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简·爱》(Jane Eyre, 1847)作为19世纪英国文学巨匠夏洛蒂·勃朗特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其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突破时代的女性意识觉醒和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在世界文学殿堂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典范。该文学作品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成功塑造了简·爱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勃朗特在小说中通过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大量运用前景化手法，使作品在情节推进、人物塑造和思想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本文将分析《简·爱》第一章中量的前景化和质的前景化的文学价值，并通过对比祝庆英与吴钧燮的译本，探讨译者如何通过转换策略再现原文的文体效果与主题表达，从而为文学翻译中形式与意义的平衡提供参考。
2. 《简·爱》文学研究现状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经典文本之一，《简·爱》自1847年问世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持续受到西方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这部作品于20世纪30年代被引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展现的个体尊严追求与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与当时国内知识界倡导的人文启蒙思想不谋而合。随着1935年李霁野全译本的问世，这部作品以其强烈的心理写实风格和独特的哥特式叙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参照。在跨越近九十年的接受历程中，《简·爱》逐渐超越单纯的文学作品范畴，其“尊严高于爱情”的生命哲学和“自我救赎”的精神成长主题，成为中国读者理解西方人文传统的重要窗口，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引发对人性价值与道德选择的深刻思考。
近年来，学界从多种研究视角切入，进一步深化了对该著作的汉译研究。蔡新乐(2020)从反讽叙事视角切入，重点探讨了《简·爱》一些译本在处理关键意象时的偏差，以及在再现原著艺术风格时的不足。他指出，语言能力不足或缺乏对原著深层意蕴的感知，常导致译文仅浮于口语化表达，缺少原著语言的厚度与情感张力。其研究不仅提供了独特的反讽叙事视角，也提醒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警惕“表面化”对深层艺术意蕴的侵蚀。李娜(2017)基于审美接受理论，系统分析了译本如何通过审美重构来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核。她指出，译者在翻译《简·爱》的过程中扮演着审美中介的角色，既要保持文本的文学性，又要在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中完成再创作。李娜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译本如何通过语言风格、句法选择等手段进行审美调适，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丰富了汉译《简·爱》的美学探索维度。林桂红(2016)则运用功能翻译理论，详细阐释了祝庆英译本如何通过功能对等策略实现文学性的跨语言转化。其研究基于功能翻译理论，重点探讨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如何实现交际功能的最大化。她认为，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本意义的直译，还应注重译文在目标语言中的可接受性与文化可读性。其研究强调通过保留文学张力、兼顾文化适配来提升译文质感，为学界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汉译《简·爱》中的应用提供了启发与借鉴。
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简·爱》的汉译研究主要从多种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讨译者在文化转换、语篇调适以及文学张力再现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表明，译者的语言选择和审美取向对于原著深层意蕴的呈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在文化适配与艺术传递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更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关键。
目前虽已有大量研究聚焦《简·爱》的翻译与文化转换，然而对于文本内部的文体特征仍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在文体学研究领域，张焰明等学者已运用前景化理论对小说中的前景化现象进行分析，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分析，而有关小说语言中量的前景化和质的前景化的具体分析仍显不足，留下了有价值的探索空间。在《简·爱》中，这两种前景化手法相辅相成，通过语言形式的不断创新与巧妙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赋予了小说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张力。深入分析这两种前景化手法及其翻译处理，能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更多具有理论价值的策略参考。
3. 前景化及其分类
前景化是一种通过打破语言常规并突出表达效果，从而使文本获得审美注意力的文学手段，它由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延伸而来，并在布拉格学派的基础上系统发展。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使一件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是其文学性，而文学性就是将事物陌生化、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读者的感受难度以及感受时间，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应该使之延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进一步发展了陌生化理论。在《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中，作者穆卡洛夫斯基首次提出前景化的概念，他认为前景化是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1]，而文学作品中的前景语言应该是“系统的”和“一贯的”，即彼此呼应，相互关联[2]。简单来说，前景化通过刻意偏离语言常规从而凸显表达形式，以达到增强文本的艺术性和表现力的目的。除此之外，穆卡洛夫斯基还指出前景化涉及两种互为关联的文体技巧：一是作者为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而有意违背或偏离标准语言或语法(即性质上的前景化)，二是作者出于同样的目的而频繁采用某种语言结构(即数量上的前景化)。这一区分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并发展，其中里奇和肖特进一步将其表述为“质的突出(qualitative foregrounding)”“量的突出(quantitative foregrounding)”[3]。
自穆卡洛夫斯基提出后，前景化概念经历了杰弗里·利奇与韩礼德等国文体学家的加工与发展，最终成为文学语言分析和文体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申丹教授在其著作《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在分析及物性结构时，性质上的偏离或前景化往往格外重要。而“区分性质上的突出与数量上的突出，有利于把握语言特征的本质”[4]。质与量的两种前景化方式虽然在实现手段上有所不同，但在实际文学创作中往往彼此交织，共同作用于作品的艺术张力与审美意蕴。理解二者的具体内涵及区别，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文本如何通过语言的精巧安排和有意突出来营造陌生感与艺术氛围，也让前景化理论在文学分析中能够更加充分、深入地呈现其理论视角和分析价值。
4. 《简·爱》前景化分析及翻译实践
4.1. 量的前景化
例1：“but since dinner (Mrs. Reed,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 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and a rain so penetrating,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now out of the question.” [5]
祝译：“但是，自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如果没有客人，里德太太是很早吃午饭的)，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6]
吴译：“可是从吃午饭起(没客人来，里德太太午饭总吃得很早)，就刮起冬天凛冽的寒风还夹着绵绵苦雨，这就谈不上再到外面去活动了。”[7]
选段中“clouds so sombre, and a rain so penetrating”属于结构性重复，此处反复运用“名词 + so + 形容词”的句式，通过量的前景化营造出强烈的节奏韵律，更通过意象的叠加构建出极具压迫感的自然环境描写。祝庆英的译文此处保留了原文中的结构性重复，使用“那样……的云”“那样……的雨”的句式，完整再现了文中的前景化效果，这种形式对等的处理方式既再现了原文的节奏感，又确保了意象传递的完整性。相较而言，吴钧燮译本则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原文的并列结构重构为“寒风”加“苦雨”的连贯描述，使之更符合汉语流水句习惯。
例2：“but that until she heard from Bessie, and could discover by her own observation, that I was endeavouring in good earnest to acquire a more sociable and childlike disposition, a more attractive and sprightly manner—something lighter, franker, more natural, as it were—she really must exclude me from privileges intended only for contented, happy, little children.”
祝译：“她真的不能把只给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特权给我，除非是白茜告诉了她，而且还要她自己亲眼看到，我确实是在认认真真地努力培养一种更加天真随和的性情，一种更加活泼可爱的态度——大概是更轻快、更坦率、更自然的一种什么吧。”
吴译：“除非她能听到茜报告加上自己亲眼目睹，发现我确实在认真养成一种比较天真随和的脾气，活泼可爱的举止，——比较开朗、坦率一点，或者说比较自然一些，——那她确实只好让我得不到那些只有高高兴兴、心满意足的小孩子家才配得到的特殊待遇了。”
该语篇中作者对于里德太太要求叙事主人公养成的性格，使用了“a more…, a more…”的重复句式，属于结构性重复，构成量的前景化。另外，在该语篇的两个破折号之间，三个比较级的词语、词组同样构成量的前景化，且此处比较级的叠加使用让里德太太的要求显得空泛而模糊，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这种不明确性体现了里德太太对叙事主人公的刁钻苛刻。
在翻译处理上，祝庆英的译文完整保留了上述两处的前景化手法。对于“a more…, a more…”的结构性重复，她采用“一种更加……一种更加……”的对应句式，完整再现了原文的行文结构。而对于三个比较级的叠加，她通过“更轻快、更坦率、更自然”的句式同样再现了三重排比，并且通过添加“大概是”这一模糊表述，以及结尾“一种什么吧”的口语化处理，写明了里德太太要求的不可捉摸性，既保持了量的前景化效果，又通过语言模糊性强调了里德太太要求的荒谬。
而吴钧燮的译文在处理原文前景化表达时采用了适度的归化策略，他将原文中“a more…, a more…”的结构性重复转化为“比较天真随和的脾气，活泼可爱的举止”的句式，利用两个汉语四字格(即“天真随和”、“活泼可爱”)，使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对于三个比较级的叠加，他采用“比较开朗、坦率一点，或者说比较自然一些”的变奏处理，赋予译文更自然的汉语节奏。吴译本在整体上弱化了原文某些形式上的前景化特征，但通过汉语特有的流水句式和恰当的词汇选择，使译文既流畅可读又不失原著的神韵。
4.2. 质的前景化
例3: “but since dinner (Mrs. Reed,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 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and a rain so penetrating…”
祝译：“但是，自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如果没有客人，里德太太是很早吃午饭的)，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
吴译：“可是从吃午饭起(没客人来，里德太太午饭总吃得很早)，就刮起冬天凛冽的寒风还夹着绵绵苦雨，……”
该句在运用前文所述的量的前景化的同时，也采用了质的前景化手法。括号内容之后的“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不符合常规句法，正常结构应为“had brought…with it.”作者通过将“with it”提前的方式打破了句式的单调，同时为强调部分使用量的前景化留出了空间。此外，同一位置的“clouds so sombre”和“rain so penetrating”亦不符合常规句法，作者将形容词后置，用陌生的句法以及结构性重复突出强调了天气的两个特点。
祝庆英的译文仍然完全保留了原文中于括号内容后的前景化，不仅保留了原文中的拟人化表达(将“brought with it”译为“带来”)，并且在其译文中复现了“so + adj.”的重复结构，即“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该处理方式通过对重复结构的完整保留强化了原文通过量的前景化所要达到的强调效果，使乌云和冷雨的意象更加鲜明突出，成功再现了原文通过质的前景化所营造的凝重压抑氛围。
吴钧燮的译文将“brought with it”这一拟人化表达重构为“刮起……还夹着”的句式结构，虽未完全对原文结构进行保留，却再次通过如“绵绵苦雨”这样的汉语四字格和更加自然的语序再现了原文中天气的恶劣。在重复结构的处理上，吴译舍弃了追求“so + adj.”的对应，并选择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审美习惯。吴译通过归化手段重构了原文的前景化效果，使译文表达更符合中文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期待。
例4：“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祝译：“对我来说，在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
吴译：“因为我最怕直到阴冷的傍晚才回到家里，……”
此处为主位前置，将“dreadful to me”这一句子主位前置于句子开头，强调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简对外界的感知更加显眼，间接展现了她敏感、细腻且内向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增强了句子的主观性。
祝译“对我来说，在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主位前置结构(“dreadful to me”对应“对我来说”)，通过将主观评价成分置于句首作为句子主位，忠实再现了原文的前景化手法。这种处理直接突显了简爱强烈的情感倾向，使“恐惧”成为句子的焦点，与原文通过倒装强调心理状态的意图一致。
此处吴译虽然舍弃了原文的主位倒装结构，但通过灵活调整句式，使译文更符合中文叙事逻辑的表达效果。他将原文隐含的因果关系显性化(“因为”)，使句子与前文的衔接更加自然，同时通过“最怕”这一情感强度词的强调，仍然有效传递了原文中通过主位前置想要强调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处理虽弱化了原文中在形式上的前景化效果，但保持了原文的情感张力，并且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忠实与流畅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5. 结束语
本文对《简·爱》第一章中量的前景化和质的前景化进行分析，并结合祝庆英与吴钧燮两版译文的对比，发现两位译者在处理前景化现象时倾向于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祝庆英更注重保留原文的前景化结构，以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效果；吴钧燮则更注重译文的自然流畅，倾向于通过恰当的归化手段以及汉语四字格的巧妙运用，使译文表达更符合汉语习惯。
这两种策略分别体现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倾向，而这种差异既源于两位译者对文学翻译功能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不同时代读者对翻译文学的不同期待。祝庆英译本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为改革开放初期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贴近原著的参照文本；而吴钧燮译本修订于90年代，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读者对译文的可接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该译本则为国内大众读者架设了更为流畅的阅读桥梁。
此外，通过对原文中两种前景化手法的运用及其效果的分析可见，量的前景化和质的前景化在文学作品中相辅相成，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并且在深化主题表达、塑造人物性格，以及营造独特的叙事氛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此类前景化现象时应在忠实于原文艺术效果的基础上灵活调整策略，立足文本功能，在保留原作艺术特色与确保译入语自然流畅之间寻求平衡，以准确传递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和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