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主动脉夹层的遗传学与家族性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the Genetics and Familial Research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摘要: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心血管急症，约20%~30%的病例具有家族聚集性，与马凡综合征、Loeys-Dietz综合征和血管型Ehlers-Danlos综合征等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密切相关。关键致病基因包括FBN1、TGFBR1/2、SMAD3、COL3A1、ACTA2和MYH11等，这些基因影响弹力纤维、TGF-β通路、胶原代谢和平滑肌功能。遗传学检测技术可早期识别高危个体，结合影像学监测实现风险分层。临床管理强调个体化，并且可以通过遗传咨询、家族筛查和生活方式干预降低风险，为改善患者预后和减轻家庭社会负担提供重要依据。

Abstract: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AD) is a cardiovascular emergency characterized by an extremely high mortality rate. Approximately 20%~30% of AAD cases exhibit familial aggregation and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ereditary connective tissue disorders, including Marfan syndrome (MFS), Loeys-Dietz syndrome (LDS), and vascular Ehlers-Danlos syndrome (vEDS). Key pathogenic genes implicated in these disorders include FBN1, TGFBR1/2, SMAD3, COL3A1, ACTA2, and MYH11, which disrupt critical processes such as elastin fiber formation,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ion, collagen metabolism, and smooth muscle cell function. Genetic testing technologies enable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high-risk individuals, facilitating risk stratification when combined with regular imaging surveillance. Clinical management emphasizes personalized approaches, including tailored surgical timing, genetic counseling, familial screening, and lifestyle modifications. These strategies are crucial for improving patient prognosis and reducing the associated familial and societal burdens.

1. 引言

急性主动脉夹层(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AD)是一种起病急骤、进展迅猛、致死率极高的心血管急症，主要特征是主动脉内膜撕裂。这种主动脉壁层的分离会导致假腔的形成，使大量血液进入假腔层之间流动，可能引起其他器官缺血损伤、动脉瘤的发生或破裂[1]，若不及时干预，发病后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2%，48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 [2]。尽管近年来外科手术技术和围手术期管理不断进步，但AAD患者的院内死亡率仍在20%~30%之间，术后并发症和远期预后不良问题依然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AAD常由胸主动脉瘤(Thoracic Aortic Aneurysm, TAA)进展而来。TAA是指胸主动脉局部扩张超过正常直径的50%，其形成与主动脉壁结构的退行性改变密切相关。然而，大多数TAA患者在早期并无明显临床症状，通常在常规临床检查中偶然发现[3]。这种隐匿性使得TAA的诊断和随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TAA进展为AAD，患者的预后将急剧恶化。因此，深入研究TAA及其向AAD演变的机制，尤其是遗传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获得性因素是AAD的主要诱因[4] [5]，但近年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AAD发病中占据重要地位。约20%~30%的AAD患者存在家族聚集性，且部分病例与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如马凡综合征、Loeys-Dietz综合征)密切相关[6]。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致病基因(如FBN1、TGFBR1/2、COL3A1等)被发现，这些基因突变通过影响主动脉壁结构完整性、细胞外基质稳态或信号通路调控，显著增加AD风险。然而，目前针对AD遗传机制的系统性综述仍较缺乏，家族性AD的筛查与管理策略亦未形成共识。

本综述旨在系统总结AAD的遗传学基础与家族性研究进展，通过明确遗传性AAD的高危基因和家系特征，推动早期诊断和风险分层，为无症状携带者提供干预窗口，强调家族性AAD的遗传筛查和咨询，帮助患者亲属识别风险，制定预防措施，最终改善AAD患者的预后并降低其家庭与社会负担。

2. 主动脉壁结构与功能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大的动脉，它作为血液弹性缓冲库，将直接从左心室排出的搏动高压血流通过外周阻力血管和器官转化为均匀的血流[7]。为应对高而复杂的机械负荷，主动脉壁有一个较为强健、稳定的结构，由三层结构组成，每一层在维持血管功能和结构完整性中发挥关键作用。内膜是最内层，由单层内皮细胞和内皮下层构成，直接接触血流，其主要功能包括维持血管通透性、分泌一氧化氮(NO)等分子调节血管张力，并参与抗血栓形成。中膜是主动脉壁的核心层，主要由平滑肌细胞(SMCs)、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构成。弹力纤维赋予主动脉弹性，在心脏收缩期扩张储存能量，舒张期回弹维持血流连续性；胶原纤维则提供结构强度，限制主动脉过度扩张；平滑肌细胞通过收缩和分泌细胞外基质(ECM)参与血管重塑和修复。外膜是外层结缔组织，含有血管滋养管和神经纤维，其主要功能是为主动脉壁提供营养，并参与炎症反应和血管修复[8] [9]。

遗传因素对主动脉壁的结构和功能具有深远影响，基因突变可通过多种途径导致主动脉壁异常。例如，FBN1基因突变导致弹力纤维合成障碍(如马凡综合征) [10]，COL3A1突变引起胶原代谢异常(如血管型Ehlers-Danlos综合征)，ACTA2突变则影响平滑肌细胞功能，导致ECM稳态失衡。这些结构异常使主动脉壁力学性能下降，易在血流剪切力作用下发生夹层，进而引发急性主动脉夹层(AAD)等严重并发症。

3. 遗传性主动脉疾病

3.1. 马凡综合征(Marfan Syndrome, MFS)

MFS最早由安东尼·伯纳德–吉恩·马凡于1896年提出，是一种发病率为1/5000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11] [12]，其表型主要表现为主动脉根部扩张、晶状体脱位、骨骼异常[13] [14]。MFS患者初期症状多样，涉及骨骼、眼睛和肺部系统，但最危险的是心血管并发症。统计显示，60%~80%的患者可能面临主动脉夹层的风险，若未及时干预，死亡风险极高。绝大多数患者将在45岁前因主动脉破裂或夹层等严重并发症死亡[15]-[17]。

1991年，FBN1基因突变被确定为MFS的遗传。FBN1基因的杂合突变是MFS最常见的遗传学机制，这种疾病通常以显性遗传模式在家族中传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罕见，但医学文献中也记录了纯合或复合杂合突变的特殊病例[18]。马凡综合征患者中，约95%可通过FBN1基因突变解释，已知的突变类型已超过1800种。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例是由新生突变导致的[19]。FBN1基因位于染色体15q的长臂区域，由65个编码外显子构成。目前已在该基因中鉴定出接近2000种罕见的致病性突变，这些遗传变异分布广泛，并与马凡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FBN1基因的主要功能是编码原纤维蛋白-1，该蛋白质是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icrofibrils, ECM)的关键成分，在维持ECM结构和调节细胞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 [21]。

原纤维蛋白-1是一种具有模块化结构的蛋白质，其序列中呈现出两种富含半胱氨酸的结构域重复模式。该蛋白质包含47个第一类结构域重复，每个结构域都保留了6个特定的半胱氨酸残基，并且这些结构域与表皮生长因子存在同源性，因此被称为EGF样结构域[22]。在MFS中，错义突变是最常见的突变类型，如替换或插入影响EGF结构域折叠的半胱氨酸，改变钙结合相关残基，或改变EGF结构域中的甘氨酸位置，约10%的致病性变异会引起剪接位点的破坏会导致EGF样结构域错误折叠，损害钙离子结合能力，破坏微纤维组装。大片段缺失或截短突变引起单倍体不足，直接减少功能性FBN1。FBN1的单倍体不足是10%~15%的MFS病例的病因。此外，高达7%的MFS致病突变源于FBN1基因的大片段或完全缺失[23] [24]。这些突变会导致TGF-β信号通路异常激活，引发基质金属蛋白酶分泌增加，加速ECM结构的降解。中膜结构因此变得脆弱，最终促发主动脉夹层的发生。

确定MFS特定表型的FBN1基因型对医学诊疗具有重要意义。由于MFS临床特征在不同家族间存在显著变异，准确将基因型和表型联系起来极其困难。目前已知，外显子24至32区域的新生错义突变与新生儿型MFS存在一定联系[24] [25]。然而，尽管这些变异集中在特定区域，但超过75%的致病性变异并未导致新生儿型MFS [26]，这一现状仍是当前医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难题。除FBN1基因外，研究人员还发现TGFBR1、TGFBR2、FBN3和COL1A2可能与MFS有关，不过目前这四个基因的临床表型尚未得到明确证实[27]。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建议定期进行主动脉影像学检查，采用药物控制主动脉扩张速度，当主动脉直径达到5.0 cm时，及时实施手术修复，以有效降低急性主动脉夹层的发生风险。同时，应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并处理眼部并发症，并密切关注骨骼系统变化，一旦出现骨骼并发症，立即给予针对性治疗。

3.2. Loeys-Dietz综合征(LDS)

Loeys-Dietz综合征在2005年由Bart Loeys和Harry Dietz首次描述。由TGFBR1 (9q22)、TGFBR2 (3p24)、SMAD3基因突变引起，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28] [29]。其典型特征包括眼距过宽、异常悬雍垂、腭裂、主动脉扩张和动脉瘤及血管迂曲[30]。与MRS类似，LDS常见的骨骼改变包括脊柱侧弯、扁平足、前胸壁畸形、自发性气胸和硬脊膜扩张[31]。然而，LDS的心血管表现更严重，主动脉瘤更容易在较小直径时或较年轻时发生夹层或破裂。主动脉瘤不仅限于根部或升主动脉，还常累及主动脉分支和脑血管；颈部和头部血管常见动脉迂[28]。LDS还常见腹股沟疝、脐疝、食管裂孔疝、皮肤薄透明、伤口愈合不良和萎缩性瘢痕[30]。

TGF-β信号通路在维持血管壁稳态中起关键作用，涉及细胞外基质合成与降解、平滑肌细胞分化与功能以及血管壁炎症反应。LDS患者中，TGFBR1、TGFBR2、SMAD3等基因突变导致TGF-β信号通路异常[32]，虽降低受体激酶活性，但通过损害受体降解或增强配体非依赖性二聚化，导致SMAD信号持续激活。最终引起弹性纤维合成减少或降解增加，胶原纤维交联减少，平滑肌细胞收缩能力下降，血管壁力学性能和对血流动力学的适应性降低，同时激活血管壁炎症反应，增加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导致血管壁脆弱性增加，提高主动脉夹层风险[33]-[35]。

3.3. Ehlers-Danlos综合征(EDS)

埃勒斯–丹洛斯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具有显著的临床和遗传变异。1997年，维勒弗兰什神经学对六种主要类型进行了分类[36]，而2017年，国际EDS联盟修订分类并识别了13个亚型[37]。这些亚型源于对特定基因突变与相应临床表现的深入研究。EDS主要表现为多系统损害，包括皮肤松弛、关节不稳定、血管脆弱以及内脏器官异常。典型特征为关节过度活动、皮肤高度可拉伸和组织结构脆性，其中约25%的患者存在严重的主动脉瘤风险[13]。EDS的发病率被认为在每5000至25,000人中有1例[38]。在EDS病例分布中，经典型和过度活动型EDS占绝大多数，超过90%，相比之下，血管型EDS的比例不足5% [39]。

vEDS主要源于COL3A1基因(2q32.2)的显性突变，这一基因负责编码III型胶原蛋白[40]。由于III型胶原是血管中膜和外膜的关键成分，与I型胶原共同维持血管壁的机械强度和弹性，当患者体内出现错义突变(如甘氨酸替换)破坏胶原三螺旋构象，异常肽链整合入纤维，干扰交联并增加对内肽酶敏感性，或是无义突变致等位基因失活，将导致胶原纤维直径不均、排列紊乱，血管壁脆性增加，血管壁的胶原网络将变得松散和不稳定，难以承受正常的血流剪切力和血压波动，从而增加局部撕裂和血管夹层的风险。此外，III型胶原缺陷不仅直接损害血管壁力学特性，还可能破坏细胞外基质(ECM)的整体平衡。这种失调可能激活金属蛋白酶(MMPs)，加速胶原和弹性纤维的降解，加剧血管壁结构损伤。同时，胶原缺陷可能干扰血管平滑肌细胞与ECM的相互作用，降低其收缩和修复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血管壁的稳定性[41] [42]。综合多种病理因素的共同作用，血管壁逐渐丧失正常强度和弹性，极大地增加了组织损伤风险。深入研究这些潜在机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疾病本质，还为未来的靶向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

3.4. 其他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

除了上述三种经典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病易引发主动脉夹层外，还有许多其他遗传性结缔组织病与主动脉夹层密切相关。Turner综合征(Turner Syndrome, TS)是一种源于X染色体完全或部分缺失(45，X或嵌合体)的遗传性疾病。该疾病患者的心血管系统可能呈现多种异常表现，包括二尖瓣结构不规则、主动脉狭窄等。通过研究发现，患者主动脉扩张和动脉瘤的发生概率在3%至42%之间。X染色体短臂(Xp)上的关键基因单倍体不足被认为是核心机制。研究显示，位于Xp22区域的TIMP1和TIMP3基因的缺失或表达降低，或突变极大地增加了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因为TIMP1和TIMP3是重要的MMPs抑制剂。它们的缺失导致MMPs活性相对增强(尤其是MMP-2和MMP-9)，加速主动脉壁细胞外基质(特别是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的降解，患病可能性可提高至原先的10倍[43]。此外持续的基质降解破坏了主动脉壁的正常结构，使其薄弱，难以承受血流动力学压力，最终导致扩张、夹层或破裂。此外，X染色体上其他涉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功能、内皮功能的基因缺失也可能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主动脉病变的发生发展。

舒普林岑-戈尔德伯格综合征(Shprintzen-Goldberg Syndrome, SGS)是一种由SKI和FBN1基因突变引发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该疾病与马凡综合征有相似的骨骼特征，两者均与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通路异常相关。SKI基因编码的Ski蛋白是TGF-β信号通路的关键负调控因子。它通过与激活的Smad2/3-Smad4复合物结合，抑制其转录活性，并招募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等辅阻遏物复合物，导致其对TGF-β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减弱或丧失，造成TGF-β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会驱动多种病理过程，包括：平滑肌细胞向合成型转化、细胞外基质合成与降解失衡、炎症反应增强以及血管壁重塑异常。这些变化共同削弱了主动脉壁的结构完整性，使其易于扩张甚至发生夹层。不同的是，SGS患者的主动脉病变程度较轻[44] [45]。

皮肤松弛症患者常出现皮肤明显松垮，并可能合并疝气、肺气肿、肺动脉狭窄和主动脉瘤等并发症。当FBLN4基因发生突变时，会导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皮肤松弛症，并引发严重的主动脉扩张和主动脉瘤等临床表现[46]。

BGN相关性主动脉瘤综合征是一种X连锁遗传性疾病，由X染色体上xq28区域的BGN基因缺陷所致[47]。该基因缺陷可激活TGF-β信号通路，导致胶原沉积增加、血管壁纤维化加重，从而降低主动脉壁的顺应性，最终引发主动脉瘤及破裂[48]。男性患者可在极早期出现主动脉根部异常扩张，1岁时可能已有主动脉瘤，最早在15岁时易发生主动脉夹层，同时伴眼距过大、关节不稳定、关节挛缩、悬雍垂裂以及胸廓结构异常等多系统表现[49]。

3.5. 家族性胸主动脉瘤和夹层(Familial Thoracic Aortic Aneurysm and Dissection, FTAAD)

家族性胸主动脉瘤与夹层(FTAAD)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约20%的患者有家族史[50]，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外显率不完全(即携带突变基因的个体不一定发病)。男性更易发病且发病年龄更早，家族性病例的夹层通常发生在更年轻的年龄，发病时的主动脉直径较小。由于缺乏其他器官系统表现，起病隐匿，且在致病变异未明确时，难以评估年轻个体的患病风险。

FTAAD的发病机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多个与FTAAD相关的基因突变，如ACTA2、MYH11、MYLK、PRKG1等，通过影响平滑肌细胞功能和ECM稳态，导致主动脉壁结构异常[51]。例如ACTA2突变干扰平滑肌α-肌动蛋白功能，破坏细胞骨架[50]；MYH11突变影响肌球蛋白重链，降低细胞收缩力；MYLK突变损害肌球蛋白轻链激酶，引起收缩调控异常。FBN1、COL3A1突变破坏ECM成分合成和组装，削弱微纤维结构稳定性和ECM弹性[52]。TGF-β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如TGFBR1、TGFBR2、SMAD3)突变导致信号传导异常，过度激活TGF-β信号，促进ECM降解和炎症反应。这些异常共同加剧主动脉壁结构破坏，增加夹层发生风险。

FTAAD夹层的发生涉及多个基因和复杂的分子机制，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主动脉壁结构和功能发生异常，最终引发夹层。深入研究、分类FTAAD多种基因型不仅能了解疾病发生过程，还为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4. 遗传学研究在AD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4.1. 早期诊断与风险评估

基因检测技术在AD的早期诊断和风险评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全外显子测序(WES)、全基因组测序(WGS)以及靶向基因panel检测等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高效、精准地识别高危个体，尤其是无症状的家族成员[53]。这些技术能够全面筛查与AD相关的致病基因突变(如FBN1、TGFBR1/2、ACTA2、COL3A1等)，为患者及其家族提供早期预警，从而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干预。根据2018年发表在国际心脏病学期刊上的专家共识[54]，针对具有遗传性倾向且瘤体直径大于45 mm的患者，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建议开展基因检测并对一级亲属进行筛查：1) 发病年龄早于50岁(不论高血压状况)或50~60岁且无高血压；2) 有家族遗传史(包括一级和二级亲属)；3) 呈现特定综合征的表型特征。

基因检测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还在于其能够揭示潜在的遗传模式(如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和突变类型(如错义突变、无义突变、剪接突变等)。例如，对于马凡综合征(MFS)患者，FBN1基因突变的检测可以帮助明确诊断，并为家族成员提供遗传咨询和筛查建议。此外，基因检测还可以识别新生突变，这对于散发病例的诊断和风险评估尤为重要。

在基因检测基础上，综合考虑家族史、高血压病史、影像学指标(主动脉直径、夹层累及范围等)及实验室指标(D-二聚体水平、肌钙蛋白等)多项因素，构建遗传风险评估模型。对高风险个体进行定期影像学检查，监测主动脉直径变化；针对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可选择个性化药物治疗或早期手术干预，通过精准医学模式降低主动脉夹层发生风险，提升患者预后。

4.2. 个体化治疗

手术治疗在急性主动脉夹层管理中具有关键作用，特别是针对遗传性疾病引起的夹层。这类患者多源于胸主动脉瘤的进展。手术指征主要取决于动脉瘤的大小、增长速率和破裂风险，对于携带ACTA2、TGFBR2等高危基因突变的患者尤为重要。通常，当患者主动脉直径达到50~55 mm时，建议实施预防性手术干预。ESC指南明确[55]，MFS患者在主动脉根部直径满足以下条件时应进行手术：根部最大直径 ≥ 50 mm；或根部直径46~50 mm，同时具有家族遗传史、年度扩张率 > 2 mm、合并重度主动脉瓣/二尖瓣返流，或存在强烈怀孕意愿。对于LDS患者，当主动脉根部直径超过42 mm时，建议实施外科手术，因为患者的心脏组织结构极其脆弱[56]。鉴于不同基因型对主动脉夹层发病机制的影响，手术决策需全面评估基因特征、主动脉扩张进展、遗传背景以及患者的整体医疗状况，从而制定最为精准的治疗方案。

药物治疗对于AD患者的个体化方案至关重要。术前或没有手术意愿的患者，首要目标是严格控制血压。对于遗传性主动脉疾病患者，药物治疗的重点在于抑制基因突变导致的通路异常激活，有效减缓主动脉扩张进程。022年ACC/AHA主动脉疾病指南推荐[3]，β受体阻滞剂和氯沙坦类药物是治疗遗传性主动脉疾病的首选药物。β受体阻滞剂能够降低心率和主动脉生长速率。氯沙坦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II受体，减少SMAD2磷酸化和ERK-2激酶通路活性，负调控TGF-β，从而减轻ECM降解和炎症反应，有效延缓主动脉扩张和夹层的进展[57]。

精准医学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个体化治疗的发展。通过结合患者的基因型、临床特征和影像学数据，可以制定更为精准的治疗方案。例如，对于携带FBN1突变的MFS患者，早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或ARB药物可能显著改善预后；而对于TGFBR1/TGFBR2突变患者，TGF-β抑制剂的应用可能更具针对性。此外，精准医学还强调多学科协作，通过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遗传学等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为患者提供最优化的治疗策略。

4.3. 家族性AD的预防

4.3.1. 遗传咨询与家族筛查

遗传咨询与家族筛查是家族性急性主动脉夹层(AD)预防的核心环节。遗传咨询旨在为患者及其家族成员提供全面的遗传信息支持，包括解释基因突变的意义、遗传模式(如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以及疾病风险。通过遗传咨询，患者及其家属能够更好地理解疾病的遗传背景，明确家族成员的潜在风险，并为后续的筛查和干预奠定基础。对于高危家族成员，建议进行系统的基因检测，以识别致病突变携带者。同时，结合定期影像学监测(如超声、CT或MRI)，可以动态评估主动脉直径和结构变化，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

4.3.2.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在降低AD发生风险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严格的血压控制是关键，通过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和非药物手段(如低盐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将血压维持在目标范围内，以减少主动脉壁的机械应力。其次，避免剧烈运动(如举重、竞技性运动)也是重要的预防措施，因为高强度运动可能显著增加主动脉壁的应力，从而诱发夹层。对于高风险个体，建议选择低强度运动(如步行、游泳)以维持健康的同时降低风险。

4.3.3. 心理支持

心理支持是家族性AD预防中不可忽视的环节。遗传疾病的诊断可能对患者及其家族成员造成显著的心理压力，包括焦虑、抑郁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至关重要，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负担。此外，建立患者支持团体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个分享经验、获取信息和情感支持的平台，增强其应对疾病的能力和信心。

通过遗传咨询、生活方式干预和心理支持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家族性AD的发生风险，还能显著改善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为疾病的全面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5.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然而当前对基因突变致主动脉病变的分子通路认知尚不完善，我们在未来可以利用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在单细胞层面解析突变如何特异性影响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及成纤维细胞的功能，揭示TGF-β通路外的调控网络(如Wnt/Notch信号)，进一步阐明细胞外基质动态失衡的精确机制。此外，建立大规模前瞻性队列，整合基因型、深度表型及环境因素，明确特定突变与AAD发病年龄、病变位置、扩张速率及治疗反应的关联对于该疾病的防治至关重要。在社会及患者心理层面上针对性的制定心理支持性遗传咨询规范，缓解阳性结果的社会心理压力；设计家系风险分层筛查方案，如为儿童携带者提供低剂量MRI监测；推进国际注册数据库建设，追踪罕见基因变异携带者的长期健康轨迹等策略对于提高家族性主动脉疾病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大数据以预测疾病风险和发展趋势，将为个性化医疗提供新的视角。此外，探索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尤其是针对特定分子靶点的治疗，将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整合医学、遗传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推动对家族性主动脉疾病的全面理解和管理，最终实现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NOTES

^*通讯作者。