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深化创新的背景下，青少年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程度与效能直接影响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构建。尽管国家政策强调其重要性，实践中仍存在主体性缺失、资源错配与制度执行偏差等困境。本研究基于赋权增能理论，以具有典型性的成都市Z社区为案例，综合运用深度访谈、文档分析、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深入探讨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社区层面的外在赋权与青少年个体的自我增能形成契合，构建了“赋能–增能–再赋能”的良性循环机制，有效破解了“象征性参与”困境；然而，家庭观念桎梏、校社协同不足、政策柔性执行及数字赋能深度有限等问题制约了参与效能。据此，提出系统化实践路径：通过主体性培育体系激发内生动力，优化资源协同机制深化组织建设，构建政策–文化–技术协同的支持系统。本研究为破解青少年“象征性参与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启示，对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与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new era, young people, as key actor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directly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building, co-governing, and sharing framework through their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iveness. Although national policies emphasize their importanc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agenc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dev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persis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empowerment theory,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 Z Community in Chengdu as a case study and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s, document analysi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xternal empowerment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ligns with individual self-empowerment among youth,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of “empowerment - capacity-building - re-empowerment”,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dilemma of “symbolic participation”. However, constraints such as restrictive family attitudes, insufficient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flexible policy enforcement, and limited depth in digital empowerment hinder participation effectivenes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systematic practical pathway: stimulati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through an agency cultivation system, optimizing resour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deepe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a supportive system integrating polic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overcoming the “symbo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dilemma among youth, offering dual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both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youth social development.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社会治理结构的不断深化与创新发展，国家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分化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青少年是社区利益主体的主体之一，也是其他利益主体的重点关注群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和理论支撑。青少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青少年社区参与是创新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多元共治需要建立青少年社区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协调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文件明确将青少年纳入社区治理主体范畴，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协同治理的重要性。四川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四川省“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激发社会协同能力，切实提升群众参与能力，建立健全多元协同共治格局”。四川省此次规划强调了青少年作为多元主体之一的重要性，还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践平台。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成为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然举措，也是培养我国青少年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必由之路[1]。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与民族希望，其思想意识的塑造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核心命题[2]。然而，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和隐形门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和质量，也制约了社区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Z社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Y街道核心区域，科教资源密集区，社区内居住有6836户，人口15,407人，其中流动人口6710多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3%，呈现老龄化与流动性并存的典型城市社区特征，Z社区作为成都市“基层治理示范街道”和“国际化示范社区”，依托《成都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2025年)》，积极探索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其区位优势与人口结构矛盾为研究青少年赋权增能机制提供了现实场域，具有启发同类社区的潜力。研究通过多种方法收集数据：(1) 深度访谈：对12名参与“益路有约”项目的青少年、5名社区工作者、3名学校教师、4名家长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参与动机、体验、挑战及各方看法；(2) 文档分析：系统梳理了Z社区《社区协商议事规则》、青少年议事会提案与会议记录、“益路有约”项目计划书与总结报告、社区年度治理计划等文件；(3) 参与式观察：研究者观察了3次青少年议事会、12次项目路演及活动；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并通过数据三角互证提升研究效度。因此，本研究从赋权增能视角出发，以成都市Z社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为例，分析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并通过对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的研究，提炼出促进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旨在探讨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参与社区治理能力和意识，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区治理的行列中来。
2. 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赋权增能双向机制
2.1. 社区的外在赋权：制度、资源与心理的三维支撑
2.1.1. 制度赋权：参与渠道的制度化与决策权让渡
在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中，制度赋权作为保障青少年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关键环节，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Z社区在实践中通过积极推进《社区协商议事规则》的在地化改造，构建起一套契合社区实际情况且能有效保障青少年权益的制度框架。其中，青少年专项议事会制度的建立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该制度明确规定青少年代表在社区协商会议中的占比不得低于20%，这一具体而量化的规定，从制度层面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年龄壁垒。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往往将青少年视为单纯的被服务对象，而非治理主体，导致青少年在社区事务中的参与大多停留在表面，缺乏实质性的决策权。而Z社区的这一制度设计，将青少年正式纳入社区决策体系，赋予其政策建议权与治理监督权，使青少年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中。2023年，青少年议事会积极履行职责，提交了12项提案，内容涵盖社区基础设施改善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结果表明，其中9项提案被成功纳入社区年度治理计划，这一成果标志着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实现了从“象征性参与”到“实质性决策”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不仅体现了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和能力，也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路，促进了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2.1.2. 资源赋权：空间载体创设与跨界资源整合
资源赋权是社区支持青少年参与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Z社区充分认识到资源整合对于青少年参与的重要性，积极整合辖区内4所中小学、高校科研力量及社会组织资源，构建起“社–校–研”协作平台，形成了“15分钟青少年治理资源圈”。这一资源圈的构建，打破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壁垒，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在物理空间层面，社区致力于打造适合青少年参与治理的多功能阵地。建成“青年之家”“社区创客空间”等场所，为青少年提供了开展各类治理活动的实体空间。这些场所开展治理类活动，涵盖了社区调研、项目策划、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在数字空间层面，社区依托“智慧社区”平台开通青少年需求直通车，青少年可以通过该平台及时反馈自己的需求和建议。资源整合不仅有效解决了青少年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场地与经费难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跨部门协作，实现了知识、技术、人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不同机构之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互补充，为青少年参与实践提供了多元支撑，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参与治理的质量和效果。
2.1.3. 心理赋权：社区认同建构与效能感培育
心理赋权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心理赋权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对自我生活拥有较高的控制感和责任感，同时会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3]。提升青少年学生心理赋权水平的途径包含社区参与、社会支持、社区情感等各个方面。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社区应开展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协同治理，即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社区层面的有效融合[4]。Z社区通过开展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活动，引导青少年挖掘社区文化脉络，构建“我的社区”身份认同。例如，“社区历史探访”活动让青少年深入了解社区的发展历程和传统习俗，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代际故事共享”活动则促进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青少年感受到自己在社区中的价值和地位。同时，社区采用“阶梯式”能力建设模式，全面提升青少年的参与能力和自信心。在项目初期，通过志愿服务培训，如沟通技巧、活动策划等方面的培训，帮助青少年掌握参与治理的基本技能，提升其基础能力。中期，组织项目路演、邀请专家点评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展示自己的成果，接受专业指导，从而增强专业自信。末期，鼓励青少年独立执行治理项目，如老旧楼道适老化改造等，使其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到自己的行动能够产生实际效果，强化效能感知。访谈结果显示，83%的青少年表示“参与后更愿意为社区发声”，76%认为“自己的行动能切实改变社区环境”。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心理赋权在激发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2.2. 青少年的自我增能：个体、人际与社区的三阶成长
2.2.1. 个人增能：从被动执行者到主动策划者
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青少年的个人增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以“益路有约”项目为例，青少年在该项目中经历了从“任务接受者”到“项目主导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充分体现了青少年个人能力的提升和意识的觉醒。在项目初期，青少年可能更多地扮演着被动执行者的角色，按照既定的任务和要求开展工作。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青少年逐渐开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设计并开展各类活动。环保治理组的青少年自主设计了“旧物再生市集”“垃圾分类打卡挑战”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形式新颖、富有创意，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社区垃圾减量率提升了15%，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文化传承组的青少年则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深入挖掘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收集社区故事并编印成册，形成了《记忆档案》。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社区的文化内涵，也为社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实践不仅提升了青少年的调研能力、策划能力与执行能力，更重要的是，培育了其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青少年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学会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了“知–能–行”的一体化发展。
2.2.2. 人际增能：社交网络拓展与跨代际协作
人际增能是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获得成长的重要方面。项目通过小组合作、跨年龄互动等形式，为青少年构建了多维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了青少年社交网络的拓展和跨代际协作的实现。在“代际共学工作坊”中，青少年与老年居民结对学习智能设备使用与传统手工艺，这种跨年龄的互动形成了“双向赋能”的代际关系。青少年从老年居民那里学习到传统技艺和人生经验，老年居民则从青少年那里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实现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共同成长。在跨小组协作中，不同兴趣领域的青少年(如环保组与空间营造组)共同设计“低碳花园”项目，促进了知识互补与团队协作。不同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拓宽了视野，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
这表明项目在促进青少年人际增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助于青少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2.2.3. 社区增能：从服务参与者到治理行动者
青少年的参与成果直接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标志着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服务参与者成长为治理行动者。助老服务组设计的“爱心送餐”“智能设备教学”等服务，切实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实际困难，累计解决实际困难47件。这些服务不仅体现了青少年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帮助，也提高了社区助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空间营造组通过参与式设计完成2处楼道适老化改造，相关经验在街道范围内推广。这一成果不仅改善了社区的公共环境，也为其他社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这种从“点状服务”到“系统治理”的升级，充分体现了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青少年的行动成果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发展。
3. 实践反思：青少年参与的三重矛盾与成因解析
3.1. 主体性矛盾：认知觉醒与行为转化的断裂链
尽管高达89%的青少年认可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展现出积极的认知态度，然而实际参与情况却不容乐观，仅37%能持续参与超6个月，呈现出“热情高、持续性低”的显著特点。这一矛盾的深层根源在于多方面因素制约。家庭代际观念成为重要阻碍，45%的家长秉持“学业优先，社区参与浪费时间”的观点，忽视了社区参与对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学校评价体系同样存在缺位，仅12%的学校将社区参与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导致青少年缺乏来自学校的正向激励。此外，激励机制单一，当前社区主要依赖志愿服务积分，难以充分激发青少年的参与热情，这种“认知–激励–行动”的断裂链，使得青少年参与行为呈现碎片化、短期化特征。
3.2. 组织性矛盾：需求供给与资源配置的错位态
社区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供给导向”偏差。调查显示，73%的活动集中于文体娱乐领域，这与青少年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如青少年对职业体验、数字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需求匹配度不足50%。同时，“社–校–家”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社区与学校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活动招募层面，缺乏系统性的课程化设计，未能将社区资源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家庭参与也局限于“家长陪同”的表面形式，未能形成代际共治的有效模式。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据Z社区数据，青少年活动空间闲置率达41%，青少年参与深度严重不足。
3.3. 制度性矛盾：政策刚性与执行柔性的张力场
尽管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增多，但结构性障碍仍制约其效能。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常面临“能力–权力错配”，即社区倾向于将青少年局限于简单劳动，却回避赋予其议事决策权，形成象征性参与，表现为社区议事规则设计中缺乏青少年代表席位，导致其诉求难以进入决策程序。现有政策虽明确强调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施层面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成都市提出“代际共治”目标，然而却未明确规定青少年在社区议事会中的具体席位比例与表决机制，使得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缺乏明确指引。基层在执行时出现“选择性赋权”现象，青少年更多被安排参与事务性工作，在预算决策、政策制定等核心环节的参与度明显不足。这种“顶层设计–基层执行”之间的落差，严重制约了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展，不利于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实践路径：从单向赋能到系统重构的治理创新
4.1. 激发内生动力：构建青少年参与的主体性培育体系
4.1.1. 公民意识培育：从“社区过客”到“治理主人”
公民意识培育是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核心基础。通过“社区治理公开课”“青少年领袖训练营”等多元化载体，能够系统且深入地开展公民权利与责任教育。家庭与邻里社会网络的互动，有利于青少年体会小区生活的价值观和安全感，并可增强其“社会资本”[5]。青少年不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而且要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家庭、社区建设之中，把个人发展与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的发展结合起来。以Z社区为例，开发《青少年社区治理手册》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该手册涵盖参与流程、议事规则、项目设计等具体内容，将抽象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有助于青少年快速掌握参与社区治理的方法。同时，将社区参与纳入学校“大思政课”体系，通过跨学科融合的方式，打破学科界限，让青少年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下理解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提升其治理认知水平。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了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更促使他们从“社区过客”的角色转变为“治理主人”，积极投身社区事务。
4.1.2. 家庭支持引导：破解代际观念桎梏
目前青少年与其父母之间相互了解程度需要加强，调查显示只有20.6%的学生遇到问题会向家人求助，37%的学生表示有烦恼不会与父母沟通。家长与青少年在家庭内部的互动需要增强，只有23.7%的青少年表示会有定期的家庭聚会，高达76.3%的青少年不清楚什么是家庭日[6]。在这样的亲子关系之下，需要通过社区参与活动或者专业社工介入等活动，改善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家庭参与社区治理对青少年社区参与有正面影响，因此，亟待家庭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带动青少年的社区参与[7]。家庭在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然而代际观念的差异成为一大阻碍。建立“家庭–社区”双向沟通机制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社区定期举办“治理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青少年参与成果，如项目展示、议事会现场等，让家长直观感受参与对青少年成长的促进作用，从而改变“学业优先，社区参与浪费时间”的观念。设计“代际共治”活动模块，如“家庭治理挑战赛”“亲子议事会”等，鼓励家长与青少年共同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增进亲子关系，还能形成“教育–参与–共成长”的良性循环，使家庭成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坚实后盾。
4.1.3. 多元激励机制：超越单一积分模式
单一的积分激励机制难以持续激发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构建“荣誉激励 + 能力激励 + 资源激励”复合体系势在必行。设立“社区治理之星”评选，通过媒体宣传增强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与企业、高校合作提供职业体验、研学机会等能力发展资源，有助于青少年拓宽视野、提升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建立“参与–回报”兑换机制，如参与治理可优先使用社区场地、申请项目资金等，使青少年切实感受到参与的价值，从而提升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4.2. 深化组织建设：优化青少年参与的资源协同机制
4.2.1. 需求导向的活动设计：从“供给侧”到“需求侧”转型
需求导向的活动设计是提高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建立青少年需求动态调研机制，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精准识别其兴趣点与发展需求，能够使活动设计更具针对性。以Z社区青少年对数字技术的关注为例，设计“智慧社区小管家”项目，教授数据采集、小程序开发等技能，将技术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满足了青少年的兴趣，又提升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引入“青少年项目评审团”，让其参与活动策划与效果评估，能够确保服务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4.2.2. “社–校–家–企”四维联动：打破资源壁垒
“社–校–家–企”四维联动是优化青少年参与资源协同机制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及社工服务，就是要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打破社会组织进入社区的障碍。充分发挥各级慈善组织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开展社会互助和社会服务[8]。社区工作者要更新工作思路，看到社会组织在促进青少年社区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社区作为统筹平台，负责需求整合与政策对接，能够协调各方资源，确保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顺利进行。学校作为人才培育基地，将社区参与纳入综合实践学分体系，能够激发青少年参与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家庭作为支持单元，提供时间、情感等方面的保障，是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坚强后盾。企业作为资源补充，通过捐赠资金、提供实践岗位等方式反哺社区，为青少年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Z社区借鉴“校企合作”模式，与周边科技企业共建“青少年数字治理实验室”，推动了技术资源与治理需求的深度融合，为其他社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2.3. 决策参与制度化：从“象征性在场”到“实质性赋权”
决策参与制度化是保障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持续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完善青少年参与的制度设计，在《社区协商议事规则》中明确青少年代表的产生方式、议事权限及表决机制，能够确保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有明确的地位和权利。设立“青少年治理基金”，赋予其一定额度的项目资金决策权，例如5万元以下的社区微更新项目可由青少年团队自主策划与执行，能够激发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责任感。通过制度刚性确保参与的持续性与有效性，使青少年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决策者和推动者。
4.3. 优化治理生态：构建政策、文化、技术协同的支持系统
4.3.1. 政策工具创新：从“原则性倡导”到“操作性细则”
政策工具创新是推动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保障。市级层面制定《青少年社区治理参与办法》，明确参与的年龄范围、权利义务、保障措施等，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区级层面建立“青少年治理案例库”，提炼可复制的经验模式，如Z社区“阶梯式赋权”模型，能够为其他社区提供参考和借鉴。街道层面设立专项工作经费，用于青少年能力建设、项目孵化等，能够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通过三级政策体系构建，形成政策合力，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4.3.2. 文化氛围营造：重塑“青年友好”的社区认知
文化氛围营造是优化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生态的重要环节。开展“青少年友好社区”创建活动，通过社区标识系统更新、文化墙设计等物理空间改造，凸显青少年元素，能够让青少年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重视和欢迎。举办“青少年治理成果展”“社区青年说”等文化活动，传播参与故事与治理经验，能够激发更多青少年的参与热情，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培育“银发导师 + 青年创客”的代际文化传承机制，例如老年居民传授社区历史，青少年反哺数字技能，能够促进代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代际共学、文化共生”的社区氛围，为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4.3.3. 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智慧化参与平台
数字技术赋能是提升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手段。依托现有社区数字化平台，开发“青少年治理云空间”模块，集成需求收集、项目申报、进度跟踪、成效评估等功能，实现参与流程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能够提高参与的便捷性和透明度。利用大数据分析青少年参与特征与治理需求，为精准化服务提供技术支撑，能够使社区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引入VR、AR等沉浸式技术，设计“虚拟社区议事厅”，降低线下参与门槛，尤其提升流动青少年的参与便利性，能够扩大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范围和深度。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Z社区“益路有约”项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即外在赋权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整合、心理认同构建为青少年参与搭建结构性平台，自我增能通过个人能力提升、人际网络拓展、治理效能转化实现其从边缘参与者到核心行动者的角色蜕变，两者的动态耦合形成“赋能–增能–再赋能”的良性循环，有效破解了青少年参与的“象征性困境”，同时发现家庭观念、校社协同、政策执行等因素构成参与的主要障碍，而“需求导向的资源配置 + 制度化的决策参与 + 协同化的生态构建”是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实践表明，赋权增能理论在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中具有显著适配性，其核心价值在于将青少年视为治理的“共同创造者”而非“被动接受者”，通过权力让渡与能力建设激活其主体性，同类社区可借鉴建立“青少年需求–社区资源–政策支持”动态匹配机制、推动参与“阶梯式升级”、培育“代际平等、多元协作”治理文化等经验；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作为基于Z社区的单案例研究，其研究发现虽能深入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内在机理，但结论的普适性需谨慎对待，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社区、不同地域及经济背景下的青少年参与模式异同。其次，研究周期限制了我们对青少年参与长期效应的观察，后续研究宜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考察参与的持久性及其社会化后果。再者，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社会参与形态，本研究对其在青少年社区治理中深层影响和赋权逻辑的探讨尚显不足，未来需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参与结构、创造新机会、带来新挑战。最后，方法论上可进一步结合更系统的定量测量与大样本调查，提升研究的精确性和概化能力。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