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种类繁多且形式复杂，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不胜数，如：打铁花、贝雕、呼麦、长调、蒙古族剪纸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公认为是拥有：独特性、动态性、遗传性、可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等这些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同具体项目的共同表达形式，也是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其传承模式，代代相传的结果。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有助于更深入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追根溯源。蒙古族剪纸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表现本民族文化的瑰宝[1]。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传播已成为当今国际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活态传承”的传播本质，指出其依赖“人作为载体的跨代际符号互动”。在国内，多名学者针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一些学者提出非遗文化的传播需要构建“文化基因–媒介载体–受众认知”的三维模型，以此来达到非遗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强调了符号系统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通过象征符号实现的集体记忆编码”。在大概念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针对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专项研究，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艺术形态的分析，但从传播学视角切入的研究较少。一些学者虽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需要关注到“受众参与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结合具体的传播学理论构建出相应的结构框架。本研究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困境与创新路径。民族文化的瑰宝[1]。
2.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风格特征、寓意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2.1. 蒙古族剪纸的起源及内涵
蒙古族剪纸，根据考古学研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而到元代时，当时的纸材早已不是皇亲贵胄所独有的，民众开始使用纸材进行创作，而蒙古族剪纸最初的用途是萨满法师沟通“长生天”以求风调雨顺，同时蒙古族剪纸所独有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与服装设计中有所体现。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与演变，逐渐形成了属于自身独特魅力的蒙古族剪纸技艺，有着浓厚的草原文化特征[2]。
蒙古族剪纸的象征符体系植根于萨满教的宇宙观与游牧文化生态中，其自然崇拜符号如几何化表达的云纹(象征“长生天”永恒)与卷草纹(象征生命绵延)，这些符号体现的是游牧民族对自然节律的一种敬畏之情，其传播的本质是“将宇宙秩序转化为视觉符号的认知图式”；动物符号的动态化处理(如弯曲线条表现马的奔腾)则更符合传播学中的“视觉简写原则”以便在口传语境中快速地进行识别和记忆；社会结构符号如服饰剪纸中搏克服的二方连续对称纹样，它是通过“身体传播”强化氏族的认同，体现的是布尔迪厄“惯习”理论中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作用，神祇形象的多肢体造型(如多头佛)则源自于蒙古族的原始信仰，反映传播学中的“文化杂交”的现象。这些文化记忆则可以通过仪式传播、技艺传授和媒介重构三种路径来实现传承与延续。
2.2. 蒙古族剪纸的风格特征
当前，蒙古族剪纸在融入现代观点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不仅保留了大量剪纸自身的特点，还衍生出很多本身所蕴含的独特风格，蒙古族剪纸是以粗犷、豪放与内敛细腻相结合，在造型的手法方面不加修饰的、追求原生态的、做减法的创作手法，以简洁的图形语言诠释剪纸艺术的深层含义[2]，致力于展现草原民族的豪放与不拘一格的性格特质。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的审美也相互影响，如汉族剪纸的精密性和繁杂性也逐步与蒙古族剪纸相融合[3]。
在颜色方面，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为例，蒙古族最喜欢并最经常使用的是白、青、红三种颜色，而在赤峰地区，蒙古族剪纸中出现的颜色最多为红、蓝、绿三色。与此同时，赤峰地区与东北三省接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东北三省的文化冲击，尽管如此，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纹路，粗细不一，看似零散却不失整体的线条，将形散而神不散诠释得淋漓尽致，完美演绎了自身独特的韵律与风格特点[1] [4]。
2.3. 蒙古族剪纸的寓意
蒙古族剪纸，最早开始应用是在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例如马匹配备的马鞍以及鞍垫一类，在不断地传承和兴盛中，蒙古族剪纸逐渐被运用在服饰领域，如搏克服；蒙古袍的衣领、袖口、帽子；日常生活中的枕头、门帘、毛毡等，在这些元素中体现出浓郁的独属于蒙古族的民族风情。在传承的过程中，通过对刺绣工艺的学习诞生出创作灵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蒙古族剪纸与刺绣工艺相融合，达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目的[4]。
在传播学的视角下，蒙古族剪纸是具备了象征符的性质：1、蒙古族剪纸是人工符号，它是人类社会的创造物；2、蒙古族剪纸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还可以形象地表达出观点、思维等抽象的事物；3、蒙古族剪纸不是遗传的，而是通过传统、通过学习来继承的；4、蒙古族剪纸是可以自由创造的[5]。
在此基础上，蒙古族剪纸还具备了符号的基本功能：1、符号的基本功能包括表述和说明，蒙古族剪纸中通过纸这一媒介，抒发本民族人民对所赖以生存的草原所表达的深厚情感。2、“传达”这一功能也在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中，蒙古族剪纸作为一种物质形式，其很多内在精神方面的内容意义通过传达功能，得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和保存的契机。3、符号的基本功能中还包括：引发思维活动，所谓引发思维活动，也就是给人思考的功能，在蒙古族剪纸的元素中，多出现自然环境，其中包含各类动植物与器物，如对动物进行抽象变形后，其尾部或多或少会带有一定曲线，用来表示动物的动态；表述毛发时通过锯齿状纹路来刻画鸟类翅膀边缘部分，通过对锯齿状纹路的有机组合，可以表现事物生长态势、树叶锯齿特质还可表现人物眉眼形态[5] [6]。
在研究象征意义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生动的寓意。例如，凤凰作为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神鸟，它象征着女性；鹿以其鸣叫迎接春天的到来，其象征着万物的生长与通天的灵使；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其腹部多子，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代表着子孙繁衍和氏族的兴旺；鹰作为天地之间的信使，能自由穿梭于天地之间；马象征着雄性和天；蝙蝠则因“福”字的谐音，寓意着幸福；鸳鸯则象征着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喜鹊的叫声预示着喜事的降临。除以上动物外，大部分植物也有着其美好的象征含义，例如：佛手是美满与幸福的象征；桃子则代表着长寿；石榴因其果实繁多紧凑，则象征着多子多福；梅花的五枚花瓣分别代表着“福、禄、寿、喜、财”这五种吉祥寓意；卷草图案因其婀娜多姿、绵延不绝的形态，象征着源源不断、万古长存；云纹的形状类似鼻子，连绵相接，寓意着连绵不断、生生不息；葫芦与南瓜的茎走势蜿蜒、硕果累累，象征着儿孙满堂、生命繁衍，包含这些寓意的同时亦是男儿的标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展现了头部较大而脚部较小的特征，头部装饰品的豪华与贵重，反映了蒙古人对头部象征天的信仰；神祇形象通常呈现为多头、多眼、多手、多脚的形态，这象征着智慧与力量；“瓶”字通“平”字，既是发音相同的谐音，又象征着平安，瓶中插上代表四季的花则意味着“四季平安”[4]。
2.4. 蒙古族剪纸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蒙古族剪纸在造型方面主要是以线性突出类剪纸、对称折叠剪纸和复数造型剪纸。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是生活在马背上并身处于大草原上的民族，登上山头远眺，远处的山形、河流、天边的云朵等，这些自然环境在剪纸上呈现的方式都是以弯曲流畅的线条为主，其中最著名的纹饰代表是云纹，卷草纹等。对称折叠剪纸是以中心线或点的对称区域，如左右、上下两面，周围四面等呈现出色彩、构造、数目完全相同的纹样图案。这样的纹样图案我们称为二方、四方连续纹样。复数造型剪纸是对称折叠剪纸的进阶版，它是在对称折叠剪纸的基础上再进行多次折叠[2] [4]。
3. 对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特别是对于我国的中青年梯队，但这个梯队，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知之甚少。如何使此梯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传播与发展的重要群体，我们要对这一梯队进行受众分析，剖析其特点。
3.1. 追求“简、评、速”的信息传播模式
在这个信息爆炸和互联网高速发达的时代，信息量剧增，传播速度极快。在犹如茫茫大海的信息潮中，受众疲于繁复难懂的长篇论述，急需篇幅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同时还具备紧跟时代潮流和趋势的新颖内容。人们迫切地在网络和公众平台上抒发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受众进行信息的交换，这早已不属于代表拉斯韦尔和香农–韦弗模式的单向直线模式，而是由人内传播、人际传播一步步过渡到大众传播的自媒体时代[1] [5]。
3.2. 寻求感官刺激
“媒介即人的延伸”，作为技术的产物，媒介实质上是人类感官能力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它使得我们能够超越自然生理的限制，感知和体验更加广阔和深入的信息世界。传播的信息种类越宽泛，感官就越丰富。但是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往往隐藏了它的弊端，例如：“电视人”“网瘾少女”“容器人”等[1]。
3.3. 注重存在与互动
在年轻群体中，他们对于自身的个性化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希望能被大众所理解、关注与承认；与此同时，他们还具备较强的表达意识，希望与大众建立起沟通与联系，例如：通过上传照片、视频和动态更新来吸引眼球。这种交流不仅满足了他们对于交际的需求，也成了他们自我表现和身份塑造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更迭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这部分受众的心理特点也会与媒介的更迭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1]。
4. 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与探究
近年来，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也不乏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努力，总体来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7]。
4.1. “孤芳自赏”
蒙古族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属于自身辉煌时期，也有着自己特定流行的时间与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遗产”都不会是与生俱来的，且需要特别关照与重点保护。于是，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被放大了：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很少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如果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也就很少有人去欣赏、研究、学习它，从而加重了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也就完全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艺术，而艺术生来就是需要被人欣赏的。如果没有人欣赏它，其生存的时空都会大大衰减。而这种恶性循环持续加剧，我们又怎么提及传承呢？所以这种“孤芳自赏”的情况几乎成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传承过程中的问题[7]。
4.2. “后继无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蒙古族剪纸逐渐被错误地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艺术文化，这也就导致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大量减少。随着受众的流失，作为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无法通过这样的一门手艺达到养家的目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达成养家这一目标，他们只能从事其他行业，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艺术创作和表演，甚至很难再去使用它，对于传承人的培养更是有心无力。以安徽省木榨油为例，多数的老师傅们都是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怀揣着对技艺的信念与热爱，非常愿意开展相关技艺的教学，以此培养传承人。但这项技艺对时间把控与操作手法的要求极其严格，并且生产效率低，收入微薄，使这项技艺少有人问津。
再以蒙古族剪纸为例，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接触这项技艺的人，其心性也逐渐变得轻浮，大多数人都想着一蹴而就，只看重相应的利益价值，却忽略了蒙古族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分量与背后的汗水。恰巧这一非遗技艺自身就很难吸引年轻人，在这两种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传承人很难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去，这也就阻碍了传承的脚步。
5. 关于保护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建议
5.1.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这是对蒙古族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根基性工作。如果我们对蒙古族剪纸的历史渊源及内容缺乏充分、深入的了解，我们就难以全面认知这一文化，更会制约其在教育教学中的传承，不符合时代创新，也无法进行有效传播。可以将相关资料建立数据库，这样可以有效分析大量数据，从中对信息进行甄别和总结，以此达到获悉规律和流动性偏好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储存相关信息[7]。
5.2.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现有继承者的鼓励，培养新生力量
加强对蒙古族剪纸现有继承者的激励，培养新生代力量，是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等方式，为剪纸艺术家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和物质条件支持，这样可以使其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剪纸作品。还可以继续推进蒙古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活动，完善传承人培养的构建，让学生从小接触并了解这一传统艺术样式，激发他们对剪纸艺术的兴趣与热情。通过这些措施，不但可以培养出更多年轻的剪纸艺术接班人，还能让蒙古族剪纸艺术在新时代迸发出崭新的活力，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
5.3. 对蒙古族剪纸的保护进行创新性的尝试
我们可以从官方机构和地方文化单位合作入手，开展联合公益展演活动，促使杰出的蒙古族剪纸艺术传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到千家万户。采用主题活动的方式，例如，过年剪窗花、用蒙古族剪纸纪念基层大小事物等等，来增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众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知与理解，从而对蒙古族剪纸艺术的传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蒙古族剪纸艺术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传承与传播方式亦需与时俱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以尝试运用这门艺术独特的视觉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现代媒介技术，如高清摄影、视频展示、互动体验等方法，更生动、直观地呈现给公众，增加互动性。通过这些技术手段，蒙古族剪纸不仅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注意力，也能让他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深入了解剪纸背后的文化故事和艺术价值。此外，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和兴趣。
6. 结语
蒙古族剪纸艺术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为了确保这一艺术形式的持续繁荣，我们要充分利用传播学的逻辑与技巧为蒙古族剪纸，亦或是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传承和扩大其传播；从深入剖析受众入手，利用大数据算法和各大平台的机制，达到传承、保护和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