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旨在借助多元系统理论，深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文化认同建构的形成机制，揭示翻译在促进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同时为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认同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元系统理论主要观点和核心概念，对该项目的翻译文本进行多维度、系统性的分析。通过对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形式、文化意象、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细致对比，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化认同建构的方式和过程。本研究结论表明，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解和分析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通过对“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翻译理论，为未来翻译研究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Polysystem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ojects. By critically analyzing translation practices, it elucidates how translation functions as a pivotal mediator in facilita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offers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while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into identity-building strategies in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i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with Yi Ethnic Group’s Dage Dance and Luzhou Yutan Colorful Dragon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cases. Grounded in the core tenets of Polysystem Theory,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ranslated texts.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are meticulously compared across linguistic structures, cultural imagery, and value systems, thereby illuminating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c negoti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both in terms of processual dynamics and discursiv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ranslation mediates identity form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ranslation serves not merely as a linguistic conversion but as a crucial pathwa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Polysystem Theory offers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thereby hold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Through case-base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enriches and refines translation theorie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ch efforts contribute to foste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diverse cultures and advanc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地方文化符号在城市形象宣传中愈发凸显，为国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增添了独特魅力。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地，拥有彝、藏、羌等少数民族文化及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不仅充实了西南地区的文化符号，更为国家形象的细腻展现与全面呈现提供了珍贵细节，彰显了国家文化的多元与深厚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跨文化传播的机遇。翻译作为连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在非遗项目的跨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非遗项目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交流过程，涉及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文化价值的体现和文化身份的构建。
“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分别蕴含着彝族与泸州地区独特的文化元素与精神价值。通过对这两个非遗项目翻译实践的深入剖析，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在非遗项目翻译中的具体应用，探讨文化认同建构的路径与方法，为非遗项目的文化认同建构和跨文化传播提供借鉴与启示。研究“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非遗项目翻译中的文化认同建构，不仅有助于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丰富了多元系统理论在非遗传文化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
另一方面，多元系统理论则为非遗项目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强调，翻译活动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翻译作品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在非遗项目翻译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深入挖掘非遗项目中华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实现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有效对接，进而建构目标受众对源语文化的认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文化认同建构与多元系统理论
中华文化符号是由中华民族创造，承载中华文化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系统[1]，少数民族和地方的民俗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形象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而如何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其本质就是探索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播路径。就译学界而言，这对翻译的思考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翻译思考的路径和维度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借助多元系统理论，译学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探索中华文化符号的翻译方法和传播路径。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帮助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价值和文化形象的传递。
翻译是文化的建构性力量，纵观中华文化发展史，翻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形式与内涵在不断丰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2]。
对于当代译者而言，其核心使命在于深入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一理论旨在确保中国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原貌得以保留，同时促进目标语言受众的接受与理解。译者需在忠实于源文化的同时，寻求与目标文化的有效对话，以实现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价值的广泛认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曾开展了中国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效果的实证调查。调查者于2011年12月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进行了中国文化印象问卷调查，其中对25种中国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有一定的认知度，但好感度不高[3]。故本文旨将运用多元系统理论，通过“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非遗项目翻译实践，试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译介与传播策略。
3. 多元系统理论基础
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代表作《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和《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中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 Theory)翻译文学理论。书中，佐哈尔详细定义了多元系统理论，阐释了翻译文学系统在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
进入21世纪初，英国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蒙迪(Jeremy Munday)出版了《翻译学入门——理论与应用》[4]，该书清楚地阐明了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主义体系下文学多元主义子系统中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地位。同时，美国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编著了《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5]，在这本书中，根茨勒为翻译文献的研究增加了新的见解，并详细解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定义和发展模式。此外，一部分国内外学者也对多元系统理论做了相关评述，如《翻译研究词典》[6]。1995年，张南峰在《外国语》上发表题为“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一文，文中也使用了“多元系统理论”一词。根据相关多元系统理论的介绍及研究，中国学者朱明胜引用了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对多元系统的定义，认为可以把符号系统看作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必然的多系统，即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部分重叠，同时具有不同的元素，但相互依赖，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发挥作用[7]。
由于其强大的解释力，多系统理论在翻译文献的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受这一理论框架的启发，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归化”和“异化”的传统二分法，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明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共同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方法和规范的选择[8]。
从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深入研究翻译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局限于共时平面上的分析，而是将翻译研究扩展到历时维度，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翻译现象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9]。通过这种方式，对翻译文学的研究能够打破传统的限制，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多元的分析和研究，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见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清楚地揭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互动的复杂现象，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翻译实践不仅是语言和文本的转换，也是跨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译者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了解社会和文化的脉搏，以便发展一种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相适应的翻译研究和方法。通过这种文化自信和创新的翻译方法，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加强他们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4. “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案例研究分析
非遗项目往往承载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文化群体所共有的目标、生活方式和精神文明，这些文化价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得不到理解或欣赏。例如，在一个文化中被视为重要且积极的价值观，在另一个文化中可能并不具备同等的重要性。这就体现了非遗项目的翻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文化观念影响。
“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精神与历史传承。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多元系统理论中的诸多要素，如源语文化、目标语文化、翻译规范等，准确把握文化内涵，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论是对“打歌”中蕴含的彝族人民热爱并尊重自然和生活的价值传递，还是对“雨坛彩龙”所体现的泸州地区人民对龙的崇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呈现，都充分展现了文化认同建构的成果。
4.1. 文化价值与互动的传递
在研究“彝族打歌”和“泸州雨坛彩龙”——两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时，笔者观察到翻译实践在文化价值的传播和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翻译前需要对这些非遗项目进行了详尽的调研与考证，不仅要对产品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还要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当地民俗活动进行研究和审查。这种深入的前期研究对于确保非遗项目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和内涵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充分性至关重要。其次，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译出语受众群体的角度，斟酌词句的使用，对词汇选择和句式构造进行分析考量。这样，目标群体就能尽可能地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接受和感兴趣中国文化，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向外传播。最后，从整体非遗物品翻译项目的宏观角度来看，对中国文化中的少数民族和地方民俗文化进行详尽的汇编和描绘，是构建中国文化象征性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过程不仅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文化信任和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也至关重要。通过这种翻译实践，笔者得出结论，翻译工作不仅是语言转换的简单过程，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和文化认同建构的媒介。
4.2. 翻译策略的创新与适应性
在翻译“彝族打歌”非遗项目时，必须充分理解“彝族小年”“芦笙”“竹笛”“飘梁竖柱”等等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词汇，可采取音译加释译的方法进行翻译。翻译实践强调，翻译这些术语时不仅要依靠字面意义的直接转换，而应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和象征意义。译者必须通过深入的文献研究和文化背景分析，以确保翻译的充分性和文化适应性。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文化对等的策略，寻找目标语言中能够传达相同文化价值和情感色彩的对应词汇或表达。在翻译对传统舞蹈动作的描述时，译者必须超越源文本的直接限制，使用目标语言的思维方式，尽可能清晰、详细地描述整个舞蹈。若仅遵循汉语流水句的逻辑，可能会导致误解，这会影响译作的接受程度。这种误解可能会成为文化符号传播途径上的不必要障碍。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时应仔细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顺畅传播。
4.3. 社会文化语境的考量
在翻译“泸州雨坛彩龙”非遗项目时，译者必须深入研究“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普遍象征意义，并细致考察其在泸州地区的具体文化语境。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力求宏观文化内涵与微观局部特征的和谐统一，确保翻译作品能够准确反映“泸州雨坛彩龙”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除了嵌入“龙舞”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象征以外，其龙身道具的制作亦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如“纸龙、钱龙、鸡毛龙”等，这些形态不仅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每一种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工艺价值。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责任仔细探究每一种龙体道具的具体制作工艺。这包括对材料选择、制作过程、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了解。通过这种较为彻底的理解，译者可以确保在翻译过程中，每一种形式的文化信息和工艺特征都以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准确、准确地呈现出来。翻译龙舞演出剧本主题时，若缺乏对其表演场景的观摩，而仅依赖字面意义及个人知识储备进行翻译，可能会引发文化信息的误传，甚至导致民俗文化本土色彩的丧失。为了确保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特色的保留，译者必须对“雨坛彩龙”舞蹈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其历史渊源、文化背景、表演艺术以及与当地传承的联系。这种全面的理解能够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细微差别更加敏感，从而避免文化色彩的流失，为创造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符号做出贡献。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站在听众的角度规范自己的语言，充分考虑听众的语言艺术审美，在保证翻译信息客观真实的同时，提高听众的理解和感受力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10]。
5. 结语
从源语文化层面来看，深入挖掘“彝族打歌”与“泸州雨坛彩龙”所包含的丰富文化符号与深刻文化意蕴，并将其准确地转化为目标语文化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形式过程中，在目标语文化维度，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与审美趣味，通过适当的调整与优化，使非遗项目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得以有效传播，激发目标受众的文化共鸣，从而加强对源语言文化的认同感。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翻译活动，文化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建构起中华文化认同，向世界展示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历史遗产。遵循忠实，确保非遗项目的核心文化信息不被曲解与丢失；同时，语句通顺，使译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更是在适应性指导下，使翻译作品与目标语文化语境相契合，为文化认同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如归化和异化的有机结合，保持了源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缩小了目标受众与源语人群的文化差距，从而促进了文化认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