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霍拉勃曾说到：“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接受美学是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1]，强调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关键作用，该理论挑战了传统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的观点。然而，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不仅要传递原文的内容，还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体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核心作用，这促使翻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与反应，这同时意味着翻译不再仅被视为语言转换，而是与目标读者互动的过程。
2. 接受美学理论概述
在19世纪及之前，西方文论以作者为中心，然而，20世纪初，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崛起，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文本本身。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读者接受的重视，西方文论进一步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将研究重点完全转移到读者的接受和解读上，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认为读者的解读是文本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提出的文学理论，核心思想是强调读者在文学意义生成中的关键作用，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中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的范式，转而关注读者如何通过阅读行为赋予文本意义，接受美学理论由此诞生。然而接受美学理论并未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赋予该理论开放的生命力，却造成了后人总结、概述的困难[1]。本文就接受美学中主要理论内容介绍如下：
2.1. “方法论顶梁柱”之“期待视野”
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是指接受者在接触文学作品之前，受自身的生活经验、审美趣味、教育水平和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从而形成的一种对作品的预先期待和心理构想。它是接受者由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转化而来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是读者对作品可能呈现的内容、风格、主题等方面的主观预期，为理解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讲，“期待视野”是姚斯前期思想全部精华的凝结概括，在其接受美学宣言性文章中更被冠以“方法论顶梁柱”的美誉[2]。
姚斯将“期待视野”分为文体期待、意象期待以及意蕴期待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读者对文学作品形式、意象和深层意义的不同期待。这三个层次的期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文体期待为读者提供了进入作品的入口，意象期待丰富了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体验，而意蕴期待则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意义。同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动态变化的。这也就涉及到“视野变化”这一方面，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每一次新的艺术鉴赏实践，都会在原有视野的框架内进行，同时也会受到挑战和扩展。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能为接受者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从而促使他们调整和拓宽原有的期待视野。通过分析作品中哪些内容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哪些内容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研究作品的接受效果。例如，研究某部小说时，可以调查读者在阅读之前对小说主题的预期，然后分析小说实际呈现的主题是否与之相符。如果小说的主题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高度一致，那么读者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这部作品；如果小说的主题突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但又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吸引读者，那么这部作品可能会被视为具有创新性。
“期待视野”不仅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研究文学演变的重要视角。它将读者置于文学接受的中心位置，强调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对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关键作用。在打破了传统文学理论中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的观念的同时，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由于“期待视野”的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动态关系，在进行文学评价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尺度。姚斯指出，作品的艺术特征取决于其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既包括作品对读者期待的满足，也包括对期待的超越或打破。这种动态评价标准能够更好地解释文学作品的创新性和历史性。但由于该理论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作品意义的决定性作用，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学识和素养是否能真正理解高雅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可能变得过于主观和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失去统一的标准。
总的来说，尽管“期待视野”理论在强调读者主体性和文学接受的动态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提示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需要与其他理论资源加以整合，从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文学接受的复杂性。
2.2. 以“隐含读者”填补文本空白
“召唤结构”是沃夫冈·伊瑟尔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由于存在意义未定点和空白，而形成的一种能够召唤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结构机制，但作为接受美学的另一支柱，常与姚斯的“期待视野”共同讨论，以此对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加以补充，两者虽共同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主动作用，但姚斯侧重于从宏观的文学史和读者群体视角出发，而伊瑟尔则从微观的文本结构和个体阅读行为出发考虑问题。“召唤结构”在文本分析方面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情节中断、人物心理描写不完整、场景转换不连贯等处，找到文本的空白和为定点。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解释文本如何通过自身的结构特征，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实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文学文本是一种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结构，其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而召唤结构正是由其不确定性构成，同样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结构，并且时刻召唤着读者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想象力去填补，以在创造的方式能动地加以接受。正如伊瑟尔所说：“文本中所存在的空白和不确定激发读者去探寻文本本身的意义，并且赋予读者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3]因此，在填补文本空白的这一“再创造”的过程中，读者的主观能动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以及审美偏好对文本中存在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进行解读和补充，发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每位读者产生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然而想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那么作者在创作时就应当预设出能够完全理解其作品的读者，而此类虚构的读者就被称之为“隐含读者”。但在翻译中，源语文本的隐含读者与目标语文本的隐含读者可能不同。译者需要重新构建目标语文本的隐含读者，使其符合目标语文化的阅读习惯。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帮助读者在创造过程中保持一种明确的写作方向和目标，通过设想隐含读者，从而能够更好地组织语言、构建情节、传达主题，从而使作品情节更加完整。
空白是作者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架起的无形的桥梁[4]。朱立元认为：“召唤性是文学本文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成为读者再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5]正如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背景所写下的《长安的荔枝》一书中，马伯庸多次以“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主的对文本中的空白与不确定性进行填补。李善德凭借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长安城买下了一座雅致小院，尽管是贷款也好，也终于是在长安城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处，但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却受到同僚背叛，被迫担任起“荔枝使”这一个看上去油水丰厚的官职。在得知将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必须在三日以内，他顿时悲从中来。就在此处的描写中，作者刻意淡化了李善德内心的挣扎，即使写到了他“夜不能寐”，但并未进行深入剖析，由此便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在现今世界，如果你被迫要承担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时，你又会如何做呢？此般描述，就是将书中的“实”与现实中未发生的“虚”相结合，从而填补文中未叙述的空白之处。读者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不仅重构了故事，更重新审视了权力、历史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写法正是伊瑟尔所说的文学的价值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充当的是一个读者的身份，对源语文本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文的生成，而对英汉思维模式差异的理解，是提高这两次接受质量的关键[6]。因此，译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对文本中的空白以及不确定加以填补，只有深刻领会到作者所表达的含义时，才能够更准确地创作出更为恰当的译文。
3. 翻译过程中接受美学的应用
通过进一步了解接受美学理论，笔者认为在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翻译活动不仅是进行简单的语言转换，更重要的是译者与读者之间互动的创造性活动。在对文本解读过程中，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认为文本意义是通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对文本存在的空白和不确定进行填补所实现的。由此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目标与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审美需求，从而创作出更高质量的译文，并且能够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读者”的角色，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探析翻译过程中接受美学的应用。
3.1. 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7]。“期待视野”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目标读者文化背景、认知习惯和审美倾向的预判与适应。译者应正确地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例如通过归化、异化、增译、省译等多重手段使“忠实”与“接受”达到平衡状态。另外，译者既可以通过顺应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上述效果，也可以适度打破期待以传递异质文化，从而达到信息传递的效果。
笔者现以《喧哗与骚动》方柏林译本中的实例对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探析：
原文：“You can be oblivious to the sound for a long while, then in a second of ticking it can create in the mind unbroken the long diminishing parade of time you didn’t hear.”
译文：你可以长时间无视这个声音，可是一秒的滴答，就足以把你未曾听过的那些时间从脑海里全都调集出来。这时间排成队列，绵延不绝，渐渐消逝。[8]
分析：在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下该句在文中出现于一个怎样的背景之下。该句是通过班吉的视角来描述的，班吉生长在显赫的家族里，但现如今已逐渐没落，家族成员的冷漠与自私使他处于孤独且被忽视的状态，但作为一个智障者，他拥有与常人不同的感知和理解能力，无法准确地把握时间，但又能以一种本能的方式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变化。而本句中的“the long diminishing parade of time you didn’t hear”正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家族曾经的辉煌逐渐消逝。
在词汇层面，译者将“oblivious”译为“无视”，准确传达了班吉作为一个智障者无法感知时间流逝的状态，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目标读者能够迅速理解其含义。对于“parade”，译者选择了“队列”一词，形象地表现出时间的排列和延续，与原文的意象相契合，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并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注重保留原文的情感色彩。例如，“diminishing”被译为“渐渐消逝”，不仅传达了时间慢慢流逝的语义，还带有一种淡淡的惋惜和无奈的情感，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原文中蕴含的情感。
在文体层面，译文在整体风格上努力保持与原文的一致性。原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抒情性，译者在翻译时也采用了较为文学化的表达，如“排成队列，绵延不绝”，增强了译文的文学感染力，使其更符合文学作品的文体特点，满足了目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此外，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接受度。通过使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如“可是一秒的滴答，就足以把你未曾听过的那些时间从脑海里全都调集出来”，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让目标读者轻松理解，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从翻译策略层面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增译法，使句子更加完整和流畅的同时增强了译文的表现力。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文化内涵或难以直译的词汇和表达，采用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情感；而对于一些可以直接对应表达的部分，则采用直译，保持了原文的风格和韵味。
3.2. 如何保留文本的“空白”与“召唤结构”
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文本“空白”与“召唤结构”是实现文学作品跨文化接受和再创造的重要策略。文本的召唤结构原本是暗隐的读者预先设置了一个召唤反应的结构网，从而给 予读者理解与阐释的空间自由，有助于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深度建构[9]。译者首先要深入理解原文，这要求译者具备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和审美能力，能够自行填补原文中的空白。接着，译者需要在翻译中构建与原文相似的语境和语义场，使译文中的空白和召唤结构能够在目标语言中得到恰当的体现，也可以运用恰当的注释来帮助目标读者更好地加以理解，但要注意的是，注释应当简洁明了，以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为主，以免破坏原文的开放性和召唤性。最后，译者需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化背景，译者需要在保留原文特色和适应目标读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译文既能激发读者想象力，又具有可读性。
笔者现以《达洛维太太》王家湘译本中的实例对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探析：
原文：The Prime Minister, Sir Joseph, was coming to dinner. And there was Lady Bruton, who had been so kind to her in India; and Major Whitbread, who had done so much for the soldiers; and Mrs. Peel, the historian’s wife; and Dr. Rumbold, who was connected with the Crown.
译文：首相约瑟夫爵士要来吃晚饭。还有布鲁顿夫人，她在印度时对她很好；还有惠特布雷德少校，他为士兵做了很多；还有皮尔夫人，历史学家的妻子；还有伦博尔德博士，他与王室有关系。[10]
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分析该句中的空白类型，其一是身份空白：该句中所有的人物均用头衔或身份进行指代，例如首相、少校、历史学家之妻，以此迫使读者对其性格和动机加以想象；另一个是事件空白：“so kind to her in India”：未说明提供的具体帮助，暗示殖民背景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done so much for the soldiers”：模糊的功绩描述，暗示一战后的集体创伤与政治宣传；“connected with the Crown”：与王室的关联性质不明，暗含体制内的隐秘权力网络。其次，该句通过碎片化叙事呈现出召唤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运作。本句在进行人物介绍时采用分号将宾客名单串联起来，制造出宴会场景的蒙太奇效果，读者在阅读时需要主动将人物关系网拼接起来，例如，首相和王室医生同时出现用以暗示政医勾结的社会现实。这一片段通过极简的身份标签和模糊事件描述，构建了一个充满政治隐喻的文本迷宫。译者在翻译时面对着极大的挑战，即需要在保留头衔制度的文化特异性制造空白的同时，又需要避免过度异化导致目标读者缺乏可读性。
4. 总结
接受美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后，作为一种新的文艺理论经过长期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季羡林先生曾说：“接受美学流行时间比较长，流行地区比较广，它之所以至今流传不衰是有道理的”。正如本文中对于该理论的实际应用的探析部分所述，将该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层面，使得读者不再只是一个接受者，他更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在阅读时引发自身的思考，可以使得译本更具有可读性。译者在翻译时需要优先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以及审美期待，以此强化读者导向，同时承认文本的开放性和多义性来释放翻译创造性。采用动态调整等策略顺应不同时代的语言风格，使得译者突破文本表层束缚，在忠实和创造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实现跨文化交际效果最大化。
尽管该理论对于翻译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但其本身依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主动作用，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以读者的主体性代替了作者的主体性[11]。但这可能导致读者过度依赖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会导致对源语文本的偏离。强调读者中心地位自然就弱化了作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从而会导致译者过度关注目标语读者，而忽略源语作者的创作初衷，使得翻译失去对源语文本的忠实性。另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处理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即是保留空白以激发目标语读者的想象力，还是填补空白以避免读者产生误解？因此，译者需要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但这在翻译实践中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更为重要的一处局限性是关于文本类型方面，文学文本以情感为核心，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读者的情感反应和想象构建能够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中产生独特的意义，这是接受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适用于文学文本的重要原因。而对于非文学文本(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中的应用则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非文学翻译的文本意义更加明确和固定，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则比较小。此外，译者在处理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时，面临着保留空白与填补空白之间的两难选择，这在翻译实践中往往难以平衡。
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达到这种平衡是值得每位译者深思的。通过目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接受美学理论有利有弊，那弊端是否会转换为益处呢？这是不敢妄下定论的，随着时代以及读者审美期待的不断变换，译者关注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虽然会丧失原作者的部分创作理念，但也会使得读者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后提高对该作品的喜爱程度，从而能够达到实际层面的效益，这何尝不是一种效益转换呢？由此可见，益处或弊处并非一成不变，我们需要以多重视角看待问题，从而突破通俗视野。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加深跨学科研究，即将接受美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如认知科学、心理学)相结合，探讨读者在翻译文本接受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过程。随着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翻译研究需要关注多模态文本的翻译。接受美学理论可以为多模态翻译提供理论支持，探讨如何在视觉、听觉等多种模态中实现文本的跨文化接受。
总之，接受美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但其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克服一些局限性。通过跨学科研究、多模态研究以及对非文学文本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探索接受美学理论的应用，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