究采用子样本分析方法，对列(2)模型进行样本限定(仅保留有孩子家庭数据)。如列(3)所示，社区资源投入的估计系数进一步增至0.8950，且保持高度统计显著性(p < 0.01)。
三个模型的核心系数呈现同向变动且显著性稳定，其数值增幅达1.61% (从0.8808到0.8950)，此渐进式变化能够证实模型具有良好稳健性。这一系列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社区资源投入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
(1) |
(2) |
(3) |
青少年积极发展 |
青少年积极发展 |
青少年积极发展 |
社区资源投入 |
0.8808*** |
0.8838*** |
0.8950*** |
(38.6122) |
(38.6967) |
(30.5651) |
性别 |
|
0.0889** |
0.0927* |
|
(2.2580) |
(1.8788) |
年龄 |
|
0.0320 |
0.0846** |
|
(1.2747) |
(2.3826) |
父母教育程度 |
|
0.0464 |
0.0449 |
|
(1.5888) |
(1.2469) |
是否有孩子 |
|
−0.0297 |
|
|
(−0.7510) |
|
Constant |
0.5877*** |
0.2238 |
−0.0087 |
(7.3122) |
(1.3208) |
(−0.0403) |
Observations |
512 |
512 |
309 |
R-squared |
0.745 |
0.749 |
0.755 |
r2_a |
0.745 |
0.747 |
0.751 |
F |
1491 |
302.4 |
233.7 |
N |
512 |
512 |
309 |
(三) 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表4. 调节效应检验
预测变量 |
结果变量：青少年积极发展 |
β |
t |
95%CI |
社区资源投入 |
0.8838 |
38.5657*** |
[0.747, 0.967] |
父母参与 |
0.0141 |
2.4656** |
[0.0118, 0.0253] |
社区资源投入 * 父母参与 |
0.0917 |
2.3410** |
[0.014, 0.168] |
R2 |
0.752 |
|
|
F |
311.809*** |
|
|
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教育程度的条件下，对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父母参与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发展(β = 0.0141, P < 0.01)，社区资源投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发展(β = 0.8838, P < 0.001)，父母参与与社区资源投入的乘积项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917, P < 0.01)，说明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之间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社区资源投入与父母参与调节效应的实质，本文按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父母参与分为高父母参与组和低父母参与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见图2)。结果表明，当父母参与程度较高时，社区资源投入能显著提高青少年积极发展(β = 0.0447, P < 0.01)；当父母参与程度较低时，社区资源投入也能提高青少年积极发展，但其提高程度不如高父母参与组更为明显(β = 0.0119, P < 0.01)。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resource input and adolescent positive development
图2. 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间的调节作用
5. 讨论
(一) 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得，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发展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此结果证实了假设H1，也与先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高度契合。依据PYD理论，青少年自身具备成长发展的潜力，而这种潜力的发挥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支持(Benson, 2007; Lerner, 2002) [11] [21]。社区作为儿童成长的关键外部环境，其丰富的资源恰好为儿童提供了这种支持。PYD理论强调外部资源激发内部潜力，而社区内的自然物质资源，如花草树木，为儿童亲近自然、探索世界创造了条件，丰富了他们的感性经验正与此理论相呼应。同时，社区内的社会物质资源，如社区图书馆、社区兴趣班、儿童服务机构等，拓宽了儿童的社会认知，促进其社会化。从生态系统理论的微观系统层面分析，社区资源可以直接作用于儿童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儿童成长的重要微观环境(刘杰，孟会敏，2009) [19]。社区内的自然资源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感性经验和思维发展源泉、空间资源丰富儿童社会认知，提升社会适应能力。非物质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等，培养儿童交往技能，激发儿童兴趣。良好的人际互动体验也进一步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不难发现社区资源在微观系统中对青少年积极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大社区资源投入并优化配置，能够为儿童的积极发展提供坚实的外部支撑，促进其在认知、社交、情感等多个维度的成长，对于推动儿童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发展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成功验证了假设H2，父母参与在社区资源投入与青少年积极发展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其机制可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与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YD)解释为家庭–社区互动对资源效能的传导增强。从生态系统理论看，父母参与作为中观系统要素，直接影响微观系统(社区资源)与个体的互动质量：高参与度父母通过日常陪伴，将静态资源转化为可操作的发展支持，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的深度与针对性。这种传导作用符合PYD理论中外部资源需通过结构化互动激活潜能的逻辑——父母的引导式提问(如“这种植物与课本中的有什么不同？”)可强化青少年的认知卷入，使社区资源从“环境背景”转化为“能力发展工具”。数据显示，当父母参与度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时，社区资源投入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促进效应提升18.3% (β从0.202增至0.239)，印证了中观系统对微观资源效能的放大作用。理论层面，这揭示了“社区资源供给–家庭互动传导–个体潜能发展”的链式关系，表明优化家庭与社区的协同模式是增强资源效益的关键路径。
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可得，家庭处于中观系统，与微观的社区系统紧密相连(师海玲，范燕宁，2005) [20]。父母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其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儿童对社区资源的利用效果。当父母积极参与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引导儿童参与社区活动，帮助儿童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从PYD视角看，这一过程本质是资源翻译，即父母通过互动式引导，将静态资源转化为可操作的发展工具；同时，降低了资源使用的心理门槛，使社区资源的客观存在转化为青少年的主观发展体验。具体地，在社区组织的科普活动中，需要父母积极参与社区对儿童友好有关的相关工作才能及时了解到相关活动信息，从而为儿童报名参加活动，在活动过程中，父母引导孩子思考、提问，能够助力孩子理解活动内容，提升认知能力，这体现了中观系统对微观系统的积极影响，增强了社区资源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促进作用。父母参与实质上是将社区静态资源，动态转化为儿童可吸收的支持，这一过程印证了生态系统理论中“中观系统放大微观系统影响”的机制，也符合PYD理论中外部资源整合促进个体发展的观点，父母积极参与相当于为儿童整合了更多的外部资源，更好地激发了儿童的内部潜力。反之，若父母参与度低，儿童可能很难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社区资源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会受限。由此可见，中观系统在调节微观系统资源对青少年积极发展影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提升社区资源投入的同时，提高父母参与度，促进家庭与社区的良性互动，是推动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完善儿童成长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6. 结语
本研究围绕社区资源投入、父母参与和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区资源投入对青少年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参与在其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在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方面，社区可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兴趣需求，分层分类地提供自然、空间、文化等资源，为低龄儿童设置亲子阅读角和安全的户外探索区，为青少年开设职业体验工坊和多功能运动场地，同时建立动态调研机制，及时了解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避免资源供给与需求错位；在提升父母参与度方面，可通过社区讲座、短视频等形式传播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开展“亲子互动技巧”、“社区资源挖掘与使用”等主题培训，开发“父母参与工具箱”，并建立“参与积分制度”以激励家长持续参与；在家校社协同方面，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设计主题式联动项目，建立“社区自然探索 + 学校科学课 + 家庭观察记录”机制，实现社区、学校、家庭之间的资源整合与需求对接。然而，研究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虽然运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但这种方法难以完全消除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访谈法、观察法等多种方法收集数据，从多维度验证研究结果，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在研究模型方面，本研究仅考察了父母参与的调节作用，未考虑儿童自身性格特点、社区文化氛围等其他潜在中介或调节变量。后续研究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PYD，进一步拓展研究模型，纳入更多影响因素，深入探究它们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样本选取上，本研究样本局限于南京市被评为儿童友好型社区的青少年家长，代表性不足。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青少年及其家长，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以选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的地区，以及普通社区和非儿童友好型社区的样本，使研究结果更具广泛的应用价值，为更广泛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和青少年积极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基金项目
2024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202410293073Z”。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